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陆千一
采访｜明亮
对中国青少年来说，成绩是一道冰冷的分界线。据教育部2024年统计公报，全国普通高中招生1036万人，中等职业教育招生418万人，普职分流比例约为6:4。这意味着，全国约有40%的初中毕业生进入职业学校。
在关于职校生的报道中，我们经常看到政策制定者、学校、教师和媒体的话语，而学生们自己的声音常常被遮蔽或忽略了。近日出版的新书《我是职校生》提供了一个难得的视角，让学生们讲述自己的感情、奋斗和思考的历程：
木鱼被抑郁症困扰，杨铁总在恋爱，叶冰不断兼职只为了跳舞，还有追寻电竞梦想意外来到职校的张怀君、喜欢机械但也梦想着弹钢琴的陈楷夫、独立自主且争取正义的魏伊……这些学生有的来自破碎的家庭，有的在实习中受伤，他们比同龄人更早地见识到社会的另一面。
该书作者陆千一毕业于北京大学，曾是一名职校教师，我们与她约在初冬的上海见面。夜色渐深，环境越发嘈杂，背景音几乎淹没了我们的对话。我在混乱中大声问：这本书卖得好吗？“不知道，我没和出版方聊过，连豆瓣都卸载了。”陆千一大声回应。
她说，到了上海后，发现大家每句话都希望引用某个理论，而不信任自己的切身体会。回想职校生活，学生们总是在说具体的事情和感受。在她看来，只有在真实的生活中，才会迸发真正属于文学的瞬间。我们分开后，她和两个学生还有一场小小的聚会，持续到下半夜。
以下是陆千一的讲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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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大学毕业没多久的我，在北京一家出版社工作了半年，最后还是选择了辞职。那段时间，每日面对作家的书稿，制定营销方案，同事之间相处融洽，但生活却异常单调。那种单调并非源于工作，而是一种隔阂——我仿佛离真实的世界越来越远。
回到老家，疫情让我连小区门也出不去。偶然看到一所职校正在招聘辅导员，我的专业恰好符合要求，投递简历后，我意外地进入了这所学校。在此之前，我对职业教育一无所知。我的人生是一条典型的“好学生”轨迹：重点初中、重点高中、北京大学中文系。高中时，学校通过“整合优质生源”提高升学率，我们班同学几乎都考上了985大学。后来我才意识到，被整合地区的升学率却因此下降。我对 “中考分流”的理解，仅限于抽象的数据，我不知道“分流”对每一个个体意味着什么。
第一次踏入职校校门，我被一种陌生的气息包围。整个第一学期，我处于一种强烈的愤怒之中——对军事化管理、对某些老师对待学生的态度、对许多令我难以接受的事情，都感到愤怒。这种情绪如此真切而猛烈，我的脾气变得很差，甚至经常暴食。
但我很快明白，愤怒是最无用的情绪。它像一堵墙，将你与真实隔开。
除了辅导员的工作，我还兼任语文老师。课堂状态常常让我感到挫败，讲台下一片低垂的脑袋，大概只有两三个人在听讲。最初我以为是自己讲课水平不够，确实，我毫无教学经验。但渐渐地，我发现，或许是他们已经太久不听课，对课本产生了天然的抵触。
不过，当我讲起课本之外的内容，同学们便提起了兴致。我意识到，他们对知识和新鲜事物的探索欲并未消失，只是被长久地压抑了。于是，我尝试开设了一门非虚构写作课。这个决定成了一个转折点。当我不再要求他们分析经典作品的修辞手法，而是鼓励他们讲述自己的故事时，改变开始发生。同学们不仅表现出兴趣，上课状态也明显好转。他们不是无话可说，而是太久没有人认真聆听，大多数学生依然有强烈的表达欲。
与学生们真正的连接，发生在课堂之外。疫情最严重时，学生们被封在宿舍，无法出门。我会买些零食去看望他们，在每个同学的饭盒上放一颗糖果。这些微小的善意，收获了意想不到的回响。后来，当我在宿舍值班或上课时，我的包里常常会悄悄多出一些食物——那是他们无声地回应。
第一个对我敞开心扉的学生，是因为一盒胃药。当时他们被封控在宿舍，一个同学说胃疼想买药。我白天忙忘了，晚上才想起，深感愧疚，赶紧买药送去。两天后，我在宿舍楼值班，他特意下来找我聊天。我们谈了许久，他的过去让我震惊。原来他从小就去北京打工，假期去昆山，在那里生病，还有老家的种种情况。
我第一次意识到，这些十七八岁的孩子，生活经验远比我丰富。在这种经验落差面前，传统的师生关系是失效的。我逐渐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我对他们最大的作用，类似于心理咨询师，可以提供情感上的陪伴与支持。爱很重要，我深信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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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职校后，大多数学生别无选择。没有高考作为信念支撑，生活只剩下黑夜般漫长的无聊。为了打发时间，恋爱、打架、抽烟喝酒都成了发泄的方式。当然，也有一部分学生选择更早地进入社会“打螺丝”。
比如陈千帆，虽然进课堂他从不喊报告，不受老师待见，但他利用一切课余时间尝试不同的工作。他曾被骗过，也曾半夜去机场搬运快递。送外卖、跑车、当中介、开店……他知道，如果不能在毕业前获得稳定的收入和社会资源，他就不得不成为廉价劳动力。
在工地上，老板儿子的运动鞋价值一千多元，而职校生林初一要在这里工作整整一个暑假，才能挣到3500元。工地师傅告诉林初一：“这就是你的命，但你不能安于现状，你要和命运抗衡。”
在许多人眼中，职校学生是需要用不同方式管教的特殊群体。于是他们在学校被老师打，回家被父母打。比教育缺位更严重的，其实是情感的缺位。
在进入这所职业学校之前，付桑经历了父母离异。在初中，他总是不被人待见。数学成绩不好时，数学老师对他颇有微词；英语考得好时，老师又怀疑他是抄袭的。后来，他开始与一些混混为伍，过早地见识了社会的另一面。
来到职校后，他意识到，“我们首先需要一个学习的机会，但是这里没有，因为这里根本不是学习的环境。”付桑也发现，在职校里，人与人之间的鸿沟确实存在，它源自环境、见识和家庭教育的差异，但并非不可跨越。“在学习和工作的过程中，随着生活条件和见识的增长，这道鸿沟自然就可以被跨越。因为我们都已经长大了。”
“要把自己想象成一个杯子，”付桑说，“即便玻璃裂了，只要还没碎，就会越来越好看。”
职业学校是典型的车间文化主导的环境，崇尚力量与父权文化，女性非常弱势。走在校园里一眼可见，女孩们爱打扮，是因为这里极度强调所谓的“女性特征”——要吸引男孩喜欢，要谈恋爱。这种文化渗透在校园的每个角落，所有人都受其影响。
《我是职校生》一书中的女孩们都是内心坚韧的，因为只有她们愿意参与访谈。那些沉默的女孩才是大多数，她们同样需要被关注。我一位朋友也在职校任教，他说他们学校每年都有女生生孩子。许多一无所有的男生，只需开车在校门口就能把女生“接”走。
我平时会在课堂上讲授女性主义，但收效甚微。有女生告诉我，有男生对她说难听的话。另一方面，职业学校周边环境混乱，有许多酒吧，不少女生陪酒。这些地方每隔三五天就可能因涉黄被查封。当然，没必要把职校单独拿出来指责。这个世界对女性太不友好，无论在哪里。
我并不想把学生描绘成纯粹的受害者。在这个被主流规则排斥的环境里，他们发展出一套自己的生存哲学与文化逻辑。保罗·威利斯在《学做工》中说：“处境不利和被压迫的群体，在缺乏物质条件的情况下，依然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创造了一种表达他们需要和利益的文化。”职校的文化有其积极面，例如讲义气、动手能力强、懂得变通。
我在上海打车时，遇到一位来自温州的司机。他不断转换行业——从开麻将馆到驾校，再到跑网约车，他还计划去东北养梅花鹿。听来非常艰难，但他对未来充满希望。他很懂变通，可能从小就不相信正式制度，没有必须凭学历找工作、用文凭换工作的意识，这里不行，就去别处尝试。
无论个体如何坚韧，职校学生们都很难摆脱“中考分流”这一宏观制度的巨大阴影。而且，最终被分流的大多是农村家庭、底子不好的同学，他们不得不过早承担“成绩差”的后果。而普高和职校的资源不匹配是致命的：从师资、教育环境到资金，中职在各方面都未跟上，学生在这里学不到东西，自然产生社会偏见。即使有些同学表面乐呵呵、傻乎乎的，但我发现，大家都很在意学历。这本书里提到的大多数学生，基本已经专升本了。
对很多学生来说，获得文凭、找份工作是更稳妥的方式，这样或许赚不了大钱，但至少不会挨饿。如果回到工人子弟的状态，只有极小概率才能创业成功，更大的可能是始终挣扎在底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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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这本书的过程，是我与自己和解的过程。
在职校工作后，我在微博上发了一些对学生的观察片段，直到一个师姐的反馈让我停笔。她问我：“你为什么会这样观察他们？”我当时不以为意。后来，另一个不是我带的学生说，这些文字挺有意思，但不明白我为什么要写这些。他的反应让我受挫。如果学生看完只是觉得“好玩”，那就说明他们并不喜欢，或者不认为这有什么价值。
我反问，这些事情难道不值得记录吗？他说不觉得。我这种受过训练且长期写作而写下的东西，在他眼中变得没有价值。我突然不想写了。
这次受挫让我重新思考叙事的视角与话语的权力。最终，我选择了彻底的口述史形式。我意识到，无论我用什么语言，只要我动笔，我的身份就已造成隔阂。所以，我选择用他们的自述来呈现。这种选择，某种程度上也是对所受教育赋予我的那套“精致语言”的警惕，这是一套从上学时就被规训的语言体系。比如写《青春之歌》的杨沫，可能没受过太多教育，但被送去进修，跟随那些作家学习后，作品反而越来越差。
那种被规训的语言，有时会成为一种“语言霸凌”。而学生们的语言，直接、粗糙，却充满生命力。
周星第一次面对死亡，是奶奶在他怀里过世。回忆那时，他感叹“死亡只是一个翻身而已”。这就是学生原生的语言创造力，或者说他们的观察视角与众不同。
我还记得林初一说过一件事。有一天他突然想走路，耳机一戴，就从家里走到镇上，又从镇上走到家里，硬生生走了几十里地。他不知道为什么要走，但想一直走下去。那一幕让我想到余华说的：“有一天我就想一直游，我想一直游到海水变蓝。”大家都有这种自发性行动，学生们透露着一种原生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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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职校生活，改变了我看待世界的方式。
刚到学校时，我对学校的许多问题非常愤怒，处理事情或遇到大反应时容易情绪波动。其实这源于对真实世界了解不足。与他们相处后，我发现，许多事情其实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过程，不需要套用什么社会学理论。
书出版后，我给所有参与的学生寄去了。同学们非常高兴，说要在抖音、朋友圈分享，还有人说要来上海参加活动、放炮。后来有记者要采访一个同学，我让他去，他却不敢。这些真实、怯懦又带点小虚荣的反应，或许才是生活本身的模样。
我现在做自由职业，尝试出版相关的工作。我希望更多元的声音被听见，这需要许多人共同努力。最近我觉得自己快憋疯了，感觉很久没说过人话了。周边的人每句话都希望引用某个理论，而不是信任自己的感受。我总觉得哪里不对。而职校学生们总是在说事情和感受，在真实的生活中，才会迸发真正属于文学的瞬间。
我始终记得最初的困惑：为什么要写这些？现在我的答案很明确——不是为了拯救谁，也不是为了证明什么。在那些粗糙、真实、充满生命力的叙述中，我看到人被理解、被尊重的可能。
——完——
作者明亮，一个喜欢蹲下来看世界的人。
题图来源：陆千一学生制作的视频【我不是】 https://b23.tv/ItmdNL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