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 文 丨小北

 

认识林淇很偶然。有天傍晚，为了买到便宜的鸡内脏，给猫做猫饭，我特意跑了一趟当地的农贸市场。去时集市已接近打烊，菜贩们正把没卖完的蔬菜、摘下的烂菜叶装进箩筐，打包处理。我逡巡了一会儿，没找到卖鸡内脏的，却看到了林淇。

在一众商贩里，她显得有些特别。一是身材不高，但搬动巨大的菜筐却毫不费力；二是我发现她有只脚踝绑了一个塑料袋。农贸市场的地上有积水，如果是怕鞋袜打湿，为什么另一只脚没绑塑料袋呢？

我上去和她交谈，询问鸡内脏商贩的位置，顺便问她为什么只有一只脚绑了塑料袋？她豁达的说，“噢，因为我这只腿是假肢。”我一时语塞，不知道说什么。她似乎见惯了陌生人这样的反应，摆摆手说，“没关系……市场快关门了，你先去买鸡内脏吧。”带着逃避的心理，我离开了。买完鸡内脏回来，发现她仍在那里，正把一大筐菜费力般上小面包车。那车的底座高，而她的假肢不便弯曲，搬得非常费力。我上前帮忙，入手才发现这筐菜极重，少说也有20斤。我称赞她厉害，她却不以为意，说如果是河鲜、扇贝，这样一筐能有100甚至200斤。看着我惊讶的表情，她哈哈大笑起来。

此后，我去农贸市场，总会和她交谈，一来二去，便也熟了。她于是告诉了我关于她的故事。她的人生有很多意外与无奈：生在重男轻女的小地方，因一场小事故却被迫截肢；和一个健全人结婚，却一直不被尊重和理解；最后只能自己出来做事、养女儿。生命里有很多艰难的时刻，但她从未停步、一直往前。

“成为残疾人后，我才知道世界的另一个样子。除了向前走，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以下是林淇的自述（名字为化名）：

 

1

我是家里的第七个孩子。乡下地方，对男娃看重，我妈连生了七个，都是女儿，也很绝望，勉强养到4岁，还是把我送了人。

我养父母住在离镇子更近的一个村，条件比我们家好一些，刚开始对我也不错，给我买新衣服穿，供我上学。不过那时太小，到新的家庭我手足无措，又腼腆，不知道怎么回应他们的善意。有时候，我也帮着做事，但因为紧张，做不好，打碎过一个碗。养母说：“真是看白你。”这话让我记到现在。（四川话里有个词叫“白活事”，指木楞、不会做事，不会来事儿，有点傻的意思。“看白”是它的引申，意思是“我看透你了，你就是个没用的人”，是非常伤人的一句话。）

但总的来说，他们对我还不错。我用了一年多的时间接受这件事，终于打算把他们当亲生父母看。不过，还是出了事。

那是正月十五晚上，他们带我去看灯会，回来的时候人挤人。那是80年代，没现在这么发达，镇上能找到的车只有手扶拖拉机，我们就坐在拖拉机的后车厢里往回赶。那种拖拉机实际是载货的，中间下陷，四周边缘很窄。人就坐在那条极窄的边缘上，有些人站在车厢中间，或坐在周围人的腿上。那天人实在太多，怎么也坐不下，养母就让我抓住拖拉机“车厢”前面的挡板，踩在左右狭窄的边缘上，人挤人地出发了。

回去的路不平坦，而那个“边缘”又窄，我踩不稳，又不好意思跟养母说。当经过一个很陡的路段时，车身左右晃动，我踩不稳边缘，摔了下去。

等我醒来时，小腿没了。

具体的经过是他们后来告诉我的：我摔下去时，没人反应过来，拖拉机还在向前，轧过我的腿。把我送到医院后，拖拉机司机找到医生，塞了点钱，说了一句“不要有后遗症啊”。——那辆拖拉机是单位的，他怕有人以车祸的名义找上单位，所以希望医生用最没有后患的方式解决。而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直接截去我的小腿。

我是怎么知道这个细节的呢？原来医生竟是我的亲戚。

养父母知道我要截肢，这么大的事总得告诉我的亲生父母。于是我亲爹从山里骑自行车赶来，骑了三四个小时，到达医院。医生见到他，连忙问道：“大哥你怎么来了？”我亲爹回答：“别提了，送给别人家的小孩出车祸了，说要截肢。”

那天只有我一人截肢，医生一听就知道是谁，他懊悔地对我亲爹说：“早知道是我们家的孩子，我怎么都要把她的腿保住啊！我就一共赚了这几块钱！”后来我才知道，这个医生是我亲爹的妹妹的老公，我应该叫他姑父。

等我醒来时，面对已被截去的小腿，这位姑父以头撞床，一直跟我说：“对不起，对不起，姑父对不起人，我真是混蛋。”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而我亲爹，安抚好姑父后，对我说：“七女啊，你看事情都这样了，你就原谅你姑父吧。”在农村里，维系好有点“权势”、能帮忙的亲戚的关系，其实比孩子的身体更重要，尤其是当这个孩子是女孩的时候。更不要说我已经被送出去了。

我能怎么办呢？腿都截了，我只能说“好”。

 

2

日子总还得过下去。

养父母供我读书，乡间的邻里乡亲都说我养父母仁至义尽，摊上我这样一个残疾的人，还让我读书。在这一点上，我确实感谢他们。不过，对他们更多的情感，是拉扯和难受。

因为我残疾了，养父母又重新收养了一个女孩儿。那个女孩很乖，他们很喜欢，我有时候觉得，他们才是其乐融融的一家人。我主动帮养父母做事，怕他们不高兴把我撵出去，不敢再出一点错。但我妹妹就更从容一点，她有时候犯一些无伤大雅的小错，朝养父母撒撒娇就好了。但我从来不敢撒娇，我怕我撒娇，换来的是养母很早以前说的那句话，“我真是看白你了。”这句话烙印在我的生命里，让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都渴望被爱，渴望家庭的温暖。

初中毕业后，家里供不起两个人上学，我开始自己去打工。但很少有企业愿意要残疾人，他们觉得残疾人什么都做不好。但其实，如果被生活逼到一定程度上，怎么会有做不好的事呢。

我装上假肢、穿上裤子之后，看上去和正常人其实没什么区别。没有学历，能入门的最好的工作就是去餐厅端盘子。我去餐厅面试时，经理很满意我。前面一个月工作时，经理也会说我做得好，说我老实，没什么花花肠子，他很信任我。但一个多月后，他有一次看见我上台阶，发现我是一只腿先上去，再用上去的这只腿撑住另一只腿（因为假肢不便弯曲），才知道我的腿有问题。不久之后，他就以餐厅效益不好为由，裁了我。

其实，我天天在大堂里给人点单，人来得多还是少，每一桌吃饭的时间、花多少钱，我怎么会不知道呢。餐厅的收益并没有减少，只不过他认为残疾人可能有隐患，不肯雇用而已。

最开始，面对这种不公，我感到非常痛苦。不是我想残疾，不是我故意变残疾的，但没人有耐心去知道一个残疾人过去的故事，他们只会觉得，残疾人容易出事，万一他（她）摔了、碰了、又受伤了，那我（企业主）是不是要花更多的钱。所以，他们都不肯雇用残疾人。

我做过服务员，做过销售，卖过保险，卖过衣服，但都不持久，往往被人知道是残疾人后不久，就会被裁员。他们有各种理由，但就是绝口不提那个最重要的——你是残疾人，我们觉得残疾人有风险。

我有时候也想：残疾人比正常人缺在哪儿了呢？

我在餐厅做服务生的时候，响应快，会推荐菜，没有一次差评，很努力地在工作，但是还是说裁就被裁了。我认识的另一个残疾人，两个手掌都没有，但用关节、胳膊配合也能开车，甚至还能罐煤气。正常人能干的事儿，我们也能干啊，但就是会被预设——你是个残疾人，你一定干不了事。

后来，我逐渐和这种情绪和解，因为现状如此。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我后来自己卖菜了，开始算账了，也知道做生意要算账、挣钱，大家都不容易。

 

3

我本没打算自己做生意。在找不到持久的工作后，我的养父母让我回村里，在一个烟酒店收银，顺便给我说了一个人。他们说：“你也知道你的情况，不要那么挑，他们家不嫌弃你，你就跟他们好好过日子。”

其实我是希望在自己新的家庭里得到幸福的。小时候的经历、和父母、养父母都不亲近的关系，让我盼望有一个自己的幸福的小家。所以，在结婚后，都是他怎么说，我就怎么做，我希望我们的家庭能顺顺利利地走下去。

但这并不容易。

人们对残疾人的偏见、不尊重，贯穿于生活和工作的各处。老板觉得雇用残疾人有风险，而有些人也会觉得，和一个残疾人结婚，是在“屈尊降贵”，是他“看得起我”。刚结婚时，这种看不起、不认同还没有那么明显。比如他妹妹来做客，他会借口让我去做东西，而不让我见客，应该是觉得娶我这么一个残疾人“有点丢脸”。

我也能理解，于是就避着他们的亲戚。有时候躲不过去，碰面了，他妹妹就总会阴阳怪气地说我，说我腿脚不利索，没用什么的。我每次听到都很难过，但我想，为了这个家庭，就忍了吧。日子熬一熬，也就过下去了。

真正的变化出现在第三年。一来因为我生的是个女儿，婆婆不喜欢；二来那年他家碰上拆迁，家里因此宽裕起来，他就更看不上我了。我承担了所有的家务，还要同时去烟酒店工作、照顾孩子，但还是被他家鼻子不是鼻子、眼睛不是眼睛的挑剔着。

有一次，几个小姑子和她们的老公来家里吃饭。我做了一下午的饭，也没有一个人来搭把手。把饭端上桌，他们吃完，什么也不管，直接走了。我这时才上桌吃饭，刚吃了两口，就见他们跑回来，大声嚷嚷：“我们要打麻将，你快收拾桌子。”

我回了一句，“我刚坐下吃饭，你们收拾吧。我做饭也忙了一下午了。”

亲戚们还没说话，他觉得丢了面子，拿起筷子就往我身上打，一边打一边说：“你还给我们摆脸色，你要摆给哪个看？”然后他一把掀掉桌子，一脚踹在我肚子上，恨恨地说：“吃吃吃，你吃个铲铲！”最后，那天我什么都没吃，回到房间后枯坐了很久，觉得这样的生活真是没意思透了。

我有时候觉得，残疾就是我的原罪。

我为那个家做了很多事情，烟酒店的工作每月也有2500块进账。他的收入只比我高500块，每月3000，但他的钱永远都是自己的，我的钱却要用来还车贷、房贷。在家里，我承担了所有的家务。即使我做了所有这些事，但还是会因为残疾人这一点而变得一文不值。残疾，代表着他可以否认我的一切付出与努力。

我朋友看不下去，劝我，“要不你离婚吧。”但是，过去和父母、养父母的关系与经历，让我知道，如果一个孩子不被父母喜爱，会过得多么痛苦。婆婆重男轻女，因为我女儿是个女孩儿而不喜欢她；婆婆跟我们一起住，导致她爸也不怎么喜欢她。如果我离婚了，他们肯定不肯让我带走孩子，那女儿就没人疼了。她会过上和我一模一样的童年，不敢撒娇，不敢期许未来，会永远卑微地活着。

我不想女儿变成这样。

 

4

同村有个人在成都做生意。他从龙泉驿买来桃子、葡萄等水果，载到成都市中心去卖，收入比我在烟酒店好一点。我想这事儿我也能做，白天还能不在村里，比现在好。于是，我偷偷攒钱买了一辆电动三轮车，有大车厢的，能装水果。因为要从村里出发，路程有点远，每天早上我大概5点多出门，蒸个馒头、煮个稀饭，吃一点就走，白天就去卖水果。到了晚上六七点，沿着小区比较密集的地方沿街卖，基本能卖完，再赶路回来，给他们做晚饭。

从体力上说，这比以前在烟酒店坐着收银辛苦，但心情上我放松很多。以前在烟酒店，早中晚我都要把他们一家当皇帝一样伺候着，还一直被挑剔、被埋怨，有时还被打。而我因为卖水果而在白天离开他们之后，这些苦恼都不见了，我变得很轻松。而且卖水果的时候，人家也不多看你，穿着长裤遮住假肢，不会有人知道我是残疾，不会用那种怜悯、惊讶、不信任的复杂眼光看我。这很好。晚上回去，看着女儿的脸，我也会觉得高兴。

我学会了无视他，也通过远离他们的工作而脱离他们的影响。不过，每次他找我要钱时会很烦，但我会记账，把每一笔他找我要的钱都记下来。如果他这个月要得太多，我就说没钱，不给了。这样一来，我又能留下一笔钱在自己身上。

我用了4年多的时间攒下一些钱，能在农贸市场摆个摊位。这农贸市场周围一公里有8个小区，还有一些老房子，很好卖菜，基本早上8点就能卖掉一大半。到晚上5、6点，下班的人又会集中来一波，菜就能卖完。既没那么辛苦，收入整体看来也更稳定一点。没卖完的菜，成色一般不好，我会拿回家去，自己吃，或者送给他的亲戚。

他妹妹之前还讲：“囊个你拿回来的菜都死眉造眼的喃？”（死眉造眼，四川话里形容丧气象，这里指菜不新鲜。）我就会顶回去，“好菜都要钱的嘛，你买不？你买我就给你好菜。”

开始他会觉得我“翅膀硬了”，敢和他们家对着干了，想打我，我就会顶他。“你要凶，我明天就不出去卖菜，明天就莫得钱，你莫想我给你钱！”

后来他也就不说了。他妹妹自然也就不说了。我觉得钱在很大程度上给了我安全感。远离他们、不需要看老板颜色的工作，也让我重新感受到轻松。

这种时候，生活好像才有了一点奔头。在农贸市场里卖菜，因为有摊位，能卖的东西更多，钱也稍微多一点。我想给孩子攒钱，让她以后来成都上学，然后我在成都租个房子住，这样我们娘俩就不用回去看他们的眼色了。一步一步来吧。

我的能力没有那么大，但在有限的能力范围里，还是希望孩子可以过得好一点。我以前总觉得，有一个自己的家，会是一件幸福的事。就像我妹妹一样，能向我养父母撒娇，一家其乐融融。但婚姻并没有让我感到幸福，相反，我只想逃离。

婚姻唯一带给我的好，是我有了女儿。她很亲近我，也会在她爸要动手打我的时候站出来说，“爸爸不准”。因为我要出来跑、卖瓜果挣钱（他现在还以为我只是在骑三轮车卖东西），他现在不怎么会动手了。但女儿当时说的这句话，还有她站在我面前、小小一个人拦住他的场景，我一辈子都记得。我觉得，有这么个孩子，我就知足了。

我就希望她好好的。

 

尾声

在和林淇的交谈中，我发现她从未以“我老公”称呼过自己的伴侣，而只用“他”代替。她曾经对自己的家庭有过强烈的、幻想式的期许，但对方打破了这种期许，使得她在内心中无法认可这个伴侣。

8月底，我在的小区因疫情而管控，我后来一直没见到林淇。我想到她曾提起，为了以后女儿上学，她想在成都租房，不知这个计划有没有实现。成都的全城静默，从9月初持续好久，我不知道她是在成都租房，还是又回到那个让她感到不舒适的小家庭里去。如果回去，她如今又是如何和这些家人相处的。

在与我的交谈里，林淇总会说“我是个残疾人。”这样说的言外之意，是她对自己能找到好工作不抱期望，对自己未来的人生及成就不抱希望，只把希望寄托在女儿身上。但在我看来，她是一个坚韧的女性，在遭遇身体的残缺、工作的失意、婚姻的不良后，依然尝试把自己的生活过得愉悦一些，依然尝试着让女儿过得更好。

希望她能得偿所愿。

 

 

 

——完——

作者小北，永远学习进行时，抱着好奇心观察大时代下的个体。

题图来源：视觉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