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鸿：面对厌学、抑郁的孩子，家长还能做什么？| 正午访谈

采写 | 武冰聪

“我无法回应和触碰我孩子的痛苦，不是因为我不了解他，而是因为，我自己可能就是他痛苦的来源之一。”作为一位母亲，梁鸿感到迷茫和困惑：为什么家长是爱孩子的，孩子不仅感受不到爱，却深陷痛苦？

梁鸿是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她的非虚构作品“梁庄三部曲”获得过多个图书奖项。过去三年，梁鸿把目光投向那些被困住的少年——因为情绪问题而失学、休学，以及在退学边缘挣扎的孩子。她走进家庭、学校、社会教育机构和精神医疗机构，沉浸式采访孩子、父母、教师、医生与心理咨询师，试图呈现出当代中国青少年的心理图景。这些孩子来自大城市、中等城市和乡村，家庭背景各不相同，却遭遇着相似的困境：无法进入常规教育系统中，被诊断为抑郁症，甚至需要长期服药，他们与家长之间因为观念不和而纠缠、争吵。

在“梁庄三部曲”中，梁鸿展现了被时代变迁淹没的中国家庭和村庄，呈现过去30年间人们在“心理上的无家可归”。而这一次，她关注到了肉体在家里，心理上却无家可归的青少年。在她看来，在这个“成功”定义被极度窄化的社会，“升学至上”的氛围笼罩着一切，家长的爱与孩子的需求之间常常存在错位。

在采访中，梁鸿认识了各种各样的学生。比如吴用，爱学习却受不了去学校，他反对妈妈给他设计的功利学习路径；比如敏敏，陷入游戏世界，拒绝上学；比如雅雅，家庭并不温馨，家长主动吃苦换取孩子的感动……针对不同孩子的经历和困惑，正午和梁鸿展开了以下对话。

吴用：不愿学习，还是不愿去学校？

海淀妈妈陈清画和她的孩子吴用之间发生了观念上的矛盾。

吴用得了严重焦虑、抑郁症，不愿意上学。陈清画是一位高级知识分子，她知道吴用的痛苦，但她只能按照另一套规则要求孩子。因为社会现实告诉她，孩子不上学，就注定要失败。

陈清画每天早上小心翼翼地叫儿子起床，期待吴用这天能到学校，延续“清华北大”的可能性，又一次次为吴用的拒绝而流泪。

吴用喜欢数学，还提前钻研大学数学知识。按照陈清画的规划，吴用可以靠数学竞赛拿奖。他告诉妈妈：“我要的是学习，而不是上学。我只有在纯粹的学习状态中才能获取某种安宁，从绝望中拯救出来。我的整个生存是基于学习的热情存在的。但你觉得这违背了实际生存规则，那样没有未来。”

在一次和妈妈的长谈里，吴用说：“这个世界上没有普通人，大家各有各的轨迹，你非要认为有一种广泛的相同的社会规矩，这种观念会折磨你，折磨我，社会上每个人都在受折磨。”

正午：吴用喜欢的是思考，讨厌刷题和应试。书中另一位海淀少年提到，老师把更多的赞誉和关注给了前20%的孩子。你如何评价当下的应试教育模式？

梁鸿：当我们把自己看作制度中的一份子，就会有无力改变的感觉。但是，很多时候系统和个人之间并不是二元对立的。老师和家长，是更耐心还是更严苛，能不能释放更多的善意？其实人是有主观能动性的，把主动性抛掷掉，也就忽略了一个人的责任。哪怕是微小的一步，例如作业写到很晚时，家长说“咱们少做五分钟”，或者老师给一个平常不被关注的孩子多一个眼神，都具有重要意义。

其实，教育部2017年就推出“双减”政策。如果把责任都推在别人身上、体制身上，那么我们的社会永远不会有任何松动。

正午：正午曾做过“学神”的选题，讨论了中国精英家庭如何再制精英。《要有光》中，有个孩子对妈妈的点评是：“因为她没有足够的资源托底，所以，卷有卷的道理，否则会承担非常大的风险。”我们该怎么应对这种结构性的社会问题？

梁鸿：我们的贫富差异和阶层差异肯定是存在的。这也是为什么我写了三个地方，北京、滨海（化名）和丹县（化名），刚好是大城市、中等城市和小城市。虽然孩子都出现不想上学、抑郁等情况，但背后的社会原因和家庭原因是不一样的。

在贫富差距的背景下，有些家长不得不做出一些极端的行为，让孩子一定要好好学习，达成阶层的跃迁。但我觉得，当我们这样去思考的时候，我们完全没有顾及孩子，我们给他的压力过大了。我们完全没有想到，孩子他是个人，不是工具。

为什么大学生的抑郁比率也很高？在这种观念之下，我们觉得，高中、初中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实现阶层跃迁，以后我们就轻松了。其实，人生永远没有绝对的轻松，因为我们在窄化成功的概念。

一个孩子长大之后，他能够对自己的人生负责，能给周边人带来温暖。即便他在一个一般的公司，做一般的工作，难道就不好吗？难道就是失败的吗？我们为什么不对这样的存在给予积极的肯定。

娟娟：手机和游戏，出路还是陷阱？

在丹县，娟娟的妈妈面临两难：该让女儿继续上学，还是回到精神病院。开学才第二周，娟娟就起不来床，脾气越来越暴躁，不停向妈妈要手机玩，和哥哥冲突不断。她拒绝上学，说自己上课什么都听不懂，也不想听，作业都是抄的。

娟娟因为玩游戏的问题，和妈妈争吵。“你说话不算话，你说给我游戏充钱让我买皮肤，你最后又不给我。”

“我啥时候说过？我从来没答应过你，都是你自己想的。”

娟娟身高167厘米，体重超过140斤，不知道是不是吃药的原因，那一段时间她的体重增长很快。在省会精神病院的青少年心理治疗中心，娟娟被诊断为重度抑郁，表现症状为情绪低落、不稳定、狂躁，有自残倾向。

正午：今天的生活方式和20年前有很大的不同，外卖、游戏的普及，让孩子在家不无聊，可以不用出门社交。有什么办法能帮助这些因心理问题休学的孩子走出来？

梁鸿：如果整个社会没有创造一种多元的生活方式和多元的精神方式，你怎么可能要求孩子有多元的业余生活？孩子们在学校里从早晨六七点钟开始上课，再到放学之后写作业，很难有自己的时间去发呆、思考，这本身就造成了孩子生活模式的单调。当他有一点点机会放松下来，只有打游戏，这是最方便的方式，因为手机就在手边。孩子所处的环境没有给他另外一个选项，比如自然是可爱的，麦苗和大树是吸引人的。

我们家长的生活方式也变得非常的单调，所以，我们给孩子创造的是一个极为单调的、枯燥的、唯一的环境，却反过来埋怨，孩子只知道打游戏。

当然，有些家长已经有意识地在培养孩子的多元兴趣。有钱的家长可以带孩子在全球范围内参观博物馆、美术馆，而孩子都是被拖着去的。为什么？因为回来以后，孩子需要写一篇游记，他也不想写。也有家长从小带孩子去学画画，但最终的目的是参加自主招生，考上好大学，这仍然是功利性的。

正午：如果孩子出现了心理问题，家长该怎么办？

梁鸿：在雅雅的案例中，她生病之后妈妈比她还崩溃，这对孩子的打击非常大。孩子最难的时候，在家庭内部，在最亲密的关系里面，却得不到任何支撑。如果家长没有能量的话，小孩只能越陷越深。我认为，这个时候特别需要家长去做一个有能力、有能量的家长。

正午：在书中，你提到了阿叔开办的教育机构。现在社会上开始有各种创新型学校，主张打破固定的教学模式，以学生为中心。也有“一出学社”等学习社区，面向休学学生开放。这些新的教育模式会对休学的孩子有帮助吗？

梁鸿：孩子已经没有办法到学校去了，那怎么办？他不能天天待在家里边，他也需要人群，需要社交。我们还是要寻找宽容的、崭新的方式来教育孩子。并且我发现，有些机构是非常先进的，已经有心理咨询师、专业的医生都参与进去。

雅雅：“错位”的沟通

滨海女生雅雅16岁，皮肤微黑、娃娃脸、笑起来有两个酒窝。她从小成绩优秀，是“别人家的孩子”。改变发生在考上重点高中之后，雅雅的成绩一度滑到中游。高一分科后，她即便考到班级第一，却更焦虑。课堂测试时，同桌翻面写字的声音都让她紧张得手心出汗。

雅雅开始抗拒上学，妈妈说她“叛逆”：“学校为什么不去，有老虎吗？”面对这样的情况，爸爸有时摔门而出，在街上散步，不肯回家；有时指责妻子的教育完全失败。雅雅被确诊为中度抑郁、中度焦虑。爸爸突然在她面前跪下磕头，叫喊：“你快点好，我们都受不了了。”妈妈哭得更厉害。为了陪雅雅，妈妈向单位请假，被领导批评后，她告诉女儿：“因为你，我的工作都快没了。”

雅雅吃了三个月药，状况没有好转。连续两三天，她躺在床上一动不动。雅雅在精神卫生中心住了20多天。出院后，她仍害怕考试。

正午：雅雅退学后，父母经常抱怨、争吵。在你看来，家长应该选择什么样的方式和孩子沟通？

梁鸿：我们希望有一个统一的答案，其实是没有的。因为每个孩子的个性是不一样的，我们要把孩子做一个独立的个体来看待，而不是一个笼统的问题来解决。家长只有在充分了解孩子的前提下，才能找到相应的对话方式。

家长需要学会倾听。很多时候家长是在自说自话，自以为对孩子好，但并不了解孩子真正的需求是什么。倾听之后，家长就有可能改变认知和想法，从而改变对待孩子的方式。

在一个孩子未成年的时候，家庭是第一堡垒。如果父母都不能给孩子做一个基本的支撑，那么还能指望谁？现在不是家长推卸责任的时候，去抱怨自己也很辛苦，然后去打骂孩子，把自己的精神压力和生存压力转嫁到孩子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