凶案、警察与最好吃的炸鸡

编者的话：《正午7》筹备时，我们邀请几位记者撰写手记，讲讲自己为什么写这篇文章，中途经历了什么，写完又感觉如何，总而言之，是文章没能写进去的材料。交稿时，都很令人惊喜，这些手记或是补充了生动有趣的个人经历，或是对文章进行了反思，也是一种对文章的延续。

今天刊发其中一篇。记者李纯写下了《凶犯追缉22年》的番外篇。为报道浙江省第一悬案的侦破经过，她在浙江呆了小半个月，从杭州，诸暨，绍兴，到宁波，再返回杭州，几乎把小半个浙江省的警察采访了一遍，过程丰富精彩，令人难忘。

手记后附有《凶犯追缉22年》原文链接。

再啰嗦一句，这几篇手记收入了《正午7：我们的生活》，此前从未发表。您也可以在京东、当当、亚马逊等网站或书店购买。

凶案、警察与最好吃的炸鸡

文| 李纯

1995年12月6日，宁波市绿洲珠宝行被劫走黄金162万，店内两名保安被枪杀，震惊了整个浙江省。随后每隔三年，这位叫徐利的案犯就会作案（虽然均以失败告终）。徐利一直逍遥法外。由他制造的绿洲珠宝行案件，被称为浙江省第一悬案。直到2017年3月，案件告破，徐利被捕。

我对这个故事很感兴趣。于是，我在浙江呆了小半月，从杭州，诸暨，绍兴，到宁波，再返回杭州，几乎把小半个浙江省的警察采访了一遍，过程丰富精彩，令人难忘。搞得我都不想回来了，最后编辑把我催回来的。

我是2017年6月去浙江的。时至今日，我都觉得此行顺利得让人感动。如你所知，在中国报道刑事案件，何况一个省的标志性案件，是多么困难和复杂。你需要和公安厅的宣传部门打交道，递送证件和诚意十足的采访函，再由厅级干部逐个下达指令到底下的市、县和乡镇。我没有直接和公安厅联系，而是找了《钱江晚报》的记者帮我推荐。我与那位记者素未蒙面，和他发了短信，问他能不能帮忙。他答应了。这事儿就成了。

那位记者跑公安口多年，和当地的警察关系很好，有的片警后来摇身变成公安局长。那人挺有意思，我们在杭州见了一面。他长得黑而壮，佩戴佛珠，有股匪气，开一辆白色宝马，带了个女记者，是他的徒弟。我们在咖啡馆聊天，他简短地说了两句对案件的看法，说徐利的案子是我们浙江刑警的发展史，因为所有地方发生案子，都会和徐利比对，会不会是他做的，所以徐利见证了浙江刑警的发展。聊了二十分钟，那人说，我还有事儿先走了，有什么不清楚的问我徒弟。我递给他一个小本子，请他写几个负责徐利案的警察的名字，算是线索。他挥笔写完，拂袖而去。邻桌的姑娘问我，那人是导演哦？

从1995年到2007年，徐利一共作案四次，最后两次都在诸暨。专案组设在诸暨市公安局的食堂楼上，本来二楼也是食堂，为了给专案组腾办公室，就把吃饭的桌子撤了。有接待大厅，一间会议室，两间档案室和两间休息室。有个叫郭黎明的警察，以前在诸暨刑侦大队处理凶杀案，被划拨到专案组，专门负责徐利案，比如档案管理、线索收集，等等，都是吃力不讨好的工作，但得有人干啊。也就是说，从2004年专案组成立，到2017年破案，这位郭警察十二年只干了一件事，抓住徐利。

郭黎明是个小个子，身材精干，皮肤颜色较深，是典型浙江人的相貌。他对人客客气气，说话声调不高，是个很实在的人。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除了指纹，破案主要通过DNA排查，比如白银案。在徐利案中，警察通过DNA确认案犯可能姓徐，开始在全省范围内排查徐姓，你可以想象工作量多么巨大。当时郭黎明为了找到徐利，绘制了一卷长达二十米的徐氏族谱，仍然没有找到。他在会议室向我展示了那卷已是废纸一张的族谱，他撑开双臂，像滑动PPT一样滑动族谱，浑身洋溢着骄傲。

诸暨这个地方值得一说。诸暨是古越民族聚集地，越王勾践在这儿卧薪尝胆。和江南的温柔水乡相反，这里民风彪悍，南人北相，可以说是浙江的“小东北”吧。例如，到了冬天，诸暨人爱吃狗肉火锅。

可能考虑到安全，郭黎明介绍我住在一家离公安局五十米远的酒店。郭黎明告诉我，大概十年前，诸暨每年有三十六七起命案，主要发生在美容厅，有次诸暨连发三起命案，忙得他三天没有睡觉。我们在一家面馆吃面，他说，他有个在厦门大学读书的女儿，说得很高兴，然后又说，案子破了，他很不适应，不知道下面干点什么好了。我问他，有什么打算？他说，可能回刑侦大队。他给我的面碗里倒了点醋，说面条不容易消化，加醋好一点。

在诸暨，有一个晚上我是失眠的。是这样的，白天，我在公安局看材料，看了当年案发现场的照片，也就是鲜血淋漓的尸体，有全景，也有特写。看得我有点恶心。晚上回酒店，酒店的窗户很大，床对着窗户，我产生了错觉，老觉得窗外有人，好像徐利没有被捕，警察认错人了，真正的徐利此刻就在街上大摇大摆地走着呢。那么，如果他知道有个北京来的记者调查他，会不会也想把我给杀了呢？这么一想，我很害怕，再也睡不着啦。我开始打电话，挨个打，一直打到口水说干了，筋疲力尽了，才入睡。

接下来，我去了绍兴，接待我的警察是个小伙子，姓沈。我叫他沈哥哥吧。沈哥哥待人热情，说话铿锵有力。第一天见面，他请我吃小龙虾，问我喝不喝酒。喝啊，我回答。我们喝了黄酒，小酌，吃的喝的都恰到好处。他跟我说，其实他是学美术的，掏出一个素描本，里面有很多人像。我不懂美术，就说，画得好。今年夏天，沈哥哥的画在北京展览，我们吃了顿饭。他说，他已经辞职了，现在教小朋友画画。沈哥哥推荐我去找一名姓周的警察，在徐利案的侦破中他起了很大作用，人称“周公”。

周公当时正在乡下办案，也是很棘手的杀人案。他的举止谈吐很潇洒，衬衫掖在裤子里，脚蹬皮鞋，像电视里的神探形象。他和我说了一些破案的思路，我感觉这人很聪明，同时有点清高。从其他警察对他的态度，可以看出他非常受人尊敬。晚上，我们一起吃饭，十几个警察围了一桌，也有女警察。所有人都喝酒。周公向我解释，平时办案精神很紧张，所以大家都喝酒，放松一下。他问我喝不喝酒，说这是红枣酿的酒，味道很好。我闻了闻，果然香味扑鼻。我一直对自己的酒量有信心，现在看来是我有所误解。喝了三杯，我就醉了，跑去厕所吐了一通，其他人很不好意思。我稀里糊涂地回了宾馆。第二天早上醒来，发现裤兜里有一包中华香烟，不知道是不是周公塞给我的。

宁波没什么好说的。宁波的警察比较保守，在那儿呆了一天，我就离开了。接着返回杭州，在省公安厅采访。总体来说，一切很顺利，给我的直观感受，稿件中也写到了——依赖经验和推理的福尔摩斯式的破案方式已经过去，科学技术将越来越主导侦查的方向。换句话说，无论多么完美的犯罪，只要你留下蛛丝马迹，都将难逃罪责。

后来，我又陆续写了一些犯罪题材的故事。为什么对犯罪感兴趣？很难说不是受了卡波特《冷血》的影响，有虚荣心的作祟，即，为什么我不能像卡波特一样，写出一本传世杰作呢？后来，我明白《冷血》最好的不是题材，而是卡波特写出了人的复杂，他和他的写作对象产生了共情，就像电影《声名狼藉》所展现的，卡波特接近对方，处心积虑地成为他亲密的朋友，以便获得最珍贵的写作素材，但也丧失了自己的人格。

如果有什么可感触的，写犯罪故事像把生活的另一面翻开，让我看到阳光照耀下，还有晦暗不明的地方，而我身处其中，在或暗或明之间，不知何时也会被这晦暗吞噬。我能做的，就是把它们写下来，既是记录，也是对峙。

最后说件小事儿。徐利被捕后，警察问他有什么愿望？他说，想和老婆女儿吃最后一餐饭，想吃炸鸡。警察说，和老婆女儿吃饭不可能，而且你女儿没成年，会给她的心理造成阴影。但是，炸鸡可以给你买。我问那警察，炸鸡在哪儿买的？离开诸暨前，我也买了一份，真好吃啊，是我这辈子吃过最好吃的炸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