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舅和他的《野狼disco》：悲伤就是悲伤，能咋地？

古老的东方有一条龙，它是说唱歌手“你的老舅”董宝石画的。实际上，2019年董宝石画了好多龙，如果它们首尾相连，应该能绕地球一圈。

“来左边儿跟我一起画个龙，在你右边儿画一道彩虹，来左边儿跟我一起画彩虹，在你右边儿再画个龙，在你胸口上比划一个郭富城……”2019年，《野狼disco》是当之无愧的年度歌曲。在综艺《中国新说唱》复活赛上董宝石的表演之前，这首歌便已开始病毒式传播，歌配舞，横扫了短视频App。参与画龙舞的包括罗志祥、陈伟霆、王祖蓝等明星，以及各种播主。之后，急速下沉到广场舞、大学生军训和KTV……

艺名“宝石Gem”、被称作”老舅“的说唱歌手、长春人董宝石，在他33岁这一年爆红。

2019年12月21日，董宝石在上午11点乘高铁来到北京。12点多，他赶到东五环附近的演出场地，开始彩排。这场“2019YA亚舞年度狂欢夜”实际上是一场街舞演出，董宝石是友情出演的嘉宾。

舞台是T型的，T的脚探入观众席。董宝石坐在T脚上把道具大哥大贴到耳边，跟着音乐念：“哎，别（四声）打，怎么盯把打电话呢？这里没有信号！”大屏幕从暗到明，“宝石Gem”和“Young Mafia”的字样一闪而过。董宝石站起来走向舞台深处，唱，跳。

给董宝石伴舞的除了姑娘小伙儿，还有一群孩子。孩子们穿着整齐的牛仔衣黑运动裤，脚上五颜六色的运动鞋。舞台下稀稀拉拉地或站或坐一群家长，他们仰着头，在变幻的灯光和音乐声中看着台上的儿女比划郭富城。

董宝石已经化好全妆。他一身黑色贴身西装，锃亮的黑皮鞋，远看，并不太像东北人。他中等身材，不胖不瘦，清俊的五官甚至有些南方人的雅致。但是，离近了看，就会确定他是个东北人。是神态。譬如说，讲完一句话，带点狡黠的笑，晃动一下肩膀，他歪着头，眯着眼睛，略带仰视地打量你的样子。那种带点表演性，随时会打开话匣子大唠一场的神态，来自东北漫长、坚忍的冬天。

这首歌，董宝石已经表演得无法更熟练了，但是，还是排了好多遍。他认真地指挥着伴舞和摄影，脸上挂着极得体的笑容。

四十五分钟后，排练结束。看着身边伴舞的孩子，他的笑容不由自主地咧了，收不住了。孩子们辛苦了啊，他说，孩子们想吃啥？老舅给你们买，鸡翅好不好？

“好！”脆生生的童声回答他。

《野狼disco》完成在2019年3月。而实际上，这首歌在董宝石心里已经酝酿了好几年。它属于“老舅系列”，从董宝石2017年的专辑《我的老舅》一路延续到此。它的概念、设计、结构……董宝石一直在想，想了很多很多，大概雏形早有了，反复检验过很多遍。

真正把它整出来，董宝石用了三天。那三天，他一边写一边笑，完全不考虑谁会听，写得极过瘾极痛快。“写完了贼高兴！”

2019是董宝石说唱创作的第16个年头。16年四字蔽之：怀才不遇。慢慢地董宝石觉得，光是纯创作，一点商业思维没有，太浪费心智了，很可惜。他想转变。

2017年的“老舅”系列是转变的开端。董宝石创造了一种介于Rap和喊麦之间的音乐形式，用大量俚语描述东北生活。这批歌被歌迷称为“喜剧说唱”、“东北蒸汽波”、“炉钩子说唱”，董宝石自己说，就是通俗说唱。

创作“老舅”系列，董宝石借鉴了很多东西。他考察快手，研究“神曲”的风格和感觉，跟搭档和同伴讨论了很多次，分析高进的歌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他听很多歌，都是流行音乐。每天他先听Billboard，再去看YouTube，然后是网易云排行榜、QQ音乐排行榜……他在感知年轻人的想法和状态，然后，他在平衡，在从权，把自己全部的生活经验，全部的悲伤记忆掏出来，他在绞尽脑汁创作，构建他庞大的“老舅世界”。

小众的作品，董宝石偶尔会在别人歌单里发现那么一两首，有的时候再翻出来听听，但不会专门挑出来。他听过《我的滑板鞋》。将《野狼disco》与之相提并论，他认同，但是，创作过程不一样，他说。《我的滑板鞋》更像是无意识的自发的创作， “《野狼disco》是有意识的，很辛苦。我自己心里是清楚的，它不是小品式的一个东西” 。

董宝石知道，他在朝着自己选定的方向一点点接近，他相信自己的作品迟早会达到一个效果。因为，那具有极大的能量密度，是处心积虑地经营出来的。他只是不知道会在什么时候到达。他倒没想从地下蹿到地上，“我只不过想着，不管你多大岁数，你是男是女，这个东西你就肯定得听，我就想要这个效果。”

这个效果出现在2019年的夏天。董宝石说，“《野狼disco》是一个幸运儿，是我一直在追寻的平衡点，它终于实现了。”

这首歌先是在行业内说唱歌手之间取得了好口碑。这让董宝石心里有了底。“我知道我已经成功了。成功的意思是，我写这个东西是有反馈的。同行比大众有更深的认知和经验。” 最起码它不傻逼，是个好玩意。然后他就有了胆量再去《中国新说唱》。

再然后，就是燎原。

燎原的短视频画龙舞是明星和播主们纯自发的。但现在想起来，董宝石觉得自己失败。他认为自己走错了一步。

《野狼disco》还没大火的时候，董宝石想过找跳街舞的朋友，编一个好看的、标志性的舞，让明星们播主们跳，使传播最大化。结果一懒，就搁下了——虽然后来的发展如宿命一般与他的设想完全相同。但他还是后悔：“这个事应该由我发起，这是一种营销手段。美国音乐早就这样玩了。”

事实是，虽然他当时有这个想法，但他没那个能量。

2019年，随着《野狼disco》的大火，“东北文化复兴”概念出现了。与其他神曲不同，《野狼disco》被一些严肃的乐评人和文化评论者提到很高的地位。“交错，就是交错。”董宝石说，“我知道一定会有人这么分析，因为我写的时候就这么想的。这不是凭空来的，它一定是我跟大家契合的。但我没想到会有这么多人，可能大家都怀念那个时候吧。”

东北文化曾经的辉煌是在赵本山时代。董宝石说，那还是更百姓生活，更唏嘘的东西。“但是现在回顾，无论是影视剧，还是小品，其中有很多针砭时弊的深刻的部分，不能完全忽视。这些《野狼disco》也有。要说‘东北文化复兴’，可能有点夸大，但延续性肯定存在。”

《野狼disco》通过《中国新说唱》第三季进入大众视野。那是一款赛制紧张的节目，同时，有严格的娱乐节目的规则。接到修改歌词的要求，董宝石的第一反应是抗拒——那只是下意识的，因为预判谁都有。“我心里有数，知道只是还没轮到我头上而已。”

现在大众眼里耳中的《野狼disco》，消解了它原本狄更斯式的、史诗般的开场，没有了牌牌琦，没有了脏话俚语，原本粗粝而极有力度的部分被娱乐节目的滤镜修得平滑雪白。

《野狼disco》大火之后，董宝石又自己主动下架了十几首歌。

“挺痛苦的。首先自己消灭自己。”他说。目前，这是董宝石可以忽视的烦恼。“我生活上急需一个大的改善，这也不是个人能解决的问题。我感觉到无力，所以有的时候不想那么多。”就如东北文化复兴，董宝石不是戏谑，不是调侃，他是认真的。“天天在那儿喊有啥用，也不用去号召谁，你把你自己做牛逼了，就是复兴”。

——“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爱的时代”。

下午2点多，董宝石回到演出场地旁边的酒店。前一天，他只在高铁上睡了四个小时，但现在没有时间休息，甚至没时间吃饭。他脱下西装和皮鞋收到包里，晚上这些要直接带去演出后台。他换上舒服一点儿的毛衣和运动鞋。之后，董宝石的安排是接受一场采访，录制两个视频ID，演出前还要去附近的录音室录一首广告歌。他坐到了摄像机前。脸上的妆还齐整，他看上去神采奕奕，笑容可掬。

大家要看的东西都差不多。董宝石对着镜头，又画了两条龙。

2019年12月21日，“2019YA亚舞年度狂欢夜”彩排。这实际上是一场街舞演出，董宝石是友情出演的嘉宾。摄影：叶三

2017年夏天，《中国新说唱》第一季（那时叫《中国有嘻哈》）横空出世，Hip-hop出了圈。这个在地下野蛮生长的亚文化圈子被彻底改变了生态。

简单地说，歌手们见到钱了。

那是董宝石从长春移居到成都的第三年。来成都之前，他辗转于西安和长春之间。2005年，他与朋友一起创办了“吾人文化”，2008年上了综艺《天天向上》。说唱圈内董宝石的名号挺响亮，但是也仅此而已。在长春，他干过商场管理员，工作挺好玩，但工资低。说唱更不可能为他赚到什么钱。

后来他有了孩子。妻子产后身体不好，一家人回到妻子的故乡成都生活。董宝石开过网约车，卖过水龙头，成都的生活，也慢慢适应了。他甚至学会了成都话。《中国有嘻哈》大火的时候，董宝石在成都街头走着，看看自己的打扮：平头，工装上衣。心想，哪儿有说唱歌手的样子。那个夏天，满眼都是甩裆裤，棒球帽和大金链。

那一年的《中国有嘻哈》董宝石没参赛，决赛时作为观众评委投了票。第二年他又去了，没通过区域海选。

于是还是在成都待着。那几年，他天天写歌，就在自己家里写，每天写七个小时，上班一样，睁开眼睛就坐在电脑前。有时候一上午整出两句话就没了，就干坐着。晚上孩子睡了，再坐在那儿，整到四点多，听听新闻，睡觉。

除了写歌录歌，他没心思干别的事。

2019年，一切忽然改变。一直支持他做音乐的妻子有点懵，后来就非常苦恼。因为见不着他了。有时候他抽空回家待两个小时，马上又得走。妻子一个人带着孩子，挺累，觉得十分恍惚。

董宝石说自己现在干的事儿是“走穴”。“走穴特别准确，啥词都代替不了这个，贼精准。一天天就跟小丑似的”。他一周跑十几个地方，一天安排好几个事儿，疲于奔忙，几乎没有整块的创作的时间和空间。

有时候他会想，自己还算不算是说唱圈里的人？

现在董宝石的身上有各种标签，“我不在乎，怎么说都行，我自己都没法界定我自己。别人咋说，我就应着，只能应着。” 当然，心还是在的，他仍然愿意看、听、写，但之后面临的工作，他很清楚，也许跟说唱没关系。通过《中国新说唱》出圈的歌手不多，但出了头的不少。那些歌手现在有固定的听众，票房有保证，在音乐平台能拿到很大一部分钱，能继续做歌，也很知足。但董宝石跟他们完全是两个方向，“我这种状态，莫名其妙的，挺逗”。

董宝石给自己的定位是艺人。“老艺人”，他说。这其实本是他内心最恐惧的，但当下的情况是不得不。“说心里话，没那个骨气回去，后面有媳妇、有孩子，因为之前拮据太长时间了，对贫穷的恐惧使我不得不低头。”

他还算乐观，“在解决不了问题的时候，别给自己平添烦恼，去做在这个框架之下允许的一些事情。进入行业之后，我发现还能施展施展，最起码咱们第一个愿意做点内容，第二个还算稍微有点文化，比瞎整不强多了吗？”

说这话的时候，董宝石正在赶往录音室的路上。一首广告歌曲等着他录制。北京的冬天，天黑得早。路边的积雪是肮脏的灰白色，空气很冷，吸到鼻腔里会短暂地绞痛一下。然而这与东北的冬天还是没法比。东北的寒冷是压倒性，绝症式的，让你怀疑春天是否还能到来。

董宝石接着说，“现在发现这个行业里，很多从业者都不太行。不是说文化素养，是被这个行业给磨得都失心疯了……就是不正，你知道吧？人不正，不做一个正义的人，善良的人，不往好道上整，想用这个行业里的一些‘规矩’，或者一些歪门邪道，来弄你、收拾你。跟这帮缺心眼子整也挺有意思，就整呗，你牛逼了，他们都得往后稍稍。” 他在胡同间穿行，走得很快，脚步有点外八字，走路时上身横向晃荡，这也是东北人的步调，不容易在残冰上滑倒，而且，看起来有气势。

到目前为止，董宝石认为，还是值得的。值得在他具备了一定基础，可以去做更多尝试。“什么能支撑自己战胜这一切眼前的虚妄，让你硬着头皮，卖着老脸去做这些事？就是你坚信，你获得了基础，钱、能力或者各种各样的东西，你会展现一个更大的可能，还会呈现出更好的东西。”

董宝石并不想长期做一个艺人，他的目标是当一个老板。不是资本家那种“老板”，而是，培养出一些有质量的艺人，面向年轻人的市场。“市场永远属于年轻人。”他在酝酿，也在观察，他认为，自己可以做出一个中国说唱版的TFBoys——说唱版，不是说唱组合。“说唱，我都做这么多年了，还做这玩意，没啥出息。而且我观察过很多年轻人，瞅着他们还在五迷三道的，有点闹心。”他打算做的是流行音乐组合，“有一点hip-hop属性就够了，那就是增光添彩”。

至于音乐创作，那是个人化的，是他自己的事。

录音棚里很暖和，让人昏昏欲睡。奔忙走穴的这段时间，董宝石断断续续在这间录音棚里工作过几十个小时。今天要录制的广告歌是他自己写的，当然还是说唱类。歌词里掺杂了产品关键词，编得朗朗上口，曲也是特别容易魔音入耳的那种。写这首歌，他用了一个晚上。

录音一段段反复，录到最后，实在是疲惫了。时间紧迫，演出就要开始了，董宝石还在认真地一遍遍重复唱。因为长期睡眠不足，嗓音也有点发哑，只能反复唱，靠录音师一轨一轨地叠上去。董宝石从录音室里钻出来，站在录音师背后听效果。“挺好”，录音师笑眯眯地说，“就是不够高兴”。

“这个可没法修”。

在娱乐工业对小众文化的收编进程中，再没有一档节目能像《中国新说唱》第一季那样，真正出圈。但效果还是有的。街舞类的综艺也为街舞圈带来了一些非本质的改变。舞者们的工作机会多了一些，身价提了一些。虽然至今为止，他们的主要收入还是来自开班授课。

韩宇、叶音、AC……街舞节目里出现过的熟面孔全聚集在后台。这场演出是他们的新年聚会。在后台，舞者们兴高采烈地练了起来，舞步轻快又潇洒，就像节目中展现过的那样。

董宝石是这场演出的大轴。“他们是怕我赶过来行程有延误，所以把我排最后”。他好脾气地解释。他换好衣服，又补过了妆。大概是因为年轻，他看起来仍然精力充沛，但，也已经是“夕阳无限好”了，这是漫长的一天。他的电话和微信没停过，其中一个是家人打来的，听到声音，他的脸一下变得很温柔，他拿着电话紧贴在耳边，满屋子转，想找个安静点儿的角落。助理追着他，将一块颜色鲜亮的丝巾塞到裤兜里，再拉出一角，整理漂亮。丝巾是东北人民最喜欢的那个大牌。

楼下的舞台时不时传来欢呼声，化妆间里人们进进出出。许多舞者都是董宝石的老朋友，碰到一起，他们就热烈地拥抱。也有一些本来不认识的人把他认出来，“老舅老舅”亲热地叫着，掏出手机，先加微信，再摆好姿势自拍。董宝石不时从椅子上站起来干这些事儿，他笑得很自然，很热情。

到了董宝石上台表演的时候，舞者们全拥在舞台边，跟着他，跟着音乐，整整齐齐地左边画龙，右边画彩虹。待他狠叨叨地抛出那句“不能搭讪，搭讪，你就破功了”，全场齐声大叫：“老弟！”舞者们欢呼着冲上了舞台，将他淹没了。

这是今晚的最后一个节目。

目前，董宝石的主要收入靠商演。“夜店基本上告一段落了”，他苦笑了一下。夜店就是《野狼disco》里唱的迪厅，董宝石小时候向往过的神秘之地。还没有代言来找他，来的全是广告。“一点不抵触，没啥抵触的。跟商业没法嫁接，我就是还是跟以前一样，第一没有商业价值，第二没有发展。”

他相信在创作和商业之间，一定会有平衡点。“《野狼disco》都能平衡，跟商业不能平衡吗？一定可以的，别抗拒这个东西。美国那些玩意不也一样吗？终究都会走向主流市场，成为流行文化的一部分，这就是宿命。别整太高深，我们整过高深，玉石俱焚，早都死了。重新再来一次还这么整，那不是轴吗？简直一点不吸取教训。”

小众文化被发掘出来，纳入商业系统，这个过程中慢慢失去很多东西，包括个性和力量。这已是规律。但董宝石说，这不是商业的问题。现在创作时他会考虑商业规律，并不是因为尝到了甜头，而是“我一直就是这个思路，我知道我自己在做啥，从我开始看快手，开始听高进的歌，我就知道我要做什么事情，这是我主动的投怀送抱。之后是裹胁。裹胁进去也没啥。压得受不了的时候，我就不做这个事了。”

“商业没错，商业有它自己运转的规律。在中国，其实问题更多是在其他地方……”危机几乎是眼前可见的，董宝石也在想办法。他没想出来。“如果有方法，我不早就去做了吗？我也很焦虑。”

散场后的后台乱哄哄，送餐员拎进来两大桶鸡翅，孩子们欢呼起来。董宝石忙忙叨叨地解开塑料袋，给孩子们收拾出一个空桶来丢垃圾。孩子们叫着“谢谢老舅！”“谢谢老舅！”这个时候，就只有孩子们的眼睛还能闪亮了。

董宝石指着其中一个小男孩说，他跳得最好，特别有天赋。自己的孩子将来干什么，董宝石没想过。“希望他快快乐乐的，反正别像我，我有的时候太苦大仇深，我希望他轻松点。”

从夏到冬，董宝石已经在全国巡演过一圈。“只要想看的都看着我了——不想看的也看着了。在没有更好的作品之前，我觉得没必要再去消耗大家。还是得创作。”现在走在大街上，他会被人认出来，像一个真正的当红明星。但不红的一天很快会到来，董宝石预测，年后估计就差不多了。“这歌也许年后就拉倒了。我自己心里还有点小希望，心想不知什么时候唱最后一次，然后就让它留在那儿。”

但目前还不可能，在还有人找他唱这首歌的时候，他必须抓住机会赚钱。

2020年，董宝石希望能再写点歌，把妻子、孩子安顿好，工作室走上正规，自己有一个正常的作息，然后，就是“当老板”的大计划。

他有点怀念以前枯坐在电脑前写歌的状态。“哪怕每天有四个小时创作创作也好。白天再干点别的事，人五人六地整那些，也行”。创作也有创作的问题。“《野狼disco》这么一整，给我也整‘终结’，老舅这部分难以为继，好像所有的表达到这儿够了，一下整成绝唱了。”

一辈子只唱一首歌的歌手并不少。他们个个都想“唱最后一次就拉倒”，都没做到。而且，董宝石指出，音乐的生命力在锐减。以前《小芳》、《爱情鸟》、《快乐老家》能唱一辈子，然后周杰伦能唱二十年，现在，《野狼disco》估计只有一年。“因为音乐的功能性变了，载体也变了，传播速度也变了，所有的一切让音乐内核坍塌，沦为了工具，成为了BGM。BGM是啥？就是一个扁平化的东西，一张图片，浏览一下就刷过去了。所有歌都在往简单了写，让它容易记。这不是我们的问题，这是整个人类的问题，斗争是没有意义的。”

但是，如果重新选择，董宝石说，他依然会选择做音乐。这是他这辈子唯一不后悔的事。“不做音乐，也有可能我就是那种流里流气的小混混，穿貂，夹包，向往认识几个富家千金或者社会大哥，改变命运……懵懂的时候觉得挺酷。后来发现，啥都没意思，就是搞音乐挺有意思。”

董宝石的歌《海子》写了两年。海子是他的诗歌启蒙和精神偶像。

作家班宇也是东北人。他说董宝石“岂止是文艺青年。他是个文学青年”。董宝石的微博现在有一百多万粉丝，时不时，他会把自己在备忘录上写的诗贴上去。几天前，他转发了一首余光中的《无需警告我夜有多深》，转发语他这样写：“久久不能消弭，这声音，就燃烧我，如果我坍塌成一片废墟。”

孩子们吃饱要回家了。在狭窄的过道上孩子们的家长客气地对董宝石道谢。此时是晚上十点多，董宝石要回酒店，卸妆，换衣服，然后有望吃上今天的第一顿饭。明天，他还将在北京停留一天，接受好几个采访，还有音频和视频节目要录。然后，他又要上路了。接下来的行程南至厦门，北到哈尔滨，一天换一个地方，倏忽来往，听着让人头晕。

在这样密集的行程中，前两天，董宝石抽时间看了时长近四个小时的电影《爱尔兰人》，分两次，他看完了。他说：“到谢幕的时候，你就谢幕。终究会谢幕。那悲伤就是悲伤——悲伤能咋地。”

“不论是时代、思潮，文本的力量，还是我们的语境，全部都在变化，是翻天覆地的变化。诗歌在消亡，我所坚持音乐上的东西也一样。我说我被压扁了，我也是直视它，并不是回避。我可能会做一些抗争，具体怎么抗争，我不知道。但我拒绝不了的，终将拒绝不了。” 董宝石说自己被理想主义伤了心。他还说他是浪漫主义的，有骑士精神，“所以我不惧怕灰飞烟灭”。

现在，你的老舅董宝石也要离场了。他钻出窄门，钻进夜色里。演出完毕的舞台灯光寂灭，露出破败的真相。那句没能唱出来的歌词，狄更斯写的是：“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