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 口述 ｜ 陈冲
采访 ｜ 李响
我最早接触摄影，是十多年前，那是一种朴素的记录的欲望。和很多摄影爱好者一样，我喜欢带着相机在广州的大街小巷随走随拍。2015年时，“爬楼”很火，整个广州的“爬楼党”不超百人。当我第一次爬上还未竣工的广州周大福金融中心，在90层的高度毫无防护措施的情况下留下了第一张与广州塔的合影时，我既紧张又兴奋。2017年，我开始接触航拍，无人机给了我前所未有的视角，让我捕捉到地面难以企及的画面。
大学时，我学的是光电信息工程，毕业后进入广州一家通信国企，工作是为新楼盘规划网络线路，绘制施工图，朝九晚五。那五年，稳定的工作，稳定的薪水，稳定的状态，但也是一种清晰、可预见的重复，永远按照既定的图纸运行。2017年，当《南方都市报》看到我的航拍作品而伸出橄榄枝时，我毫不犹豫地接受了，因为我渴望尝试新鲜的变化。
以视频记者的身份，我体验了一种全新的工作模式——自主挖掘选题，制作短视频，更有机会奔赴各类新闻现场，参与重大事件的报道。2019年香港修例风波期间，我在当地驻留了半个多月；2020年武汉疫情暴发后，我在元宵节后奔赴一线，直至解封才撤离；2021年郑州特大暴雨中，我拍摄的那张航拍图曾在网络广泛传播……这些经历极大地丰富了我对世界的理解与看法。
当职业的新鲜感逐渐褪去，媒体行业也在整体下行。当裁员消息到来时，我反而有种松了一口气的坦然。从国企到媒体，这段经历我并不后悔。我确信自己不想被困在一种一成不变的生活里，我依旧在行走。
作为幕布的广州塔
最早“爬楼”的时候，我痴迷于广州的天际线。2015年前后，我拍的都是一些大场景的风光照。后来我的拍摄从空中转向地面，记者工作推动我更深入地去接触街头生活。有次整理照片时，我发现，广州塔频频出现在各种背景里。既然广州塔无处不在，不如就以此主题，系统地拍一个长期项目。
2021年起，我有意识地把“广州塔”作为一个核心线索，来观察和记录这座城市。广州塔是一个巨大的视觉符号。很多日常的场景，单独拍可能显得平常，一旦广州塔出现在画面中，哪怕是远远的一个角落，它就像给这个瞬间盖了一个印章。一个孤立的瞬间被纳入了以广州塔为坐标的城市影像网络里。广州塔让普通的记录有了某种地理归属感，它就像一块幕布，让这座城市里形形色色的生活在上面不断上演。
我是2022年买的房。装修时我就发现，从客厅、厨房到卧室，好几个角度都能望见广州塔。家成了我最固定，也最私人的观察点。出门前看看窗外的天气和塔的清晰度，几乎成了我决定当天要不要出去拍照的“天气预报”。有一张作品是从厨房拍的，那是一个夏天的清晨，我习惯早起，走到厨房，透过窗户看到广州塔，那一瞬间打动了我。我顺手把水池边一些零散的碗碟和杂物移开，用手机拍下了这个日常的时刻。没什么宏大的叙事，就是我和我生活的这座城市，在一个普通早晨的一次对望。
还有一张照片，里面有地球仪，它像一个正式的“纪念照”，那是房子装修好后我正式入住拍的。我把那个很少点亮的地球仪打开，让它和窗外的广州塔同处一个画面。地球仪代表着我环游世界和探索世界的渴望。我很喜欢的乐队“五条人”有张专辑叫《地球仪》，他们有个口号是“立足世界，放眼海丰”，而我也将这张照片命名为“立足世界，放眼广州”。
最意外的是那张“珠江边的养牛场”。当时我想航拍广东科学中心的建筑，操控无人机时，镜头里突然出现了江边的一片绿地，上面竟然有很多牛。在现代都市的边缘看到这样近乎田园的画面，背景里还矗立着广州塔，那种反差让我觉得特别神奇。按下快门时心里还挺忐忑，生怕拍的过程中牛走动了，好在它们都很配合。即使是四张拼接，效果也不错。
城中村那道“透明的墙”
在海珠区“大塘涌”的拍摄，是我长期观察和思考的成果。那里是广州中轴线南端的一个河涌，一座小桥直对着广州塔，两边是密集的城中村楼房。最早，有些爬楼拍风光的人发现了所谓的“广州威尼斯”机位。但吸引我的不是风景，而是桥上的人。你总能看到很多三四十岁、无所事事的男人，就坐在桥边矮矮的水泥护栏上发呆。这里是广州著名的“制衣村”，汇聚了大量从事服装加工的务工者。这些人工作和生活都挤在狭小的空间里，没有公园，没有客厅，这片开阔的桥面，就成了他们难得的、可以喘口气的“公共客厅”。他们坐在那里发呆、聊天、消磨时间。后来我还看到有人在这里架起手机搞直播，引来一圈人围观，我都用镜头记录了下来。
渐渐地，我意识到这个空间还有另一层“主人”。他们是原本的村民，他们才是这片土地真正的主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早已搬离，只在重要的节日比如端午，才会大规模地“回归”。那时他们会封住河涌两边的路，在祠堂举行仪式，热闹非凡。那场面像是一年一度盛大的文化“快闪”。端午节对他们而言，隆重程度不亚于春节。那不是外人想象的“龙舟比赛”，而是一种宗族间的祭祖仪式。他们会把村里供奉的神明请到龙舟上，划着船去邻村拜访，放鞭炮、来回巡游。
我印象最深的一幕发生在端午前。村民们在河涌里按古礼划着龙舟，岸边围满了在此务工、生活的异乡人。他们看得兴致勃勃，不少人激动地高喊“加油！加油！”。其实，他们完全置身于这项传统仪式之外，却用观看体育比赛的方式，理解着一场宗族祭祀。两种人共享着同一片物理空间，但我感觉到，有一堵透明的墙隔在中间。他们的生活空间很近，但对这片土地的归属感却相隔甚远。我的镜头所捕捉的，正是这种同处一地却又彼此疏离的状态，它比任何单纯的风光照片都更真实，也更复杂。
说到在城中村的超现实画面，有一张“天台养鸡”的照片让我印象很深。在海珠区的大塘村，我本来是想去一个熟悉的天台拍摄下面的街景。一上去，竟然看见几只鸡在晾晒的衣服和杂物间踱步，远处就是广州塔。那种组合太奇妙了，市井的生活痕迹和现代城市的地标，被框在同一个画面里。我当时只有手机，赶紧先拍了几张，我怕这种场景转瞬即逝。隔了一两天，我特意带上相机回去，那几只鸡缩到了一个类似厕所隔间的角落里。再过一两个月去看，鸡不见了，可能只是哪家店铺临时在那里寄养的。
有人问我，广州还有哪些能看到广州塔的角度是你没拍过的？其实很多，比如珠江新城那些高档写字楼和公寓的内部，肯定有无数更新颖的视角，但我没办法进去拍。我拍的题材，除了人物，也有纯粹的自然风景，比如一些花草植物。随着四季变化，它们与广州塔同框时会呈现出不同的氛围。这个塔就像一个视觉坐标，极大拓展了我摄影的方向。
三个广州
广州是我离开潮汕老家后的第二故乡。我感觉广州的最大特点是，人特别“满”。早高峰时，连非机动车道也堵得水泄不通，视觉上有一种扑面而来的压迫感。走进城中村，逼仄的巷子里总是熙熙攘攘，夜晚，“握手楼”密密麻麻亮着灯。从我家的窗户看出去，广州塔的背景不是纯净的天际线，而是一层层阶梯般密集的居民楼。这座城市在空间上是没有缓冲地带的，珠江新城摩天楼群背后紧挨着的，可能就是一片城中村，那种对比强烈的视觉冲撞，在广州随处可见。
很多人用“包容”来形容广州。我觉得，在生活层面，它无疑是包容的，相对低廉的生活成本、选择多样的美食、发达的公共交通，来自五湖四海的人都能在这里找到自己的生存方式。在身份认同层面，我觉得用“混杂而疏离”来形容可能更准确。讲粤语、深固本地文化的老广；在此定居工作、构成社会中坚的“新广”；数量庞大、生活在城中村的流动人口……他们共享城市空间，却在经济生活、文化习俗和社会交往上有着清晰的边界，彼此之间存在着一种“透明的隔阂”。就像我之前拍的《三个广州》，珠江新城、老城区、城中村，它们在视觉上是对应的，但生活在其中的人们，却很少真正踏入彼此的日常。这种“混杂”恰恰是广州最迷人的地方，它为镜头提供了无数充满张力的场景，也是“广州塔”项目能持续进行的土壤。对我个人而言，认识广州的过程，就像在游戏中开拓地图，黑暗的区域随着我的行走而逐个点亮。我对亮起区域的熟悉，让我能感知其中的细微变迁。
我的摄影风格有着清晰的演变轨迹。最早我是从拍纯风光入门的，慢慢地我觉得那样拍出来的照片虽然精致，却缺少生气。于是我开始尝试在宏大风光里加入一些微小的元素，比如一个行人、一辆车，就像中国传统山水画里点缀的人物，让画面有了故事感。真正的转变是从空中走到地面之后。我找到了自己最舒适的工作方法：把一个固定的场景当作“幕布”，然后等待“演员”进入，在恰当的瞬间按下快门。这就是我现在拍“广州塔”系列的核心方法。
我在2023年加入了“拾城”，这是一个青年纪实摄影师联盟。在这之前，我的圈子要么是风光党，要么是媒体同行。拾城让我看到了影像表达的多样性，接触到了各种风格的创作。我爱读非虚构文学，这和我喜欢走路是一样的，都是对世界保持探索的欲望。摄影对我来说，始终是一种消遣、一种观察和留存时间的方式。
我是个I人，享受规律、平淡的生活。前几个月从《南方都市报》离职后，我的日子变得更简单：有拍摄的工作，我便带着相机出门；没有时我就看书、查资料，每天雷打不动地去跑步，在家做几道菜。这种慢节奏的生活，让我可以重新呼吸。拍摄广州这十几年里，我像一粒细胞一样，逐渐深入到广州的毛细血管里，那里有惊喜的发现、有持续的观看和由衷地欣赏。
有人问我“是不是因为热爱广州才拍它”，我的答案没那么浪漫：拍下这么多广州的影像，只是因为我生活在广州。如果在另一座城市住上十年，我也会用同样的方式去拍摄它。
——完——
作者李响，界面新闻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