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母”梁龙的东北往事

文 | 郭小寒

梁龙45岁了，年轻人管他叫伯伯、教母或梁姨，他做美妆博主、上脱口秀、拍电影、参加综艺当导师……梁龙也称自己是“一个古怪的有趣的中年人”。但有人依然记得，他也是个玩摇滚的。

梁龙看完耿军电影《东北虎》中的一段诗歌受到感触，并创作了一首主题歌《老虎十九岁》。歌中唱到，19岁的老虎依然知道自己是一只老虎。这或许也是他今日心境的写照。此歌也被收入二手玫瑰乐队最近推出的新专辑《冰城之夏》。该专辑不再是过去那种放肆的调侃，反倒带着温情，回忆了不少东北往事。

多年之后，回忆在温暖而潮湿的土壤里发芽。最近我在一期播客中与梁龙聊天，他讲述了自己如何走出齐齐哈尔，到哈尔滨当保安，如何在北京的摇滚圈找到自己的位置。梁龙更愿意回忆青春，回忆那些他还把摇滚乐当作个人理想和使命去表达的岁月。谈笑中带着泪光，也有笑靥。

摇滚这事我也能干

梁龙老家在齐齐哈尔，父母当时是双职工，他还有一个哥哥。作为家里的老疙瘩，他从小比较受宠。

梁龙最早接触摇滚乐是上初中时在学校里听磁带，每周他都骑着自行车跑音像店买专辑，从唐朝、黑豹……听到崔健的《解决》，里面有一首歌的歌词是：“就像十八岁的时候给你个姑娘”。梁龙心想：“摇滚这事我也能干！”

上高中时梁龙坐不住了，天天想着去北京，可此时父母双双下岗，家庭经济困难。1988年，父亲生了一场重病，几乎花光了家里的积蓄。

高中毕业，梁龙在县里的百货大楼开始卖化妆品，卖了几个月，心里打鼓，还是想去北京。梁龙就跟领导请了个假，坐硬座火车来了北京。

1995年，通过摇滚杂志的信息，梁龙找到了迷笛音乐学校。学校当时在双安商场，梁龙推门进去就问，“崔健在哪儿演出？”一个哥们儿回了一句，“你问崔健去。”

“北京摇滚圈也太不友好了！”梁龙嘀咕着退了出来。在从双安商场出来的过街天桥上，梁龙老远瞅见一个大高个，觉得应该是校长张帆。梁龙上前搭话，果然是校长，他跟校长倾吐自己的摇滚梦和现实的困境。张帆说，“给你减掉一些学费，要是你能打工，学校再尽量想办法。”

在亲戚的推荐下，梁龙从北京往老家倒卖有机山野菜，想着攒一点钱再去迷笛上学，还得把家里总共五六千块钱的存款全拿出来。等山野菜运到齐齐哈尔火车站的时候，给蔬菜保鲜的盐水袋全破了。梁龙的摇滚梦也破了。“可以理解为血本无归，我的人生第一次感觉绝望和无力。”

在哈尔滨当保安

吃着卖不出去的山野菜，1996年的冬天是梁龙最难熬的日子。过完年，高中时的班主任给他找了个去外地工作的机会，梁龙立刻答应了。他想赶紧离开家，觉得自己混得太差了。

在去哈尔滨的火车上，梁龙才知道，这个机会是去当地的酒店当保安。这也是他第一次离开家乡，去另一个城市长期工作和生活。

到了哈尔滨的酒店，不到一个星期，梁龙就提升班长了。在那个年代，哈尔滨有一个摇滚艺校。梁龙报名去学打鼓，因为他买不起别的乐器。在艺校他物色了其他班的几个学生，一起组建了第一个乐队——黑镜头。

梁龙也开始了他的摇滚生活：谈恋爱、搞乐队、在身上留下烟疤、看艾伦·金斯堡。

酒店的保安部这时来了一个新头目，是二把手，神神秘秘地，啥都能聊。他会周易，看见梁龙看艾伦·金斯堡，他说，“你拿不住这本书。跟这本书的力量比，你的力量太虚弱了。”

当时梁龙还在消沉之中，听完二把手的话，跟他彻夜长聊。二把手说：“你不觉得唱的谣很重要吗？这个谣可以理解为山里的歌谣，你看能流传几百年的放羊歌，它是一种生活，是一种来自民间积累的谣唱，这个谣如果做好了，应该是很高级的一种音乐。”

但梁龙当时并没理解那么多的含义，也没找到音乐该怎么表现。他记得清楚的却是，自己跟最好的哥们打了一架，然后双双被开除。

于是梁龙告别了保安队伍，正式踏上了北京生活。

“你无需陪我坚持”

黑镜头乐队当时已经有了几首原创作品，虽然并不满意，梁龙还是带着小样，来了北京。

他托哥们找到了一家叫雷电力生的音乐公司。DJ老师拿着小样放了一下，说：“满大街不都是这玩意儿吗？”梁龙被臊得难受。老师转过身来，拿出一盘野孩子的磁带，放了一遍《生活在地下》，梁龙听完，感觉自己被击倒了，一下子想起二把手跟他说的“谣唱”，这专辑也刷新了他对音乐的认知。

梁龙心想：“如果崔健来敲你地下室的门，那又怎样？你拿什么混呢？你没有东西。”

有一天，心灰意冷的梁龙趴在阳台上听广播，提到DJ郑洋在放高旗的《不要告别》。梁龙听完，真心觉得自己干不了摇滚，还是回老家吧。

下了火车，梁龙都没找到自己的房子。当时家境也到了最落魄的时候，父母去卖猪肉，从原本住的房子搬走了。

在一个杂食店的公共电话处，梁龙遇到了已喝多了的父亲，他把父亲接上一起回家。到家安顿好，他给父亲放了点自己写的歌。借着酒劲没醒，父亲问：“这是你写的？”梁龙说是。

“那就干吧，”父亲说，“有一个自己喜欢干的事挺难的。”

第二天早上起来，梁龙在院里写下了几句歌词： “你无须陪我坚持，如果今天的天气那么软，你无须陪我坚持，如果明天的朋友还是那么硬。”这一首歌就是《招安》。

到农村去

写完这首歌，转过年梁龙又来北京。草草混了几个月，他又混不下去了，这时梁龙只剩缝在内裤里的500块钱，又回了东北。回去之后，跟朋友吹嘘了几天在北京的见闻，朋友都散了。梁龙关上门跟黑镜头乐队的成员说，“我在北京啥也没整着，就积累一个经验——必须找到自己的东西。”

乐队鼓手温恒说，他在干活的时候碰到一个小伙子，叫小生子，是旁边新华村做红白喜事的，笛子能吹，唢呐能吹，键盘也能弹。他们家地儿大，有大炕，每次去都特别热情，不让走，想跟着电声乐队在一块玩玩。

于是，1999年，梁龙和乐队的哥们就集体去了农村。

梁龙拿出100块钱给人家买了一袋米，一袋面，乐队就在小生子家住下了。虽然能在那里落脚，但所有的环境跟梁龙以前的生活完全不一样，他不能马上适应。

一天村里来了个演二人转的，小生子喊梁龙去看。梁龙看不懂二人转，但他看懂了一件事：那些农民叔叔阿姨们，他们看二人转时有一种幸福感。梁龙反思，如果自己的摇滚歌给他们听，他们会听吗？他有点失落，感到巨大的隔阂感，“他们需要听什么呢？我给自己画了一个很大的问号。”

从北京来来回回折腾这几年，梁龙所有的面子都丢没了：以前在班级的荣誉、在单位的荣誉，在单位做乐队时别人叫他白马王子……这些都是虚的，脸已经贴在地上了。“我开始真正的放下，你啥也不是，就是个普通人，有个脑瓜子想做乐队，仅此而已”。

幸运的是，梁龙击碎自己的时候，是在一个最踏实的地方——农村。梁龙开始用最简单的语言、最实在的生活，走入真正的人与人之间的交流。

在夏天一个百无聊赖的下午，梁龙看见小生子的妹妹从窗前走过。梁龙说，你给我数三个数，女孩说了643，就走了。梁龙用643写下《采花》的和声， “有一个姑娘像朵花，有一个爷们儿不害怕，一不小心成了家，生了个崽子一起挣扎。”

“我学会了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调侃自己。”接下来的十几天，梁龙写了10首歌，这些年积压的委屈和才华一下都爆发了。

梁龙和乐队去了新华村旁边的双城县，有个朋友开的练歌房里有个四轨录音机。乐队插上麦克风录音，翻成磁带，就有了一个粗糙的小样。

几个人在炕头上盘腿一坐，看着自己的磁带，傻笑着想，下一步怎么办呢？先起名字吧。想来想去，梁龙想到了玫瑰和二手两个词，就拿钢笔把这四个字写出来：“二手玫瑰”，哎呀！好看，能成。

哈尔滨音乐节崭露头角

即便有了名字和作品，巨大的惊慌和失落依然笼罩在每个人头上。冬天又要来了，他们不可能在农村过冬。大家也不可能集体去北京，下一步，干啥？

凑巧此时哈尔滨要搞“第二届摇滚音乐节”。那个时候其实东北好几个城市都有音乐节。那种音乐节和现在的不是一个概念，就是七八个乐队凑在一起，找个工人文化宫或大学礼堂，一块玩一下。

梁龙和乐队的哥们拿着小样去找音乐节主办方，当时主办方的大哥在哈尔滨开了一个乐器行。梁龙他们去的时候，人家都没正眼看他们。

过了几天，这大哥听完小样，就打电话来，“来演出吧！你们是我在哈尔滨没听过的声音。”

演出需在下午走台，梁龙跟一起同台演出的乐队借了吉他和效果器。被借的哥们愣住了，说你啥也没有啊？梁龙说，没有。

走完台，主办方给乐队们每人分了一袋包子。梁龙他们没得到包子，以为被看不起，借钱出去喝酒解闷，一下喝大了。梁龙说：咱们把这几个哈尔滨的乐队全都干掉。梁龙向一个来看他演出的前同事借了口红，抹得鲜红就上台了。这是他第一次化妆。

上台《采花》一亮相，所有人都懵了，因为没见过。第二首歌时，梁龙和贝斯手一起在台上打滚儿，第三首开始乱踩借来的效果器，三首歌下来，结束。

哈尔滨的摇滚老炮们都主动到后台找梁龙聊天，说你们这个是民族朋克。一个做行为艺术的大哥，邀请梁龙去客串。梁龙心想：来活了。

在这位大哥的接济和帮助下，梁龙与黑镜头乐队慢慢在哈尔滨和大庆走起来了。

“大哥你玩摇滚，玩它有啥用？”

在大庆的一次演出结束后，梁龙在北京的老乡再次鼓励他们去北京。梁龙心想，这次有作品了，也算抓住了一条线，就问乐队成员的想法。小生子要考师范学校，贝斯手去烧锅炉了，鼓手想去开烤串店，所有人给梁龙的回复都是：“你自己先去吧”。

2000年，梁龙带着作品，又来到了北京，跟老乡合住在马连道的地下室里，进去先补交了300块钱的房租。

找不到乐手，也没有演出机会，梁龙干呆了六个月。后来，梁龙在酒吧临时替别人当歌手，一天80块。梁龙也在那个酒吧认识了他在北京的第一任吉手王钰琪。

在干场子的间隙，梁龙给王钰琪唱自己的歌，王钰琪现场即兴弹吉他。梁龙心想：“这就是我要的吉他手！”梁龙拐弯抹角把王钰琪拉到朋友的录音棚里，排了《采花》、《伎俩》等四五首歌，录了下来。

那年8月，太阳宫的老豪运酒吧要搞一个叫“中国视觉摇滚大冲击”的拼牌演出。主办方听说梁龙在东北演出化过妆，就喊他过来演出。梁龙，终于在北京正式登场。

那天梁龙化了一个媒婆妆，上半身打赤膊，王钰琪弹吉他，齐齐哈尔的老乡打鼓，又找了一个弹贝斯的小孩帮忙。演完之后，王钰琪主动说：“以后咱们就一块干吧！”梁龙心中狂喜，凑了几百块钱，从哈尔滨农村把小生子给搬到了北京。

不久梁龙迎来了在CD café的那次重要演出。那次也是二手玫瑰临时替别的乐队演出，同台的还有痛苦的信仰和苍蝇乐队。现场也有Channel [V]的“飙音地带”节目同时录影。

痛苦的信仰第一个演，二手玫瑰第二个。梁龙在京广大厦大堂里找了个地方化妆，痛仰一上台，电话打过来，他就往那边走。梁龙一身蓝旗袍，挽着发髻，披着黄色羽毛，脚穿红色高跟鞋，迈着小步扭扭哒哒、目空一切地走进了CD café。进去之后谁也不看，不跟任何人打招呼，径直往吧台一坐，点了一瓶25块钱的青岛啤酒。

等乐手调完音，梁龙把啤酒瓶啪的放到吧台上，走上舞台，非常挑衅地说：“大哥你玩摇滚，玩它有啥用？”然后唢呐一起就开造，台下的人完完全全疯掉了。

演出完，梁龙卸了妆，坐在吧台那等着。崔健过来问，“你是刚才那人吧？”梁龙说是。崔健说：你们技术太烂了，但是你们的音乐方向对了。

从那一刻起，梁龙觉得，自己可以在北京混下去了。

北展演唱会：高点后的迷失

CD café的演出奠定了二手玫瑰在北京的信心，乐队也齐整一些了，大家想着怎么往下走。此时伟酷网站做音乐合辑，收录了《火车快开》等三首二手玫瑰的歌，给了200美金。梁龙一时都不知道去哪儿换成人民币。

负责网站运营的牛佳伟，成了二手玫瑰的第一个贵人，他为二手玫瑰武装了一批新成员：打击乐手张越，贝斯手陈劲，民乐吴泽琨，再加上王钰琪和梁龙，此时的二手玫瑰成员形成了一个黄金阵容。牛佳伟还把早期跟台湾企划前辈老师学到一些业务知识给了二手玫瑰，让乐队从意识上领先起来。

乐队的第二个贵人是黄燎原，以他在文学和艺术届的社会影响力，把二手玫瑰推到了更大的舞台。在黄燎原三寸不烂之舌的说服下，2003年，天津泰达发行了二手玫瑰的第一张同名专辑。

真正改变二手玫瑰在圈子里地位的，应该是2004年北京展览馆的《通天演唱会》。当时机缘巧合，一家葡萄酒品牌出了一款玫瑰花酿造的葡萄酒，用市场营销的50万费用，赞助了这只名为“二手玫瑰”乐队的演出。在那个年代，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

演出得到了社会各界的重视，梁龙记得演出前文化局领导找他开会，说：“你知道北展有多少年没演摇滚了吗？快10年了，这次你们演好了，可能就让摇滚乐能真正打开。如果演不好，那这个市场是不是还这么冷静就不好说了。”梁龙听得明白，这场演出他们背负的东西很多。“那咱就好好干呗，就整！”

北京展览馆大概有2000个座位，连卖带送，加上各种媒体宣传加持，当晚演出前，二手玫瑰的成员在后台都特别紧张。时间一到，演出大幕拉开。梁龙浓妆艳抹的走上舞台，他看到底下座位全满，心里那块石头放下来了。

演出结束后，梁龙自己主动喝了一顿大酒。此时二手玫瑰算是又上了一个台阶，梁龙说，自己再见着高旗他们，感觉不陌生了。“你是一个在他视线里存在的乐队了”。

然而，高点即低点。这场演出的成功，一定意义上也埋下了2005年二手玫瑰内部解体的种子：圈子混起了，排练不积极了，新歌写不出，演出也没跟上……梁龙坦言，大家都有了不同程度的膨胀。“那绝对是一个迷失的季节。”梁龙给大家发短信说，各自思考一下，这个乐队还能不能做。相当于暂停了乐队，他自己则钻进798，跟搞当代艺术的人混了两年。

直到2007年的一天，姚澜给梁龙发了一个短信：我理解你喜欢当代艺术，但是你的根还是摇滚乐。

梁龙有点恍惚，又回到了摇滚乐阵营，开始重新演出。此时二手玫瑰的主要成员是吉他手姚澜、贝斯手自强、鼓手孙权。2008年奥运会后，北京乃至全国的音乐节市场热潮兴起，二手玫瑰成了众多音乐节的压轴乐队。梁龙谦虚地说：“我们占了点便宜，就开始整，其实是模式化的演出，可以轻描淡写了。还是前面的一波三折我记得更清楚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