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投资人的6种疯狂

罗杰 · 03/11

来源:界面新闻

导演罗杰,70后,混迹于影视圈多年,这是他记下的若干投资人的故事,身份名讳或有模糊,经过情节大概属实。若有雷同,纯属非虚构。

 

1、海归赵先生

赵先生约摸三十七八,身材高大魁梧,带着方框眼镜,不管冷热晴雨永远只穿着考究的深色西服便装和浅色衬衫,金属袖扣上刻着他的名字首字母的缩写,有限的几次见面腕表每次都不一样,但皮鞋从没换过,也可能是一次囤了许多双同款的鞋子,短发和胡髭修剪得一丝不苟像是刚从美容院赶过来,听说他多年来每天都雷打不动做两件事:去健身房和找理发师打理头发胡须,所以他的商务和度假旅行都只能去大城市。

赵先生北京生人,高中就去了英国念书,大学和研究生分别就读于两所美国藤校,他有美国律师执照和多家大投行的工作资历。赵先生娶了现在的媳妇儿,媳妇儿住不惯纽约,赵先生几年前就把家搬回北京,弄了个自己当老板的VC公司。跟一般海归金融精英不同,赵先生一家住在南城的普通公寓里,有两个孩子。赵先生说话从不夹带英文,相反他特别热衷活学活用各种俚语俗谚,记得一次他说到选投资项目“杀猪捅屁股,各有各的刀路”,还有一次他说他不喜欢社交和应酬,也力劝我拒绝当晚一个制片人的饭局,他说:“咱是砍柴的,人是放羊的,人聊完了羊也吃饱了,咱聊完了回家一拍脑门儿:操!这一天的柴火呢?”

介绍我们认识的朋友说他是世家出身,已过世的爷爷奶奶打民国时代起就是文化名人,他偶尔说到一些文艺界前辈的名字,都是省略了姓氏,恭敬地称为某某爷爷,某某奶奶或是某某伯伯,虽然猜得到他的身世,但我们从来没有聊过这些。朋友定义他属于业外的“洋钱”加“热钱”,但是他受过良好教育,视野开阔,通情达理,作风西化,很讲规则,刚好他的公司有意投资电影,所以力荐我们认识聊聊看看。

第一次见面是一个混乱的下午茶时间。一堆人围坐在咖啡馆小院里唯一的一张大长条桌旁,大部分我都不认识。朋友向赵先生介绍完我,交谈了没多久,一位他们俩都认识的大牌制片人突然到访,寒暄之后话题很快转向,当天最戏剧化的对话随之展开。

赵先生突然变得很谦卑,微笑着低声询问大牌制片人:“你那个项目投资码得怎么样了?让我加一磅?” “昨晚都敲定了。” 制片人毫无防备地回答了第一个问题,愣了一下,瞬间悲愤难抑:“既然你还是非得说这个⋯⋯傻子都知道我这个项目稳赚不赔,那我为什么要让你掺和进来?你有什么资源?明星?院线?宣发平台?你只有钱,这个项目到现在最不缺的就是钱,你的钱对我一钱不值。我欠你的吗?那么多在我从前最难的时候雪中送炭的人情这次我都还不清,我告诉你,你连锦上添花都不算,顶多叫妄图不劳而获,哪那么容易!我们是朋友吗?咱们这是第三次见面吧,你的方法论让我完全没兴趣了解你的价值观。你喜欢说你的美国发行渠道和市场,醒醒吧,骗自己还成,现在这一套连外行都忽悠不动了!这个问题今天就此打住吧,不然咱俩连‘你好我好’的面儿上交情都演不下去了。”制片人说完一口气干了一杯咖啡,带着真诚的歉意环视大家,挤出一丝疲惫恍惚的笑意,松懈在丝绒套的沙发里。众人一片安静。赵先生丝毫不为所动,抬起左手示意服务员再为制片人添一杯咖啡,又伸出右手轻拍他的胳膊温柔安抚:“就到这儿为止,一句话,哥们儿我一直在,做您透明,皮实,不黏人的大备胎!”大家都笑了,制片人适时转向我把话题拽了回来:“方便听听你们的项目吗?看看我能帮上什么忙?”不等我接话又扭头建议赵先生:“ 你就得挖掘和信任他这种也许有才华还没出名的合作伙伴,绑在一起同甘共苦往前走,没别的捷径,因为你入行太晚了,对不对?”大家和赵先生纷纷点头称是。

一个星期后,同一家咖啡馆。赵先生如约一个人来,他迟到了几分钟一边打着电话一边向我道歉,看起来很憔悴。大约二十分钟后,他颓然坐进我对面阳光下的蓝色沙发里,鬓角已早生华发。赵先生跟我解释他焦头烂额的原因是他终于成功跟投了一部大IP大导演大明星大制作大公司主导的电影,但“说得都信誓旦旦的,合同也白纸黑字清清楚楚的,临开机了,只有我一家在打款日当天把钱打账上了,现在开机十天了,花的还是我的那几千万,其他家还是捂着钱不动,真没想到国内的契约精神和法律意识还是这么可怕,连大公司都这样⋯⋯我较真吧一停机我这钱打水漂了,我不较真催他们等他们吧最后钱到不了账照样停机打水漂,你说我能睡得着吗?”我不知道怎么安慰他。赵先生喝了口凉咖啡,眯起眼睛看向窗外,开始感伤地追忆往事:“刚到英国那几年,经常想起小时候跟一帮发小爬到屋顶上玩跳房子,大家说好一,二,三就一起跳下去,每次真跳的,不是最缺心眼的,就是谁都不待见谁也不带他玩他又特想融入大伙儿的那个小孩儿,反正唯一遵守约定的,是一个真正的大傻逼。我们在屋顶上看着下面那孩子哭或者生气就特别高兴,笑着就散了。然后我就老想问那些英国同学他们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忘了为什么从来没问出口。”

最后一次见赵先生(当然后来也一直有微信联系),他带来一位年轻端庄安静的女士,跟我和制片人介绍这位是他媳妇儿,本科毕业于电影学院表演系,最后一次专业实践是大四出演了毕业短片,之后嫁给他,很快移民美国生了两个孩子,又随他回国重新创业,一直在他公司挂着董事的闲职。赵先生投资影视行业一部分原因也是因为她。

那天整场谈话中,赵太太话都很少,她一直温柔注视着说话者,在一个段落结束后总回以礼貌的微笑点头,在赵先生情绪激动时,她会不易觉察地轻拍他的腿,并不看他,小声又坚定地提醒:“别这么说老公。”这句话总能立刻起效,赵先生会突然停下来,沉默片刻调整自己再平静开始另一段,待到渐入动情或是铺陈强调的阶段,赵太太就适时插入低声打断他,赵先生表达的情感强度,内容的复杂程度,话题的变奏方向甚至说话的音量都被赵太太自带的精密节拍器稳稳控制着,周而往复。

赵先生回溯他们一见钟情天雷地火的恋爱,直到发现意外怀孕提前婚期很快面临出不出国的考验,赵太太:“别这么说老公。”赵先生感恩太太在美国连生两个孩子的辛苦,说起有一次他在外地出差,家里着火,太太如何临危不惧沉着处置,赵太太:“别这么说老公。”赵先生转而为太太愤愤不平,说到她的天赋和专业水平当年全班拔尖,她们班最差的几位现在都混成了流量明星,赵太太打断他:“别这么说老公。”赵先生出了一会儿神,猛地扎进了忏悔时间,他说他亲手毁掉了她原本前途无量的职业生涯正在毁掉她兰心蕙质的自我,他身边很多人真正的才华和使命都被平庸的生活活埋了,他还说他现在不作出补救余生都没法原谅自己。赵太太和我们一样意外,两次紧急启动节拍器想打断他都失灵了,赵先生已经紧紧握住了她伸过来的手。赵先生继续直抒胸臆,他说他知道女一的演员人选已经确定不容更改他也认为太太太久不演戏无法胜任,如果我们可以增加一个女二的角色让她太太来演他愿意投资一半,律师今天下班前就可以签约。赵太太抽不回自己的手,索性不再挣扎。我想我没法用一丝一毫敷衍来应对他的真诚,我直接告诉他这意味着要重新写一个剧本我做不到,赵先生想了好一会儿说完全理解。

告别的时候,我看见他们两口子默默无语也没有对视手牵手走了。

 

2、钱先生和孙先生都想拍传记电影

热火朝天的北京路边烧烤摊,终于见到了刚下飞机的钱先生和他的几位部下。

钱先生是北方某省大型国企的高管,他表弟是我的大学师弟,我想拍电影,他想投资电影,我们通过几次电话,他建议我拍一部弘扬真善美主旋律的电影,并且在一个月前把他亲自指导公司宣传部门的年轻人写的一个大纲发给了我,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位深谋远虑锐意改革的工业领域的先进领袖人物,大纲写得像个英模事迹报告,乏味难读,但钱先生告诉我可以在真实前提下随便改,我觉得还挺有挑战的,就答应试一试。

钱先生今天来北京开了一整天会,第二天早晨回去,他的秘书就约在了宾馆对面的这个网红露天大排档见面。钱先生四十多岁,外表很低调,但器宇不凡,思路缜密,言辞温和又不容置疑。他喝着老家带来的白酒吃着烤串儿,鼓励我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大部分时间他都目光灼灼,点头赞同并回以补充和提炼,一个戴眼镜的年轻女孩儿坐在一旁的塑料小凳上不吃不喝一言不发飞快敲击着电脑键盘,记录着我们的对话,其他几位除了招呼我们吃东西偶尔劝酒,也完全置身于讨论之外。

或许是在烈酒的作用之下,其他桌的食客们汹涌的面孔和喧哗渐渐融化在夏夜闪烁的模糊霓虹色块里,我和钱先生的交谈也不再有任何碰撞的脆响,我们固执而客气地把自己的词语扔向对方身后的夜色里。又或许是因为钱先生和我都意识到其实我们根本没有交集才喝这么多酒的吧,谁知道呢?

后来他表弟强迫我复盘那晚的讨论,好弄清楚钱先生为什么鉴定我是一个“半吊子”,我当然记得有两个聊不下去的时刻:一次是我按照类型片的思路问他这位主人公深层的弱点、缺陷以及恐惧是什么?他很不屑说这是好莱坞的陈词滥调,真正的英雄比如我们这位主角是没有普通人的软肋的,他无所畏惧,一往无前,唯一让他有些惋惜的是有时候庸众理解不了他,但他不会因此动摇,因为他信念里很重要的一点是庸众必被感召必能引领,当然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身边有几位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的助手,还有一位无怨无悔坚定不移的贤内助,成长和进化的戏码可以放在几位子路颜回那种门徒般的助手身上,我只能回答:“喔,好吧。”第二次是我忍不住打断他对这位真实存在的杰出企业家各种见微知著的日常生活片段的缅怀:“那他是怎么去世的呢?”绝非故意,这个大不敬的问题极大地冒犯了钱先生,也惊动了他的所有随从,我被迫喝了小半瓶白酒疯狂道歉了十多分钟,故事里的传主是钱先生曾经的直属领导,正当壮年,不但健在,且前程远大。

一年后,我认识了一位想给自己拍一部自传电影并且要独家投资的江浙民营企业家孙先生。孙先生大概五十多岁,因为家境贫寒初中就辍学了,但他多年来一直通过去各大学旁听,阅读经典,请名师来教私课等方法自学西方哲学,我给他旗下的服装品牌拍过电视广告,给他留下了还算不错的印象,我也觉得他是一位既有思想又有趣值得尊敬的老大哥。

孙先生想以自己为原型拍一部低成本的“通俗哲理电影”,但又要求除了当事人和极少数知情者外,普通观众完全无法对号入座。故事主线是来自南方小山村青梅竹马的两男一女三个人,从1970年代到2010年代这个剧烈变动的历史阶段的爱恨情仇,他们一起长大又各奔前程,两男都爱着一女,很早就经商小有成就的孙先生先抱得美人归,被经年累月的嫉妒所控制的发小设计陷害孙先生,他被迫放弃事业和爱情远避他乡,发小抢走了美人,过上了平凡幸福的生活,孙先生辗转祖国各地,历尽各种磨难与考验,亲身参与了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同周期,又东山再起生意越做越大始终未婚衣锦还乡,一个周密而残酷的复仇计划一触即发,但当三人又重逢在故乡的那棵大榕树下,童年往事涌上三个年过半百的人的心头,孙先生意识到,他和发小的仇恨源于两种本无对错之分的价值观的歧见与竞争,这仇恨成就了他也正要毁灭他,只有强者才有原谅别人的权利,趁着他还是强者,他当机立断终止既定的复仇,事未了也拂衣去,不再深藏身与名,只把这一对愚蠢哭泣想要乞求原谅的男女抛在身后。

说起那位美人,孙先生几度泪光闪动,我没有问这个结局是不是他臆想出来的另一种复仇,只是开玩笑说这部戏的英文名应该叫“Once Upon a Time in Wenzhou”,孙先生说他不喜欢那部《美国往事》,太耽溺太琐碎也不真实,我说他的故事是一部史诗电影,不是八百万预算可以拍的,应该引入外部投资,他说如果变成一个生意项目他就不想做了,我说也许体裁上更适合长篇电视剧,他说他对电视剧没兴趣。后来我们就再没聊过这个故事。

顺便补充一下,我见过一次孙先生的太太和两个孩子,非常友善,有教养,相亲相爱的一家人。

 

3、唯偏执狂才能生存

李先生是业内一家后起之秀的中型公司的CEO,他以工作狂著称,据说公司成立几年来他没有休过一天假,所有的周六日除了太太生孩子那天没有一天不在工作,而且每天朝八晚十。因为这么高标准的表率,他公司的小孩儿流动率极高。

我和编剧哥们儿如约在周三早上九点到达李先生办公室陈述我们的剧本,李先生早已等候在那儿。我们两人都睡眠不足,宿醉未醒,轮流讲得支离破碎兴致寥落。李先生专注听着,偶尔提问,我们也经常答非所问,眼看要到午饭时间,李先生叫停了提案:“哎呀,我看你们两位在轮流扮演没头脑和不高兴,我下午也是留给你们的,吃完午饭打起精神再讲一遍吧。”我们如释重负。李先生从一个精密仪器状的保温箱里拿出一份便当:“现在外面餐馆的这地沟油啊,劣质食材啊,真是头疼,没办法,我只吃我母亲早上做的便当,不好意思,只有一份,委屈你们吃外卖了。”说完按了一下办公桌上的呼叫铃,秘书很快送进来两份外卖,给茶几上铺好一次性桌布,我们就一起吃了起来。

轻松的闲聊之间,“啊”的一声惨叫,李先生动若脱兔一跃而起,转身跳回办公桌后,麻利拉开一个抽屉取出一只金属罐子使劲晃了晃抬起左腿往上面猛烈喷雾,然后从桌上扯出几张湿纸巾用力擦着裤子,李先生一边金鸡独立高效操作着,一边断点无缝续接到被这场小小变故中断的那个段子。直到他走回来坐下用纸巾小心翼翼从脚下夹起一条似乎有生命还在蠕动挣扎的细胡萝卜丝,受惊的我们才回过闷来:午饭便当里的菜弄脏了李先生的浅色裤子。

来开会之前,李先生公司的人告诉我们,他特别讨厌烟味,但他赋予了编剧导演演员这些创作人员在他办公室抽烟的豁免权。一进入办公室,最醒目的是两只闪闪发光的新烟灰缸被临时放置在留给我和编剧的椅子旁的茶几两侧,而好几台大型空气净化器环绕房间一圈,指示灯亮着,低声宣告着对吸烟者的驱逐令。烟瘾很快战胜了对于举止得体的自我要求,虚伪的许可请求之后,我和编剧开始吞云吐雾起来。当天下午我终于恢复了元气,讲得声情并茂渐入佳境,忽然发现坐在对面的李先生消失了,我迟疑了一下,接着往下说,紧接着看见一只捏着湿纸巾的手探到我的右脚内侧,擦拭着我得意忘形时不小心掸落在地板上的几处烟灰,然后李先生的大脑袋缓缓挪到了我的两只脚之间,他头也不抬,伏在地上仔细清理,还不住回应着:“嗯嗯,这个人物的出场很有意思。”不知道为什么我的脑海里很不得体地浮现出一个词:分娩。我慌忙俯身征询李先生:“要不我出去抽吧?”“继续继续,然后呢?”他的声音贴地传来,他的脑袋退回到茶几下方,失踪了几秒钟,李先生优雅端坐在对面,仿佛从未离开,目光很神往:“接着说。”我克服了尴尬,磕磕绊绊接着说。

讲完故事,人物,主题,风格基调,表现手法,演员人选,音乐设计,预算,制作方案等等我们能够陈述清楚的一切之后的那个傍晚,加上周四周五周六全天的会议时间里,我和编剧在李先生的引领下,进入了旷日持久的“What If”考试环节。

“要是那样怎么样?”

“那样不好,我们想过了/试过了。”

“说来听听。”

“是这样的……”

或是“这倒没想过/这个嘛……”

“那我们一起设想推演一下。”

“呃,好吧……”

“要是把小女孩换成小男孩怎么样?” “要是给男女主角加一场浪漫的床戏怎么样?” “要是把外景地改到广东怎么样?” “要是把主演换成XXX怎么样?” “要是让玛丽亚凯莉来唱主题曲怎么样?” “要是改成一部惊悚悬疑青春片,整个故事用一个鬼魂的视角来讲怎么样?” “要是削减一半预算怎么样?” “要是从票房统计前十位的四五线城市各找一个凑齐十个年轻人,把梗概发给他们,让他们凭自己的理解和想象把这个故事重讲一遍,咱们再综合出一个新剧本怎么样?”……

就这样,李先生温柔而坚韧地化整为零各个击破,我们终于变得精疲力尽,甚至开始自我怀疑几年来的工作:这个项目是不是本来就没想明白才这么不堪一击?我们决定在周六傍晚提前交卷结束这场看不到截止时间的考试。

“李总,我们回去花几天讨论一下再想想吧。”

“也好,我很久没在一个项目上倾注这么多感情和脑汁了,这几天我也很累。你们这个项目最大的问题是太怪,我找不到可以对标的片子。回去消化一下想好了再来找我,我这扇门永远对你们敞开。”

“谢谢李总,再见。”我们如释重负。

“等等。”李总起身叫住我们。“XXX导演是既拍过得奖文艺片又拍过卖座商业片的前辈,你们去说服他当监制,以他的专业经验和谨慎性格,如果他答应了,就证明这个项目能做,监制费单算制作费我再给你加一倍。”

后来我们自然没去参加这场新的考试,自知也没能力按李先生的方式想明白,就此别过了身后那扇敞开的门。

再后来有一天,老朋友聚会,没来由突然想起李先生,我问编剧哥们儿:“你看过《唯偏执狂才能生存》这本书吗?” “没看过,是英特尔以前的老板写的吧,怎么了?”“没什么,我也没看过。”这世上有很多我们以为自己看过,相信朋友一定看过,但其实都只知道书名,最多还知道点儿大概意思没准儿知道的还不是同样的意思的书,不过这是另外的故事了。

 

4、周先生和他的女朋友

我仅有的两个大款朋友之一,认识多年的周先生得知我的电影找投资处处碰壁,他也刚好收购了两家小的文化公司,准备做做业绩打包上市,便一起吃了顿晚餐。

周先生决定全面接管这个项目,我半推半就从了。周先生要求独家控局,我说我不知道怎么跟其他两家已经投了少量钱但还在观望的公司解释,周先生说他来解决,一定会皆大欢喜。很快两家公司的老板先后找我道别,都很愉快,互送祝福,相约江湖再见。我问其中一位吴先生怎么谈的,他说周先生跟他见了一面,有理有据分析这部电影必定血本无归,不应抱持赌一把试试的侥幸心态,而周先生从自己公司发展战略和作品质量两方面考虑,总投资还要再增加一倍,如果继续跟进他就会赔得更多,要是现在退出,周先生会马上返还先期投资,再按业内行规上限补偿利息,吴先生被说服了,他还一个劲跟我道歉说自己实力有限,不得已半途而废,对周先生本人以及接盘这事赞赏有加。我不停想起周先生跟我说过,只要让两个格局太小的投机资方退出,不赔对他而言轻而易举,“你做你专业的和相信的事,我做我专业的和相信的事,彼此相信,互不干扰。再者说了,有些电影比如咱们这部,票房和导演无关,你瞎操心你不懂的事背上包袱影响专业发挥,就是最大的不专业。这就像夫妻关系,各司其职各负其责绝不猜忌才能经营下去,连露水姻缘都一样。”

不知道周先生当时是不是在安慰我。说这番话的时候,我们在我家的餐桌旁喝酒,他超短裙网眼丝袜浓妆艳抹紫色头发的年轻女朋友正坐在他腿上试图安慰他。周先生肄业于杭州一所著名艺术学院,太太是一位教钢琴的副教授,他中学时艺考辅导班的同学,他们已经协议离婚,还没办完手续,有一次他跟我说完全不是因为这位女朋友离婚的,而是在谈好离婚后才认识她的,没有她也会有别的女朋友。

第二天周先生打电话给我,让我找找他女朋友昨晚可能落在我家的钻戒,我很快在洗手间找到了,很大的一块石头,我回电话开玩笑说要扣留作为保证金,他解释说女朋友可能一直想要一块更大的钻戒,但他不想告诉她他们的关系不值那么大,以免伤害她,如果找不回来他只能向她揭示这个对她来说过于残酷的真相。晚上我们一起吃饭完璧归周,女朋友重新戴上这枚失而复得的钻戒,整晚都不说话,若有所失。

周先生带女朋友去参加多年不见的大学同学聚会,刚好我在上海,他邀我一起去认识一下。女朋友去洗手间的空当儿,一位严肃的女博士同学突然发问,让所有人都瞬间安静:“老周,你不是结婚了吗?” “对啊。” “几个孩子了?” “两个,大家都知道的啊。” “那这个女孩儿是谁?” “我女朋友啊。” 周先生微笑欠身:“我不明白你想问什么。”一阵哄堂大笑,女朋友回来了,众人纷纷举杯,女博士整晚不再说话,若有所思。

另一次聚会,北京鼓楼,他们俩,我和制片人。周先生突然问我:“你觉得我是一个合格的投资人吗?” “你简直是一个优秀的投资人。” “为什么?” 我笑着指指他女朋友:“起码你没要求让她进来演一个角色。” 周先生一下子认真起来:“导演,我想帮你纠正一个大部分普通人,不幸的是,包括你在内都有的偏见:绝大部分成功人士的成功都不是偶然的,起决定性的要素是智商,我的身家表明我的智商是全中国前5%之列的。你说让她演我投资的电影对我和她有什么好处呢?她成了,我失去她,她没成,她失去我。你觉得呢?”女朋友哈哈大笑起来,使劲亲了他一口,制片人忙一饮而尽打圆场:“我操,一股清流啊!”

同一家酒吧的露台,初秋夜蝉鸣不休,周先生破天荒没带女朋友自己来找我。很快谈完工作以后,他再次猝不及防抛出问题:“哥们儿,你看她像鸡吗?” 我知道他说的是他女朋友,回答得有点儿不对劲儿:“不像啊。” “她是大二的学生,很差的那种野鸡大学的。她打扮成这样不是我教唆的,她自己喜欢我就喜欢。” 他摇晃着酒杯,眯眼仰望着鼓楼:“没错,她粗俗,拜金,空洞,骚浪贱,长得也不算好看,但她年轻野性还有真性情。我现在需要这样接地气儿的女人。可能过一段也会腻歪吧。我腻歪我老婆好多年了,她被一种她根本够不着的雅致给驯化了,浑身仙气儿,只可远观,没法亵玩。她顾全大局,等公司上市了再走法律程序,我永远感激她……没什么东西是不朽的。”一百米外,景观灯熄灭了,鼓楼还耸立在夜色中,丝毫不会为晚风所动。

几个星期后,周先生公司的资金链断裂了,上市计划告吹,我们的电影又开始寻找新的投资方。周先生主动和女朋友分了手,然后和太太友好离了婚,引咎退出了他创办的所有公司,独自搬到北京远郊区租了个农家院,专心读书,重拾绘画老本行,同时开始写作一本长篇历史小说,每个月去上海看一次孩子。我们还是很好的朋友,偶尔见面,许多往事都没有再被提起。

 

5、吴先生不爱电影郑先生爱

前面提到后来出局的吴先生是一位东北企业家,他的生意包罗万象,我有限所知的就有老人穿的防滑防寒鞋、家用酸奶机、狩猎度假村、白酒厂和制药厂,他引以为豪的商业模式是投资小的实体企业,把管理层换成自己人,大打广告,等报表好看了就溢价转卖。

刚认识吴先生的半年时间里,他约我吃了十多次饭,送了我很多推辞不掉又用不了的小礼物:金光灿灿的钢笔,LOGO巨大的皮带,英国老贵族的礼帽,造型夸张的钱包什么的,还有一次他不由分说让司机到我楼下要接我去机场,说是去大兴安岭跟他会和,一起打狍子,我坚决不去他还挺不高兴的。

在决定投资我们电影的那个晚饭局,吴先生拉着我连干了六杯威士忌,发表了一番真挚的感言,他坦承我们的剧本他一个字都没看,他说他投了很多领域的生意,任何人都不可能跨界了解那么多行业,但是人是可以了解人的,所以他实际上是在投资不同的人,人品、能力和做成一件事的决心是他最看重的三个特质,今晚要庆祝我们终于通过了彼此的考察与测试,我也很诚实地解释我没有考核他,只是觉得他很有意思是我人生经验里没遇到过的人,他批评我一个成熟的男人对待世界的方式不能是始于好奇止于满足好奇,至少也得把他当作创作的素材将来用上。我又一次问吴先生那个他的答案永远语焉不详的问题:“你为什么要投资电影?” “为了改善性生活质量。”他说完自己笑得上气不接下气。接着他严肃告诉我,电影的大环境不错值得参与一把,更重要的是,经过漫长的交往与筛选,他知道他不爱电影他爱的是我,听他这么说我还是有些不自在。他说交情就是用来让好事发生并且一起去扛躲不开的坏事的,他还说即使最后按他的商业模式行事,“我也要让你被卖得舒舒服服,这个项目还要更上一层楼。”

吴先生热衷于攒各种局,让各种经他鉴定靠谱的人彼此认识,他尤其喜欢给我介绍演员,每次他都会说:“值得合作,合不合作你定。”他对所有演员不管有名没名都一视同仁不卑不亢,也刻意不跟他们拍合影晒到朋友圈,他的理论是:“朋友不是我打的狍子,也不是我做的产品。”除了让我考虑某位演员能不能出演什么角色,吴先生从来不过问创作和制作,后来制片人和我几次催他得加快进度签定主演和主创,他总说需要再等等,他正在跟一位影视公司的老板相互摸底中,他认为一个专业的资方是这个项目不可或缺的压舱石,“毕竟我们的友谊,得让大家在商业市场里的身价增值,至少不能贬值。”直到周先生到来接盘。

终止合作半年后,吴先生从东北老家给我打了个电话,问我认不认识做汽车电影院的朋友,我反问他是不是要借电影的幌子进军房地产业了,他笑得很开心:“你小子,行啊,从我这儿偷学了不少东西啊!”

郑先生挖矿起家,没上过大学但是有著名商学院的EMBA学位,和吴先生一样有很多不相干的买卖,他是我认识的看欧洲电影最多的投资人,在VCD时代他就差点儿攒齐了基耶斯洛夫斯基的作品全集,多年来一直保持着每周至少看三部他称之为“非娱乐片”的习惯,他也经常专程去香港连看几场大陆没引进的外国电影。2000年代初,他承包了家乡小城最大的一家电影院,虽然当时已经改成游戏机厅。那时候没什么电影可放,他就违规放香港电影盗版碟,或是一些有情色场景的欧洲艺术电影,不时能吸引到省城的文艺青年结伴坐火车而来。将近一年入不敷出的惨淡经营后,他只好又改回游戏机厅维持生存,后来是国产大片《英雄》挽救了他的电影院。

郑先生一开始对我给他的一个剧本和一个大纲都不满意,他觉得都太媚俗,不纯粹,他列举了大量经典电影的例子,从主题的哲学高度,题材的现实批判性,作品的艺术品质,还有美学趣味各个方面旁征博引地提出了他的期许,他认为目前有两种电影:电影和中国电影。他要做的是严肃的真正的电影,而不是电影院里的任何国产电影,他引用的有些电影我从来没看过,他就让秘书寄给我DVD或U盘,在约定时间还给他再一起讨论,那段时间我看了他要求的三十多部不同年代大多数是非英语国家的艺术片,见他的前夜熬夜看片的一些瞬间,会有赶作业醒来要去见老师的错觉。

郑先生的热情和见解极大鼓舞了我,听取了他的一部分意见,我又挪用了当时网络上很热的一个社会新闻事件改写了那个大纲,他看完非常激动当晚就飞来北京,他恳请我和他一起努力,去继承和弘扬伟大的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传统,他说他想好了,所有的演员都选非职业的,就在他所在的城市实景拍摄,低成本小团队灵活制作,只是现在的主题还需要进一步提纯,让它更尖锐,人物关系要写成一种彻底的互害结构,故事结尾必然是绝望的毁灭,把出品方换成他的香港公司去国外发行。

我听他畅想了一个多小时告诉他,我不想拍一部地下电影,我也解释我拍不了他想要的控诉,我更认同黑泽明导演曾经说的“慰藉人的心灵的电影”,另外我觉得电影并不能在新闻媒体缺位的这个议题上起到替代作用。郑先生突然勃然大怒,他指责我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投机分子,懦夫,伪艺术家,根本没有社会责任感和文化使命,这几个月完全在浪费他的时间和感情。我们争吵起来,他把我赶出了他酒店大堂的咖啡厅。第二天我醒来看到他凌晨六点多的微信:“你让我很失望,祝你顺风顺水!”回过去发现郑先生已经拉黑了我。

 

6、成为1%的幸存者

王先生看过我之前的电影,他说他谈不上喜不喜欢,但是看到了很多合作的可能性,主动约我见面聊聊。我跟他介绍了我正在写的几个剧本,听完他没有任何反应直接问我:“你不排斥做别人孵化的项目吧?” “当然不。”于是他请负责剧本研发的合伙人过来展示一个大IP项目,这个项目他们已经做了快五年了,先后换了四位名编剧写了二十多稿,一开始就签定了两位香港电影金像奖影帝和影后,导演谈了一拨又一拨始终谈不拢,王先生总结说他和这些导演们的关系总体而言是“要不店大欺客要不客大欺店”,但他追求的是一种哪怕脆弱但基础一定是平等和健康的合作关系,“我们一起去探索这部影片的G点,不是你的也不是我的”。“没错,我坚持制片人中心制,但这绝对不是要削弱导演,这对我和项目有什么好处呢?没有动机嘛!我是要补上项目最重要的短板。你有成熟独特可惜不卖钱的导演作品证明了你的能力,我有剧本演员投资和通过票房检验的市场运作经验,你需要一部体量更大能跟更多观众交流的新片,来打开你事业的新局面,我需要一部质量稳当制作又可控的大片,来盘活我的这个IP,那就是这部片子了。”

王先生说自己是典型的“泡妞泡成了老公”的投资人,他原本是做传统制造业的,国产商业电影IP刚刚大行其道的那年,他被朋友带进了圈子,跟投了一部影片没多久主投方撤资眼看项目就要烂尾,王先生被逼上梁山成了接盘侠,结果卖得还不错,他以此为契机,渐渐建立起一家投资、研发、制作一体的公司。我问到他们这几年做的几部口碑不好的电影,王先生自豪地告诉我没有一部赔钱,这是他公司的核心竞争力之一,个中奥秘我无需知晓,“跟我合作的导演至少不会背上票房毒药这个恶名。”

我跟王先生说我得花三个月时间探索这个案子,如果最终确认自己能胜任再签合同,他欣然同意了。我开始为这部商业类型大片做各种案头工作,不知不觉时常会体验到“戴着脚镣跳舞”的乐趣。

没多久王先生约我到公司开会,交给我几本书和一些打印的文稿,告诉我好几个我从来没听说的作家名字,让我看看这里面有没有可以改成电影的,最好是制作费在五百到八百万之间的网大,如果那部两亿投资的大片需要从长计议,先拍几部网大练练手以防技艺生疏,同时也可以培育和锤炼团队。我才知道王先生囤积了大量网络文学IP,他也承认大部分版权确实快到期了,不抓住一两个再努努劲就这样放手太不甘心了。

整个夏天我们都在院线大片和网络电影之间来回切换,各路编剧,策划,网络作家还有渴望机会的年轻演员轮流登场,热情献计献策,反复论证,结论是大片可以做,我答应做导演,但签约之前我得去拜访那两位因为时间拖得太久已经心生犹豫的主演,跟他们分别沟通这个项目新的方向,再深入讨论角色,档期,调性,拍摄方案等等这些细节;IP之一可以拍成一部网大,由一位从欧洲学电影刚归国的青年导演执导,王先生和我挂名监制,我实际担任策划。紧接着影视业税务风波爆发了,王先生疲于奔命,开始被查自查和补税,所有的计划都暂停了,我也从没催过他。

转眼快到春节,王先生突然出现,约我在大年二十九见面。他看起来很累很蔫,之前的意气风发完全不见了。“没事了吧?”我小心问他。“没事了。补了不少钱,这几年的利润都填进去了,一夜回到解放前。幸亏一直很小心,守法经营。”他很平静,我也就没话可接。

“这个事只是起点,加上限薪令的连锁反应,更别说经济大环境的决定性影响,咱们这个行业已经在重新洗牌了,现在八百多家有制作能力的公司,两年内只能剩下不到一百家,下了牌桌前功尽弃,不下牌桌就是赢,我要留下来。从今往后,很难再从别人手里拿到钱了,花出去的每一分钱都是自己兜里的。所以很对不住你,咱们那部大片得停了,风险太大没人分担,网大看似小钱,但水花和响动太小也得停。要维持能见度,还得把牌打下去,我的想法是平均两年三部中低成本不同的商业类型片,线下成本三千万以内,以三部为一个整体思考单元,做一部成一部,同时盯紧下三部,稳扎稳打。”

我表示理解。王先生活了过来,讲解起他在这段低潮期一再思考的“共克时艰”的解决方案,就是演员,制片人,编剧,导演甚至摄影美术录音等主创人员都只拿部分酬金,其他部分折算成投资股份,再参与最终分成。我认真提出了一些可操作性的疑义,王先生打断了我:

“咱俩第一次见面时你说的那个被拐卖的孩子长大以后找到生父生母的剧本怎么样了?投资定了吗?”

“还没。”

“那就是这部片子了。”

于是,在这个春天,我们又回到起点,开始了新一轮论证。

 

—— 完——

 

题图来自于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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