痖弦:幸福就是有充分的对故乡的记忆 | 正午书架

痖弦 辛上邪 · 12/13

编者按:2014年,曾经帮助叶嘉莹先生整理资料的辛上邪,有缘结识了侨居加拿大的台湾著名诗人痖弦,并开始和痖弦一同整回忆录。

痖弦的回忆录是个人口述史,写自己的私事,写世俗风情、文坛旧故,也写时政秘闻,颇似古代的笔记小说。从南阳到台湾再到加拿大,20世纪中国的诸多历史大事件与痖弦的个人记忆和情感血肉相连,无法分割。很可惜,由于健康原因,这本回忆录尚未完成,只有三篇完稿《双村记》《从军记》《创世纪》。

在《一个时代的舞台》的代序中,痖弦写道:到了我这个年龄,觉得世界上最大的悲哀,其实是没有完成自己。在诗歌创作上,他自称是一个没有完成的人。幸好,他以超人的记忆力,拥有对故乡、对母亲的完整记忆,而这,在近半个世纪的两岸分隔中极大地安慰了诗人。

本文摘选自《痖弦回忆录》中的第一章节《双村记》。                      

 

痖弦:幸福就是有充分的对故乡的记忆

 

口述|痖弦

记录|辛上邪

 

我们那儿有个笑话,讲三个小孩在外面玩儿,一个小孩玩累了说:“我要回去吃馍去。”第二个小孩说:“还没有过年你们家就吃馍啊?”第三个小孩说:“啥叫馍啊?”还没看过馍是什么样的!这是个笑话,也是事实。我们家乡当时就是那么穷,一般人家平日里连馒头都吃不上,吃肉的机会就更是极少极少;看到舅舅来了就很高兴——今天有肉吃。我们那里买肉不叫买肉,叫“割肉”,割一块肉回来。吃肉在过去是有钱的象征。

穷人的衣服补丁摞补丁。有时候在路上捡一片破布也会带回家,补衣服用。叫花子很多。每一个乞丐都带根带刺的打狗棒。乞丐住在庙里,一般是关帝庙,关老爷的神像下面,铺些稻草就睡觉了。乞丐有时洗了袜子,就搭在关公的刀上。我有一首诗叫《乞丐》,有这样的句子:“洗了的袜子,晒在偃月刀上。”要饭的弄两根牛骨头穿上铃铛,边摇边唱歌。如果打发得他们很利索,他们编吉祥调赞美施主;如果没有给东西,他们会编歌儿来骂,类似于现在的数来宝。有些句子还是很富有文学性,比如“别人门前一阵风,在你门前站个坑”,别人给东西痛快,来了就走,在你这里站了这么久,都站出来个坑,也不施舍。还有一种叫“卖诗的”。他们带个小小的墨水瓶,拿根毛笔,通常都是很文弱的人。我们那里多半是白粉墙,他们到墙边或者门楼头上写几句诗,很安静地站在旁边等主人来“打发”。有时候写的是个谜语,比如“孔夫子不吃白肉”,有的写首唐诗,等着主人赏赐,给钱、给粮食、给残羹剩饭都可以。他们并不是诗人,一般念过书,是非常文雅的乞丐。

平时见到的什么车子最多?小推车多——有人叫“鸡公车”。一个大笼子,两边放东西,走起来还要晃荡。很多逃荒的人跑到南方去。黄河决口——为了让黄河水淹死日本人,但也淹死了很多中国人——没有淹死的人就逃难,往南边逃。我们有句老话“宁可向南挪一千,不要向北挪一砖”,意思是越往北越苦。很多逃难的人就推着这种小车子,老远就听到吱哇吱哇的车声。一边是儿子女儿,一边是锅碗瓢盆老棉被这些。

灾年来了,耍猴的人就多。耍猴的人中,全国要数河南人最多。因为河南常常出荒年,荒年来了上山捉猴,去南方耍猴谋生。猴子稍加训练,破锣一敲,混口饭吃——“有钱帮个钱忙,没钱帮个人忙”。也见过卖儿卖女的人。孩子卖了总是比跟着自己饿死要好。我们那里称呼店主是“掌柜”的,不能叫“老板”,只有妓院的老板才叫“老板”。比如卖孩子的会说,“看掌柜的人很好,把我家二妞就托付给他了。”掌柜的给他一些钱。二妞至少跟着新人家不会饿死。孩子跪下来磕个头,算过户了。

我们这么苦难一个中国,这么落伍,治理这个国家要多么困难!可是从北伐到抗战那十年,民族工业抬头,不管是农民、军人、教员,每个人的日子都过得好起来。日本人一看慌了,发动了对华侵略。有位教授专门研究这十年中国的进步,写了一部书。这本书蒋介石看了后说:“有了这部书,我死也瞑目了。”我们那里称呼他“老蒋”,没有轻视的意味,就是习惯这么称呼。西安事变后,老蒋出来、脱险了,我们村子里放炮庆祝——那么偏远的村庄也知道了这个消息,能放炮庆祝。

过去的盗贼都是獐头鼠目的,那是因为没有饭吃,饿出来的。他们偷东西是因为确实没有饭吃,要活命。有位教授叫程抱一,他1948年去法国留学,后来定居法国。他第一次来台湾时,去西门町游览后,他说:“中国人变了。中国人变得又高又漂亮。”在他脑海中,中国人都是瘦瘦黑黑的,还是挑着一根扁担赶路程那个形象。

河南是非常苦难的,河南比其他省份更像中国。河南人非常老实,安土重迁。河南人一切都是家里最重要,出了门都跟假的一样,回家才是真的。国军中,河南人在部队里很少当到连长以上的——因为家里没饭吃就出来当兵,等到家里稍稍好一点就回家了。很少一出来吃军粮几十年,他们一般比较顾家。湖南就不一样。湖南人出来都是大官。曾国藩时代有湘军,湘军的基础一直到我退役之前还在台湾的军中存在。湖南的将领最多。湖南人当兵出来,就一直做。我们河南人呢,出来以后好不容易熬到班长、排长,等到家里旱灾过去了、蝗虫过去了,就回去了。回去以后,过几年又闹灾荒,又出来从大头兵干起,一直上不去。抗战胜利后,河南的乡绅和一些知识分子组织一个请愿团去中央哭诉,说不要再课河南人太高的田税,因为河南人太苦了。

1942年发生了很大的旱灾。那年饿死了很多人,我们说“毛人不毛家”,意思是有的人家可能有幸存的人,但没有一家没有死人。那年我十岁,对灾荒的记忆非常清晰。那是民国三十一年,年成不好。老人家说:“那年的大年成啊,就是饥荒。”一开始的时候,我就觉得不大对劲——小学放学走好几里路,边唱边走不觉得累,回家就很饿,叫妈妈拿个馍来吃。可是后来妈妈就说:“你不要到对面去吃,对面夏家没有东西吃。你当着他们的面吃,他们家的孩子没有吃的会很难过。要不然你就多拿一两个,过去和他们分着吃。要不然你就在家吃,吃完了再出去玩儿。”对面的邻居姓夏,他们家孩子多,很穷。

因为大旱,春夏两季颗粒无收。谣言渐起,说有一种妖怪叫“旱魃”——我们家乡叫“旱骨桩”,说是在闹旱魃。某处有座坟,地上都干裂了,坟上还有水,旱魃就住在坟里,掘而焚之,雨就能下来。但掘了坟仍不下雨。人们又敲锣打鼓在各村走,边敲边喊,叫老天爷下雨。还是没有雨,便晒神——把庙里的神抬出来晒。在我们家乡,大庙里都有个小神——大神像前面都有个一模一样的小神像,人们游行抬出抬进方便,叫“某某型”,比如关帝庙的,就叫“关爷型”。游行时,村民们头上戴着干柳枝编的柳条圈,把小神像抬出来放在太阳下晒,希望神像受不了干热,能让老天下雨。雨还是不下来。

县里都有官仓,负责地方军粮和荒年赈灾。赈灾时煮粥,搭个粥棚,大家扶老携幼地去领。吃稀饭不经饿,等走回去又饿了,所以人们都聚集在粥棚附近。每个人拿只大碗,排队去领。我奶奶就带着我去领过粥喝。当时也是在粥棚附近找个地方用树枝搭个简易的架子,上面搭块被单遮阳,不放粥时就在这个棚子下休息。煮粥的锅都非常深,小孩不能在锅边玩儿,担心掉下去。官仓里都是陈米,可连这些陈米也吃不了多久。很快连粥也没有了。

旱灾刚开始,还能吃点野菜。后来,所有的农作物统统死亡,地都裂出大缝子。走到田里,一片土色,没有一点绿意。大日头底下,风一刮,刮得庄稼都是哗啦哗啦响,很恐怖的声音。人们找各种各样的东西来吃。我们那里把废弃的豆渣压成豆饼盖地瓜窖,人们把那个东西拿来吃。还有的把农具里的牛筋抽出来,拿水泡泡,它会发大,再拿来吃。大量的人往陕西走,但根本过不了秦岭,很多人饿死在路上。有吃自己孩子的。吃了人的人没有活下去的。吃完以后回过神儿来,觉得自己不是人,都上吊了。也有挖田鼠的,去河滩捡大雁的粪吃的。村子里有个人一直有东西吃,边吃边走,最后倒下去咽了气,他死后,村民才看出来他吃的是干硬的羊粪。

村子里死了很多人。活着的人也没有力气去埋死人。死了的人都放在村外,两个村子之间尸横遍野。尸体腐烂后,苍蝇无数。从两个村子之间经过时,要不停地扇,别让苍蝇落在脸上,苍蝇会在行人眼睛里下蛆。后来瘟疫就来了,更多的人死于病饿交加。饿死的人不会觉得自己有多饿,只是感到昏昏的、热热的,非常虚弱,靠着墙慢慢坐下去,渐渐就过世了。

我干妈就是在那一年饿死的。我干爹是远房的舅舅,干妈是妗子,妈妈和妗子处得特别好,就给我认了干爹、干妈。每次我回外婆家,就会抱只公鸡做礼物,中午去干妈家吃一餐饭。干妈给做好多好吃的。饥荒以后,干爹家也没有东西吃。有点吃的,干妈就说她不饿,不吃,都让给干爹吃。男人粗心,没有发现这一点,最后干妈就饿死在干爹面前。我妈妈也不怎么吃东西,想办法做出吃的东西,都让奶奶、爸爸和我吃,她自己吃得非常少。我当时根本不懂妈妈是为了省下来给我们吃的,我真以为她不饿。她虽然没有饿死,也饿得非常虚弱。

等到稍稍有点雨来了,庄稼开始长,蝗虫又来了。蝗虫来时,遮天蔽日,像风暴一样。蝗虫什么都吃,吃树、吃农作物。老百姓敲锣打鼓地赶,赶不走。一两个小时后,蝗虫突然都走了。一片荒芜。村子里的人说蝗虫也是妖怪,说把蝗虫的头揪掉,带出来的内脏像个握起来的小拳头,用麦秆儿把内脏分开,还能看到五个手指头,上面还有指甲。蝗灾带来更严重的饥饿。

除了食物匮乏,缺盐也是个问题。饭都没有吃,盐就更没有了。我写的《盐》里二嬷嬷说“盐呀,盐呀,给我一把盐呀”,就是从这里来的印象。饥荒中,政府和军队出力帮助老百姓。国民政府有凿井班,为老百姓打井,老百姓不用出钱。没有电,都是用人力。做一个大的轮子,十八条好汉踩着轮子向前或向后转,带动绳子把挖出来的土提上来。先前他们也来打过井,在我家门前就打过。后来旱灾刚开始时,他们也过来打井,却打不出水来。那时候搬东西、逃亡时,都有军人在帮助老百姓,当时政府军队和老百姓并非对立。灾荒是从黄泛区开始,但后来南阳、信阳是重灾区。村子之间互相抢东西,或者去邻村吃大户。饥民们去高墙大院的有钱人家要口饭吃,大户也给做饭。但后来大户家里的粮食也吃完了。

河南不是南方的“课租制”。课租制是我的田租给你,不管今年年景如何,你要给我规定的多少粮食当租金。河南不是这样。河南是见了粮食之后,大家二一添作五来平分,叫“分场”。今年没有收成,那你也没有、我也没有。地主交国家的粮、纳税,佃农不用。而且佃农可以把田里的杂草、秸秆等带回家用,地主不拿。所以佃农和地主的关系在河南省是不错的。孙中山跟袁世凯谈过一晚上,关于平均地权如何如何、佃农受到欺负等等,袁世凯听不大懂,因为袁世凯是河南人。我们到了佃农家都是大爷、大奶的叫,就跟亲戚家人一样的。地主的孩子也不是少爷。没有那一套。不像鲁迅《故乡》里写的那样。那时的地契都非常简单,只是写东边是谢家,北边是梁家,没有精确地测量。但一定有一条是:挖出老东西来要上交,否则要吃官司。

后来要斗地主,运动来了要斗,还有规定的批斗人数,没办法也只能斗。斗争大会上大声地叫,会后还是悄悄周济地主——地主被扫地出门没饭吃嘛。硬是要斗,也就斗了,其实是很勉强的。但也有当场打伤的、打死的。不过那时地主的毛病也确实多——有的地主抽大烟,不得不把田都卖了。中产阶级不抽大烟好像不够身份——朋友来了,一定是烟灯摆上,在烟灯下说事儿,一方面表示诚恳待客,一方面表示自己收入丰裕,不觉得是羞耻,不觉得是坏事。我印象中,父亲也抽大烟。佃农从来不抽大烟,不管是否有钱都不抽。

我们那个时候,城乡差异很大。老百姓到城里去赶个集回来,很多老乡都问:“城里什么样?”很多人根本没去过,走四五十里地,要走过去,也没有消费的能力。去城里看到“老洋人”,老洋人就是西方天主教的传教士,福音堂里的,回来说:“那些老洋人每个人都留着山羊胡子。头发是红的,眼珠子是绿的。”“老洋人”并非单指老年的西方人,那时我们以为,洋人都这么老,因为见到的洋人都是留着山羊胡子的。在饥荒的时候,街上出现“歘馍”的,就是抢馒头的。路人正在吃馒头,后面有个人突然把馒头抢走。抢到馒头的人向馒头上吐口水,为了不被追、不用还馒头。卖馒头的把馒头放在一只小木头箱子里,自己坐在上面,收了钱才欠身从箱子里拿出馒头,以防被哄抢。     

痖弦的第一张证件照
 1949 年后,在痖弦堂弟的劝说下,痖弦的母亲照了这张像,这是她留在人世间唯一的一张照片
痖弦母亲帽子上的玉牌
河南家里用过的油灯,痖弦年少的时光曾在灯下度过
痖弦母亲用的针线篮子。篮子是以柳条编成。当地柳条制品很出名,可以编得密不漏水

     

我家乡戏剧繁盛,有河南梆子改成的豫剧,河南曲子改成的曲剧等。豫剧是从陕西传来的,受秦腔很大的影响。曲剧原来是中产阶级在客厅里演唱的,比较文雅,很多曲调在宋词的词牌中即有,如《山坡羊》《银纽丝》《剪剪花》《诗篇》《汉江》等等。曲剧多半都是大调,是文人雅士们欣赏的,词句都非常文雅。地方戏的种类可能以河南最多。在台湾,豫剧是官方支持的三大剧种之一,另外两种是京剧和歌仔戏。有些戏曲的词文学得不得了。比如,有些章节是两个人对话:“天作棋盘星作子何人能下?地作琵琶路作弦何人能弹?”形象多么壮丽!“天作棋盘星作子,你若能摆,俺就能下!”你能摆吗?你摆摆看?“地作琵琶路作弦,你要能定弦,咱就能弹!”

民国初年,曲剧从士大夫阶层走向民间,以其中较为通俗的小调作为发展主线,逐渐民间化、舞台化,将一些以前不曾入戏的故事拿来表演,形成新的剧目。开始将孙中山一些革命的意识也加入进来,比如妇女不要缠足、婚姻不幸福可以离婚等,都借着非常有趣的故事传播开来。有一个戏现在还在上演,叫《李豁子离婚》。李豁子找县政府离婚,离成了,观众就知道,“哦,现在是个离婚的时代,过不下去就离婚”。所以《李豁子离婚》这一出戏就把新思想带进来了。不仅曲剧如此,当时很多社戏都在演现代故事,如越调戏中就有《武昌起义》这出新戏。其中有出戏是《打武昌》,虽然是新戏,但演员穿的还是明朝的服装。孙中山的脸谱是一半白一半黑。因为看孙中山的照片有阴影——从前都是画像,没有阴影的概念——就想象孙中山的脸是一半黑一半白。孙中山又是文武双全,他的戏服就是靠子上又套着蟒袍。黄兴他们都是将官的衣服。曲剧中还有故事是讲大烟鬼抽烟的坏处,都是当时政令的一种宣达。河南的戏中还有许多杨家将、包公的故事,这都是河南自己的故事。

早年河南大学有位教授叫张长弓,他从河南曲子中找到很多渊源,和元曲做对比进行理论研究,并出版了专著《鼓子曲存》《鼓子曲言》。到台湾以后,河南戏的生命很强韧,一直到现在,河南戏是所有大陆来台湾的地方戏中影响最大的。河南戏的情感比较直率,和观众非常近,哭起来是真哭,不像京剧做做样子。

有些观众以为河南戏唱得太随意,那是误会,河南戏的正戏整本大套的还是很庄重的。京剧是正戏开演前,锣鼓“打闹台”。过去老百姓也没有钟表,还在地里干活儿呢,听着邻村的打闹台,知道戏要开演了,就赶紧去。打闹台就是这个作用。而河南戏不是这样,它有个很好的制度——正剧开演之前,出来个小丑,随意唱些事儿,就像脱口秀。曲剧中管这个叫“书帽”,就类似于序曲、楔子这类的。唱书帽的是白眼窝,戴个小生的帽子,是前后的穗子——就像京剧里不良少年戴的那种帽子。小丑出来一定是说:“吃罢了饭,没啥事儿,商商量量,咱们哼曲子。哼曲子儿先唱哪一个?唱一个小书帽解解心闷儿。”然后一段一段的段子来唱。他唱的一般都是逗笑的废话,比如“高文举坐在书房,头在上、脚在下、脸在前头”,“高文举我走着走着站起来走”,“走三步,退三步,等于没走。红萝卜,白萝卜,不是大葱”。说包公,“下陈州路过荞麦地,捉到个鹌鹑是个母的。王朝马汉争着要,拿回去老爷还要烧吃咧”。包公当然不是这样的,这是插科打诨。还有,“下马来到潼关,抬头一看,上写三个大字‘潼关’”。这些可长可短,看正戏准备得差不多了,他就进去。有时候进去又出来,说“刚才我进去得太慌张,浪八圈和大金牙还没穿好衣裳。小弦子一拉我还唱”。正戏不开玩笑。有人认为河南戏很随意,那是把小书帽误当作正戏了,是不对的。河南梆子《七品芝麻官》在大陆改成了话剧、拍成电影,其中流传最广的一句话是“当官不与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可见河南戏有深厚的民间基础。

刚才说的“浪八圈”“大金牙”都是男旦的外号,还有个男旦嗓子很细,外号“白菜芯儿”,形容声音嫩。那时京剧等大戏中有女旦出现,但河南的戏曲中女旦还是很少。女的唱的旦角儿叫坤角儿。我幼年时代有位小学校长放弃了校长的职位,专门唱男旦,我们都叫他“杜校长”。戏班子的名字多是依着主角儿叫,人们一说戏班子名字就知道是唱什么戏的。比如说“明翠的二黄来了”,明翠是他们戏班子的主角儿。

乡下的小媳妇都喜欢看戏,有的也迷上小生,眉来眼去的,时有所闻哪里的小媳妇跟着戏班子跑了。跟现在追星族差不多。那个时代,男女之间的表情传意比较简单,送条花手绢或一块洋胰子,对方接受了,就是一种允许。我们还有一些笑话讲戏迷的。有个笑话就是说,有个媳妇听到打闹台的声音,知道隔壁庄子里要唱戏。本来抱着孩子哄孩子睡觉呢,抱起来孩子就跑。路过瓜田时摔了一跤,抱起来孩子接着跑。戏唱完了,一看,怎么怀里是个瓜?一想,糟了,肯定是摔跤时候抱错了。跑回到西瓜田里一看,瓜田里是个枕头。原来着急看戏,抱着枕头就出门了,孩子丢在家里了。回家一看,孩子还睡在炕上呢。

戏曲是老百姓最重要的娱乐方式,也是道德意识的传播载体。清朝建立时,也很尊重戏曲。当时有所谓“男降女不降”,男人剃发,女人还是保持原来的发髻;“生降死不降”,活着的时候穿清朝的衣服,死后的寿衣还是明代的,给他尊严;现实生活降戏曲生活不降,戏曲中还是明代的衣冠,一直到现在,古装戏还是以明服为主。在这样的戏曲氛围里长大,我也会哼几句。纪录片《如歌的行板》中,我也唱了一段。这叫一曲走天涯——我就会那一段。

小时候玩儿的游戏很多。打麦场的庄稼收了之后,整个的麦场都是孩子们玩耍的地方。有一个游戏是用木头画了界线,两个人用木头打木头,谁的木头打出线了就归对方,我们叫“捣腿”。还有一个叫“骨碌钱”:一把大尺子,一把小尺子,我的钱滚到你那边,用尺子一量,如果接触到钱了,钱就是你的。还有一个野蛮的游戏叫“挑老兵”:两队孩子距离很远,唱口诀,唱完了说要抓谁就冲过去抓。被抓的要使劲儿跑。口诀很有趣,不知道什么意思,但都这么说,一方大叫着“野鸡翎”,另一方对答“带马成”。这边又喊“马成过”,对方再喊“哪一个?”这边喊回“就是某某某”。某某某就是那个要被抓的孩子。被抓到了,就变成对方的人。口诀我不是记得很全,后来回家乡时问童年的玩伴,他说他记得很清楚,就是这么说。东汉时有个武将叫马成,不知道是不是我们这个游戏的起源。

农民虽然不识字,但都有韵律的概念,口诀也是押韵的。到饭馆吃饭,饭馆的跑堂叫菜、对答都是用唱的。客人点什么菜,店小二都唱到厨房去。厨房也唱回来,表示知道了。是用唱歌的方式来沟通。给了小费,账房先生也唱出来。过去都是给小费的,就是给赏钱。赏钱给得多的,账房唱的声音就很大。现在这些都不知道怎么唱了。当年台湾没有禁大陆的书的时候,我见过一本《旧京货声录》,里面都记着这些唱词,还用简谱标了音调。

幼稚园是西方来的,我们小时候没有幼稚园。谁是孩子真正的启蒙者?——妈妈,奶奶、外婆。孩子们生活在韵文、歌谣的世界,而这些韵文、歌谣的传递者又都是不识字的人。歌谣中有农村生活的知识,有谜语,有做好人做好事这些内涵。比如说,过年时,我奶奶说“二十三,炕火烧”,是要烙火烧,就是烧饼;“二十四,扫房子”,过去灰尘大,村子里的房子也没有天花板,特别是厨房,都黑掉了,所以厨房里的神——灶王的脸是黑的。扫房子也是大扫除的意思,过年要把家整理干净;“二十五,磨豆腐”,乡下的豆腐是自家做的,家家都会;“二十六,杀年猪;二十七,杀年鸡;二十八,把面发;二十九,榨黄酒”,过年时不干活儿,就是吃吃喝喝、穿新衣服拜年,过年前要把事儿都做好了;“三十儿,捏鼻儿”,捏鼻儿就是包饺子;“初一儿,拱脊儿”,拱脊儿是把脊背弯下来,就是拜年。

这些都是奶奶教给我的,她的又是她的妈妈或者奶奶教给她的,她就知道这个音,她不会写字。口口相传。还有谜语,比如“四四方方一座城,鸡子一叫它就明,是个啥?”是窗户;“麻屋子红帐子,里头坐个白胖子,是个啥?”是花生;“四根黑棍,抬个黑箱,前边吹笛,后边耍枪,是个啥?”是猪,猪走路时鼻子都哼哼唧唧的像吹笛,后面的尾巴还摆来摆去的像耍枪。还有形容生活的,也有传播抗战思想的,比如“一二三,上南山,南山有个孙中山,坐飞机,丢炸弹,炸死日本王八蛋”。这都是聪明人编的,利用老百姓喜欢的歌谣、韵文形式,将思想编进去。老百姓不识字,知道怎么说,知道意思就行了。

在我家是奶奶告诉我这些,在外婆家是外婆给我讲。外婆经常和我玩儿抓手心的游戏:“一抓金,二抓银,三抓不笑是好人。”我的孩子小的时候也都知道这个游戏。她还教我十二生肖的顺口溜,“一鼠,二牛,三老虎,四兔,五龙,六蛇,七马,八羊,九猴,十鸡,十一老黄狗,十二哼”。说完了问我“哼是什么”,我说“猪”,她就很高兴。也说谜语,比如“从南来个张大张,鼻子长在脊梁上”,是锅盖。外婆教我一首说动物的儿歌是讲什么动物有什么用:“小白鸡,皮儿薄,杀俺不如杀个鹅;鹅说,伸伸脖子长,杀俺不如杀个羊;羊说,四只金蹄儿往前走,杀俺不如杀个狗;狗说,夜晚看家嗓子哑,杀俺不如杀个马;马说,备上鞍子人能骑,杀俺不如杀个驴;驴说,一天磨了三斗麸,杀俺不如杀个猪;猪说,一天吃了十升糠,一刀下去见阎王。”外婆说,为什么那些动物不杀却杀猪呢?因为猪没啥用,只能被杀。

平时生活中,还有很多俗话,比如说“正南正北,是路通北京”。这和“条条大路通罗马”就是一个意思。乡下人都有这种俗话的传播者。还有形容乡下风光的,比如“高的是桃粟,低的是棉花,不低不高是芝麻,芝麻地里带打瓜”。这是活脱脱的农村丰年的景象。说的是套种,不浪费田地。打瓜是一种很小的瓜,瓤不好吃,产瓜子。那个瓜很容易打开,所以叫打瓜。种打瓜的地方一般都有个瓜庵,就是怕人偷瓜,里面放上些打瓜,请人白吃。吃了你就要把子留在瓜庵里,省得他们往外掏子了。小孩们都喜欢去吃。

还有大量的鬼故事在乡下流行。比如有个故事说,瓜庵中看瓜的人常常看到鬼。常看到就不稀罕了,有时候鬼来得多了还不耐烦,“这个鬼怎么又来了?”有个晚上,看瓜的抽着旱烟袋,来了个鬼。鬼问:“二大爷,你的烟袋能不能给我抽两口?”看瓜的把烟袋给了鬼,鬼一口气就抽光了一锅烟丝。第二天晚上,那个鬼又来了,又要烟抽。连着来了几天,看瓜的烟丝都抽完了,他想整整这个鬼。晚上他抱着根猎枪假装吸烟。鬼来了讨烟抽,大爷就把猎枪递给鬼。鬼吸的时候,看瓜的扣了扳机,“咚”的一声。鬼魂缓口气说:“哎呦,这烟还真冲啊!”以后再不敢来了。还有个故事说,白天耕田时,太阳晒,夕阳西下,农民想抓紧时间多做点庄稼活儿。这时来了个鬼。鬼前后左右绕着农民蹦,农民没法干活儿,他一着急,抡起锄头对着鬼就砸过去,把鬼砸跑了。说故事的时候,从梁上取下锄头,锄头面上还黏着鬼的鼻子,都干了。

有一个老祖母们讲的“老丑虎”的故事流传得很广。有个老婆儿给她妈烧纸去了,还带着供香。走到半路上,碰到老丑虎。老丑虎说:“大娘啊,你到哪儿去啊?”“我去给我妈烧纸去。”“你那罐子里装的是啥?”“是稀饭。”“我好几天都没吃东西了,你能不能给我吃一点儿?”“那你吃点,不要吃光啊。”老丑虎一吃吃光了。“你那个筐子里装的是啥?”“是馍啊。”“我还没吃饱,你能不能给我吃一点儿?”“那你不要吃光啊,我还要到坟上去呢。”一家伙又吃光了。吃光了以后,老丑虎和她聊天,“你家里有几个小孩儿啊?”“四个小孩儿。”“小孩叫啥名儿啊?你住在哪个村子啊?”“我家里有四个小孩儿,老大叫门闩儿,老二叫门鼻儿,老三叫刷子疙瘩儿,老四叫擂臼锤儿。”老丑虎知道孩子的名字了又说:“大娘、大娘,你的馍我也吃了,稀饭我也喝了,我还是饿啊。我把你吃了吧。”吃了老太太以后,它就打扮成老太太的样子去她家了。到了她家,敲门:“门闩儿、门鼻儿、刷子疙瘩儿、擂臼锤儿,赶快给老娘开开门。”大女儿从门缝里一看,说:“你不是俺妈,俺妈的裹脚是绿的。”老丑虎去田里弄了些玉米叶子包起来,又来了。“门闩儿、门鼻儿、刷子疙瘩儿、擂臼锤儿,赶快给老娘开开门。”老二一看说:“你不是我妈,我妈头上有绿帽子。”老丑虎去荷塘里弄了荷叶,戴在头上,又来了。小孩一看,是妈妈的样子,给它开门了。老丑虎进屋以后,要花点心思找个合适的地方坐,因为它有尾巴。让它坐床上,它说:“床上不能坐,床上有床神。”让它坐在桌子旁边,它又说:“桌子旁边有桌神。”给它找了个草墩儿,它坐下来。

草墩儿是什么呢?北方有种凳子,是粗粗的草辫子圈起来的。我们家乡是把麦秸编成细细的辫子,一盘盘的等着商人收购,用来做草帽等。草墩儿坐上去很暖,中间有个洞,正好让老丑虎放尾巴。晚上,老丑虎说:“大妮儿,你跟妈妈睡吧,给妈妈暖暖脚。”大妮儿一看,这个好像不是她妈,“我睡觉打呼噜,你找老二吧。”老二一看也觉得不对,说他睡觉要放屁,也不好。老三也说不行,最后是小的跟老丑虎睡了。晚上听见咔嚓咔嚓的声音,孩子们问:“妈,你在吃什么?”“还不是从你外婆家里拿来的鸡爪。”“那你给我吃点儿吧。”老丑虎就把吃剩的骨头扔过去了。老大一看是根脚趾头。老大、老二、老三越想越不对,害怕了,把门悄悄地推开条缝,从门缝中钻出去。他们爬到院子里的高高的枣树上,从树下垂下来一根绳子,绳子上拴个箩筐。“妈呀、妈呀,赶快出来吃枣子啊!枣子都红了,赶快出来吃啊!”老丑虎听到吃枣子,就出来了,站在树下说:“你们都会爬树,我不会爬树,那咋整呢?”“你站在箩筐里,我们把你系上来。”老丑虎站在箩筐里,三个小孩用力把它系上来。系到半空的时候,手一丢,把老丑虎摔死了。

河南有“四大中听,四大不中听”,说起来也押韵。四大中听是:撕绫罗,打茶盅,画眉叫,堂客哼——撕绫罗,撕绫罗的声音,褒姒就爱听这个;打茶盅,细瓷的茶杯摔碎的声音;画眉叫,画眉鸟的叫声;堂客哼,就是窑姐唱曲子。四大不中听是:刮锅,发锯,驴叫唤,寥天地里喊乱弹——把锅上煤烟刮下来的声音;锯子钝了,把锯子发得更利;驴叫的声音;郊野中荒腔走板地大喊大叫。

小的时候,老师都是教我们口诀,一个口诀下来很多内容都记住了。南阳专属十三个县的名字也是个口诀,“南南唐,泌镇桐,邓内新淅,禹舞叶”——南阳县、南召、唐河、泌阳、镇平、桐柏、邓县、内乡、新野、淅川、禹州、舞阳、叶县。叶县出水烟筒。

我们生活在一个韵文的世界、歌谣的世界。放羊的小孩,割草的小孩,都会唱些歌谣。每个村子都有现在所谓的“名嘴”,大家围着他听故事。比如我们村子里磨面的老王会讲故事,孩子们喊他“二大爷”。“二大爷”不是真的在家行二,有点像官称。“二大爷,讲个故事吧。”讲了以后,孩子们都跟着乐。小孩贪心嘛,刚听完,又想听:“二大爷,再讲一个吧。”老王想抽一袋烟,他就说啦:“吸袋烟,把心宽,肚子里的瞎话儿往外钻。”瞎话儿就是虚拟的故事。中国缺少童话,孩子们从小听的瞎话儿就代替了童话。老王想抽完烟再拍瞎话儿——再拍,就是再讲。河南话里把“咱们聊聊天”说成“咱们拍拍话”。讲完了,孩子们还想听。老王又想喝茶了,他说“吸袋烟,喝口茶,肚子里的瞎话往外爬”,统统押韵。这些人都不识字,可他们会编。

我也把这些民歌素材用在我的诗中,比如《乞丐》中有所运用,“依旧是小调儿那个唱,莲花儿那个落”。南方的庙我不知道,北方的庙,大庙才有庙祝在里面管理,小庙没人管。乞丐就住在村子里的这些没有庙祝的庙里,尤其是冬天避寒。早晨,可能还有烧香的人,香炉很暖,就更宜避寒。庙里一般就是大家避雨、避寒的临时场所,或者乞丐躲身之处。很多故事都发生在庙里,比如京剧里的《锁麟囊》就是因在庙里躲雨而发生的故事。这些经验、教训,都是在民谣、歌谣或者短短的俗语中出现,多是由不识字的人唱出来。

我会讲南阳话。我的家乡话在1949年以后没有再变化,没有再加入新的语汇。我开玩笑说我的家乡话是南阳话的活化石。前些年我回家乡时,有时候说话说出些很“古老”的词语,乡下的老太太听到了说:“哎呀,你孩子还会说这个,这些话我几十年都没听过了。”

家乡对我一生的影响非常大。如同开篇时所说,我自己的文学有两个源泉:一个是母亲,一个就是故乡。故乡就是母亲,母亲就是故乡,这两个就是混起来的意象。我觉得幸福的人是有充分的对母亲的记忆——母亲陪着他成长,从童年少年到青年,这是幸福的。有对故乡美好、完整的回忆,也是非常幸福的。我很庆幸,我保留了对母亲、故乡清晰的记忆,让我在八十多岁还能一闭眼睛就“回到”故乡,听到鸟叫声,闻到麦田的清香。       

1973年9月,台北雅集留影。前排坐的左起彭邦桢、羊令野、杨牧、商禽,后排站的左起洛夫、罗门、张默、叶维廉、痖弦、碧果、辛郁。
痖弦部分诗文作品集
痖弦参与创办的《创世纪》诗刊,迄今已走过六十多个春秋

 

《痖弦回忆录》,痖弦口述,辛上邪记录整理,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9年7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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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图片由出版社提供。

痖弦,本名王庆麟,1932年出生于河南南阳,1949年到台湾。当代著名诗人、作家、出版人、表演艺术家。曾任《联合报》副总编辑兼副刊“联合文字”主编。1950年代,与诗人洛夫、张默共同创办杂志《创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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