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文 | 黄锫坚 闫桂花

上海财经大学的王岩老师这几天忙得不可开交，他没想到自己突然间成了媒体的最爱。刚为上海本地媒体撰稿，又忙着接受央视的访谈，办公室电话响个不停，微信聊天红点不断。

关于地摊，王岩有很多儿时记忆和个人感情。他称小时候经常帮爸妈摆摊，那个小摊支撑着家里兄弟三人上学。2017年，还在上海师范大学做老师的他，做了上海市政府的一个决策咨询课题，调查了中心城区的地摊经济，希望给地摊争取一些权利。

进入2020年6月，地摊一词突然被引爆，引发各方热议。许多媒体搜索资料后发现，一位叫王岩的专家，做过一手调研，并有一些意外的发现。两年前，王岩在《中国发展观察》上撰文。在那次的上海地摊调研中，他的团队发现：接受调研的一千多户地摊家庭，其年均收入中位数在20万以上，最多的年收入达百万。

其实，关于地摊这个概念，人们存在许多误解。在王岩看来，地摊不等于低端，他认为，流动商贩，露天市场才是更准确的表述。在与我们的访谈中，他大大拓展了“地摊经济”概念——烧烤、手机贴膜、垃圾回收都是地摊经济；旧货市场、美食节、义卖也是他研究的对象。他提出的“地摊3.0”概念结合了科技、文创、艺术展览等产业。参与者也不限于农村的老大妈，还包括设计师、艺术家、玩古字画的各类职业。

如何管理这些地摊？他在公开文章以及访谈中着重提及，应该用互联网思维管理地摊经济；对地摊“像绣花一样精细”地进行管理；成立“地摊协会”等等。

除了学者身份，他对“人间烟火气”的热爱更令人印象深刻。他提到了通过地摊寻宝继而成立博物馆的收藏家吕焕皋，会修复古籍和古乐器的“地摊王”刘正国教授，做废品回收45年的杨大爷……当然，他最乐于谈论的还是自己的爱好：到地摊、旧货市场收集古代兵书和典藏。

 

正午：2019年9月至11月，您的团队对上海主城区十个区的地摊经营情况进行了调研，共搜集了1000多个地摊信息。这个调研是怎么展开的？关于地摊，您有怎样的经历和爱好？

王岩：2017年的时候，我申请了上海市人民政府的一个决策咨询课题，就是对上海中心城区地摊的调研报告。

当时我还住在岚皋路，每天回家会走普陀区的岚皋路地铁站，特别是晚上，我会看到一个水果摊，他是我们安徽的老乡，我经常在他那里买水果，顺便也聊上几句。他非常客气和热情，他的朋友圈也有不少摆地摊的。我就问了问他们在上海的生活状况。我想，不如帮整个行业做个调查，了解情况后可以跟上海城管部门谈谈，争取让地摊合法化。那时候上海对地摊的管理还是比较严格的。

为了给地摊争取一些权利，我就申报了这个课题，没想到中标了。我们的课题组有四五个人，包括我的导师、师兄弟和学生。参加调研的人大概有十多个研究生。他们有的已毕业，有的今年准备毕业。

展开调研的地点，集中在比较中心的十个区，比如黄浦、徐汇、静安、普陀、虹口、杨浦、浦东、长宁、闵行、松江。地摊主选择的地点，都经过充分的市场调研，都是人流量大的地点。比如地铁口、居民小区、旅游景区、购物中心、公园、火车站、汽车站等。像人民公园，还有愚园路、南京西路、南京东路等交通的中转枢纽，还有四川北路、大连路、曲阜路等换乘点。

我对摊主是比较了解的。我父母都是摊主，我以前也算小摊主。我记得小时候，我们家1986年就开始摆地摊了。当时在乡镇集市上，一开始是两个木板，后来四五个，布满一条街，摆的都是我们家的地摊。我印象最深是在春节前的一个礼拜左右街头人满为患。我们家春节时一天的营业收入可以达上千元，80年代这个钱是不得了的。我们家很早就成了村里的万元户。虽然兄弟三个，家里负担比较重，但是靠着这个地摊也养活了一家人。

90年代初，我上小学时，经常上学前帮妈妈去摆摊理货，放学了帮他们收摊子。我姑姑家住在乡政府，所有东西都放在姑姑家里。收摊后，我们再回到农村的家里，路上大概有三公里。

现在我对古代的兵书典籍比较感兴趣，也经常和朋友玩地摊。

 

正午：地摊这个词容易让人想象成街头小商贩，而其他形式，比如露天市场、二手市场等，也是您的研究对象吗？

王岩：关于地摊经济，人们的理解往往是狭义上的，就是在街头摆个点，卖个东西。在广义上，地摊经济是很宽泛的，包括二手市场、旧货市场、旧书市场、露天市场、定期的一日捐、义卖等等。流动的推车，流动的商贩，这些都是我的调研对象。

地摊在国外也很流行，比如说伦敦的open market，carboot sales随处可见。还有纽约的 flea market也非常专业，比如annex markets 旗下有个cheler fla market，还收门票。东京就更多了，代代木公园、大久保公园、新宿中央公园的跳槽市场都非常有名，定期开展。

 

正午：上海和北京有哪些地摊，或者说有特色的市场？

王岩：田子坊不能算是地摊，那里的艺术气息比较浓厚，是固定的店铺。北京的潘家园古玩市场，有摆地摊的。在上海，像云洲古玩城，楼里边不算地摊，外面专门有一圈，每周三或者周末，供人摆地摊。

上海还有很多单位内部会有地摊市场。比如说高校，上海师大有一日捐活动的跳蚤市场，每年固定某一天，学校主干道两边摆满了地摊。卖货的钱可以交到募捐箱。上海财大、复旦都有类似的市场。还有一种类似于地摊的美食节。在上海师大、上海财大、同济大学，每年都举办。上海师大的国际美食节在操场上举行，世界各国的留学生现场做吃的，你可以现场免费品尝，也可以花钱买。

 

正午：在您的调研中，摆地摊的包括废品回收、水果蔬菜、小吃烧烤、维修、手机贴膜、电瓶车拉客等等，这些是怎么分类的，调研中有没有特别不一样的人物？

王岩：关于地摊的分类，从功能上，可以分为吃的、用的、交通和收藏等类别。吃的有早点、夜市，还有零食、新鲜蔬菜、农副产品、水果。用的就多了，小商品、小饰品等。交通主要是指电瓶车，还有给你拉货的，代步工具。收藏的就是一些字、画、书，各种各样的小古董。

从我们调查的结果来看，地摊经营者的年龄分布较广，从20多岁的大学生到70多岁的老人都有，主要分布在40岁至60岁。年轻人中一部分是白领兼职，一部分是在校大学生兼职；老年人主要是上海本地居民，在自己居住区附近摆摊。青年人主要是小饰品、纪念品。比如在演唱会时，在演艺现场附近卖一些T恤等纪念品。

地摊的日营业额一般在100元至800元之间，利润率一般在60%—70%之间，利润率比较高的地摊是废品回收，一般可达80%以上，日营业额300元至1800元，日利润180元至1200元。日营业额较低的地摊是小商品售卖、手机贴膜等，日营业额在200元以下。日营业额不稳定的是拉车的车主，他们的营业额受到天气、节日、交通监管等情况影响较大，收入水平也相对较低，一般情况下，只可以维持家人在上海的生活生存需要。

利润比较高的是废品回收行业。他们的年收入都在20万以上。虹口区长阳路有一个65岁的老大爷，姓杨，做地摊王45年了，20岁开始做。他是上海本地人，已经买了自己的住房，有80平米。每天的营业额在500块左右，每天的利润有350块，成本也就150块。

另一个姓魏的老大爷，今年52岁，他主要在黄浦区天潼路一带，也是废品回收的。他有自己的住房，35平米，年收入有25万，做了17年。还有一个老大爷，在北京西路，姓刘，56岁，也有42平米的住房。每年的年收入有28万左右，他做了25年。

这三个都是上海本地人，真正的地摊主中，上海本地人占了1/5以上。我们的调研结果是，地摊经营者八成来自上海、江苏、安徽、浙江、河南五个省市。这五省市在沪人口基数比较大，在沪生活时间较长，对小微商业市场了解。其他省份的地摊经营者，在沪的流动人口占比也相对较少。

 

正午：说到上海的地摊和收藏，你提到过吕焕皋。他在全国开了200个博物馆，有抗美援朝、侨民史料、红色收藏、地质矿石、家具、铜镜、知青历史等等。在上海的文物、旧货市场，您还认识其他收藏家吗？

王岩：吕焕皋，我是通过上海理工大学一个好朋友认识的。吕焕皋和他是老乡，都是江苏高邮人。我这个朋友叫吴同飞，他和吕焕皋是在商会里认识的。他有一次带我去拜访吕焕皋，参观他收藏的稀奇古怪的东西，吕焕皋送了我一个印章。

关于他的收藏，我就举一个例子，很震撼。他收集了老百姓用的搪瓷缸、搪瓷碗、搪瓷盆，各种各样的、上面标有年代的搪瓷缸，还有各个单位发的，收藏得太多了，我非常震撼。还有知青的历史文物馆，这都需要对那段历史有情怀的人才能够去做。

关于收藏家，跟我一起玩地摊的，还有一个地摊王——上海师范大学音乐学院的教授刘正国，他是上海师大艺术类二级教授，是我国的一个古乐器龠（yue）的发明者。

我经常去他的办公室，里面有他收藏的很多古代乐器，还有乐谱书籍。我对古代的兵书典藏比较感兴趣。他遇到兵书，会告诉我；我遇到古乐谱、古乐器，会告诉他。

他收藏的乐器有汉代以前的，甚至是先秦的，本来他要建一个古乐器博物馆，但是学校也没这么大地方。我在帮他联系其有地方。他有一个女儿在澳门，他说他百年之后，这些古乐器如果流失掉，就非常可惜，应该捐赠给国家，捐赠到博物馆去。

他有很多陶俑的乐器，收藏品种最早的乐器是一只大雁的骨头做的乐器，他自己后来又仿制了两只。关于这只大雁鼓的乐器，他写过一篇论文。这只乐器是9000年以前的，所以说我们中华文化有5000年历史是不准确的，至少可以向前推4000多年。还有一件趣事，我们淘到的古书、古物，往往坏了，或接近坏了，需要修复。而修复工作的技术含量非常高，我们国家缺乏这方面的人才。而刘正国教授会修复，现在我还在跟他学，他也免费帮我修复古书。前年我们两个跑到昆山的巴城古镇，当地政府答应给我们建一个典藏博物馆。在国外，比如英国伦敦、美国纽约，古书、古字画的修复是一个专业，要建实验室，技术含量很高。古书和典籍的修复，对专业性和知识性要求都非常强，一般人做不了。它不只是工匠的活，比如说某本书掉了一块，掉了一页，就需要去考证、论证，需要专业的知识，花很长时间。不能随便写一个内容给它裱糊上填上，必须要考证出来。

有时候你会在一个地摊上不经意间发现了一本东西，正好跟以前收藏的能够吻合起来，有意想不到的惊奇。

 

正午：地摊和所谓的创意产业有联系吗？地摊是不是可以为传统手艺人、新兴设计师提供一个舞台？

王岩：地摊经济作为一种产业，有巨大的商机。2017年我就提过，大学生创业、万众创新大众创业总要有平台，广泛的平台，人人可参与，门槛又很低。也应该有专业性更强的市场。

我说的地摊3.0，可以为小微创业群体提供机会和平台。

地摊涉及到的行业非常广，形式非常自由、灵活。地摊主这个创业群体，可以是专业性很强的人，比如设计师、艺术师、玩古字画的、玩文学的、玩古籍的。也可以是文化水平很低的人，比如农村的老大妈，把自己家的农产品提到马路边来卖，不需要多少技术含量。

而地摊3.0概念，是结合了网络技术、科技、文创、艺术设计，大型会展、商务宣传，都放在一起。

 

正午：有些人质疑，现在有强大的物流和配送，摆摊是不是可以都放到网上，类似闲鱼等？从经济和从社区、文化角度考虑，地摊是不是有不同的意义？

王岩：逛古玩城的地摊，需要很高的文化素养，对古董、历史物件和古书籍的识别，都需要专业高深的知识和积累，不是普通人能够玩得起来的。这是文化人、收藏家、学历史的人的一种文化生活。我们去看古董，不一定就是买，也是研究了解，以前的历史还有哪些存在。

像纽约的flea market，你可以买到非洲的木雕、中国的古瓷器等，很多有文化、艺术、历史品味的东西，这是专业化的跳蚤市场。我们国家将来也应该对地摊进行细分，比如说二手书市场，现在已没有啦，应该做起来。因为书籍是需要现场去翻去看，特别是二手书、古书等年代久远的书，还是要去看，去研究，去品味，光在网上翻翻照片是不够的。我们现在追求它的版本学。

还有很多艺术品、收藏品，需要现场去摸，去观察，去掂分量，听声音。比如说木料需要放点水，才能起化学反应，才能闻到它的香味，断定它的年代、产地，这跟品红酒是一样的道理。

这样的辨别在网上是完不成的，必须要在现实中。所以地摊不光是经济，也是一种生活形式，老百姓的生活方式，文化品类和样式。比如兄弟们打篮球累了，或者周末要聚一聚，我们花钱不多，去撸撸串，逛逛烧烤店，吃龙虾大排档，这都是老百姓休闲放松的方式、自由的聊天方式，不一定都要到五星级酒店那么严肃的场合。

我们还可以发展一种捐赠行为的地摊市场，把老百姓家里不用的东西投放到专业的二手市场，募捐义卖的市场。卖的钱捐赠给慈善基金，这也是比较有意思的。比如说定期在上海的世纪公园、北京的北海公园开大型跳蚤市场，或者叫义卖市场。

这样才会有所谓的地摊文化。

地摊这个词有许多的误读和误解，人们会以为和低收入人群、社会底层人士有关。我认为这个说法不严格，不能叫社会底层人士。无论收入高低，大家只是分工不同，层次都是一样的，都是这个国家和社会的主人。

其实，在收入方面，真正做地摊主的人，收入并不低。据我调研下来，能稳定做到半年以上的，他们的收入不会低于正常的公司白领。

所以，地摊3.0时代可能会有一些更多专业公司介入，来打造地摊文化品牌。

地摊不再是一个低端的代名词，它更多的是小微零售商业、二手货市场、跳蚤市场、义捐市场，甚至是文化创意活动的一个平台，可能会形成一些品牌，一些系列活动。

——完——

题图：2016年的北京大柳树市场，by 朱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