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 | 李响
图 | 汪晓青
2000年，出生于中国台湾的汪晓青在伦敦大学读艺术创作博士。刚刚入学的她怀孕了，这个生命中的重要转变，让她既害怕又紧张。当时艺术界对母职的讨论不多，许多女性艺术家甚至刻意回避这一身份，以免被贴上“家庭化”的标签。而汪晓青决定直面这个主题，用相机记录自己从怀孕到孩子长大的全过程。随着时间推移，照片中的孩子渐渐长大，而她的面容和身体也在变化。
最初，汪晓青的作品被很多人质疑。母亲的疑问是，为什么暴露身体？她的导师则问：谁会对一个亚洲女性做妈妈的故事有兴趣？但汪晓青没有停止思考和行动，她一直在寻找属于自己的表达方式。渐渐地，她的镜头让这种生命的力量被看见。她的照片既私密又具有普遍性，让许多女性感动，产生共鸣。
在20年的创作中，汪晓青一面创作，一面观察着儿子在参与她创作中的反应。他们共同创造了汪晓青艺术生涯中最知名的两组作品《我的儿子和我一样高》和《母亲如同创造者》。她觉得，恰恰是创作本身，让她体悟到更多亲子关系的互相影响。
近日，汪晓青接受了正午的采访。她谈到母职、亲子关系和关于自我的探索。在当下的社会，这些问题困扰着每一位母亲，她们每日都如履薄冰又充满困惑的跋涉着。
正午：最开始你拍的即将临产的那张照片，看向镜头的目光感觉是非常坚定的。
汪晓青：因为那时候我非常害怕当妈妈，觉得做妈妈会失去自我，但是艺术家需要坚持自我这个角色。我那时有种很像赌的信念，人要赌的时候就要非常的用力，为自己打气。就算你只有3成把握，你也要做到8成的状态，有一点逼自己要去面对，不能被时代打倒或被别人的期待打倒的心理。
在最开始的紧绷与坚持之后，我越来越放松。其实，在亲子关系中除了可以有自我之外，还非常有创造性，可以滋养我的艺术。我可以慢慢的用非男性的方式表达我自己的想法。它好像慢慢在发光。
正午：20多年，儿子从小朋友一直拍到现在，是不是这件事情成了家庭的一种“游戏”？
汪晓青：很多人好奇，我儿子一直这样被我拍，他会不会讨厌、生气或者有什么其他的想法？其实他的变化还蛮有趣的。
在他大概上幼稚园时候，我在展览上跟观众做导览，他就冲到前面跟观众讲——那时候我们生活在英国，他就用英文说——这是我，你们看这里，就知道我是从我妈妈肚子里出来的。后来他上了小学，大概10岁的时候，我的朋友又在问这个问题。像莎莉·曼的作品，她的小孩长大之后对母亲拍摄他们的童年有反感，对母亲的行为很愤怒。我就问我小孩，结果他表现的很不屑。我就说，既然你觉得无所谓，我们以后不拍了，或者我找你的朋友来拍，可不可以？但他说万万不可，他觉得这是我跟他的特别的家庭照。
后来有一个蛮大的展览，他也很好笑。他就躲在最后一张很大的作品旁，不动声色。很多人走过去，看到他，才发现他原来是作品里面的那个人。每个时期他的反应都在转变，到了青春期又不一样。他不告诉任何人，他是影中人，他非常低调，连同学都不知道。
正午：那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
汪晓青：青春期时，他觉得那是妈妈的作品，他有他自己的肖像权。我问他，我作品展出来会不会对你有困扰？他说没有问题。因为拍之前，我们都会讨论，拍好之后我也会跟他讨论，要选哪一张，什么理由。在这个过程中我是非常尊重他的，因为这是我们一起合作的作品。我是在他同意之下才展出的，但我平常拍他的日常生活照，他说不准放到fb上，他不想让人家知道。直到有一个作品拍到了他高中的制服，他勉强说ok。那一次拍出来之后在网络上爆红，他同学就问他，到底是不是他？就这样他被大家知道了。
他上了大学之后，我觉得我应该认真的让他知道，我到底为什么要这样做。所以我请他去听我的演讲。他之前觉得，现在女生权益是非常平等的，甚至女生还会凶巴巴的对男生。后来他听我演讲，隐约会知道，女生过去会受到比较不平等的待遇，他大概就可以了解我作品背后的含义。
我说，你知道这个状况后，会不会更珍惜这个作品，你还会愿意跟我一起拍吗？他说他非常感谢这组作品的原因是，我把他一生喜欢什么都记录下来了。因为我拍时会跟他讨论最近有什么重要事情发生？喜欢什么东西？想要秀什么？搞什么东西展示出来？他会认真想。等再回头看这些东西，他觉得非常惊讶，他以前重视的或者喜欢的东西，在照片里面统统可以看到。
正午：从他自身的角度，这些作品对他的价值是什么？
汪晓青：到现在他会觉得很感动。可是他感动的不是女性奋斗、抗争的过程。男生和女生很不一样，男生好像更专注当下。他喜欢的事物当时他会非常在意，但很快就放下了。他会发现，被放淡的东西竟然被留在照片里，被记录下来。他开始觉得这样是有意思的过程。
我们家从小熏陶他有自己的想法，所以，他不会说出跟我一样的想法，他一定要钻出一个不一样的想法，要有自己的立场。我觉得很可爱。
正午：在这两组作品当中，你儿子的成长，他身体的变化都是肉眼可见的。在这个过程中，你的变化是什么？
汪晓青：我觉得跟自我放不放松有关。我的作品，存在公领域和私领域的问题，用这种比较私领域的方式创作，真诚对我来说很重要。
譬如说，在某个时间点我在照片里面开始化妆。而我拍第一张时，我要的是原原本本的最真实的，甚至是以不愉悦的神情和样貌展露出来的母亲。可是在小孩子青春期时，我开始在意自己，我意识到我要进入人生向下走的阶段，身体开始不可抵抗的老化。可是我想推迟不管是精神还是外貌的变化，我想抵抗衰老，保留更有活力的状态，所以后来我选择带妆上去拍。因为这就是我平常生活中的样子，这会让自己觉得更有精神。我必须得到自己的承认。
这里也有想探讨关于衰老的定义。你说它是智慧，可它也有非常多负面的感受跟经验，或者令人害怕的东西，又是不可避免的过程。我要怎么去面对它，怎么跟他共处？我以前想要去探求一个母亲的自我，如何面对小孩成长，现在更多的要面对自己怎么老这件事。
正午：你的作品里存在着私人空间和公共空间界限的问题。最开始这组作品在公共展示的时候，你有过顾虑么？
汪晓青：大概6张之前都是在英国拍的，我记得到第五张的时候，我妈妈到英国来看我，她看到照片非常不愉悦，很生气。她说，你怎么拍这种东西？为艺术牺牲吗？花这么多钱，然后你在英国搞这个事情？
因为在她那个年代，身体的裸露是不好的，不道德的。1991年戴米·摩尔的孕妇照登上杂志封面，在全球引起轰动也是这个原因。所以，对于那个时代的台湾，这种照片还蛮刺眼的。西方国家对身体的看法不大一样，虽然刚开始看作品也会吓一跳，但是会接受，因为他们觉得身体尤其在艺术上的展示是正常的事情。甚至有一个评审委员说你为什么不全脱？
当然我会选择我舒服的方式，我的诉求是什么讲清楚就可以了。所以那时候我的作品确实没有在华人世界里公开，都是在西方世界展出。我拿到博士回来之后，只有美术界、学术界会关注到，但是我不会刻意张扬。
一直到2018年，一篇fb帖子推广之后，突然全世界都看到了。这个东西一下进入到大众的视野，像病毒一样被传播得非常厉害。之前有很多台湾的前辈或者是资深的摄影师看到我第一张会觉得不知道是干嘛，又不美。可是2018年之后全部大反转。也许是时代的改变，或是因为他看到后面的累积，就会觉得你第一张怎么那么对。
我在英国有转学过。拍了第一张出来，跟我指导教授谈，她非常不屑，她说谁在意一个亚洲女性当妈妈的故事？这里面包含了两层含义，一个可能是她对于不同种族存在偏见，另外是对于女性自我的研究，她保持非常大的怀疑态度。
当然，我可以在艺术语汇中解释自己的行为，但是我非常清楚，你不接受我还是要做，因为这是我自己的斗争，我愿意展示，是因为我觉得这个想法值得分享给跟我一样有困惑的人。
正午：最近这几年关于母职的压力，育儿的困难被讨论的越来越多，但仍然没有在艺术领域看到这么直接的作品。在中国台湾的艺术语境里，这个方向的内容被展示得足够吗？
汪晓青：我觉得台湾在性别平等这方面做得相当好，至少可以说，在亚洲做得相当好。但是我觉得还是不够，尤其在女性生育方面，我们讲求男女平等，可是结婚之后怎么办？生不生孩子？生了孩子之后怎么办？好像自然而然还是落到女人的身上。
现在是比以前好很多，台湾男性在教养之下，已经开始觉得育儿不只是妈妈的事，他们愿意分担家庭的事物。但是在艺术上则是另外的状况，艺术领域表面上看好像性别平等的状况非常好，可事实上我们只要去看展览的性别比例，会发现非常悬殊，女性不到百分之二十，更何况是这个领域的内容更少。
因为女性艺术家要结婚生子的人本来就少，这跟自我冲突很大，即使结婚生子，把这些事情彰显出来更少，因为你彰显你有小孩这件事情可能阻断你的艺术之路，你可能被小孩所困，你在商业市场上有可能被质疑有不能专注于自己事业的风险。
正午：你应当是一个对自我的感受敏锐又执着的人，对把自己的感受表达出来有很深的信念。
汪晓青：这要回溯我的童年。我是三个姐妹的家庭，我是最小的女儿。在那个时代一定要生儿子的观念深入人心，所以，每一个人甚至只是路人，都会当着我的面问我妈妈，为什么不再生？他们会对我说，如果你是男孩子就好了。亲戚们对男孩子跟对我们的态度也是截然不同，从那时候我就对性别非常敏感。
到了大学，当时遇到一位老师从国外回来，带来一些批判性的作品，我非常着迷。艺术有一个自由度，他不是用文字明明白白告诉你，他可以藏一些事情，慢慢的我开始运用批判式或讽刺性的摄影的方式表达出我的想法。我没有在赞扬母亲的伟大，只是用比较混杂的情绪和感受带出我的观点。
正午：在你所有的作品里，我总能感受到一种力量感，你觉得这源自哪里？
汪晓青：我觉得这源自一个女性的生活经验，我不能说这是大众女性的经验，至少是我非常珍惜的我自己的经验。这里有一个有趣的点，就是跟男性相比，我们女性在所谓的文化教养之下，仿佛认为自己应该是一个付出、顺从或牺牲的角色，所以我在年轻的时候就开始有意识的自我觉醒或自我观察。我觉得非常重要的是，女性不必活成被定义的女人该有的样子。
以下是汪晓青作品《母亲如同创造者》系列
——完——
作者李响，界面新闻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