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灯：元气充沛的70后，是中国传统家庭的最后一代

采写 | 陈振芳

距离《我的二本学生》的出版已经四年，黄灯再次出发。这一次她走得更远，走到幅员辽阔的中国农村，抵达更为真实的中国家庭。同时她也走得更近，走近她曾经远离的同龄人。

在许多高校，选修课老师与同学之间的关系也就是点头之交。但黄灯却是例外，她熟悉她的许多学生的过往，也一直跟踪他们的未来发展。在任何一所大学，让老师去做家访，基本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毕竟，各自的老家大多和学校隔着千山万水。黄灯又一次例外，从2017年到2022年，她利用假期，多次踏上火车、长途车、摩托车、拖拉机，从云南腾冲到粤西农村，一次次长途家访，让她置身于二本学生成长的真实环境，体会他们一路走来的艰辛。

家访途中，不通路的村庄被隐没在山中，外人很难进去。有些地方以前只有手扶拖拉机才开得进去，汽车也无法驶入。有一次，学生莫源盛的弟弟用摩托车载着黄灯及其丈夫进入村庄。当时拍下的那张照片也就成了黄灯的新书《去家访》的封面。

黄灯本来设想的书名是《家访里的中国》。“家访只是一个视角，借由这个机会，走入中国农村，在大地上做家访”。因为学生大多来自农村，这次历时5年的家访，让黄灯了解到中国乡村的真实面貌和变化历程，以及许多农村70后的半生打拼和奋斗。在接受正午的采访中，黄灯讲述了她在家访途中遇到的家长及其背后的辛酸故事，也回忆起自己的童年和成长历程。

“有多辛苦都不怕”的妈妈们

黄灯在家访中遇到的学生妈妈，都有天南海北的背景，比如源盛妈妈来自广西，晓静妈妈来自江西，早亮妈妈、魏华妈妈来自四川，而正敏的妈妈更是来自越南。她们有着相似的人生轨迹：远离老家，前往广东打工，并成为广东“外地媳妇”的其中一员。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前哨，广东吸引了大量外来人口。来自四川、江西、云南、湖南农村的许多女孩来到珠三角，也由此走上外嫁的道路。她们的婚姻带有浓厚的时代印记。

正敏妈妈的经历最为曲折。张正敏出生于1996年，她妈妈是一位被拐卖到粤西山区的“越南新娘”。“熬熬熬”是她的生活信念。为了带领儿女走出大山、接受教育，她不顾正敏爸爸的阻拦，坚持在镇上买房。“希望家人有一个地方住下去，有一个地方不遭风吹雨淋，其他再慢慢打算”。

2018年，在广东F学院，黄灯和正敏妈妈见面时，曾聊起建房的细节。正敏妈妈还记得自己买砖、水泥、钢筋的任何一笔开支，记得自己跟着隔壁的砌墙师傅，学着挖地基、和水泥、一寸一寸将墙垒起的过程。“整栋房子，都是我自己做的”。房子做到一半，没有钱建屋顶，她不顾体力的极限，选择外出打包装废纸，没日没夜地干了两个月，换回五千元，屋顶装好后，房子终于建成。

正敏说“妈妈太拼”，而妈妈却说 “有多辛苦我都不怕”。离开正敏的父亲后，因为没有“身份”，她只好从事散工和其他高强度、不确定的职业，始终没有一份持续稳定的工作。“我生了孩子，怎么样辛苦，都会将孩子带大，去到哪里，我都不会将两个孩子扔下。”说起被卖到广东阳春的处境，她反反复复说，“没办法啊，两个孩子要养大。”

因为妈妈独自建房的英明决定，正敏得以摆脱每日上学的长途跋涉，在镇上接受教育，人生也发生转变。在黄灯的鼓励下，正敏写下了《我的妈妈，是2800块买来的越南新娘》。正是因为这篇广为传播的文章，妈妈最终获得了合法身份。

让黄灯印象深刻的还有晓静的妈妈。性格要强的晓静妈妈总不被人理解，从村里的同龄人、外地媳妇、年纪大的婆婆姥姥到她丈夫，都不理解她，甚至女儿晓静也有误解，认为“妈妈太要强了，容易跟周围邻居产生矛盾。”遇到黄灯，她好像遇到了知音。黄灯明显感受到，晓静妈妈“这么多年以来，好像终于等来一个人，可以跟她说话，把她从外出打工到外嫁，内心最隐秘的心路历程全部倾吐出来。”

晓静妈妈来自江西赣州农村，因为家庭贫困，作为长女的她前往深圳淘金，甚至住过坟地。勤奋聪慧的她曾几次有上进的机会，但因知识和勇气不足，最后还是到广东农村结婚生子。她非常不甘心，扎在村里从最细小的事情做起：采茶，把孩子带好，寻找一切机会去赚钱。她希望孩子受更好的教育，能够拥有更多的机会。在黄灯眼中，晓静妈妈 “人到中年，却依然活力四射，我一眼就能感受到，只有同龄人才能明白的孤独和不甘。”

元气充沛的70后

黄灯发现，好些家长的妈妈都有类似经历：南下打工遇到丈夫，跟丈夫重回农村。比如晓静妈妈、早亮妈妈，婚后都不再外出，不再奔波迁徙。嫁到广东二十年，早亮的妈妈只回娘家三次，而爸爸从未踏足过妈妈的老家。三次回四川，一次是给母亲做寿，一次是大女儿出嫁，一次是二女儿结婚。

黄灯感叹道，在四川等内陆省份和广东之间，横亘着许多普通家庭两代人的迁徙和命运流转。无论是婚姻、计生政策，还是教育与职业选择，只要置身于急剧变化的时代，任何一个要素都足以影响他们的人生。

第一次见到罗早亮的妈妈，黄灯记得，她身着一件粉紫色的夹棉背心，笑容极为甜美，丝毫没有艰辛劳作带来的愁苦与沧桑。不过，当早亮妈妈说起童年吃番薯的细节，黄灯一下想起了自己的大姐。那个年代的匮乏，并非一个家庭的特例，而是共同的时代印迹。

黄灯说，她大姐婚后和姐夫一起，回到了故乡的小镇，经历了下岗、喂猪、做小生意、跑运输、做甜酒等诸多营生。除了养孩子比早亮妈妈少一点，其他方面都极为相像。“无论现实怎样将我们打趴，我们总能克服重重困难，在不同的地方站立起来。何健妈妈、林晓静妈妈、早亮妈妈同样如此……亲历上世纪八十年代向九十年代的转型，无论历经怎样的贫瘠，无论碰到怎样的挑战，那段驻留于我们青春期的蓬勃岁月，都曾作为一种共同的精神力量，注入我们年轻的生命。”

黄灯感慨，家访中遇到的许多家长，往往比他们的孩子更有力量。比如罗长亮妈妈总说“不怕”，林晓静妈妈说“其实也没什么”，李宗涛的爸爸申请非遗传承人，有关部门拦着他，他就说“老子做出来”。“果然是一批猛人。”黄灯感叹。这一代人的元气很充沛，极具力量感。也许是因为，这一代人的成长刚好伴随着中国不断走出去融入世界，而且经济蓬勃发展的年代，满地都是机会。

黄灯的大学同学也有类似的境遇。“那一届大学生很少有人过得不好，跟现在挺不一样”。他们大多留在岳阳的体制内单位，只有黄灯和另一个同学被分配进工厂，后因轰轰烈烈的下岗潮而被迫离职。那位同学南下广东惠州，从事软件开发，凭借敢闯敢拼的精神，现在管理着很多北大清华等名校毕业的学生。黄灯则调整状态，参加考研，成为一名大学老师，直到现在。

“活着就有奔头，没什么好怕的。”提起当年下岗，黄灯说自己当时并没有沮丧，“不能说完全没有冲击，但你不会感觉前途无望了，更没有觉得人格受到侮辱。”

“他们是中国传统家庭的最后一代”

这几年的家访让黄灯再次回到人情热闹的过去式中国——家人之间没有隔阂。好几次去学生家，正好赶上过年，一家人全都聚在一起。“在学生家，我就像自己家一样，他们没把我当外人，而我仿佛穿越时空回到自己家。那时候，我们家也是那么多人坐在一起吃饭。”提到家访中的热闹场景，黄灯回忆起当年大家庭生活的许多细节。

她的人生第一次变动是初中，此前黄灯一直跟外婆长大，生活比较安静。1987年她读初中时，回到父母身边。当时妈妈还不到40岁，家里有4个小孩，4个老人。还有爸爸家的兄弟，全靠爸妈两人支撑，家庭生存压力巨大。

突然进入几十个人一起吃饭的大家庭，黄灯很不习惯。过年过节，小朋友像跑马一样乱窜。她没有了隐私空间，也不会有人随时呵护她的情绪。很长一段时间，她都无法习惯家里的氛围。她还觉得爸爸妈妈偏心弟弟，只给弟弟煎鸡蛋。气愤的她就自己去煎鸡蛋，还跟妈妈抱怨“你们不公平”。长大后她才发现，不是父母偏心，其实当时弟弟的身体不太好，需要更多照顾。

黄灯笑着说，在农村长大很不容易，会遇到不少危险。一到夏天，她总想去河里游泳、抓鱼，但河水深浅不好把控，也容易踩滑，好几次差点就被水冲走。家门口的水渠直通水库，但上游开闸放水的时间并不固定。有一次她正在水渠玩，上面突然放大水，直接把她冲走了。在快要冲到水库时，幸好被灌木阻挡，妈妈过来把她捞了起来。有次她跟外婆上山采茶，发现了一条蛇。幸亏她想起外婆说的，遇到蛇要走S形，才躲过一劫。

“这些危险的经历让那个年代的小孩更加皮实。”黄灯认为，成长在多子女家庭，其实是好事情。这样的家庭结构会让小孩的性格更坚韧，更有弹性。观察了很多年青人的生活，她说，独生子女承受的过分被关注，其实也是一种压迫和暴力。“没什么人管，反而是自由且快乐的。”现在的孩子，亏就亏在“元气不够”，而且今天的应试教育变成一场慢性的炎症。

让黄灯庆幸的是，父母非常重视他们的教育。她说，爸爸26岁时已经有了四个小孩，只要孩子们在一起，没有一天不打架的。而爸爸自己还年轻，也要玩，喜欢打牌，性格又急躁，只能用简单粗暴的方法教训他们。但父母从不在人格上侮辱他们。“我爸的原则是不能打小孩，要打就打一次。每年开学之前都会打集中我们一次，四兄妹跪在地上，一件件数落平时做得不好的事情，拿牛鞭子打我们，现在想起来就是一个家教场景。”

黄灯还提起一些趣事。因为妈妈要去跟别人缝纫，做衣服，爸爸要教书，没有人带的二姐4岁就上学了。有次她放学回来，把书包挂在猪栏上，结果猪把书包全啃了。

黄灯说，妈妈是一个性子急、不细致的人，但她的优点是看不得别人受苦，特别善良而大气。她经常讲，“上半夜想自己，下半夜一定要想想别人。”而父亲则从不对子女提出什么现实要求，比如赚多少钱，住什么样的房子，考什么样的大学。

关于父亲，黄灯还记得一件小事。九十年代，她在岳阳上班，单位离建设中的洞庭湖大桥隔得很近。每隔几个月，父亲来看望她时，都要去看大桥的修建进度。从老家坐汽车到岳阳要两三个小时，来回十几块的车费。“他在岳阳住一晚上，就为了看洞庭湖大桥，从选址、奠基、施工到最后建成，他全部跟着过了一遍。他可能比领导都更关心桥的建设进度，但他只是一个乡村教师，他认为这个事情很重要。”

黄灯说，70后的情感结构、家庭责任感以及大家庭意识，跟父辈没有差异。她曾在书里写下：“他们是中国传统家庭的最后一代。”

新一代为何如此不同？

2018年暑假，黄灯写完《我的二本学生》。她没想到，此后的世界会因疫情遭受巨大的变故。疫情三年，几乎冰封了年轻人求职的通道。因为文凭大幅贬值，找工作越来越难，连重点大学的孩子都很难找到工作，二本、职业院校的文凭更不“值钱”。

70后的黄灯，在课堂教学和课后访谈中，接触过许多80后、90后甚至00后的大学生。在她看来，整体而言，80后学生相对更笃定，读大学会有确定性的期待——“工作就在那里”。《我的二本学生》中描写的2006级学生，班里没有一人考研。毕业8年以后，班上40多个学生有27个人留在珠三角，大部分都买了房。那个年代留在一线城市安家就业都很容易。

四年过去，当她第二次当班主任时，发现学生使用电子产品愈多，她和学生隔膜也更多。相较而言，这些90后更愿意跟同频的朋友交流。有学生明确表示，“90后并不关注70后在想什么”。黄灯留意到，“双减”整顿前，数量庞大的教培机构曾是学生们重要的就业方式。就业愈加困难的今天，90后学生们开始考虑，回到乡村是否意味着新的可能？

在家访中重遇同龄人70后，黄灯“对中国的未来更有信心了。你看到一个真实的世界，和你在微信或资讯世界里看到的完全不同。”例如莫源盛所在村庄的基础设施还很差，很封闭，走不出去，收入也低。如果生活在“微信世界”，很多人觉得世界要完蛋了。“事实上，大部分人的生活很有趣，这一点我感受很深。”

行走在中国的大地上，黄灯最终意识到，“在对教育的考量中，让孩子们获得世俗的成功和幸福，一直是我急切而直接的愿望。但我同时知道，这恰恰是我作为一个教师的局限，也是我内心最深的虚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