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新:一个北魏宫女的漫长余生 |正午访谈

黄锫坚 · 08/12

来源:界面新闻

采写 | 黄锫坚

 

人们一般以为,历史学者应该长年累月埋头于书斋和图书馆,但罗新却是一个例外。除了研究故纸堆,他还喜欢远足。

酷暑时节,他正在四川步履不停,而且这是一次“追星”之旅。提到他的偶像——60岁的美国老头Paul Salopek,罗新的欣喜溢于言表。Salopek是两次普利策新闻奖获得者,自2013年起启动“走出伊甸园”( Out of Eden Walk)的慢新闻计划:从人类起源地非洲出发,穿越中东、中亚和中国,进入西伯利亚,再坐船跨越白令海峡,自北而南穿行美洲大陆,终点是南美的火地岛。该计划已持续九年,他一路记下见闻,并挖掘出所谓的“过期”新闻。罗新一直关注着Salopek的网站和他的行踪。2021,Salopek进入中国,已完成云南段的行程,现在正走在四川。联络妥当后,罗新利用暑假,跟偶像一起行走在西南大地上。

罗新是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暨历史学系教授,代表作有《中古北族名号研究》、《黑毡上的北魏皇帝》等。除了专业身份,他在大众读者中也享有盛誉,这源自他2017年的旅行文学作品《从大都到上都》。在华发之年,他从北京出发,沿着古代辇路北行,经龙虎台,过居庸关,行黑谷,越沙岭,背着行囊,徒步450公里,最终抵达上都。“作为一个以研究中国历史为职业的人,我真的了解我所研究的中国吗?”罗新带着这样的自问,以徒步行走拉近他与土地的距离,由此获得了一种更平等的观察视角以及同当地人的相处之道。

疫情三年,影响了罗新的行程,也让他有机会实现一些夙愿,比如完成《漫长的余生》,书的副题是“关于一个北魏宫女和她的时代”。2020年春天,他一边在线讲课,一边写作此书的主角王钟儿。2021年春,在给研究生讲授“北朝史专题”时,他让同学们参与讨论已写的章节。写完孝文帝病逝,又耽搁了半年多时间,漫长的写作化作《漫长的余生》。今年7月,图书终于出版。

过去几个月,我们和罗新做过两次访谈,主题是大历史和小人物。在他看来,过往的历史记述,过于关注帝王,关注男性,而关于普通人、关于女性的内容,低得不成比例。他之所以要写北魏宫女的人生,是因为普通人也“是真实历史的一部分,没有他们,历史就是不完整、不真切的。”

“我们关心那个时代的普通人,和你一样普通的人,她完全不能左右自己的生命,她是怎么过完自己的一生的?每个人的一生都是有意义的,有同等价值。”

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暨历史学系教授罗新

 

宫女人生

正午:能不能简单讲讲这本书的写作缘由?

罗新:如果做比较早期的历史研究,比如想了解宋代之前普通人的事情,会面临一个困境:史料不多。要找这样的人,讲他们的故事非常困难。随着时间的流逝,很多小人物的材料都被过滤掉了,只剩下大人物。当我们离历史发生现场的时间越近,知道的人物就会越多,留下来的材料也越多。但如果离那个现场很远,很多材料就消失掉了。

当然,现在有一种所谓的考古,也就是新材料的出现,会改变一些情况。比如清朝最著名的学者都没有读到过的东西,我们有机会读到,有人从地下重新发掘出来一些材料。比如北朝时代的墓志,就是今天我们研究那个时代的所谓新史料的一个重大类别。墓志所反映的情况,比我们从二十四史里读到的,在一定意义上要更贴近那个时代。

比如说,在任何一个时代,性别比例上,男性也许会多一点,但不会多太多,总的说来,男女比例是均衡的。可是在正史里,你会看到,性别比惊人的不均衡,男女比例可能是100比1。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的,墓志志主的性别比例就稍微合理一些,女性占比不像正史那么低。对任何人来讲,对父母的爱几乎是均等的。所以,儿子只要有能力,在为父母安葬的时候,礼节是相当的,有条件就会为母亲写个墓志。这样一来,从墓志里统计出的男女比例,远比史书要均衡。于是,墓志的价值也就呈现出来了。通过墓志,你能看到好多女性的存在,关于她们的很多具体事情被记载下来。

正午:《漫长的余生》里这位主人公有哪些故事和经历?

罗新:我这个故事,是从1920年代就已出土的一个墓志发掘的。一个普通的比丘尼(尼姑)的墓志,居然是由皇帝命令当时最重要的一个文臣来写的。墓志写得很漂亮,安葬也一定是高规格的。理由很简单,因为这尼姑是皇帝的保姆,她死的时候,皇帝也有十五六岁了,墓志是对她表达一份感情。情感上,这个保姆的地位跟母亲差不多,特别是在他母亲被软禁而见不到面的情况下。

通过墓志我们知道,这个女性本不是北魏人,而是南朝人,在南北战争中被抓到了北方。在南方时,她出身于一个官宦家庭,嫁一个地位相当的家庭,她算是来自上层社会的。在战争中,作为俘虏,她被抓到了北方,成了奴隶,送到宫里做宫女,当时已经30岁了。对她来说,此后的人生都是余生,算是一个跌到谷底的很悲惨的人。想不到的是,她在北魏的皇宫里又生活了56年,到86岁才去世。在那个时代,这么长的寿命是罕见的。所以是一个《漫长的余生》,我也以此作了书名。

她的一生撞到了历史的各个关节点,抚养了后来成为孝文帝继承人的宣武皇帝。在孝文帝去世之前,她被迫出家,因为被卷到一些事情里边。她虽然做了比丘尼,但宣武皇帝继位之后,跟她保持着亲密的关系。不知为何,宣武帝的孩子老是莫名其妙地死掉,他相信这个比丘尼,于是就让她组建一个体制外的团队,抚养新的、将要出生的皇子。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这个皇子的安全,他是唯一的继承人了。比丘尼以70岁的高龄完成了这个任务,把孩子带大,于86岁去世。

借着描写她的一生,我把跟皇位继承有关的历史,这五六十年的历史粗略地、梗概性地再写了一遍,用比丘尼的故事作为一个线索。这本书讨论的话题,包括前人学者讨论过的子贵母死等等,但我换了一个角度。我是从宫女的角度,从她的观察、体验去讨论。于是,我关心的就不再是或不止是国家大事了。我看到,不论皇帝、皇后、皇子还是大臣们,都是卷入到这个世界里的不幸的人,各有不幸(当然也各有其幸)。过去我们看到的只是他们在权力顶峰的情况,从另一个角度观察,他们都是体制的受益人和受害人,是那个时代一个卑微的角色。

比如孝文帝,居然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会卷入各种阴谋后人对他的评价虽然很高可是,继承人最后变成对手,这一点连他都不知道是怎么造成的,他不得不下令杀掉这个孩子。等他发现这可能是一个阴谋时,已经太晚了。他很悲惨,33岁就死了。

正午:看完这本书,感觉有点遗憾。书里关于主人公王钟儿(慈庆)的故事并不多,写的似乎是北魏很多女性的情况,描绘了一个群像。

罗新:对,关于王钟儿,主要靠墓志,墓志只能提供一个梗概,你不能在里边加任何东西。

关于其他人,只要能够对她的人生历程、生活环境、精神世界的解释有所帮助的,我都写到了。跟她命运直接有关的,跟所谓的子贵母死制度有关的,有好几个贵族女性,如高照容、大冯、小冯,都算是孝文帝后妃的角色。另一些人跟王钟儿不一定有直接关联,但是对她的生活、生存环境有说明意义。我看了六七个其他宫女的墓志,尽量提取能够提取的信息,以此说明当时宫女的人生大致是什么样子。

有些宫女非常幸运,能够爬到比较高的地位,也就能够留下一些线索。一般人连这些资料都留不下来。所谓最高品级的那些宫女,她们的人生有一些相对共通的地方,比如结识工友、一起生活、生存下来。这类宫女跟王钟儿大致处在同一时期,同一工作空间。她们会不会互相认识?当然,宫廷很大,管理也一定很严,所以不是说有机会认识所有人。

另一类人,就是王钟儿跟她的生活完全没有交集,但有相似之处:作为女性,在同一个时期,她们最后都出家了。作为一个比丘尼,这意味着什么?这是一个主动,还是被动的选择?这个选择一旦做出,对她的人生会有哪些有意义的变化,提供哪些有意义的空间?

正午:书中提到一个著名的比丘尼,叫僧芝,她是很多人的佛学老师吧。

罗新:对,在宣武帝时期,僧芝的地位提高了,她在宫里出出入入地给皇帝讲经,给宫女们、后妃们讲经。我相信,她跟我们的主人公是熟悉的,是认识的。像这样的角色,我就尽量多写。我们虽然不知道王钟儿的人生是什么样,但如果把周围人物的信息尽可能地找到一块,会有助于我们理解她。

正午:从僧芝等人的故事来看,宗教和寺庙给当时被打入冷宫的一些女性提供了某种自由和解脱?

罗新:我不敢说这是佛教提供的功能,但是,任何一种崭新的思想、制度、生活方式的出现,都给某些人,特别是比较边缘的人、不在主流圈子的人、失去保卫自己权利的人,提供一种新的机会。

我在书中举了一个例子——元纯陀。她在第二次婚姻之后,想回到第一次婚姻的家庭去。以世俗社会的观念和制度来说,她是回不去的。但她利用了出家的办法,使得自己和世俗社会脱离,这样就有机会回到自己过去的婚姻、家庭去,和自己的女儿在一起度过余生。对她来说,这是一次很了不起的解放。一个边缘女性,作为信众或比丘尼,获得了过去不可能有的社会活动空间,发生了各种各样在传统的家庭、宗族生活之外的联系。

过去的佛教史研究,很容易在学理和思想史的范畴上讨论,很少或未能充分挖掘社会生活上的意义。其实,这方面的意义,对于宗教的传播、佛教在中国的兴起,比思想上的意义要大得多。这一点我过去没有注意过,一直到我试图理解王钟儿,作为一个普通宫女,最后变成比丘尼之后,有什么意义?我才开始去注意宗教社会史的研究,看了研究早期基督教的一些作品,觉得很受启发。比如从公元一世纪到公元五六世纪间的基督教史、传播史可以发现,边缘人群,特别是下层社会的人和女性,也包括最上层的女性,在新兴宗教的传播中特别活跃,新兴宗教给她们提供了一定程度的解放和自由。

如果没有变成比丘尼,是不是像王钟儿这样的人很可能也就没有啥故事可讲了,就死了,没有余生的可能性?我们不知道。我们只知道,作为比丘尼,她获得了新的人生机会。

 

关注遥远时代的普通人

正午:你在书中提到胡鸿写的文罗气,你感慨说,“我们关注遥远时代的普通人,是因为他们是真实历史的一部分,没有他们,历史就是不完整、不真切的。”

罗新:对,胡鸿的那篇论文做得很漂亮,他也是利用了一个墓志资料,发掘出一个普通女性的一生。这个女性不是汉人,或者说华夏女性,而是一个蛮族的女性,当时称为蛮人。文罗气是在今天河南南阳平顶山一带的一个山区的年轻女性,胡鸿不仅复原了她一生的轨迹,还把那个时代北魏王朝在这个地区的少数民族(即蛮人)的社会变化和发展做了深入的考察,是一个很不错的研究。

正午:您的书中也提到孝文帝跟冯太后的关系、跟大冯的争斗。按通俗历史写作来讲,这些情节曲折的部分会更吸引读者。您为何着墨不多?

罗新:这正是我想避免的部分。人们一想到著名皇帝,比如梁武帝、孝文帝、乾隆帝、雍正帝,就会想帝王们如何如何。我对这些已经感到很厌恶了,我非常讨厌历史学家对皇帝们的过度热情,所以我尽量不写。我写这本书,就是想要抗击民间阅读的这种热情。传统治史的倾向,一般是围着皇帝来说话,我不想再做那样的事情。

我认为,如果现在的历史学者还在忙着写皇帝个人的和他的伟大等这套东西,要么就是他的学术境界不够,要么就是他太注重市场了。

正午:史景迁的《王氏之死》很有名,也是写一个普通人的故事。这本书对您的写作有没有启发?

罗新:我们写北魏,没有明清那么多材料,但我们有我们的长处——可以放在更大的层面来观察。我们做不到《王氏之死》那种写法。

其实,《王氏之死》更应看重它的英文原版。史景迁非常难得地把一些罕见的、不容易读到和读懂的文字都翻成了英文,而且翻得非常典雅,那是他最有功夫的地方。而翻译回中文,只需要把原文倒腾回来就可以,难度不大。读中文翻译版的《王氏之死》,是见不出这本书的实力的。史景迁这本书的实力很大程度上不在于写这个故事,而是他的中译英翻译水平非常高。

正午:像《王氏之死》这种把文学和想象注入历史写作的方法,有意义吗?您有没有做这方面的尝试?

罗新:我觉得,历史就是历史,文学就是文学。两者不能放在一起,否则,既不是历史也不是文学。《王氏之死》没有编造任何材料,用的都是历史资料,里面有很多梦和想象,都来自《聊斋志异》,那也是基于真实存在的资料,不是自己创造的资料。《聊斋志异》是文学,是虚构,这毫无疑问,但它是古人虚构的,不是现在虚构的,它是对那个时代的一个曲折反映。而史景迁用那些材料,是作为间接支撑,不是作为直接材料使用的。就像我们今天引用李白、杜甫的诗,不是不能使用,就看你如何使用。

正午:鲁西奇的《喜》是最近出版的一本关于秦朝普通人的著作,您如何评价?

罗新:我写《漫长的余生》的难度,要比鲁西奇老师写《喜》的难度要小,因为《喜》的资料更少,归纳和研究的难度更高,而我只需要按照时间线索来展开就可以了。而《喜》是带有结构性的描述的,它要找到一种新的表达方式。比如说从个人生活开始,家庭生活,家内生活、家外工作,工作又分多个层面等等,最后展现为一个国家的结构问题。所以它在形式上是有创新之处的。在这个意义上,我说,形式很宝贵。

我这本书,不是说形式上没有努力,但是努力的难度比较小。换一个作者,只要有我这个想法,处理同样的材料,最后写出来,也差不多会是这样。

我这本书有一个大众读物的外表,但其实跟鲁西奇的《喜》一样,很大程度上还是在跟专业同行对话,所以都有不太好读的地方。

正午:关于研究历史中的普通人,你的下一步计划是什么?

罗新:写普通人,把普通人当作研究对象,我很愿意继续做这件事。但难度也非常大,因为中古时代的资料很少。我在几个公共场合提过这件事情,但我很惭愧,自己没做什么。我这本书不能说是示范,至少努力一下,试一试。

如果将来做中古以后历史的学者来做这个工作,至少在资料收集方面,难度会要小一些。当然,处理资料,把它形成为一个作品,难度永远是很大的。如果碰到这样的材料,我也不会放过,我会再努力。我也希望年轻的朋友会有意识地去寻找这方面的材料,做出更多的成果。

 

谁的历史

正午:不论关于帝王将相,还是普通人的研究,怎样判断一个历史研究的价值?

罗新:你要问的是,它是对谁的价值?鲁西奇有一本书叫《谁的历史》,这名字特好。当你在说历史的时候,你在说谁的历史?历史涉及到好多事儿,比如今天我们讲2000年前,说的就那么几个人,可是,那个时代有几千万人啊。我们把几千万人的行为都用这几十个人的事儿来代替,也就是《史记》里记载的那些人,把那个时代的重大发展都跟这几个人结合在一起。显然,历史是为这几个人讲述的,为刘邦和他的儿孙们讲述的。司马迁写《史记》时,就有强烈的使命感,要为汉家立言,所以,这是汉家的历史。

当你讲历史,你在讲谁的历史?如果我整天想着清宫廷里的宫斗,有强烈的代入感,觉得乾隆皇帝面对这么多女孩,都围着他转,这很过瘾。但在现实中,你不是皇帝,而是一个普通人,这时候,你需要讲自己的历史,关心你自己的历史。所以,我们关心那个时代的普通人,和你一样普通的人,她完全不能左右自己的生命,她是怎么过完自己的一生的?每个人的一生都是有意义,有同等价值的。

正午:历史上,还有哪些材料记录过普通人的一生呢?

罗新:问题不在于是谁来写。其实每个人都会讲自己的历史,或自己认可的历史。但传统意义上,你写的历史可能不会被认可,也不会被传播出去。我相信,过去数千年,有许许多多人都写下了自己想写的历史,但最终能被国家权力认可、允许流传下去,还是很少,比如说有各种各样的文字狱。在现代史学产生之前,在传统的历史叙述里,最大的问题不在于,为谁写历史,而在于你写的历史会不会被有权的人认可。有人在控制历史。

而现代社会变了,不再有谁能真正控制历史,即使有人还在努力,但成功的可能性已基本不存在,所以,我们有机会讲各种各样的多元和多样化的历史。归根结底,历史是各种各样的声音,各种各样的人来写,以各种形式来传播。现代史学所说的历史,是一个竞争的历史,各种声音都在竞争。

正午:这几年世界的政治、经济格局都发生了巨变,您能不能做些预测?

罗新:让我说过去的事情,我比较有信心。让我谈未来世界会怎样,我肯定是不知道的。

历史有多样性和多种可能性。我们不能说,这个事情之后必然会发生一个事情,其实还有很多别的事情和别的观点,这些东西可能只是还没有进入历史学家的眼帘而已。

专业的历史工作者发现,历史和过去都太复杂了。如果看不到这种复杂性,你会相信它是可以预测的。如果你认为过去可以简化为某种基本的线索,而且你对这种简化足够信任,你会认为,跟车子运行一样,在一切因素不变的情况,它往下还会继续走那么远。但历史不是这样。历史的所有线索都是人为塑造出来、写出来的。凡是认为这样的历史就决定了这样的未来的人,都是非历史的,非专业的。所以我们不相信历史可以预测。

当然,所有学历史的人,绝大多数不纯粹是为了沉迷于古董之中,还是关注现实的,只不过有些人没有把自己的研究内容和现实太紧密地联系起来。

过去几年的世界发展,我认为是不可预测的,没有谁想到会往这个方向发展。但是,几乎每一步意外的发展,都不让你感到太意外。比如明天要发生是一个奇怪的事情,这个事情今天在我的千万种预测当中,可能是其中一种,我可能内心深处是排斥它的,不希望它发生,但是当它发生了,我也认为这个结果是合理的。我们永远在合理化过去,这是我们的一个本能。即便糟糕的事情发生了,我们都想把它变得可以理解,包括战争,瘟疫,也包括也许更严重的明天要发生的事情。

正午:关于全球格局的未来,你觉得哪些是可能的呢?

罗新:我同意《人类简史》作者赫拉利讨论的一个话题。他说,经济全球化在20世纪其实就已经完成。很多人说,现在是去全球化。赫拉利说,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但全球化的确呈现出众多问题,因为跟经济全球化配套的还应该有一个政治的全球化,而我们现在还停留在19世纪的政治,也就是民族国家层面,每个国家拥有至高无上的权。但国家之间是怎样的呢?他说,如果不能实现政治的全球化,经济的全球化是不够的,仍然会给人类带来各种灾难,今后还会有很大的动荡。

我们看到,过去几年,无论是在防治传染病,还是在处理不同地区、不同人群之间的利益冲突上,民族国家阶段的、现有的国际秩序肯定不够的。

未来难以预测,一切都是多样的,这个多样不是因为它是新生出来的,而是因为它本就存在。进化论说,进化能够发生,不是因为新的东西出现了,而是那个东西在整体上占的比例越来越大。

那么,历史有没有重大的意义?我学这个学科的,我必须要说,它有非常伟大的意义,它的意义在于让我们知道,未来的一切都是可能的,就像过去一切本来都是可能的。

《漫长的余生》,罗新,北京日报出版社,理想国,2022-7,ISBN: 9787547743126

 

——完——

题图:河南巩义石窟寺,精美的北魏石窟造像。来源: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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