林登：80年代北京街头的日常与历险丨正午书架

编者按：1984年，美国青年布莱恩·林登获得了一份中国政府奖学金，来到中国求学。他在北京学习中文，主演电影，成为摄影记者，并以背包客的身份走遍大江南北。在南京大学约翰霍普金斯研究中心攻读研究生时，林登遇到了他的妻子，后来他又以斯坦福大学博士候选人的身份回到美国。2004年，林登与妻子和两个儿子回到中国，扎根于云南喜洲，并致力于保护和修复中国（国家级）物质文化遗产。近日出版的《寻乡中国》是林登在中国生活35年的回忆录。以下内容摘自该书，透过一个外国人的视角，读者可以了解80年代中国社会发生的各种变化以及青年人的心绪悸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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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隔着半生回顾那些褪色的照片和泛黄的日记，那些自己第一次探索中国的记录。我很难记起故事中的诸多细节，常常发现过去的自己就像是个陌生人，为自己那时的青春与天真感到惊讶。但每一段回忆都影响了接下来的故事。这些记忆的碎片就像拼图一样，创造了一个远未完成的终生使命。回顾过去的乐趣在于，意识到还有多少事物有待探索。

……

1984年，整个北京只有两部自动扶梯，都在北京站：一套在楼上，一套在楼下，似乎永远都是坏的。我给它们起了个外号叫“阴阳恋人”，天造地设的一对，只是缺少火花。

北京有几家宾馆大堂的西式洗手间可以向非住宿客人开放：其中一个在北京宾馆的迎客厅侧面。在北京宾馆的正厅，你只要花2美元，就可以买到一杯雀巢咖啡，外加一块大白兔奶糖，但买咖啡并不附赠纸巾。厕所里永远燃着盘香，以遮掩从下水管道散发出的难闻气味。

建国酒店位于天安门广场以西3公里处，是北京唯一一家早餐时段无限量为客人提供咖啡的酒店，同时还配有条件最好的浴室。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把美国来华访问的同事安置在这里，包括《60分钟》节目组的编导和工作人员。能够在这样具有多种功能的环境中喝上十几杯咖啡，在楼梯上跑上跑下放松自己，真是一种颇为高端的组合。

我每月会去北京饭店两次，搭乘电梯到五楼，然后进入美国运通公司的办公室。在离开美国之前，我以75美元/年的价格购买了一张运通信用卡。美国运通卡使我能够用他们的办公地址接收邮件，并把我的旅行支票兑换成美元。我总是满怀期待地走进办公室，这是我与外部世界唯一的联系。后来，美国运通公司代表都认识我了，每次去取包裹时都令我的内心期待变得更加柔软：“今天有人收到了一个漂亮的包裹。”她吹嘘道，或者“有些很酷的明信片正焦急地等待着你的到来”。

这些包裹通常是最新音乐磁带、最受欢迎的电视节目或小熊队棒球比赛实况录音。我的父母知道我喜欢美剧《陆军野战医院》（Mobile Army Surgical Hospital 1972—1983）和《夏威夷神探》（Magnum PI 1980—1988）。很多个夜晚，我都坐在宿舍外漆黑的篮球场边，听着这些几乎难以听清的节目。我经常发现自己居然被广告迷住了：

白城堡汉堡包（White Castle）有种让人无法割舍的味道。

挑剔的母亲选择吉夫（Jif）花生酱。

可口可乐，就是可乐。

这些广告歌曲，比电视节目本身更能激起我的“乡愁”。对熟悉事物的渴望，总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向我袭来。我很快就会忘记我听过的节目内容，但是那些广告却能在我脑海里萦绕好几个星期。在中国的头三年里，我没有吃薯片、燕麦片、早餐麦片、面包、汉堡、馅饼、奶酪、比萨、牛奶等熟悉的食物。在拍摄的第二个月，一位不会说英语的北京医生告诉我，我胃里有一条寄生虫。他在笔记本上画了一条看起来像是来自反乌托邦的大嘴蜈蚣（百足虫），似乎在暗示这只“怪物”正在吃我胃里的食物。我至今仍不知道这条蠕虫（蛔虫？）是不是按比例画的。医生给了我一些25美分硬币大小的驱虫药（Anthelmintics），就像漂浮在美国各地游泳池里的驱虫药分配器所使用的那种消毒药丸。直到今天，我都不知道这条蠕虫是否真的存在过，或依然存在于我的内心深处，所以我决定不去想它。

1987年回到美国后，我再也无法消化乳制品，连消化小麦都变得非常勉强。在中国的最初几年里，我瘦了将近7公斤。

20世纪80年代，外国人在中国还比较少见，专门接待外宾的酒店并不对普通中国人开放。各家酒店的客人和出租车，必须通过看守大铁门的严肃警卫才能获准进入。当地的中国人会聚集在大门外，好奇地围观老外们。海外的华侨必须携带护照才能进入这些酒店，但一张非亚洲面孔就可以畅通无阻。我偶尔会邀请中国朋友们到北京饭店喝咖啡，或者一起吃饭。我的朋友们必须把他们的身份证存放在酒店前台，等他们都登记完成后我才能进去。如果我的一些朋友想要提前离开，就必须由我陪同他们一起去前台，并为他们办理出门手续。与此同时，我还必须露出没有刮胡子的脸。

我会把在美国运通驻京办公室兑换的美元存入中国银行。

中国银行位于天安门广场西侧的一座古老的欧式建筑里，离毛主席纪念堂很近。银行工作人员会拿走我的美金和护照，把它们夹在两个衣夹和一个滑轮上，然后推向一个混乱的滑动传输系统。这个系统由悬挂在距离地面大约25厘米的不稳定绳索组成。我的护照会飞到房间的一个角落，勉强避开另一位顾客签署的文件，而我的现金则会飞到另一个区域。外汇兑换券（FEC）会在15分钟后到达我的窗口，然后我的护照会从银行远端的滑动绳索处出现。不知何故，一通看似毫无章法的“乱飞”之后，就像中国的自行车交通一样，一切似乎都运转正常。

2

中国要求所有国际旅客都将外汇兑换成这种独特的“旅游货币”，只有非中国人才能使用崭新的英文钞票。虽然外汇券在理论上应该与人民币等值，但由于外汇兑换券具备很多当时人民币并不具备的功能，比如能购买进口商品或兑换美元，在黑市上，外汇券的价格比人民币高出50%—60%.我不得不使用外汇券在北京友谊商店购买商品。这幢高大幽深的建筑拥有博物馆般的商品陈设，你甚至可以在中国传统工艺品和中药材展示柜中间，找到当时稀有的罐装可口可乐，甚至一两本英文小说。因为老友谊商店位于北京使馆区附近，总有一些外国政要来店内参观。

在老友谊商店外徘徊了三个月后，我第一次在中国遭遇了不幸。三个青年人来找我换外汇券。因为我需要人民币，所以我跟着他们来到了友谊商店西侧200米外的一个建筑工地（该项目成为北京第一座高层建筑—中信公司总部所在地）。在竹竿搭成的施工棚和五颜六色的塑料布后面，我交出了我的外汇券。就在其中一个人要给我人民币的那一刻，他的同伙惊叫：警察来了！然后三个人同时朝不同的方向逃跑，其中一个拿着我价值100美元的外汇券。在我环顾四周，意识到附近并没有警察后，我努力追赶其中一个人，结果却在火车站附近的窄巷中跟丢了。我几乎陷入了绝望。

第二周周末，我回到友谊商店和北京饭店周围，寻找那些在黑市上兑换外汇券的三个人。在王府井大街的北京饭店东北出口外，我看到那三个人挤在一个天津糕点摊旁。我迅速地走近他们，跟他们说把钱还给我。可他们就好像从来没见过我一样，若无其事地朝着北京主干道长安街的方向走去。我跟在他们身旁，用英语大声吓唬他们，引起了交警的注意。三人走到北京饭店门前的一个公交车站，当我拉住他们讲话时，他们正打算登上一辆即将到来的公交车。我截住了这三个人，把他们推到北京饭店的大门口。一些围观者聚拢过来，警察也看向我们，但没有进行干预。这三个人可能意识到不值得为一点钱就引起如此大的关注，于是掏出一叠人民币扔给我，蹿上一辆开往天安门广场方向的1路公交车逃走了。

这些皱巴巴的钞票被风吹得四散在人行道上，有些甚至被吹进了北京饭店的铁门里。我尽一切努力追着纸币跑，甚至跑进宾馆去找剩下的纸币。宾馆大铁门里的保安们拿着所有从大门飘进去的钱，骄傲地递给我，并一边赞赏地拍着我的后背，一边叫我“逻辑”。当时我并不理解这个名字，接下来的几年每当我去北京饭店时，这个称呼就会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里。

直到1985年，我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做了一期关于西尔维斯特·史泰龙的新闻特辑，为他主演的电影《第一滴血》在中国最早的外国电影节上首映做宣传，我才发现其实保安们是在叫我“洛奇”而不是“逻辑”。然而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我走在北京市中心的街上时总是小心翼翼，担心可能会遭到报复。每次到北京饭店时，我也总感觉像回到了拳击赛场的角落，那个充满坚韧毅力和咖啡香气的空间。

3

北京饭店是我当时唯一可以冲洗照片，以及给家里打电话的地方。它宽大的建筑外观由三座不协调的建筑组成，每座建筑的建成时间大约相隔十年。正门位于一个不起眼的中国街区，通过一条狭窄的走廊连接着一座苏联“人民宫殿”风格的建筑。

北京饭店的第一栋和第二栋建筑之间有一个小邮局，邮局旁边是一间照片洗印办公室，里面放着当时北京仅有的一台胶片冲洗机。当时拍摄照片的成本很高昂，需要足够的耐心和谨慎。胶卷很昂贵，而且特别不好买。当时在北京，只有少数几家涉外商店出售柯达或富士胶卷，24张/卷的价格通常为5美元，36张/卷则要8美元。冲洗胶卷也同样昂贵，一张照片的成本相当于50美分。每次我冲洗胶卷时，总要满怀期待地等待三四个小时。当然，照片过度冲洗的情况也时有发生，而且通常是那些以不太讨喜的方式展现中国的照片。

给家人打越洋电话是一项极其艰巨的任务。小小的邮局里塞满了三个单人国际电话亭：

1.先把电话号码告诉邮局工作人员，然后用外汇券支付押金。

2.填写一系列的文件，说明自己打电话的原因。

3.在柜台远端的一张塑料椅上，听别人给他们所爱的人打电话，同时等待工作人员接通外线电话。

4.通常30分钟后，已经近乎昏睡的我会被一声急促的尖叫声惊醒，然后冲向1号、2号或3号电话亭。

一旦进入电话亭，我就必须和隔壁电话亭的通话者展开音量“竞争”，让家人能更清楚地听到我的声音。越洋电话的通话质量很差，我的声音经常被各种咳嗽声打断，每次电话结束时，母亲都会叮嘱我去医院检查一下，因为听起来好像是我得了肺结核。

这两年多的时间里，我没有离开中国，家人也没有来看望过我，这些电话是我和家人之间唯一的联系。在很多家人看来，这两年多的时间充满了艰辛，但也是我智力和精神的成长时期。

我仿佛脱胎换骨变成了另一个人。从很多层面来讲，我进入了一个新的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