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午书架 | 茶坑村的少年梁启超

编者按：为梁启超作传是许知远的多年夙愿。在搜集、阅读海量史料和研究著作的同时，许知远追寻梁启超的足迹，到其出生地新会、求学地广州，及北京、上海、日本横滨等多地探访历史现场，寻求历史与现实之间隐秘而有韧性的关联，借此展现几代人的焦灼与渴望、勇气与怯懦。

作为近代转型的积极参与者，梁启超同时又是中国现代思想学术的拓荒者和奠基人。许知远试图将这位伟大变革者的思想与性格、希望与挫败，内心挣扎及与同代人的争辩呈现给我们。

本文选摘于许知远《青年变革者：梁启超（1873—1898）》的第一章。

茶坑村的少年梁启超

文| 许知远

对于自己出生的年份，梁启超日后写道，是太平天国在南京覆灭后的第十年，大学士曾国藩逝世一年后，普法战争结束的第三年，意大利则在这一年于罗马建国。

《三十自述》写于1902年。按照中国人出生即为一岁的习俗，梁启超恰好三十岁，倘若孔夫子的教诲没错，他该进入一个言行恰当、懂得礼数的人生阶段。梁启超的自述与惯常的中国文人不同，他用一种令人难忘的视野，把自己的命运编制进一个更广阔的时代画卷，既与中国内部的兴衰有关，也与世界性的历史事件产生联系，尽管他犯了个错误：意大利于1871年迁都罗马，而不是1873年建国。

当梁启超在1873年2月23日出生时，这样想象时间与空间几乎没有可能。他的出生被严格限制于中国的农历纪年方式，癸酉年正月二十六日，这种纪年六十年一循环，暗示着不管是个人轨迹还是历史变迁，都是无往不复的。时间也遵循着政治权力的节奏，这一年是同治十二年，帝国正逐渐从巨大的内乱中恢复过来，与西方外来者达成了暂时平衡，史官们已经迫不及待地用“同治中兴”来形容这个时刻。梁启超就诞生于这个短暂的、相对平静的中兴时代。

同样平淡的是他的降生地点。茶坑村是熊子乡的五个村庄之一，整个乡是水面上的一座孤岛。它所在的新会县位于广州西南部，历史悠久，足以追溯到三国时期。与岭南大部分地区一样，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新会不过是南方的一个区域，充斥着瘴气、怪兽与野人，离中原文明遥远之至。它的辖区与名字随着朝代更迭变化，在隋代与唐代，还曾短暂得名冈州，是中央政权从中原不断向南扩展的明证。不过，真正塑造了此地的两个历史事件都与宋王朝的崩溃有关。

1273年，相传宋度宗的胡姓妃子获救于一个商人，藏身于广东北部南雄的珠玑巷。朝廷要派兵缉拿的传闻造成大量居民南迁，新会的很多家族都把自己的源头追溯于此，包括茶坑的梁氏。这座小村庄横跨梅岭关口，是长江流域与珠江流域贸易往来的必经之地。广东的珠玑里就像山西的大槐树一样，被很多人视作家族的起源。这半神话半真实的族谱也象征中国历史的最坚韧之处，凭借流动的家族力量，南京得以对抗外族入侵、政治动荡、自然灾害。另一个决定性事件发生于五年后，末代皇帝赵昺率20万军民驻扎崖山，建立“行朝草市”，第二年失败后，幸存者便留在了本地。这两个事件都是大的政治事件引发的逃亡，这段不无夸张的虚构历史给予本地人一种特别的身份感—尽管身处帝国的边缘，却以中国正统自诩。

涌入的人口也改变了这里的地理面貌。按照一位历史学家的大胆猜想，蒙古军队的入侵导致北部山区被抛荒，加速了土地被侵蚀，将更多的泥沙通过北江送入珠三角区域。这一进程与罗马帝国衰落时的景象颇有些类似，地中海山区的土地被抛弃、腐蚀后，山岭退化，泥土也逐渐沉淀到低地区域。移民们不断填海造田，种植稻米、桑树，原来的沼泽、湿地、森林变成沙田。扩展的田地与不断繁衍的人口相互促进，催生出一个越来越繁荣的珠三角区域。这个进程在16世纪中叶陡然增强了，因为广州、长崎、马尼拉贸易圈的形成，加上欧洲人对茶叶和蚕丝的大量需求，白银源源不断地涌入，这个地区也迅速商业化。

新会县正建于这块仍在不断扩展的冲积平原上。它离广州110公里，西江纵贯新会全境，潭江横穿其西部，它们在入海口处汇成银洲湖，南海就此展现在眼前。居民在河流、溪水旁筑造小堤基，最初种植稻谷，随着商业化浪潮的兴起，茶叶、蚕桑、红烟、蔬菜、蒲葵与甜橙成为主要的种植物—后两种尤为著名，它们是明清两代的贡品，还远销周边的省份。到了清代，新会已经是广东最繁华的市镇之一，尽管跟临近的佛山、顺德相比仍有不小的差距。

倘若有人在1873年经过新会，看到的一定是再典型不过的珠江三角洲的景象，大大小小的水路连接着市镇与乡村，比起辽阔的平原与水域，这些城镇与市集多少像是“散落在碟子里的豌豆”。一位叫托马斯（R. D. Thomas）的旅行者1903年途经西江流域，看到成片的稻田，果树、鱼塘、桑树一眼看不到头。在繁荣市镇里，他看到祖祠前竖着旗杆，石墩上刻着获取科甲功名的家族成员的名字，村中还有为风水而建的石碑与宝塔。

茶坑村就是这图景中的一个普通村落。如今一条大道连接着村口与县城，捞沙填海早已让城郊连成一片，但在19世纪后半叶，西江、潭江与银洲湖汇成了一片汪洋，很多村落点缀其中，茶坑村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孤岛，而梁启超，就像他自己宣称的，是中国南部边陲的一个岛民。

茶坑村的历史可以上溯到15世纪初，也就是明代初期雄心勃勃的永乐皇帝的年代，除了篡夺侄儿的皇位，他以派遣郑和出海闻名。梁姓与袁姓依山而居，在溪水旁种茶树，茶坑村便因此得名。这个孤岛因岛上的熊子山著名，山顶矗立着七层高的凌云塔，修建于1609年，离这个王朝的崩溃为时不远。围绕着凌云塔有两个传说，一个说它是为了压制山下有毒的三脚鱼，另一个则是因为此地文风不盛，而它将带来好运气。塔尖设计如葫芦，中空，有大小孔眼排列，一有风吹过，就会发出动人的声响。

梁启超出生时，这个家族已在此居住了超过十五代。梁家声称来自南雄的珠玑里，再向前则追溯到福州。可考的绍祖是1134年进士，曾任福建知府，以孝著称，母亲去世后，他在墓旁造芦草屋守孝，还在周围种植松柏，修建亭子，据说苏东坡为此赋诗给他，并书其亭为“甘露亭”。但接下来，梁家似乎再未产生与之媲美的人物。

梁启超这一支是明代天启年间（1621—1627）定居茶坑村的。村中梁氏分为大井里、羁马里、南兴里、嘉亨里四个不同的宗族，梁启超属于嘉亨里。对这个家庭来说，更清晰可考的祖先是梁毅轩，他出生于乾隆二十年，直到二十七岁才生下唯一的儿子梁寅斋，从推崇多子多福的传统看来，这无疑是个打击。不过寅斋给家族增添了新的希望，一连生下八个儿子，其中老二梁维清是梁启超的祖父。

生于1815年的梁维清给家族带来了起色。这个勤奋的读书人分家时仅得到几分田地、一间砖房，却充满了上进心。他苦练唐代柳公权的书法，最终也考取了秀才，尽管只是科举功名中最低的一等，却已经足以变成士绅阶层的一员，跻身村里的领导人物行列。

在梁启超的描述中，梁维清再好不过地体现了一个儒生的作为。他同时肩负知识与道德权力，在村中参与公共事务，将土路修成石路，兴修水利，发展教育；他粗通医术，替行人看病时从不计较诊金。在特别的危急时刻，他还卷入平定叛乱、保卫家园的活动中。1854年，陈开、李文茂的红巾军围攻广州，新会的陈松年、吕萃晋起兵响应，围攻会城。各县成立“保良局”来应对叛乱，各乡推选有功名或年长者担任“保良会”会长。茶坑村也陷入骚动不安，“无赖者辄思逞”，梁维清在熊子山下的四个自然村设立保良会，“以故一乡无乱民”。数百年来，整个帝国秩序正是依赖一个个这样的本地士绅艰难维持。

梁启超也愿意强调祖父的美德，用千篇一律的文辞来形容他：勤俭朴实，行为缜密，忠厚仁慈，待人周到，治家严格。有桩事迹的确可以多少证明这一点：父亲去世后，梁维清作为一家之主，把财产平分给兄弟，其中一些只是同父异母的兄弟。梁维清娶了一位官宦之后。妻子黎氏的父亲曾高中乾隆四十六年的探花，死在广西提督的任上，她嫁到茶坑村，多少像是家道迅速衰落的结果。黎氏为梁家生下三个儿子，梁宝瑛最年幼（或许也最聪颖），梁维清宠爱他，竭力传授他读书。比起父亲，梁宝瑛的科举之路更不平坦，甚至连秀才都没考取。不过，生活还不算糟糕，梁维清将二十多亩土地平分给三个儿子，梁宝瑛分到六七亩，自耕自种。他没放弃书本，成为乡间教书先生，自称“舌耕为业”。当时流行一句谚语，“家有三石粮，不作童子王”，说明这是再典型不过的失意文人的选择。

梁宝瑛娶了一位聪明贤惠的妻子。赵氏出身书香人家，祖父曾高中举人。她以贤良孝顺著称，不仅善于女红，而且识字——当时读书是男孩的特权——让她显得很不寻常。她的品德让很多人折服，族中女孩愿意跟随她学习女红，据说村中儿女婚配时，只要女方曾跟随她学过女红，就会赢得“德性必佳”的信任。不难理解，她也是梁维清最钟爱的儿媳。

梁启超的出生给这个家庭带来了满足与希望，他是这个小家庭的第一个男孩，也是长孙，是家族未来的继承人，注定肩负起与宗族其他支脉竞争的任务。

如同所有孩子一样，母亲在他生活中扮演了第一个重要的角色。赵氏性格活泼、灵巧而富有艺术感，梁启超日后的情感充沛或许与此不无关系。她也是他最初的启蒙者，教他牙牙学语、读书识字。日后，梁启超批评中国女学不兴，致使儿童们不过在灶膛、闺房这些地方厮混成长，无法自幼学习文化与知识，而他的母亲肯定不属于这个行列。赵氏有一种朴素而强烈的道德意识，梁启超记得自己童年时，不知因何事说谎，终日含笑的母亲突然盛怒，鞭打他数十下，警告他再说谎会变成盗贼与乞丐。这不无诅咒的训诫影响了梁启超一生，以至于他多年后还记忆清晰，始终保持诚实，对他人与自我有一种难得的坦诚。

父亲则是严厉得多的角色。“生平不苟言笑，跬步必衷于礼，恒性嗜好无大小一切屏绝；取予之间，一介必谨；自奉至素约，终身未尝改其度”，梁启超日后说父亲尤通“淑身与济物”之道——“淑身之道，在严其格以自绳；济物之道，在随所遇以为施”。在仅存的一张合照上，梁宝瑛脸颊消瘦，额头宽阔，颧骨颇高，有一种随年龄而来的镇定。可以想象，他应该是个过分拘谨的读书人，将科举的失败转化成更深的道德要求，而这道德要求又经常是脆弱的，容易被现实诱惑吞没—这也是整个帝国的特征，在一套高洁、夸张的言辞背后，是一个道德坍塌的社会。日后，他东渡日本，向流亡中的梁启超索要钱款购置产业，甚至以死相威胁，直到梁的学生集资1200银圆，让他得以回去继续购买田产。多年后，梁启超还在劝父亲不要着迷于田产，声称自己宁可买鸡吃，也不买田产。

在儒家伦理支配的家庭秩序中，父子关系常陷入紧张与拘谨。梁宝瑛经常因外出教书不能陪伴在儿子身边，还要刻意保持父亲的威严。亲密感反而发生于祖父与孙子之间。梁维清是梁启超最有力的童年塑造者，这个不算得志的秀才把诸多期望都寄托在长孙身上，从三个儿子中选择到幼子家居住，好与长孙朝夕相伴，把自己的学问、感受传授下去。他最初教授的启蒙课本大概是俗称的“三百千”。从宋代开始流行的《三字经》是大约五百个汉字构成的初级识字课本，三字一行，便于记忆，涉及的内容包括读书、伦理、数目、家畜、五谷诸方面，最初的四句“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是中国人对人性最基础的看法。《百家姓》用472个汉字列举出中国最常见的姓氏，其中梁姓排在第128位。《千字文》通常是很多人的第一本教科书，里面包含一千个各不相同的汉字，四字一韵，包括自然现象、历代名人、帝王朝廷、为人处世、农耕、饮食、园林、祭祀等方方面面。这三本书大约两千个汉字，构成了一个儿童最初的文化世界。

充满期待的祖父不满足于只给梁启超看这些启蒙读物。梁启超不过四五岁，就已经开始听祖父讲解《诗经》与“四书”了。教育不仅存于书本上，也体现在日常生活里。祖父会带孙子们去看庙宇里的古画，给他们讲解二十四忠臣、二十四孝子的故事，并指点着墙壁上的画作，说这是朱寿昌弃官寻母，这又是岳飞出师北征——它们都传达着中国读书人最爱的忠义道理。在北帝庙中，祖父还写有一幅长联：周岁三百六旬，屈指计算，试问烟景阳春，一年有几？展开四十八幅，举头看望，也知忠臣孝子，自古无多。

梁维清尤其喜欢讲述南宋、晚明之事。每年清明，全家从村子里乘舟来崖山扫墓—他们的高祖葬于此地—沿西江而下时，会路过一块高约数丈的巨石，突出在江面上，上刻“镇国大将军张弘范灭宋于此”。1279年的春季，南宋与元做最后的决战，二十万军队卷入其中，战斗持续了二十三天，它的结束与高潮同时到来，陆秀夫背着九岁的赵昺从江中一块巨石上纵身一跃。这充满象征的一跃，不仅是一个朝代的谢幕，在后世很多人看来也是某种文明形态的结束。据说文天祥被囚禁在蒙古战船上，目睹了这场天崩式的失败。汉人张弘范投靠蒙古，成为这一悲剧的催生者之一。

晚明与南宋分享着相似的悲怆。船过巨石时，梁维清喜欢吟诵陈元孝的诗句：“海水有门分上下，关山无界限华夷。”这位明末清初的诗人以遗民自居，认定“满族人”就像四百年前的“蒙古人”一样，都意味着华夏文明被野蛮力量吞噬。每当吟诵时，祖父还会提高声调，声音中充满悲壮。清王朝的统治已近两百年，这样公开地感慨华夷之分不无反叛的意味。

梁启超日后也喜欢把崖山视作故乡新会最光荣的一刻，“黄帝子孙与北狄异种血战不胜，君臣殉国……留悲愤之记念于历史上之一县”。很有可能，流亡中的梁启超因“排满”需要夸大了这种回忆，不过这的确是岭南特有的传统，这里的文人们执着于宋明理学，对忠诚、气节尤其迷恋，始终与某种反叛性相连。

在某种意义上，这个家庭正遵循着“田可耕兮书可读，半为农者半为儒”的生活方式。这是一个不断扩充的家庭，赵氏生了四子二女。两个女儿没留下名字，像是女性地位低下的充分证明。梁启超幼年常与比他年长三岁的姐姐嬉戏，年幼四岁的梁启勋则一直追随他。因为缺乏医疗技术、普遍的营养不足，早夭从来是传统社会的一部分，梁启超出生两个月后祖母就离世了，三弟也在五岁时夭折。不过家庭仍然充满和睦，祖父溺爱长孙，有次吃饭蒸了一只鸡蛋给启超，启超分了一半给启勋，启勋又分给其他弟弟。这些亲密感至关重要，让梁启超一生都非常看重人与人之间的温情。

梁启超日后说，茶坑生活“不问世事，如桃源中人”，自己是个“不带杂质之乡人”，“梦梦然，不知有天下事！”这既有赖于帝国晚期的暂时平静，也与岭南地区特有的结构有关。宗族早在宋代已经成型，直到明代才在珠三角地区发展出一套错综复杂的系统，与皇权妥协又保持着相当的独立。晚清帝国控制力进一步衰减，宗族影响力则相应增加，新会城内遍布的宗族、祠堂都象征了这一点，人人都知道，五罡冲的刘氏、南边圹的许氏、南门头的莫氏没人敢惹。何氏家族更是声名显赫，祖上有人出任过明代南京的六部尚书，仅尚书坊的何氏祠堂就有二十余间。

在茶坑，梁氏是绝对的大姓，五千居民中约占三千，剩下的余、袁、聂等姓分为三保。这样的村庄遵循着自治原则，村里的最高权威是“三保庙”，氏族纠纷都必须通过它的裁定。族内居民的所有问题，都由各族的宗祠来解决。对于梁姓人家来说，从礼仪性的祖宗祭祀，到偷盗、赌博、通奸的家庭纠纷，娱乐性的正月放灯、七月打醮、请外来戏班演出，再到设立蒙馆三四所，聘请教师教育本族儿童，都是由宗祠“叠绳堂”来掌管的。叠绳堂既负责经济管理，也代表道德权威，负责惩罚族内的不法行为，比如偷盗、通奸、不孝等。惩罚方式颇有想象力，犯错者会被“停胙”“革胙”，禁止拜祭祖宗，在一个祖先崇拜的社会中，这是极大的处罚，不啻剥夺了人生之身份。对奸淫的惩罚更富想象力，叠绳堂杀掉全村的猪分配给全乡人，犯罪家庭则要按猪价赔偿，称为“倒猪罪”。

“叠绳堂”的管理结合了道德权威与内部民主，由五十二岁以上的老人组成的三耆老会议颇像古罗马的元老院，有功名的年轻人（秀才、监生）亦可参加，总数有六七十人，但开会不必全到。未满五十者可以旁听，也可以插话。四至六名壮年子弟担任值理，执行三耆老会议的决议，其中两人专管会计。保长一人，专门应对官员。会议每年两次，春秋二祭之前一日举行，有时也会有临时召开，负责调解纷争。族人都普遍承认它的权威，很少诉讼至官府，他们普遍觉得这样做不道德。礼仪与教育是日常生活的核心，族中贫户即使无力纳粮，学堂也不得拒绝其子孙入学。这种系统正符合一个农业帝国的统治方式，个人忠于自己的宗族与家乡，而不是抽象的国家，借由教育与道德语言，帝国也将教化渗透到每个臣民内心。

梁启超是被稻田、茶园、溪流、祠堂、迷信包围的，他被保护，同时也被控制。茶坑村的景象令人想起一位英国人对中国的感叹：“尽管发生了无数次的叛乱和入侵，但经历沧桑之后，她那灿烂的文明和受到祖先崇拜及宗族教育的固有传统仍然被完整无缺地保存下来……中国确实有一些令我们本能地心怀敬重的东西，有时甚至是带有嫉妒的羡慕……正是中国人对实践和实用有限考虑的从容不迫的态度，以及中国人长于沉思的哲学和甚至身处贫困之境也能欢欣快乐的品格。”

“吾乡乡自治最美满时代，”梁启超日后写道，“此种乡自治，除纳钱粮外，几与地方官全无交涉。”他可能将过去浪漫化了，其实这里民间械斗的风气甚浓，1882年，陈姓与林姓就因争夺沙塘圩赌规械斗，直到知县派兵镇压，责令陈姓赔偿林姓五十二条人命（折合白银10400两）。西边的天马乡、东南的三江乡均族大人多，茶坑村仍会受到邻村的欺侮。有一年茶坑人在三堡庙做戏，邻近的天马乡人撑旧船来看戏，回去时把茶坑人的新船撑走，事情最后落得不了了之。在茶坑村内部，梁氏是权力中心，谭姓、陈姓不得与梁姓通婚，只能为梁家挖沙、抬棺材——以船为家的疍民很久后才被接纳。

六岁，梁启超正式上学。祖父在附近一间小屋开设了“怡堂书室”，梁启超与家族里年龄相仿的学童是第一批学生，表伯父张乙星充当第一任老师。按当地风俗，入学这一天，梁启超要穿上新衣，母亲则把一棵青葱卷上红纸，以示孩子越来越聪明。厅堂前有一个小天井，孔子像挂在堂上，新学生们给孔子牌位叩头，给老师行跪拜礼，正式进入一个礼仪化的世界。

这也是人生的一个关键时刻，他们从此拥有了摆脱乡村生活、光耀门楣的可能。自科举制度实行以来，除去反叛，读书是获得权力、财富、荣耀的主要途径，也是个人摆脱压抑的底层生活的重要手段。科举制形成了对书本、读书人的一种天然崇拜，在广袤的帝国，每个儿童都会熟记“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的训导，一个乡间老太都知道“敬惜字纸”的含义，文字蕴含着权力与财富，带字的纸张不能被踩在脚下、焚烧。这种读书热忱常令外来者吃惊不已。17世纪初，一位传教士在广东发现“学校多如牛毛，不仅二十或四十户人家的小村子有学校，而且每个镇的街上都有好几所学校。我们在经过的街上几乎一直都能听到孩童背诵课文的声音”。

但这位传教士并不知道这些课程是多么单调、乏味，又是多么扼杀想象力。背诵是这种教育的首要特征，而且要用一种摇头晃脑、大声朗读的方式，似乎唯有这样的戏剧化动作才能将知识塞入脑中。日后历史学家估测，从两三岁起到八岁，一个学童要认识两千个字，接下来则要背诵四书五经等经典。接着，最重要的训练登场，他们要学作“制艺”，也就是所谓八股文，科举考试的唯一文体。

“怡堂书室”是遍布中华帝国的各式学校中最不起眼的一种，像所有学堂一样，它也是维系帝国统一的重要组成，灌输给帝国子民相似的观念，激起他们共同的希望，还规训他们的言行。

在学堂里，梁启超的聪慧立刻突显出来，他记忆力惊人，对语言极度敏感，尤其善于作对子。在科举应试中，作帖诗一项关键在于对仗，比如天对地，雨对风。六七岁时，他就以“南国人怀召伯棠”对私塾先生的“东篱客采陶潜菊”；他为前来拜访祖父的客人奉茶时，客人问他“饮茶龙上水”，他则不无俏皮对以“写字狗扒田”，这两句都是新会的俗语。这种能力让梁启超的家人对他充满期待。

张乙星之后，梁宝瑛成为学堂先生。屡次挫败后，他正式放弃了应试，安心做个教书匠。这种安心饱含着新的憧憬，他要让长子走上功名之路。跟他读书的梁启勋日后说，父亲的课堂不过是让几个族内孩子陪着梁启超读书而已，谁都知道梁启超前程远大。

八岁时，梁启超开始正式学习“制艺”，这是学童的一个重要时刻，意味着科举之路的开启。短短七百字的文章，要分为破题、承题、起讲、入题、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部分，题目一律出自四书五经，后面四个部分各有两股排比对偶的文字，合起来一共八股，因此俗称“八股文”。他们要用孔子、孟子的口气说话，要让四副对子平仄对仗，不能违背朱熹注解的经义，自我表达更是被严格禁止。在严苛的形式感下，书写者发挥空间极小。你可以想象它对孩子天赋的抹杀，教授者自身就充满不足，即使父亲是他的教师，梁启超也终身对乡村学究充满憎恨，甚至用“蠢陋野悍”来形容这些人，批判他们的教学方法：“未尝识字，而即授之以经，未尝辨训，未尝造句，而即强之为文。开塾未及一月，而大学之道在明明德之语，腾跃于口，洋溢于耳。”

梁启超当时还不会有这样的想法，他看不到另一种可能，况且一个儿童眼中的事物总是充满新奇，生活中满是各种嬉笑、玩耍。他可以和伙伴们下水捉鱼，登上凌云塔吹风，在庙宇、祠堂里做游戏。他没有留下童年照片，那时照相术已经传入中国，只有很少的人接触过，大部分人相信，它能勾走魂魄。根据梁启超日后的照片推测，他这时候已经是那种广东人常见的样子，宽额头、阔鼻子、脸颊圆润。他剃掉前额的头发，后面扎起辫子，这是满人统治者的征服记忆与汉人臣服的标志。

整个家族似乎都把希望寄托在了这个男孩身上，以至于当他玩耍兴奋过度时，父亲都会提醒他：“汝自视乃如常儿乎？”因为这种期待，祖父与父亲认定他值得有个更恰当的老师。十岁时，他前往新会县城跟随周惺吾在专门的经馆中学习。

秀才周惺吾是城中著名的私塾老师。会城是一个更丰富的世界，繁闹的市场、城隍庙、县衙、学宫，还有一处为陈白沙修建的纪念堂。陈白沙是新会历史上最著名的文人，以对儒学的创新性洞察而闻名。

一些新事物也已经涌入这座老城。1871年，美国基督教长老会牧师那夏礼（Dr. Henry V. Noyes）来到新会城，设立关东街福音教堂；1874年，香山、新会自行捐造火轮船作为缉捕船；一些新会人则加入了海外移民的行列，美国的铁路、巴拿马运河、马来西亚的橡胶园、澳大利亚的煤矿、秘鲁的金矿，都需要劳动力，这些移民在海湾建立了各式的冈州会馆、四邑会馆，为中国与世界建立了联系，也成为梁启超日后变革中国的基础；还有一些少年则获得另一种人生选择，1872年，清政府选派了第一批三十位留美幼童出国，其中有新会县人陈巨溶（十三岁）、陈荣贵（十四岁），领队人是来自临近香山县的容闳，他是第一位中国赴美留学生，毕业于耶鲁大学。

梁启超对于这些外界变化浑然不觉，还沉浸在一个目的明确的世界里。九岁时，他已能下笔千言。十岁时，他赢得了神童的名声。多亏了周惺吾这个善教的先生，梁启超很快就迈出漫长科举生涯的第一步，参加了童子试。

童试由三场连续的考试组成，新会城的县试，广州府的府试，最后是学政主持的院试，考生三场全部通过才能获得生员功名。县试在北门学宫旁的考棚举行。考生要完成一系列烦琐的手续，先去衙门的礼房报名，填上祖辈三代姓名出身，还有与担保人出具的保结—担保应试人无人冒籍、顶替、丧匿，身世清白。考试也对娼妓、优伶、皂隶子弟有所排斥，他们不能参加科举。在搜身之后，照例是三声“封门炮”开始考试。这些都意味着梁启超进入了一种崭新的人生节奏，他的生活将围绕一连串考试展开，得中秀才之后，还有三年一次的乡试与会试。他将进入一种永恒的竞争，只要没有考中举人，就会被无法消除的紧张感所包围。

梁启超是个幸运的孩子，他在县试中脱颖而出。这一年的主考官是县令彭君穀，任新会县令十多年，颇享有勤政爱民的声誉。接着，梁启超就要前往广州参加府试，新会与广州的轮船尚未开通，应试者往往结伴购买一艘小船，沿西江而上，一起度过这三日的行程。梁启超是船上最幼小的一位，其他人都是父辈—屡试不中是大多数读书人的命运—他们在船上做文字游戏，即兴的诗词、对联帮他们逃避枯燥的典籍，展示个人才华。一日午饭时，一位同船者指着盘中的咸鱼，希望梁启超以此为题作诗一句，梁启超即刻对以“太公垂钓后，胶鬲举盐初”，满座动容，神童之名由此传开。

梁启超的好运气没在广州再现，他没能在府试中崭露头角。这是他第一次离开家乡，很有可能是在这次广州之行中买到了《輶轩语》与《书目答问》。西湖街上的书肆，为这个少年展现了一个新世界。现代印刷尚未普及，雕版印刷的书籍仍是奢侈品，品类稀少，有权势与财富的人才能创建自己的藏书楼，并且只对族内开放，很少成为公共图书馆。尽管梁家已经算得上乡村中的书香门第，但除去四书五经及应试的书籍，也只有《史记》《纲鉴易知录》而已，当梁启超从父辈手里获得《汉书》《古文辞类纂》时，已经大喜过望。他偏爱《史记》，司马迁高度的文学性与对历史之热忱早早就扎根于梁启超的心里，多年后他正是以这两种特质闻名。

《輶轩语》与《书目答问》则把他引向一个更丰沛的学问世界。这两本书是声誉日隆的官员张之洞的作品，1870年代出版后随即风靡读书界。前者设定的对象是渴望进学的童生、害怕岁考的秀才，告诉他们如何应对考试，如何维持一个读书人的道德水准。后者更复杂，是对清代学术的某种总结，从杰出学者到不同的学科分类，再到目录学、版本学这些考证功夫，都给出了简明的介绍与指引。张之洞二十六岁高中探花的经历、四川学政的身份，使这种劝诫尤具说服力。不管怎样，这两本书给梁启超打开了一个新世界，让他感受到纯粹学术之乐趣，“归而读之，始知天地间有所谓学问者”，感慨此前“瞢不知学”。他怎么也想不到，自己日后会与这位大人物关系密切。

梁启超在1884年的院试中胜出，成为一名生员，俗称秀才。考虑到当时中秀才的平均年龄是二十四岁，十二岁的梁启超已经显得过分早熟与幸运。新秀才要簪花披红、齐聚学道衙门，分班排列，赐酒一杯。茶坑村充满了欢声笑语、鞭炮声，梁启超从此进入特权阶层，可以穿着缘青的蓝绸长袍、戴无花的银顶帽子，还能免缴人头税、免服杂役，见到官员不用下跪，成为宗族的代表。更重要的是，他从此走上了一条功名之路，有机会考中举人甚至进士，成为天子门生。

更令人喜悦的一幕接踵而来。广东学政叶大焯巡视全省，来到新会时，照例要对所有秀才进行考试，并从中选拔秀异之士。梁启超脱颖而出，应答颇令学政满意。面见结束，众人退下时，梁启超突然跪下，请学政为即将七十大寿的祖父写一幅寿序文，以求“永大父之日月，慰吾仲父、吾父之孝思，且以为宗族交游光宠也”。

这真是一个理想神童的作为，他不仅关注功名，更关注孝道。叶意外之余深表赞赏，毫不迟疑地把梁启超放入刘敲、柳偃、陆从典、顾野王的行列，这些人都是历史上著名的神童，也是在十二岁时显现出惊人的才华，要么能解庄子，要么能读《尚书》，要么能作《柳赋》……他还赞许茶坑村的梁家“祖孙父子兄弟，相聚一堂，怡怡济济”，就连汉代的石氏、唐代的柳氏、宋代的吕氏也不过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