鼓手范俊义:九十年代,到南方去

黄昕宇 · 04/15

来源:界面新闻

​范俊义今年44岁,一头蓬松的长发扎成马尾。他打鼓29年,是一名职业音乐人。他加入了五六支乐队和乐团,其中最知名的,是歌手腾格尔的苍狼乐队。同时,他是北京现代音乐学院的打击乐专业教师。作为一名行业内的资深鼓手,他也是一些乐器品牌的代言人。

和许多职业音乐人一样,在事业有成之前,范俊义有多年在酒吧、夜总会驻场的经历。

范俊义是内蒙临河人,15岁进入临河曲艺团学鼓,曾随团辗转内蒙、山西二三线城市及乡镇演出,随后加入一支当地流行乐队,开始在歌舞厅驻场。九十年代,在南方经济特区,经济急速发展,娱乐业随之繁荣,无数歌舞厅、夜总会吸引了全国各地搞音乐的年轻人。范俊义也和乐队的兄弟们一起南下打拼,经历了九十年代海南娱乐业的兴盛和衰败。之后,他又辗转北京、青岛、深圳干场子。直到2001年加入腾格尔的苍狼乐队,他的乐手生涯才发生转折,生活稳定下来,事业逐步发展。

以下是他的口述。

2015年,范俊义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康巴什演出

 

 

1

我家在过去的内蒙古临河市,现在已经改为巴彦淖尔市的临河区。

八十年代末,来自安徽的段永亮在临河成立了临河市曲艺团,他过去是说相声的,后来做演出,在成立曲艺团之后请到天津一个有名的老相声艺人赵学礼,一起到各地演出。现在叫巡演,过去叫走穴,走各个二三线城市和乡镇。不仅演相声,还有那时刚兴起的流行歌舞,还挺新潮。1990年招收学员前,他又专门去了几次北京,费尽周折,终于请到侯宝林的师弟王世臣,来我们临河市曲艺团作为艺术顾问。当时培训项目有相声、还有歌舞和乐器。培训三个月,接着一年实习期,实习合格可以留团演出。招生启示写着:姜昆、侯耀文等等是艺术顾问。

那个年代,在我们那个小地方,一说能见到名人,大家就很兴奋。我姐姐是学校的文艺骨干,她决定报名,我父母就让我跟我姐一起报名。那年我十五岁,是团里招收的第三批学员。

我们家是农村的,但爸妈都喜欢文艺,我妈喜欢唱样板戏和晋剧,我爸自学笛子、二胡。我们家八十年代末买了一台音质不错的录音机,父母都喜欢听音乐,那时候开始流行通俗歌曲了,我记得有那英的《山沟沟》、崔健的《一无所有》、童安格的《借我一点爱》都很流行。我特别喜欢听流行歌曲,觉得跟以前听到的民歌很不同。我妈妈说我小时候唱得很好,也爱唱,但十几岁变声后高音就唱不上去了,后来也就很少唱了。我当时自学了霹雳舞,还在学校表演过。所以我妈让我去报曲艺团时我并不是很想去。我妈说,你报舞蹈,再报个鼓。我说我不喜欢鼓,我妈说你试着学学就喜欢了,结果就按我妈妈的意思报了。

鼓就是架子鼓,也叫爵士鼓,当时一共有十几个人报名要学鼓,老师拿来十几副旧鼓棒发给我们,让我们自己练。我在家用鼓棒打纸箱子,铁桶,还有旧的铁茶壶,只要有空就练,中午回家吃完饭也不休息,把我父母吵得睡不成午觉,有一次实在是太吵了,妈妈说:你就不能歇一会儿?我说:你不让我练,我怎么进步啊?

就这样过了一个月,到团里让团长审查,看完之后他说所有学鼓的就我练得最好,我很开心。我当时打的是:单跳大概150速度的四连音,另一个是前八后十六节奏型,也就是人们说的马蹄点儿。于是让我用一套特别破旧的鼓练习,不支砖头不挨桌子都立不住,但当时已经心满意足了。团里当时租的院子在市里,我每天早晨从家里骑五六公里自行车,一到那就把那套鼓摆起来,开始练,中午回家吃饭前还得拆掉,免得影响同学出入,因为鼓就在男生宿舍的门旁边,下午来了再摆起来练。就这么自己练了一个月,我就可以和团里乐队合作了,他们排的一些歌,我听几遍就能打下来。当时排的歌里,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歌声与微笑》,这首歌也是团里演出时的开场曲。

接着我就开始跟团演出,一走就是两个月,从临河出发,去包头、呼和浩特一带的区县、乡镇演出,一直演到山西。我们当时是学员,没有演出费,两个月下来一人给了二十块钱补助,确实太少了,当时团里一个女歌手也是学员,拿到钱当场就撕了,觉得很心寒。

团里演出换场地时就租大巴车,那会儿我们叫大轿子。有时候是“敞篷车”,就是拉货的东风汽车,十几二十人连人带演出设备一起挤在后面。有的车刚刚拉过面儿煤,一路风吹,到地方每个人脸都是黑的,互相在那儿笑。我们去演出自己带铺盖,演出的地方一般是当地的露天剧场,男学员晚上留下看舞台和设备,就睡在舞台上。那时候已经是秋天了,小伙子睡凉炕,全凭火力壮。我记得路上给我妈写信,最后一句话说,“天气挺冷,我穿得挺厚”。其实就没带什么厚衣服。不知道会走两个月。

团里每天发四块钱伙食费,那钱就够吃个方便面,有时候我们看场地,露天剧场也没有水,就找附近居民要点热水,拿刷牙杯泡方便面吃,结果水是温的,方便面根本泡不开。差不多就吃了。有一回到了伊盟桥头镇,属于沙漠地带,缺水特别严重,没有地下水,生活用水都是马车和汽车运来的,你都不好意思跟人家白要。白天燥热,我渴得不行,剧场外正好有个推自行车卖冰棍的人叫卖,我就把手上的钱都买雪糕了,吃了几根,甜的,根本不解渴。我只好找了家面馆,求人家让我喝点水。人家看我一十几岁小孩,就同意了。我用那个舀水的小瓢一口气喝了得有五六瓢,生怕自己渴死。第二天拿到伙食费还专门去那家面馆吃了碗面表示感谢。

我觉得当时演出效果还是可以的,舞台后面有纱幕,背光面光和侧光。我们有宇宙灯,就是一个圆球上有十几个彩色灯孔会转的灯。还有一个效果很好的灯,那会儿我们叫“雪球”,是一个直径五六十厘米的大圆球,表面贴满了很多特别小的正方形的镜子,用一个白光灯照着它会反射出很多白色的点,像在下雪,所以叫雪球。我们在地上放一个宇宙灯,舞台中央的正上方挂一个雪球,灯光一开,雪球一转,那个舞台气氛就出来了。

小地方很少能看到这样的演出,每次演出来看的人都挺多的,还有人不想买票,干脆翻围墙进来看。

 

2

在曲艺团出去演出条件是很艰苦的,但我们这些学员一般都是农村孩子和草原上的牧区孩子,能吃苦,很希望表现好能留下来,以后从事文艺工作,总比回家种地放牧好,所以都挺任劳任怨的。

回到临河后我们继续演出。我们当地把赶集叫做“赶交流”,有卖吃的,穿的,玩具,综合市场,什么都有,有演杂技的,也有文艺团体搭着帆布大篷演出。我们团里在当地请了一个比较不错的二人台班子,每次演出前有一个“打嗵”环节,就是以民族小鼓的节奏为基础,各种锣、镲一起即兴表演一段。我觉得这个特别有意思,我很快把每一个的打法都学会了,最喜欢打小镲,因为它有独特的技巧。小镲有弹性,打完一下会有“当啷啷啷”持续的震动延音。他们觉得我挺有天赋,想教我学二人台,还有人要介绍我去巴盟晋剧团,我都拒绝了,因为我还是喜欢现代流行音乐。

但没多久,我就被临河市乌兰牧骑(后来叫临河市歌剧团)的键盘手郝军发现了。他们有一支流行乐队,在歌舞厅伴奏,算我们当地最好的乐队之一。他们正好缺鼓手,让我跟他们排练了一次,就把我拉进乐队了。就这样我离开了曲艺团,因为还在试用期,离开时团长很不高兴,没办法,我想追求更好的发展。

乐队是四个人,吉他、贝斯、鼓和键盘。其实键盘是比较洋气的说法,那时候我们还叫电子琴。原来在曲艺团有一台电子琴,我特别想弹一弹,每次特别积极帮团长他们干了什么体力活,趁他心情好,我就提,可不可以让我弹一下琴,提了五六次,只有一次团长勉强答应了。那叫一个开心。

郝军有一台琴是卡西欧670,还有一台雅马哈38,那时候在我们当地都算非常不错的琴了。郝军教我怎么扒带记谱,但他是个弹键盘的,不会打鼓,只能凭感觉教我一些东西,其他的我就自学。进乐队后第一个演出的歌舞厅叫大世界歌舞厅,当时在临河市是最好的,鼓是价值12800的一套日本产的黑色珍珠鼓,那打起来真是跟我原来在曲艺团打的破鼓有着天壤之别。

我们白天就在歌舞厅排练,老板会要求我们排新歌。我们本身就很喜欢音乐,一出新歌赶紧买磁带来听,扒歌,照原版写下谱然后排出来。那时候排一些《昨夜星辰》、《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只要你过得比我好》之类的流行歌,还有潘美辰、苏芮等等的歌。

我在歌舞厅一天挣十块钱,一个月有三百。那时我姑在粮油公司上班,属于国家正式单位,工资一个月一百五,我比她高一倍。第一个月工资发下来以后,乐队队长郝军就说,咱们干这行不能穿得太普通了,形象很重要,毕竟要上舞台的。带着我们去买衣服,我就听他的,买了一双一百五的皮质的白色波鞋,买了一条一百多白色牛仔裤,还有一件像丝绸材质的上衣,风一吹特别飘的那种。这样一身穿上就时尚多了。

郝军特别有魄力。九十年代初,夜总会在南方特别火,尤其是深圳,“1979年,有一个老人在南海边画了一个圈”,深圳是经济特区很发达,夜总会场子也好。他直接跟人联系,听说深圳有个场子有机会,就去深圳了。一到那里,发现不是那么回事儿,那个夜总会在深圳下面的一个县城里,也不是很好的场子。他在那儿遇到一个湛江的歌手,说海南特别好,也是经济特区,歌舞厅行业非常发达,他俩就直接去了海南,一看确实特别好,他很快联系到一个场子。那时大家家里都没有电话,电报五毛钱一个字,他很快发电报给我们,非常简短,让我们以最快的速度过来。

对我们内蒙这种内陆小地方的人来说,海南一听就是个好地方,有海,而且南方经济特区对我们诱惑很大。我们马上去买票准备出发了。

 

3

我和吉他(张港)、贝斯(那日苏)三个人从临河出发,三个人连行李带琴和效果器一共拎了九个包,坐了六天火车一天船,整整七天,几经周折才到海南。

从临河到广州的火车票101元一张,没有直达车,到了呼和浩特签字盖章,换趟车继续走,到北京又签一次,到郑州再签一次。我走的时候我奶奶给我带了一袋子煮鸡蛋,我为了省钱没舍得吃,想留着饿了再吃,结果火车上热,到北京拿出来发现九个鸡蛋都坏了,把我可惜坏了。到郑州我们都已经累坏了,下了火车感觉两边路都还在往前晃。“中原之行哪里去,郑州亚细亚”,当时电视广告天天放这个。贝斯手带了2000块钱,他没带贝斯,我们和他一起去亚细亚商场用2000块买了把贝斯。

终于到了广州,车站人特别多特别乱。我们把包放在脚边,有一个当地人走过,很自然地拎起我的包就走,连跑都不跑。我喊,“干嘛,这是我的包,放下!”他就看了看我,不大情愿地放下,也不跑,特别自然,继续在边上转悠。我一看他们一伙大概有八九个人,人太多了,可能身上还有刀什么的,怕打起来吃亏,也不敢跟他们计较。他们打量我们,三个年轻小伙,也就没再找我们麻烦。

那时晚上十一二点了,贝斯手打了个摩的去码头看第二天去海南的船票,回来说最早一趟早上七点多开船。我们当时就商量,在广州住旅店太贵了,直接在火车站附近的凳子上躺会儿,天亮直接坐公交车去码头。当时我已经五天没有踏实睡觉了,特别累,找了个两人坐的石头凳子,躺下很快就睡着了。

等我醒来睁眼一看,裤子两边兜的位置都被用刀子划开了,我第一反应就是找我那双一百五的白色波鞋。鞋和衣服都在地上扔着。再一看,贝斯手旁边压着九个包,全部被割开翻遍了,他还在打呼噜呢。我赶紧把他叫醒,他看自己的裤子、衣服、包都破了,就从破包里翻出针线,开始缝包。吉他手不知道上哪儿了,那时没有手机,我们只好在原地等。一会儿他回来了,裤子也是破的。因为我睡的时候他说不困,自己晃悠了一圈,走困了,也找个地方躺下睡了,当他醒来时,发现他妈妈在他内裤里加了一层布,缝进去的一千块钱没了,兜里的打火机和香烟也都没有了,瞬间觉得天昏地暗。后来我们听说广州火车站那时候非常乱,有人用那种喷雾,像古代的蒙汗药,人吸入后至少昏睡两小时。我们估计就是睡着时被喷了,所以被割破衣服翻遍包根本就不知道。

那时我们三个人身上只剩下我带的五百块,出门前我妈妈把我裤子的裤腰拆开,把钱放进去缝上,在腰带里面压着,所以才没有被偷走。那时也没办法了,天都亮了,去海南要紧。我就赶紧打了个的士,我们拿上破包上车赶到码头,船票一人七十,坐了23个小时的船,中途在船上点最便宜的饭吃了一顿。

到了海口,我们给郝军打电话,说我们到海口了。他说,你们到了啊,我正准备回去呢。原来我们路上花了七天,他之前找的场子已经试了其他乐队,已经开始上班了。但来都来了,没办法,我们只能先投奔他去了。码头那儿就来了个骑三轮车的海南人问,“你们要到哪里,我送你们去好啦”。南方口音特别重,好像香港片里听到的。他就把我们拉到郝军住的地方,找了个最便宜的一天五块钱的旅馆,硬板上铺个草席。放下东西到路边摊一人吃了一小碗牛腩饭,四个人就找工作去了。

晚上我们到一个叫桃园歌舞厅的地方,说我们是内蒙来的乐队,问需不需要。运气很好,老板正好想换乐队,第二天我们去试,他一看挺好,让我们隔天就来干活了。我们一起排的都是大陆流行歌,南方这边歌舞厅流行的全是张学友,赵传,庾澄庆一类港台的,我们只会五六首,而一晚上得唱三十首歌。我们真的是在一天内最快速度把二十几首歌记下来,跟歌手排练,开始在这家歌舞厅驻场。

我们就住在歌舞厅里。晚上演出完,舞台上、舞池里或者卡座沙发上,想睡哪睡哪。天很热,也不用铺什么,躺下就睡了。吃饭就吃员工餐,我在那里第一次吃到苦瓜,海南也叫凉瓜,我们北方没见过这种瓜,我看它翠绿翠绿的很漂亮,就盛了一份苦瓜炒肉。一吃,怎么这么苦啊,还把肉都弄苦了,特郁闷。后来发现南方人喜欢吃凉瓜,下火,慢慢我也变得很爱吃。

当时是夏天,歌舞厅营业结束后就把中央空调关了,里面又闷又热,只能开窗通风。一开窗蚊子就来了。我在沙发卡座上睡。卡座那儿全用塑料做的绿叶子做装饰,虽然是假的,也很招蚊子,我没办法就忍着让蚊子咬。吉他和贝斯他们俩人睡舞台上,支了四个话筒架,用幕布那种薄绸子盖在上面当蚊帐,睡在蚊帐里。有一天晚上两三点,贝斯手起来上厕所。那天月亮很亮,他走回来一看,突然不敢进去睡了。话筒架架起来的幕布是深粉色,月光照在舞台上,那个帐篷有点发红,看起来跟棺材一样。

1993年底在海口的海边,范俊义和乐队的朋友们,从左至右:张港,旺那日松,郝军,那日苏,范俊义。

 

1993年,范俊义在海口

 

1994年,乐队在海口(上:旺那日松,下:那日苏,左:张港,右:范俊义)

 

1995年乐队在三亚,从左至右:旺那日松,张港,范俊义,那日苏。

 

 

4

1992年一到海南,我发现满大街都是长头发。那时摇滚兴起,两股尖儿黑背心,浅色或蓝色的牛仔裤,高帮军勾鞋,大长头发,再戴一墨镜,这就是最正的摇滚范儿。那时全国各地好多搞音乐的都集中到海南。在那个环境下,形象上得像那么一回事儿,不能输人。于是我也开始留长头发。

当时海南经济繁荣,娱乐业极其发达,来歌舞厅消费的有钱人特别多,有投资房地产的,有私企大老板,还有很多做国家项目的公务人员。我们刚到海南是夏天,穿短袖短裤都热得不行,我一看这些消费的人怎么都穿西服打领带,不热吗?后来一想,人家住的地方有空调,去的地方也有空调,一出门就上小汽车,也是空调。

大部分人花公款,钱都不是钱,一晚上消费两三万很正常。那些客人,真的像港片里那样,坐下来,把像个砖头一样的大哥大往桌上一立,特别牛。给歌手小费是用盘子盛的,一出手,几千块钱现金转一盘子。歌舞厅的MC还会说,几号桌某某先生给小费多少钱。别桌的人都往你那儿看,太有面子了,头都是上仰着的。有的人一激动就再来一盘子。我听说有一次一个大场子来了个有钱老板,要点歌,另一个大老板先点了,他就说,先唱我的,我给你加钱。那个一听也加钱。两个人较劲,一直加到15万,其中一个带的现金不够了,没拼过,特生气,还打电话让人给他送钱呢。

服务员里会说话,会跟大老板来事儿的,一拿小费就上千块。有聪明的,很快就能到大老板公司里谋个职位,爬得很快。

当时一说海南,就觉得是宝地,钱多机会多,有本事有胆量的人都往那儿跑。海南是特区,从大陆去海南,要在边防局办特区通行证,到那儿还要办暂住证,如果被查到没证必须补办。后来人太多了,如果被查到没有暂住证,会被拉到一个地方干活,挣够回去的路费,直接遣送回去。

我们在歌舞厅干场子的乐手歌手,得参加海口市文体局组织的考试,办演员证,否则不让上岗。我还考了个甲级。特区工资高,刚开始我一天挣30块钱,一个月900,在那里只属于中低档。1992-1994年海南最大的四个场子是望海楼、狮子楼、东湖和中国城,望海楼的乐队一个晚上最高能拿2000,每人500。那时海南大的歌舞厅都是几千万的投资,场地大,音响设备都是最高级的,请的乐队也都是高手。我去看他们演出,觉得特别酷,效果简直比磁带还好。因为竞争很激烈,我们也想尽快提高业务水平,每天演出完,就到结束比较晚的场子,在舞台侧面看那些最好的乐队演出,去学习。

1993年零点乐队跟东方歌舞团去海南演出。零点1996年首张专辑《别误会》在北京发行,主打歌曲《别误会》成为年度最流行单曲之一,1997年凭借一首《爱不爱我》大火起来,是我们临河那儿出去的最有名的代表乐队。零点的吉他手是我们乐队吉他手的师父,我们贝斯和键盘跟他们也认识,所以他们到了海南,还特地来看看小兄弟们演出。我们觉得大腕来了,特别想请顿饭,可惜他们时间安排不过来。于是在他们离开前,我们去超市买了得有两千多元的吃的,全挑的最贵的进口食品,几十一盒的巧克力买了好几盒,拎了两大袋东西送给他们。一方面表示一下对前辈的敬意,另一方面,我们也拜托他们,能不能帮我们弄点音乐资料。

当时能跟着学的音乐资料除了磁带只有录像带,在乐手圈属于稀缺资源,相当于习武之人的武林秘籍。哪个人要是买到或翻录一盘好的教材录像带,有无数人找过来,关系好的兄弟才会免费让你拿去翻录,不熟的都要请吃饭套近乎。零点乐队当时马上答应帮忙。后来我们吉他手回老家时顺便去北京,找他们翻录了几盘录像带。

我们在歌舞厅住了半年后开始租房。我和吉他手合租一间月租300块8平米的小房间,后来又合租一个小阁楼里的小房间,站着都直不起腰,夏天蚊子多,点蚊香都没用,一喷灭害灵把人都要熏死了,得开窗晾好久。键盘和贝斯也住在同一个四合院里,我们每天一起做饭吃,一起骑自行车上班。我们键盘买了录像机,几个人反复看那几盘教学录像带。

1993年年底键盘手郝军退出乐队自己发展,我们贝斯手从呼和浩特叫来了新的键盘手旺那日松,继续我们的音乐之路。

一天最期盼的时间就是吃夜宵的时候。海南的夜宵摊太丰富了,打边炉,吃鸡肉,还有炒粉、海南鸡饭,各种当地菜。海南的炒空心菜太好吃了,我有两个一向只吃肉不吃菜的朋友,一吃空心菜根本停不下来。到海南开饭馆的全国各地的人都有,所以四川火锅、东北菜、湖南菜,全都有。海南夜里的大排档真是一景,太热闹了,晚上凉快,一桌人一边吃一边喝一边聊着,小风一吹,真是最好的消遣。我们每天十一二点下班了,就到大排档喝到快天亮了,看天色放光,行了,回去睡觉。

大排档什么人都有,我们见到各种大文身,满背的鱼啊龙啊骷髅头啊,什么都有。有一次我们吃夜宵,忽然来了几个人,看着就不像普通人。结果是特警,走到一桌的面前冲天开一枪,喊,“谁都别动!”有个人站起来就跑,特警马上上去拿凳子一下放倒那人就抓走了。后来听说那人是个杀人犯,犯案后逃到海南。

当年海南的气氛真是不一样,鱼龙混杂。听说有不少安徽和东北的犯了案后逃到这里的黑社会。也听说过雇凶杀人的案件,大白天,一个骑公路赛摩托车的追上一辆的士,隔着玻璃一枪把人给打死了。摩托车没车牌,那时也没有监控。犯人直接坐船往广东一走,根本找不着。

那里有很多游戏厅,我们有时候去换币玩雷龙、俄罗斯方块之类的游戏。有钱人去游戏厅玩牌机,赌博,拍对了,钱翻倍,拍错了,就一分都没了。那里工资高,玩的东西也多,有的乐手钱多了就有了惰性,有的人沾染了赌博或者毒品,手上的活就渐渐荒废了,人的状态也越来越糟。

我们几个都是比较自律的,也比较踏实,在每个场子干的时间都比较长。工资稳步上涨,从30一天,到60一天,后来90块钱一天,再后来100多又到200,慢慢的我就攒下钱了。我是农村家庭的孩子,当时来海南拿的500块钱,还是家里拿了200,又找亲戚借了300才凑上的。挣了钱,我不想乱花,就想着寄回去补贴家里。那几年我也过得很节省,最大一笔开支是花1200元买了一台山地车,那感觉就跟现在买汽车差不多。剩下的钱我基本都寄回家里,头三年寄了四万多块。

 

5

海南的泡沫经济,没过几年就崩溃了。开发的一大片的房地产,楼里都长草了,就看到空楼架子,就荒在那里。我们在歌舞厅干场子的乐手,工资都往下降,然后渐渐发不出来了,夜总会一家一家倒闭,大家也都渐渐离开了。

1998年我们回到呼和浩特,在机场附近一家夜总会干活,工资一天五十。我们住在机场职工宿舍,生活百无聊赖。白天出门,年轻人都上班了,看到的都是老人孩子放风筝,有一天我也去放,缠了别人的线,还被老头狠狠瞪了一眼。突然从海南这么浮华的环境回到内蒙,钱也变少了,挺不适应的,有种从头开始的感觉。

不过干了这么多年乐手,认识的人也多了。这年下半年,朋友叫我到北京发展,还是干酒吧。在北京我认识了一些玩金属和摇滚乐的地下乐队,不干场子,他们玩原创,很难出来,几乎没有收入和经济来源。那会儿在北京大多数玩摇滚的都叫“穷摇”。我们干场子的酒吧乐队,相对来说比较挣钱。最起码得有稳定收入才能在这个地方待下去,当时有很多人都是挣不到钱,在北京无法生存就回了老家改行了。

90年代末,北京有个很火的酒吧叫男孩女孩,2000年初他们在青岛和深圳相继开了新的分店,要找好的乐手过去热场子,把新店生意带起来,朋友就把我推荐过去了。第一年我先是去了青岛。有一天我和我爱人去逛超市。我走着走着,遇到一个五十多岁的人。

他说,小伙子我看你面相特别好,我给你看看相。我跟他摆手。他就说,我看你真的不一样,算完了你不给钱也行。他这么一说我就告诉了我的生辰八字,他给我看了手相,他说,明年阴历十月份的某一天,你的命运就改变了。他说得特好,我觉得应该给点钱。我身上就一百块钱,拿给他,他给我找了五十。我爱人走过来,一问什么情况,听说我花了五十算命,说,你神经病啊。

青岛的新店带起来以后,2000年末我又去了深圳新店。2001年十一月份有一天晚上,我突然接到贝斯手电话,说腾格尔的乐队正准备换鼓手,你如果明天天黑前能赶来就能跟腾哥合作,你要来不了,他肯定就找别人了。电话一挂我马上订了第二天的机票。到北京后过了两天腾哥和乐队排练,排练结束后他很满意,对我竖着大拇指说了一句,“哎呀,这才叫鼓手!”

我们那个年代的乐手不像现在,做得好了可以成为明星鼓手,可以做大师课,做个人演示,给一些品牌做代言。对于我们这样干场子的乐手来说,只能一直干场子,没有什么出来的机会。干这行是很不容易的,各处漂泊,遇到受骗、被拖欠工资的情况也特别多。有时候,招乐队的舞台总监拿钱跑了,我们乐手拿不到钱,找老板,老板说你去找招你们的人,最后这钱就拿不回来了。走这行也很看运气,音乐行业是很艰难的,有很多出来闯荡的同行,最后在大城市混不下去,回到家乡放弃了这个职业时,是很灰心丧气,也很没面子的。对于当时的乐手来说,能给明星大腕当乐手,就是最好的出路。

我的音乐生涯就从那时起改变了。那正好是阴历十月份,跟那个算命的说的一模一样。我从此加入了腾格尔的苍狼乐队,一直合作至今。

现在苍狼乐队的键盘、贝斯、鼓都是我们当年海南的人马,吉他手张港结婚后回老家发展了。我现在不干场子了,目前我参加的乐队、乐团有五六个,同时在现代音乐学院教课,也带自己的学生,工作上安排得挺满的,收入也比较稳定了。

但之前很多年,我都在各地酒吧、歌舞厅干场子。我们那个年代从事音乐行业的人,很多人都有过干场子的经历,像杨坤、沙宝亮、羽泉,都是干场子磨练出来的。九十年代我们在海南时,刀郎也是在歌舞厅驻场的键盘手,艾斯卡尔是驻场歌手。我们有一次去狮子楼找朋友,他让人出来带我们进去,带我们进去的人就是当时在那儿驻唱的歌手黄绮珊。那时不像现在,有选秀,有各种机会,很多音乐人都是这么磨练出来的。我想到自己从15岁学鼓到现在,29年一直从事这个行业,一直以音乐为生,觉得很幸运,也很感慨。

2004年,苍狼乐队在美国,从左至右:范俊义,贝尔,刘晓光,腾格尔,张全胜,那日苏,荒井壮一郎。

 

范俊义。

 

 

—— 完——

 

题图为1994年范俊义在海口。本文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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