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斌：为什么年轻人不知道家乡的过去，移民后代找不到根？| 正午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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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徽（州）杭（州）之间的“严州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江南，但它的故事比江南更动人。”杨斌说。

杨斌出生于浙江建德乾潭的小山村，19岁北上读大学，26岁跨越太平洋赴波士顿攻读博士，此后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任教11年。他的学术研究一直聚焦中国－东南亚－印度洋三角关系，瘴气、张爱玲、海贝、南洋是他的学术关键词。

这位长期“向外看”的海洋史学者，在中年时却将目光收回家乡，以建德县（古严州府）为核心，探索其两千年变迁，写下30万字的《江南以南：被湮没的严州府》。从东汉严子陵的“高洁”到宋末谢翱赋予的“忠烈”，从南宋“京畿三辅”的高光时刻，到清代坌柏村汪吴氏等底层女性的坚韧……在杨斌的史料挖掘下，严州的历史如一副画卷，逐渐展现出丰富而动人的样貌。

很多人都不知道严州。严州府的湮没是一个渐进的过程。1959年新安江水电站建成，淹没淳安、遂安两县及狮城、贺城两座千年古城，形成千岛湖。1969年富春江大坝蓄水，淹没沿江村落如坌柏村（杨斌母系家族祖居地）。而严州府行政建制则在1958年被撤销。在地理变迁与记忆遗忘的双重湮没下，严州成了被忽略的“江南以南”。

近期，正午与历史学家杨斌深入对话，一起探寻严州被湮没的历史细节，以及一个离乡游子对家乡的复杂情愫。以下为访谈内容，略经编辑。

正午：您的学术研究一直聚焦云南史、海洋史，为何会转向家乡严州的地方史研究？

杨斌：最开始完全没有想过研究家乡史。我的博士论文做全球视野下的云南边疆，到新加坡后又做中国－东南亚－印度洋的三角互动，研究海贝、龙涎香，还有郁达夫这样的华人华侨，都是“向外看”的课题。从学术惯性来说，不会把目光放在浙西南的一个小府城。

转折是在2005年回国后。2006年我回新加坡国立大学教书，那段时间常回家。外婆、母亲和舅舅总会讲起小时候的事——外婆说我外公是徽州移民的后代，坌柏村的汪家过去靠砍柴烧炭过日子；舅舅说，20世纪60年代移民时，全村都眼泪汪汪不肯离开老家。我是学历史的，觉得这些人事不能就这么丢了，应该写下来。2006到2007年，我利用课余时间写了两三万字的草稿，主要是外婆、母亲、舅舅讲的家族往事，那时候只是想留个纪念，没打算写成一本书。

真正决定写严州史，是在2017年。那年夏天我从新加坡国立大学到了澳门大学任教，或许是人到中年，突然下决心写一本不一样的家乡史。

此后我就开始系统看严州的地方志，从南宋的《严州图经》到清代的《光绪严州府志》，再到历代文人的严州诗文，越来越觉得严州的历史不应该被遗忘。比如严州在南宋是“京畿三辅”，为杭州提供木材、木炭，还是皇族的封地；又比如严子陵钓台，从汉唐的“高洁”到宋后的“忠烈”，形象变迁里藏着时代的价值观变化。这些都是值得深入挖掘的地方史课题。

简单说，这本书就是人到中年后的“回首”。不管走多远，总会想回到人生的起点，想弄清楚家乡的来龙去脉。这本书本质上是“中年离乡游子的思古之幽情”，有对家族、家乡和父老乡亲的情感。

正午：从2006年写家族草稿，到2021年完成书稿，前后跨度十几年，有没有什么印象特别深刻的事情？

杨斌：印象最深的是寻找史料的过程。严州的文献太稀缺了，太平天国战火把大部分地方文书、族谱、碑刻都毁了。左宗棠给清廷的奏折里写，战后严州“十不存一”，10个人里活下来的不到1个，人口尚且如此，文献更不用说。在相当有限的材料中挖掘出生动有趣的主题，讲述有血有肉的故事，同时彰显严州地理和文化上的独特形象，难度很大。

读者或可看出，我在全书的细节上有很多努力，如关于乾嘉年间坌柏村的汪吴氏一生的挣扎。2020年新冠疫情期间，我正在写汪吴氏那章。那时常用一个词“时空伴随者”。我突然想到，1793年11月马戛尔尼使团经过坌柏村江面时，汪吴氏正在村里为择嗣焦灼。他们相隔只有一箭之遥，却永远不会相见。一个是英国贵族，一个是中国山村寡妇，命运完全不同，但都生活在那个时代，曾经近在咫尺。我把这个想法写进书里，让汪吴氏的故事有了更广阔而又更鲜明的历史内衬。

正午：您在书中提出“严州是江南以南”，很多人认为浙江属于江南，您如何定义“江南”？

杨斌：“江南”是个动态的地理概念，是一个历史进程，秦汉到明清的所指一直在变。我这本书里的“江南”，主要是明清时期的定义——以太湖流域为核心，包括镇江、苏州、松江、常州、嘉兴、湖州、杭州这七八个府，在浙江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杭嘉湖平原”。这片区域是水乡、平原，经济富庶，文化发达，是传统意义上的“江南”。

之所以说严州是“江南以南”，不是否认严州属于广义的江南，而是想突出它的独特性。它不在太湖流域的核心圈，是“江南的边缘”，“江南的延伸”。这种边缘性让它保留了很多不同于杭嘉湖的文化特征，比如徽州移民带来的习俗、山区特有的生产生活方式。我在书中一再强调，严州在徽州和杭州之间，这个之间不仅仅是地理上的，空间上，而且也是经济上、文化上的。这些都是严州的魅力所在。

正午：南宋是严州的“高光时刻”，你在书中提到严州是“京畿三辅”“三位真主兴王之地”，这段历史对严州的文化塑造有哪些影响？

杨斌：南宋奠定了严州“名邦望郡”的地位，在明清以后严州逐渐衰落。南宋对严州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是政治地位的提升。北宋时，宋太宗没登基前遥领严州防御使；南宋高宗赵构当康王时，也遥领严州节度使；后来宋度宗登基前，同样遥领严州——严州成了“三位真主兴王之地”，对南宋政权的合法性非常重要。高宗南渡后，严州位于临安（杭州）西南，真正是“京畿三辅”，很多皇族被封到严州，科举时严州的赵姓进士特别多，就是皇族后代。

第二是经济角色的强化。杭州在南宋有几十万人口（马可·波罗说上百万，可能有夸大），但杭州没有煤炭，做饭、取暖全靠严州的木材和木炭。宋末元初的谢翱在严州，就是靠雇佣山民砍柴烧炭发家的。简单地说，严州是杭州的“能源基地”，这种经济联系让严州在南宋的重要性进一步提升。

第三是文化的积累。范仲淹知严州时，建了严子陵祠堂，还办了书院；陆游知严州时，也重视办学，严州的文气在南宋达到顶峰。南宋严州的进士数量，占整个严州历史进士总数的一半以上，还出了方逢辰这样的状元、黄蜕这样的榜眼、何梦桂这样的探花。科举的兴盛带动了文化的繁荣，比如严州刻本在南宋很有名，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就是在严州刻版的，对严州文化的影响一直延续到明清。

正午：“湮没”是您这本书的文眼，既指地理上的淹没，也指记忆上的遗忘。这两种“湮没”有什么关联吗？

杨斌：地理湮没加速了记忆遗忘，记忆遗忘又让地理湮没的创伤更难修复。

先看地理湮没：1959年新安江水电站建成，淳安、遂安两县大部分被淹，两座千年古城贺城、狮城沉底，30万人移民；1969年富春江大坝建成，建德北部的坌柏、张村等山村被淹，又有五万移民。这些移民被分散到江西、安徽、浙江其他地区，和故土的联系人为隔断。

地理湮没后，记忆遗忘就成了必然。1958年严州府建制被撤销，所辖六县划归杭州，“严州”这个名字从地图上消失了。现在建德的年轻人，大多不知道“严州”是什么，甚至以为建德一直属于杭州；千岛湖底的贺城、狮城，除了老一辈移民，很少有人知道它们的历史；坌柏村这样的小山村，只在民国县志里留了十几个字，具体位置很少有人能说清。

更严重的是，文献也跟着“湮没”了。移民时，很多家族的族谱、文书被遗弃；20世纪50年代后的运动中，剩下的碑刻、祠堂或被毁坏，或在江底。

这两种“湮没”造成的后果，是严州历史的“断裂”。年轻人不知道家乡的过去，移民后代找不到根，学术研究缺乏史料。我写这本书，就是想在地理湮没和记忆遗忘之间搭一座桥，让严州的历史能被看见、被记住。

正午：严子陵是严州最著名的历史人物，您在书中梳理了他从“高洁”到“忠烈”的形象变迁。这种变迁反映了怎样的历史价值观变化？

杨斌：严子陵的形象变迁，本质上是不同时代“需要”不同的历史符号。

汉唐时期，他的核心是“高洁”。《后汉书》里写他拒绝光武帝征召，“披羊裘钓泽中”，还说“昔唐尧著德，巢父洗耳——士故有志，何至相迫乎”。这时候的严子陵，是“不与官府合作”的隐士代表，推崇的是“自由自在、不慕权贵”的价值观。那时候的文人如谢灵运、孟浩然，写严子陵都是“望峰息心”洗涤尘虑，突出他的隐逸。

变化发生在宋末元初。宋遗民谢翱兵败后隐居严州，登上严子陵钓台哭祭文天祥，把严子陵的“不合作”解读为“忠诚于前朝”。谢翱哭文天祥拜严子陵，是忠于南宋。从这时候起，严子陵的形象开始加进“忠烈”的元素，并成为钓台的主流符号，成为遗民的精神寄托。

明末清初，这种“忠烈”形象被进一步强化。广东遗民屈大均来严州，登上钓台祭拜谢翱，写下《书西台石》，说“皋羽（谢翱）与予所遭，乃生民之至不幸”，把自己比作谢翱，把严子陵钓台当作抗清的象征。这时候的严子陵，已经不是简单的隐士了，他的“不合作”成了“忠诚于汉家天下”的符号。

到了太平天国时期，严州知府李文瀛兵败后，选择投江于钓台来凸显对清朝的忠诚。

王朝更替、社会动荡时，文人需要一个“忠诚”的符号来寄托情感，严子陵的“不合作”恰好被改造为“忠于前朝”的“忠烈”。而在和平时期，文人更需要“高洁”的符号来表达对自由的追求。

正午：在书中你花了大量篇幅写女性，比如汪吴氏、杨太后，还有建德县志里的其他寡妇。为何关注这些被历史忽略的女性？

杨斌：一方面是受个人经历影响。我从小听外婆讲家族故事，女性的故事印象深刻；另一方面是受我博士生导师柯临清的影响，她是最早把性别研究带到中国研究的西方学者。虽然我的博士论文没做性别研究，但听她的课和她交流，让我注意到历史研究中的女性视角。

严州的女性史料特别少，除了杨太后这样的皇室女性，底层女性只有县志里零星的“节妇”记载，比如汪吴氏、陈葛氏、汪潘氏，都是“夫亡守节、捐田赡族”这样的简单描述。但这些女性都非常坚韧——汪吴氏28岁丧夫、35岁丧子，最后捐出40亩田地作为严州府学的膏火田。这一群女性的生平，哪里是“节妇”这两个字所能概括的。

在书写时，我会先理解她们的处境——不能用现代价值观评判她们的“守节”。在清代的语境里，女性没有财产继承权，守节是她们保护自己和家人的方式，汪吴氏捐田也是为了在家族中获得择嗣权，这是她们在有限空间里的“理性选择”，是对父权不屈不挠的抗争。

但我也不会放弃“史学审视”，比如分析汪吴氏捐田的动机，要结合清代的“旌表制度”——官府会表彰“节妇”，捐田能让她获得官方认可，从而巩固自己在家族中的地位。我也一一列举她捐田的明细，41丘田总共才40亩，最小的一丘田大约250平方米。田地之零碎，可见清代严州山区的生存压力。

简单说，就是“走进历史语境理解她们，跳出历史语境分析她们”。既不把她们当作“礼教的受害者”简单批判，也不把她们的“守节”美化成“道德高尚”，而是还原她们作为“人”，特别是作为“第二性”的女性之挣扎与智慧。

正午：新安江水电站和富春江大坝的修建，让严州的地理和文化发生了“两千年之变”。您如何评价这种变化？

杨斌：这两座大坝的修建，是严州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变化”，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令人遗憾的一面。积极的是，新安江水电站是新中国最早自主设计、建造的水电站之一，为华东地区的电力供应做出了无法低估的贡献；富春江大坝也是如此。但对严州来说，负面影响也绝不容忽视。

首先是地理上的“割裂”：新安江水电站建成后，新安江上游不再通航，严州和徽州的联系断了——过去徽商顺着新安江把物资运到严州，再转到杭州、上海，这种持续两千年的经济文化联系，一下子没了。1969年富春江大坝建成后，严州和杭州的水路也断了，严州不再是杭州的“能源基地”，经济地位一落千丈。

其次是行政上的“消失”：1958年严州府建制被撤销，其实和大坝带来的地理割裂有关——严州既没了与徽州的联系，也没了对杭州的经济价值，建制撤销成了“必然”。这直接导致严州的地方认同淡化，现在的年轻人不知道“严州”，只知道“建德属于杭州”。

文化传承上的影响更难修复：严州府前后有35万人口被迫迁徙，迁徙人数相当于严州府总人口的40%，影响之大，可想而知。移民分散后，严州的方言、风俗难以传承。淹没的古城、山村没有留下遗迹，严州的文献、文书在移民和运动中遗失。现在虽然有“严州古城”的修复，但很多是旅游“古迹”，虽然能够吸引游客，但无法还原历史。

这种变化给我们的启示是：在发展经济的同时，要重视文化传承——一座古城、一个村庄的价值，不只是地理上的存在，更是记忆和认同的载体。严州的教训，值得其他地方借鉴。

正午：写完《江南以南：被湮没的严州府》后，你对“家乡”这个概念有了哪些新的理解？接下来的研究计划是什么？

杨斌：写完这本书后，我对“家乡”的理解更复杂了。家乡是每个人的“根”，是出生和成长的地方，要去寻根。现在觉得，家乡是“被用来遗忘的”。遗忘中的家乡是最美好的，一旦回到现实，就会有落差。鲁迅的《故乡》和郁达夫的《还乡记》，就是充满了惆怅和焦虑：回去后发现闰土变了，杨二嫂并不可爱——家乡不是固定的，是活在记忆里的。

写完了这本书，感觉肩上和心底的压力一下子释放了，未来可能不会再进一步研究严州文化了。不是不关注，而是觉得该说的基本都说了。这本书不仅写了家乡，而且也尝试了地方史写作的新范式，再写也很难有新的突破。不过，严州当然会一直是我的“情感牵挂”。

接下来的研究计划是澳门史。2017年我在新加坡发现了一幅乾隆时代的澳门山水长卷，后来到澳门后开始研究，去年已经完成了初稿。主要对比这幅中国画和同时期欧洲画家的澳门画作，分析乾隆时代澳门的社会状况，看两种文化如何在澳门互动。

正午：你希望读者从《江南以南：被湮没的严州府》中读到什么？

杨斌：我希望读者能读到“被忽略的历史”——严州不是江南的附庸，它有自己的故事，有东汉的严子陵、南宋的杨太后、清代的汪吴氏，有跨国的联系，有底层的坚韧；也希望读者能读到“记忆的重要性”。一座城市、一个村庄的历史，不只是文献里的文字，更是人的记忆，一旦记忆消失，历史就真的“湮没”了。

我也希望读者能体会到，历史应该是公平的、民主的，每个人都有权利来写自己的、家庭的、家乡的历史。2005年我在中国人民大学教书的时候，给学生的作业便是写自己的家史，编自己的家谱。二十年后，我完成了自己的家史和家乡史，这也算是以身作则。对我来说，这本书是中年回首的一刹那，是对长辈的交代，也是对严州的乡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