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 | 赵景宜

口述 | 朱刚勇

 

在经济发达的台湾，贫穷应该不是问题。毕竟，这里法定最低月薪已达26400元新台币（约6000元人民币）。不过，当你来到台北的艋胛公园，多半会为眼前的风景惊讶：一边是涌入龙山寺参拜的观光人潮，一边是数百名露宿公园的流浪者。

“整个台北约有数千名无家者，近几年受疫情冲击，很多失业的年轻人也一度掉入无家可归的境地。”朱刚勇说。2014年，她和朋友们在台北成立了“人生百味”组织。他们大多来自设计、企业管理、网络IT等行业。通过搭建网站和电子地图，“人生百味”帮公众找到身边的拾荒者，并把家中的废品分享给他们。“人生百味”将无家者称为“街友”，他们不但为街友提供洗衣、洗澡等友善空间，还建立了暂住收容点，免费为一些街友提供半年的住宿，希望他们能在此期间找到一份工作，重建与家人的联系，再凭自己的能力去租房子，回到稳定的生活。

朱刚勇认为，在当代台湾，底层人经常被忽略或被污名化，贫穷问题被隐藏起来。从2017年开始，“人生百味”与十多个NGO伙伴共同举办了年度展览“贫穷人的台北”。通过展览、工作坊、流浪体验营、一人一故事等形式，他们希望公众能聆听贫穷者的生命故事。

以下是朱刚勇的口述：

 

谁比谁更危险

我第一次去台北时，看到车站外面睡了一排人，有点被吓到。为什么台北这么多高楼大厦，可还是有这么多人睡在外头？我是高雄人，以前很少看到这种情况，对街友的生活也非常陌生。只是经常听人说，一个人好吃懒做、不工作，才会变成街友。

惊讶之余我上网去查：他们是谁，发生了什么事？资料非常少，只有新闻里说，他们很可怜，底下有人留言：那是他们自找的，怎么不去找工作？很不自爱。种种迷雾之下，我想去了解真实情况到底是什么。

当我决定要做这件事，家人、朋友都劝我，不要接近街友，会很危险。而当我们接近街友时，他们甚至比我们更紧张。他们觉得来者不善：这些年轻人为什么要靠近我？是想传教，还是想诈骗？

怎么让他们放下警惕呢？我们用了大家最熟悉的方式——送便当。很多善心人士也这么做，街友们很容易接受。送了半年便当，我们循序渐进地问：我有两个餐盒，一个给你，一个我自己吃，可不可以坐在你旁边。就这样一边吃一边聊天，我渐渐发现：街头生存跟我想象的很不一样，你的东西很容易被偷，也有诈骗集团想骗你的身份证，用来做人头。好些大哥大姐跟我讲，他们也想翻身，可没有办法，找不到机会。当时我不理解：怎么会没有机会？在台北，有七成的无家者是有工作的。睡在街上，不用付房租，还有人发便当，每天如果能挣几百块钱，那为什么存不下钱呢？

带着疑问，我决定体验一下流浪者的生活。

无家者的工作大多是拿日薪的点工，比如举房地产的牌子，或者工地的粗工。他们要在公园等着，有个人开车过来，说今天需要十位，他就挑十个人走。但这样的机会没什么规律，所以要早上四五点就去排队。

我大概是三点多就去排队。工头看我是个年轻女性，觉得体力活肯定撑不住，点人头时就直接跳过。我这才知道，如果孤身一人、比较瘦弱、年纪太大，就很容易被工头淘汰掉。

我不想放弃，就从附近认识的人那里借了一辆手推车，去捡回收。我和另一个组员沿着商业街走，一些电器行给了我们很大的纸箱。我以为收获不错，但花了整个白天，只赚了59元新台币（约13.5元人民币）。

而所谓的免费便当也不如人意。虽然善心人士会在公园发放，但时间很不合适。例如下午两三点，有人去龙山寺拜拜，拜完后要还愿，会发善心。但那个时间很多街友都去工作了，也不是吃饭的时间。有一次我睡在公园，夜里十二点，附近好像有个研讨会或者音乐季的活动，他们还有剩余的便当，就拿到公园来发。可饭盒已经冷掉，饭也都硬了。

我们第一次露宿，最后选择睡在公园里。带我们的导师，以前也流浪过，他觉得艋胛公园会有200多位街友，女生夜宿不安全，就带着我们去了社区的骑楼。但半夜里我们被巡守队员驱赶，他们都是社区的叔叔、阿姨志愿组成。他们认为，睡到那里会给他们造成困扰。我们导师说，因为睡在公园很危险，才来这里。那个人反问道，你们既然要体验当街友，就也要体验她们面对的危险。

 

街头生存指南

后来我们和芒草心合办过几次流浪体验营，三天二夜，中间没有人逃掉，他们应该都有心理准备。我意外地发现，来流浪营体验的人大都和街友有关连。有的是家人失联，后来才知道他（她）成了街友。有些是工作中遇到街友，但不知道怎样和他们相处。有一个收容所的社工说，住在收容所的街友每天都说出去工作，但回来后也没拿多少钱。后来他才知道，经过雇主的东扣西扣，日薪赚的钱根本没多少。

有个医生的讲述让我印象蛮深，她常给病人提建议，比如三餐要正常，早点睡等。有个阿伯常去看病，却不遵从建议，每次状况都不稳定。后来她才发现，老先生是街友。三餐正常、早点睡这些建议其实都没用。她想体验一下老先生的生活，再给出贴合其状态的建议。

我们出过一本书《街头生存指南》，访谈了街上的大哥大姐，询问各种衣食住行的问题，请插画师画出他们生活的样子。例如晚上睡觉，纸箱要怎么折，能比较避风，能遮蔽强光。冬季气温在十度以下时，台北车站和其他地方会开放给街友们在室内过夜。台风天他们也有方法，在雨衣、雨伞的搭配下让自己不感冒。

很多人喜欢住在车站、公园，这里人流聚集，资源比较多，善心人士首选这里发便当。但也有刚成为街友的人，不愿意被别人知道，不喜欢被骚扰，会选择睡在河堤。河堤上人少，城市被河堤公园隔在另一边。也有人去教会，以工代赈，晚上能睡在室内的长椅上。蛮多人白天工作，晚上就想睡在软一点的材质上。他们会去网咖，便宜的话包夜只要120元，里面有沙发、冷气，或者是很大的电竞椅子，能睡得好一点，花费比旅馆便宜很多。在疫情之前，也会有人睡在麦当劳。

其实，越底层的人越需要公共空间。但社会对公共空间有既定的想象，往往限定了其功能。公园里的长椅，中间会设有扶手，你没法躺下来。饮水也是一个问题。小学、中学放学后，会开放给市民，可以去运动，公共饮水机可以接水。可我们认识的街友却说，宁可喝公共厕所的自来水，也不敢进学校。因为他们通常会被警卫拦下来，其实他只是想去装点水。这些事情都反映了我们的社会是如何区别看待人的。

 

是什么风把你吹来？

2017年，我们第一次做“贫穷人的台北”展览，主题叫“是什么风把你吹来？”有位文史老师说，台湾过去有很多移民，人们都是在某个时间坐着帆船，渡海来到这座岛。你必须要很幸运，碰到顺风，船才能开到这个地方。所以，是什么风把你吹来，言下之意是：我们都是幸运的。

顺着这个主题，我们试图找出不同时代来到台北的人。比如1980年代，台北刚好是现代化、全球化的阶段，非常多的建筑物、商业区在兴起，工作机会很多。来自中南部、东部部落原乡的族人，觉得这里有机会过得好一点。很多人白手起家，翻转了生活。但也有人不那么幸运，在颠簸中掉了下来。我们遇到的很多街友就是那个时候来台北的。在松烟文创园区办的一个展览上，有个大哥很兴奋和我们讲，他刚来台北的时候，就是在这家烟厂开卡车。后来失败了，就来到了街上。

也有从家里逃出来的人，很多是女性。在比较传统的家庭，女性的价值被贬低得很厉害，甚至遇到很多家庭暴力。人们会认为，对老婆的管教很正常。逃出来后，她们开始是找亲戚、朋友，但这些所谓的社会资本用完后，只得来台北碰运气，找工作。

只有在台北，才有这么多灵工的机会，尤其是万华一带。万华区位于台北西部，是一个开放较早，相对繁荣、热闹的地方。很多贫穷者住在这边，寻找工作的机会。人们在南机场一地，在河堤的区域搭建棚子、小屋，很多人从事往事运输、小贩的行当。

1960年代，因为新的都市规划，南机场盖了三期住宅，是当时台湾最先进的公寓区，也是最早有冲水马桶的楼房。公寓的居民有一部分是从河堤去的中低层居民，也有国民党的军眷。随着都市的发展，台北的中心转移到西边的信义区。于是万华变成了相对较老的社区，公寓屋龄很高，房价稍低，交通却很方便。底层的人们刚来台北工作时，会先在这里聚集。

从数据来看，万华区是全台湾社会福利人口最多、最密集的地方，所以应该是全台湾最穷的地方。但另一方面，这里也是社会救助、NGO很多的场域。大家关注的范围不同，但彼此常会相互帮忙和分享资源。

我也不是台北人，到目前在这里生活了十年。现在来台北的年轻人，也像以前的新移民一样，想找一个更自由、更有机会的地方。在试图独立的过程中，我们不像欧美那样的原子化、个人主义，但也不像过往那样和原生地绑得那么紧。

从社会福利来讲，台湾还有一些东西停留在家族制和户籍的捆绑中。一个低收入户必须在原户籍地才能申请到补助。很多补助也会和你的家人关联。比如我和父母可能二三十年没有联络了，但想要申请补助时，法律规定却是：你爸妈有地有房，你不能申请。但我很可能是被爸妈打出家的。

 

成为无家者，好像进入单向门

这两年，我们遇到很多因疫情失业的年轻人，没有存款，只好成为街友。也有因为交不出房租，被房东踢出去的。

一直以来，青年的贫穷问题似乎并不严重。台北的最低起薪，似乎是可以打平城市生活的成本的。台北的服务业也很发达，但因为疫情，八大行业、娱乐行业都暂停，很多人失业。一失业就直接往下掉。有些人不想造成家人困扰，不敢回去求救。更糟糕的是，有人本就是从有压力或暴力的家庭逃出来的。

以前人们认为，零工更自由，可以脱离社畜的生活。但这几年，世界很多经验和案例告诉我们，零工经济是另一种奴隶制度。一些人被辞退后，会选择当外送员。今年初，我们认识了两个外送员。每晚他们住在五百块一晚的旅馆，几乎算是无家者，因为没有办法付月租，只能一天一天地付房费。

对于街友们来说，最大问题是公共区域的饮水机关闭，没有水可以喝。而且，网咖、麦当劳等的内用区也关了。原本睡在里面的人只能到街头，但发现没有地方洗澡、洗手、喝水。有些人要用手机联系社工、老板，却没法充电。

更麻烦的是，成为无家者，似乎进入一个单向的门，你走进去就没法循着原路回去。

当你有了贫穷者标签，周围的人会害怕你，不愿意跟你亲近。贫穷者遇到的主要问题是社会排除。比如人们会认为街友很脏，酒店公关很堕落，街卖者是骗同情心的人。这个印象一旦建立，他们都来不及向别人说：我是谁，我想做什么，说话的空间被封锁了。有议员甚至说，要对公园泼水，或把街友们集中送往阳明山。我们找房子做街友收容单位时，也产生邻避——邻居都排斥街友。在台湾，政治人物很看重选票，但他们不会重视贫穷者的选票。这些人大多生活在异乡，因为户籍，只能在家乡投票。几百块的车票，对他们却是很高的负担。

人们常说，好吃懒做、不工作才会变成贫穷者。事实上，很多经济活动或职业，是把贫穷者排除在外的。以街卖者为例，他们坐着轮椅，在街头卖口香糖、玉兰花。有些人想要摆脱这种别人看不起的工作，转行去做餐车。但这需要考证、上课程，他们发现，无论是炉火的高度还是洗手台，根本不符合身障者的使用。所以，他们无法成为专职厨师。

我们帮无家者找工作时，有雇主会说：我没有歧视啊，但你们没法写居住地址，对我来说不太稳定，很难雇佣他。我们想办法帮他找住的地方，垫付房租，等他有了收入再还给我们。但房东看到他是街友，就说不敢租房子，很危险。安全的住所，对于想脱离流浪生活的人很重要。有些人好不容易存了一笔钱，可能晚上遇到扒手，钱就不见了。或者原本有个不错的工作，可晚上因为环境嘈杂没睡好，隔天上班迟到，主管可能直接辞掉他。

 

每个街友都有独特的生命体验

我们成立 “向贫穷者学习联盟”、举办“贫穷人的台北”展览，都是受原住民学者孙大川的影响。他在法国留学期间，在巴黎接触了“第四世界运动”，这是一个关注和陪伴底层者的计划。“向贫穷者学习联盟”计划的重点，是“和贫穷者一起”，倾听他们的生命经验。

过往的历史都在讲执政者、掌权者的历史，但其实是普通人构建了城市的大部分地景和基础，他们没有被大众看见。我们记录和聆听这些生命，想要把历史还给贫穷的人。用这种方式来看待事物，视野也会开阔起来。比如，这位老先生不只是在路边睡觉的陌生人，他也有家庭，在生命中遭遇了某种职业、某种社会环境，才来到这里。

这几年的展览，除了社会工作者外，我们也串联了老师、里长、政治人物、警察、医护。他们在工作中都会遇到贫穷者。如果每个人可以在自己的生活里面，高抬贵手一点，更包容一点，就不会有这么多社会排除的现象。

在一些说故事的夜晚，每个人都能上台，拿麦克风讲自己的故事。贫穷经验者听了彼此的故事，会感受到大家的生活都不容易。有个社工讲了自己家里发生的冲突，无家者们可能是第一次听到他的家庭细节。这时他不只是一个社工，而是在家里有伤痕的人。人们意识到，没有家不是一件羞耻的事，很多人的家也是破碎的。

一个新移民妈妈说了自己的故事，后来收到了一位高关怀少女（指身体及心理上面临困难、危机的未成年人）的信。女孩说，自己是从家里逃出来的。在家里只有奶奶爱她、照顾她。她奶奶是越南人，是她唯一的支柱。奶奶过世后，她决定逃离家庭。当她听到有越南口音的新移民的妈妈讲她在越南的故事，非常触动。那一天她们相互拥抱，留下彼此的通信方式。新移民妈妈也邀请女孩有空就去她家吃饭，那边有很多姐妹。

我还碰到过一个五六十岁的大姐。她当过很久的家庭主妇，受不了丈夫家暴，就逃了出来。她的家庭很传统，认为嫁出去的女儿是泼出去的水。她没法回到原生家庭，结婚之前她很早就出来工作，但收入全被父亲拿走。当她到台北车站开始流浪，才发现台北有很多她过去很向往但得不到的东西，例如学习的机会。她小学没有念完，就被送去农地、工厂上班。在台北流浪，她有机会到教会去学免费的英语班。外头的野台有她喜欢的歌仔戏演出，以前因为工作时间太长，一直没法去看。过去她想看电影也看不了，在台北她发现图书馆每个月都会免费播放电影，台北也有很多免费影展。

社会认为她们很落魄，但这些女性告诉我们：我的样子虽然看起来很可怜，可这已经是我人生最轻松的时刻，我找到了自己的兴趣。有些人过去被锁在家里，只能看着老公和小孩，没有朋友，但在街上，她找到了自己的朋友。所以，她们不后悔离开家庭，她们想要找到更多的生活出路。

身为女性的我会思考：如果呆在家里被打，不如出来变街友。难道我们只有两种选择，只有这样的可能性吗？这些思考让我更有动力去闯开那些所谓的社会束缚。

 

 

——完——

作者赵景宜，关心变化中的事物，以及不同人在时代之中的具体处境。

本文图片由受访者提供。题图来源：多多益善 / 摄影者：何宇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