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写 | 黄锫坚
人们一般以为,历史学者应该长年累月埋头于书斋和图书馆,但罗新却是一个例外。除了研究故纸堆,他还喜欢远足。
酷暑时节,他正在四川步履不停,而且这是一次“追星”之旅。提到他的偶像——60岁的美国老头Paul Salopek,罗新的欣喜溢于言表。Salopek是两次普利策新闻奖获得者,自2013年起启动“走出伊甸园”( Out of Eden Walk)的慢新闻计划:从人类起源地非洲出发,穿越中东、中亚和中国,进入西伯利亚,再坐船跨越白令海峡,自北而南穿行美洲大陆,终点是南美的火地岛。该计划已持续九年,他一路记下见闻,并挖掘出所谓的“过期”新闻。罗新一直关注着Salopek的网站和他的行踪。2021年,Salopek进入中国,已完成云南段的行程,现在正走在四川。联络妥当后,罗新利用暑假,跟偶像一起行走在西南大地上。
罗新是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暨历史学系教授,代表作有《中古北族名号研究》、《黑毡上的北魏皇帝》等。除了专业身份,他在大众读者中也享有盛誉,这源自他2017年的旅行文学作品《从大都到上都》。在华发之年,他从北京出发,沿着古代辇路北行,经龙虎台,过居庸关,行黑谷,越沙岭,背着行囊,徒步450公里,最终抵达上都。“作为一个以研究中国历史为职业的人,我真的了解我所研究的中国吗?”罗新带着这样的自问,以徒步行走拉近他与土地的距离,由此获得了一种更平等的观察视角以及同当地人的相处之道。
疫情三年,影响了罗新的行程,也让他有机会实现一些夙愿,比如完成《漫长的余生》,书的副题是“关于一个北魏宫女和她的时代”。2020年春天,他一边在线讲课,一边写作此书的主角王钟儿。2021年春,在给研究生讲授“北朝史专题”时,他让同学们参与讨论已写的章节。写完孝文帝病逝,又耽搁了半年多时间,漫长的写作化作《漫长的余生》。今年7月,图书终于出版。
过去几个月,我们和罗新做过两次访谈,主题是大历史和小人物。在他看来,过往的历史记述,过于关注帝王,关注男性,而关于普通人、关于女性的内容,低得不成比例。他之所以要写北魏宫女的人生,是因为普通人也“是真实历史的一部分,没有他们,历史就是不完整、不真切的。”
“我们关心那个时代的普通人,和你一样普通的人,她完全不能左右自己的生命,她是怎么过完自己的一生的?每个人的一生都是有意义的,有同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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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女人生
正午:能不能简单讲讲这本书的写作缘由?
罗新:如果做比较早期的历史研究,比如想了解宋代之前普通人的事情,会面临一个困境:史料不多。要找这样的人,讲他们的故事非常困难。随着时间的流逝,很多小人物的材料都被过滤掉了,只剩下大人物。当我们离历史发生现场的时间越近,知道的人物就会越多,留下来的材料也越多。但如果离那个现场很远,很多材料就消失掉了。
当然,现在有一种所谓的考古,也就是新材料的出现,会改变一些情况。比如清朝最著名的学者都没有读到过的东西,我们有机会读到,有人从地下重新发掘出来一些材料。比如北朝时代的墓志,就是今天我们研究那个时代的所谓新史料的一个重大类别。墓志所反映的情况,比我们从二十四史里读到的,在一定意义上要更贴近那个时代。
比如说,在任何一个时代,性别比例上,男性也许会多一点,但不会多太多,总的说来,男女比例是均衡的。可是在正史里,你会看到,性别比惊人的不均衡,男女比例可能是100比1。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的,墓志志主的性别比例就稍微合理一些,女性占比不像正史那么低。对任何人来讲,对父母的爱几乎是均等的。所以,儿子只要有能力,在为父母安葬的时候,礼节是相当的,有条件就会为母亲写个墓志。这样一来,从墓志里统计出的男女比例,远比史书要均衡。于是,墓志的价值也就呈现出来了。通过墓志,你能看到好多女性的存在,关于她们的很多具体事情被记载下来。
正午:《漫长的余生》里这位主人公有哪些故事和经历?
罗新:我这个故事,是从1920年代就已出土的一个墓志发掘的。一个普通的比丘尼(尼姑)的墓志,居然是由皇帝命令当时最重要的一个文臣来写的。墓志写得很漂亮,安葬也一定是高规格的。理由很简单,因为这尼姑是皇帝的保姆,她死的时候,皇帝也有十五六岁了,墓志是对她表达一份感情。情感上,这个保姆的地位跟母亲差不多,特别是在他母亲被软禁而见不到面的情况下。
通过墓志我们知道,这个女性本不是北魏人,而是南朝人,在南北战争中被抓到了北方。在南方时,她出身于一个官宦家庭,嫁到一个地位相当的家庭,她算是来自上层社会的。在战争中,作为俘虏,她被抓到了北方,成了奴隶,送到宫里做宫女,当时已经30岁了。对她来说,此后的人生都是余生,算是一个跌到谷底的很悲惨的人。想不到的是,她在北魏的皇宫里又生活了56年,到86岁才去世。在那个时代,这么长的寿命是罕见的。所以是一个《漫长的余生》,我也以此作了书名。
她的一生撞到了历史的各个关节点,抚养了后来成为孝文帝继承人的宣武皇帝。在孝文帝去世之前,她被迫出家,因为被卷到一些事情里边。她虽然做了比丘尼,但宣武皇帝继位之后,跟她保持着亲密的关系。不知为何,宣武帝的孩子老是莫名其妙地死掉,他相信这个比丘尼,于是就让她组建一个体制外的团队,抚养新的、将要出生的皇子。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这个皇子的安全,他是唯一的继承人了。比丘尼以70岁的高龄完成了这个任务,把孩子带大,于86岁去世。
借着描写她的一生,我把跟皇位继承有关的历史,这五六十年的历史粗略地、梗概性地再写了一遍,用比丘尼的故事作为一个线索。这本书讨论的话题,包括前人学者讨论过的子贵母死等等,但我换了一个角度。我是从宫女的角度,从她的观察、体验去讨论。于是,我关心的就不再是或不止是国家大事了。我看到,不论皇帝、皇后、皇子还是大臣们,都是卷入到这个世界里的不幸的人,各有其不幸(当然也各有其幸)。过去我们看到的只是他们在权力顶峰的情况,从另一个角度观察,他们都是体制的受益人和受害人,是那个时代一个卑微的角色。
比如孝文帝,居然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会卷入各种阴谋。后人对他的评价虽然很高,可是,继承人最后变成对手,这一点连他都不知道是怎么造成的,他不得不下令杀掉这个孩子。等他发现这可能是一个阴谋时,已经太晚了。他很悲惨,33岁就死了。
正午:看完这本书,感觉有点遗憾。书里关于主人公王钟儿(慈庆)的故事并不多,写的似乎是北魏很多女性的情况,描绘了一个群像。
罗新:对,关于王钟儿,主要靠墓志,墓志只能提供一个梗概,你不能在里边加任何东西。
关于其他人,只要能够对她的人生历程、生活环境、精神世界的解释有所帮助的,我都写到了。跟她命运直接有关的,跟所谓的子贵母死制度有关的,有好几个贵族女性,如高照容、大冯、小冯,都算是孝文帝后妃的角色。另一些人跟王钟儿不一定有直接关联,但是对她的生活、生存环境有说明意义。我看了六七个其他宫女的墓志,尽量提取能够提取的信息,以此说明当时宫女的人生大致是什么样子。
有些宫女非常幸运,能够爬到比较高的地位,也就能够留下一些线索。一般人连这些资料都留不下来。所谓最高品级的那些宫女,她们的人生有一些相对共通的地方,比如结识工友、一起生活、生存下来。这类宫女跟王钟儿大致处在同一时期,同一工作空间。她们会不会互相认识?当然,宫廷很大,管理也一定很严,所以不是说有机会认识所有人。
另一类人,就是王钟儿跟她的生活完全没有交集,但有相似之处:作为女性,在同一个时期,她们最后都出家了。作为一个比丘尼,这意味着什么?这是一个主动,还是被动的选择?这个选择一旦做出,对她的人生会有哪些有意义的变化,提供哪些有意义的空间?
正午:书中提到一个著名的比丘尼,叫僧芝,她是很多人的佛学老师吧。
罗新:对,在宣武帝时期,僧芝的地位提高了,她在宫里出出入入地给皇帝讲经,给宫女们、后妃们讲经。我相信,她跟我们的主人公是熟悉的,是认识的。像这样的角色,我就尽量多写。我们虽然不知道王钟儿的人生是什么样,但如果把周围人物的信息尽可能地找到一块,会有助于我们理解她。
正午:从僧芝等人的故事来看,宗教和寺庙给当时被打入冷宫的一些女性提供了某种自由和解脱?
罗新:我不敢说这是佛教提供的功能,但是,任何一种崭新的思想、制度、生活方式的出现,都给某些人,特别是比较边缘的人、不在主流圈子的人、失去保卫自己权利的人,提供一种新的机会。
我在书中举了一个例子——元纯陀。她在第二次婚姻之后,想回到第一次婚姻的家庭去。以世俗社会的观念和制度来说,她是回不去的。但她利用了出家的办法,使得自己和世俗社会脱离,这样就有机会回到自己过去的婚姻、家庭去,和自己的女儿在一起度过余生。对她来说,这是一次很了不起的解放。一个边缘女性,作为信众或比丘尼,获得了过去不可能有的社会活动空间,发生了各种各样在传统的家庭、宗族生活之外的联系。
过去的佛教史研究,很容易在学理和思想史的范畴上讨论,很少或未能充分挖掘社会生活上的意义。其实,这方面的意义,对于宗教的传播、佛教在中国的兴起,比思想上的意义要大得多。这一点我过去没有注意过,一直到我试图理解王钟儿,作为一个普通宫女,最后变成比丘尼之后,有什么意义?我才开始去注意宗教社会史的研究,看了研究早期基督教的一些作品,觉得很受启发。比如从公元一世纪到公元五六世纪间的基督教史、传播史可以发现,边缘人群,特别是下层社会的人和女性,也包括最上层的女性,在新兴宗教的传播中特别活跃,新兴宗教给她们提供了一定程度的解放和自由。
如果没有变成比丘尼,是不是像王钟儿这样的人很可能也就没有啥故事可讲了,就死了,没有余生的可能性?我们不知道。我们只知道,作为比丘尼,她获得了新的人生机会。
关注遥远时代的普通人
正午:你在书中提到胡鸿写的文罗气,你感慨说,“我们关注遥远时代的普通人,是因为他们是真实历史的一部分,没有他们,历史就是不完整、不真切的。”
罗新:对,胡鸿的那篇论文做得很漂亮,他也是利用了一个墓志资料,发掘出一个普通女性的一生。这个女性不是汉人,或者说华夏女性,而是一个蛮族的女性,当时称为蛮人。文罗气是在今天河南南阳、平顶山一带的一个山区的年轻女性,胡鸿不仅复原了她一生的轨迹,还把那个时代北魏王朝在这个地区的少数民族(即蛮人)的社会变化和发展做了深入的考察,是一个很不错的研究。
正午:您的书中也提到孝文帝跟冯太后的关系、跟大冯的争斗。按通俗历史写作来讲,这些情节曲折的部分会更吸引读者。您为何着墨不多?
罗新:这正是我想避免的部分。人们一想到著名皇帝,比如梁武帝、孝文帝、乾隆帝、雍正帝,就会想帝王们如何如何。我对这些已经感到很厌恶了,我非常讨厌历史学家对皇帝们的过度热情,所以我尽量不写。我写这本书,就是想要抗击民间阅读的这种热情。传统治史的倾向,一般是围着皇帝来说话,我不想再做那样的事情。
我认为,如果现在的历史学者还在忙着写皇帝个人的和他的伟大等这套东西,要么就是他的学术境界不够,要么就是他太注重市场了。
正午:史景迁的《王氏之死》很有名,也是写一个普通人的故事。这本书对您的写作有没有启发?
罗新:我们写北魏,没有明清那么多材料,但我们有我们的长处——可以放在更大的层面来观察。我们做不到《王氏之死》那种写法。
其实,《王氏之死》更应看重它的英文原版。史景迁非常难得地把一些罕见的、不容易读到和读懂的文字都翻成了英文,而且翻得非常典雅,那是他最有功夫的地方。而翻译回中文,只需要把原文倒腾回来就可以,难度不大。读中文翻译版的《王氏之死》,是见不出这本书的实力的。史景迁这本书的实力很大程度上不在于写这个故事,而是他的中译英翻译水平非常高。
正午:像《王氏之死》这种把文学和想象注入历史写作的方法,有意义吗?您有没有做这方面的尝试?
罗新:我觉得,历史就是历史,文学就是文学。两者不能放在一起,否则,既不是历史也不是文学。《王氏之死》没有编造任何材料,用的都是历史资料,里面有很多梦和想象,都来自《聊斋志异》,那也是基于真实存在的资料,不是自己创造的资料。《聊斋志异》是文学,是虚构,这毫无疑问,但它是古人虚构的,不是现在虚构的,它是对那个时代的一个曲折反映。而史景迁用那些材料,是作为间接支撑,不是作为直接材料使用的。就像我们今天引用李白、杜甫的诗,不是不能使用,就看你如何使用。
正午:鲁西奇的《喜》是最近出版的一本关于秦朝普通人的著作,您如何评价?
罗新:我写《漫长的余生》的难度,要比鲁西奇老师写《喜》的难度要小,因为《喜》的资料更少,归纳和研究的难度更高,而我只需要按照时间线索来展开就可以了。而《喜》是带有结构性的描述的,它要找到一种新的表达方式。比如说从个人生活开始,家庭生活,家内生活、家外工作,工作又分多个层面等等,最后展现为一个国家的结构问题。所以它在形式上是有创新之处的。在这个意义上,我说,形式很宝贵。
我这本书,不是说形式上没有努力,但是努力的难度比较小。换一个作者,只要有我这个想法,处理同样的材料,最后写出来,也差不多会是这样。
我这本书有一个大众读物的外表,但其实跟鲁西奇的《喜》一样,很大程度上还是在跟专业同行对话,所以都有不太好读的地方。
正午:关于研究历史中的普通人,你的下一步计划是什么?
罗新:写普通人,把普通人当作研究对象,我很愿意继续做这件事。但难度也非常大,因为中古时代的资料很少。我在几个公共场合提过这件事情,但我很惭愧,自己没做什么。我这本书不能说是示范,至少努力一下,试一试。
如果将来做中古以后历史的学者来做这个工作,至少在资料收集方面,难度会要小一些。当然,处理资料,把它形成为一个作品,难度永远是很大的。如果碰到这样的材料,我也不会放过,我会再努力。我也希望年轻的朋友会有意识地去寻找这方面的材料,做出更多的成果。
谁的历史
正午:不论关于帝王将相,还是普通人的研究,怎样判断一个历史研究的价值?
罗新:你要问的是,它是对谁的价值?鲁西奇有一本书叫《谁的历史》,这名字特好。当你在说历史的时候,你在说谁的历史?历史涉及到好多事儿,比如今天我们讲2000年前,说的就那么几个人,可是,那个时代有几千万人啊。我们把几千万人的行为都用这几十个人的事儿来代替,也就是《史记》里记载的那些人,把那个时代的重大发展都跟这几个人结合在一起。显然,历史是为这几个人讲述的,为刘邦和他的儿孙们讲述的。司马迁写《史记》时,就有强烈的使命感,要为汉家立言,所以,这是汉家的历史。
当你讲历史,你在讲谁的历史?如果我整天想着清宫廷里的宫斗,有强烈的代入感,觉得乾隆皇帝面对这么多女孩,都围着他转,这很过瘾。但在现实中,你不是皇帝,而是一个普通人,这时候,你需要讲自己的历史,关心你自己的历史。所以,我们关心那个时代的普通人,和你一样普通的人,她完全不能左右自己的生命,她是怎么过完自己的一生的?每个人的一生都是有意义,有同等价值的。
正午:历史上,还有哪些材料记录过普通人的一生呢?
罗新:问题不在于是谁来写。其实每个人都会讲自己的历史,或自己认可的历史。但传统意义上,你写的历史可能不会被认可,也不会被传播出去。我相信,过去数千年,有许许多多人都写下了自己想写的历史,但最终能被国家权力认可、允许流传下去,还是很少,比如说有各种各样的文字狱。在现代史学产生之前,在传统的历史叙述里,最大的问题不在于,为谁写历史,而在于你写的历史会不会被有权力的人认可。有人在控制历史。
而现代社会变了,不再有谁能真正控制历史,即使有人还在努力,但成功的可能性已基本不存在,所以,我们有机会讲各种各样的多元和多样化的历史。归根结底,历史是各种各样的声音,各种各样的人来写,以各种形式来传播。现代史学所说的历史,是一个竞争的历史,各种声音都在竞争。
正午:这几年世界的政治、经济格局都发生了巨变,您能不能做些预测?
罗新:让我说过去的事情,我比较有信心。让我谈未来世界会怎样,我肯定是不知道的。
历史有多样性和多种可能性。我们不能说,这个事情之后必然会发生另一个事情,其实还有很多别的事情和别的观点,这些东西可能只是还没有进入历史学家的眼帘而已。
专业的历史工作者发现,历史和过去都太复杂了。如果看不到这种复杂性,你会相信它是可以预测的。如果你认为过去可以简化为某种基本的线索,而且你对这种简化足够信任,你会认为,跟车子运行一样,在一切因素不变的情况,它往下还会继续走那么远。但历史不是这样。历史的所有线索都是人为塑造出来、写出来的。凡是认为这样的历史就决定了这样的未来的人,都是非历史的,非专业的。所以我们不相信历史可以预测。
当然,所有学历史的人,绝大多数不纯粹是为了沉迷于古董之中,还是关注现实的,只不过有些人没有把自己的研究内容和现实太紧密地联系起来。
过去几年的世界发展,我认为是不可预测的,没有谁想到会往这个方向发展。但是,几乎每一步意外的发展,都不让你感到太意外。比如明天要发生是一个奇怪的事情,这个事情今天在我的千万种预测当中,可能是其中一种,我可能内心深处是排斥它的,不希望它发生,但是当它发生了,我也认为这个结果是合理的。我们永远在合理化过去,这是我们的一个本能。即便糟糕的事情发生了,我们都想把它变得可以理解,包括战争,瘟疫,也包括也许更严重的明天要发生的事情。
正午:关于全球格局的未来,你觉得哪些是可能的呢?
罗新:我同意《人类简史》作者赫拉利讨论的一个话题。他说,经济全球化在20世纪其实就已经完成。很多人说,现在是去全球化。赫拉利说,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但全球化的确呈现出众多问题,因为跟经济全球化配套的还应该有一个政治的全球化,而我们现在还停留在19世纪的政治,也就是民族国家层面,每个国家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但国家之间是怎样的呢?他说,如果不能实现政治的全球化,经济的全球化是不够的,仍然会给人类带来各种灾难,今后还会有很大的动荡。
我们看到,过去几年,无论是在防治传染病,还是在处理不同地区、不同人群之间的利益冲突上,民族国家阶段的、现有的国际秩序肯定不够的。
未来难以预测,一切都是多样的,这个多样不是因为它是新生出来的,而是因为它本就存在。进化论说,进化能够发生,不是因为新的东西出现了,而是那个东西在整体上占的比例越来越大。
那么,历史有没有重大的意义?我学这个学科的,我必须要说,它有非常伟大的意义,它的意义在于让我们知道,未来的一切都是可能的,就像过去一切本来都是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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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
题图:河南巩义石窟寺,精美的北魏石窟造像。来源:视觉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