腾格尔：从草原歌王到“最萌鲜师”

2019年3月份，腾格尔参与了综艺节目《少年可期》的录制。节目里，当红偶像男团“乐华七子NEXT”拜他为师，与他同吃同住两天三夜。

乐华七子20岁上下，出道刚满一年，个个又高又帅，见到腾格尔好一顿鞠躬。他笑吟吟地接待大家，以蒙古人的热情劝吃劝喝，又带着他们射箭、摔跤，一整天玩下来，他还是认不清七个男孩谁是谁。

早上，大家在院子里用脸盆盛热水洗头，一个男孩递过来一瓶赞助品牌的保湿精华让腾格尔试试，他以为是洗发水，利索地接了一捧就往头顶抹，一头扎进热水盆里冲洗。男孩们看着他一顿爽快利落的动作，仰起的头在冷空气里冒着白烟，目瞪口呆。

这两个片段，被节目组剪成花絮用以宣传。在节目里，他戴一顶棒球帽，和蔼可亲，时不时慢悠悠地开玩笑。节目组给他打上的标签是“最萌鲜师”。

为了配合这次拍摄，腾格尔专程回了一趟老家。

腾格尔的老家在内蒙古鄂尔多斯鄂托克旗。一望无际的旷野上，独一户院，院里一栋扁扁的白色平房。白天，腾格尔领着乐华七子到草原上走走，寻找童年记忆。他们脚下是秃秃的黄沙，放眼望去，只能看到稀疏的枯草、风化的巨石和干涸的河床。天气还没转暖，北方的冬天就是这么荒凉。不过，即使再过几个月，这片草原也绿不了多少。鄂尔多斯的草原沙漠化早在多年前就已经非常严重。

多年来，人们一提起腾格尔，就想到内蒙古大草原，继而引发天堂般的联想和向往。“天堂”是存在过的。在腾格尔小时候，家乡是一片茫茫的真正的草原。野芦和草丛里藏着啼叫的鸟。院子外不远处有一片宽阔的湖，水波荡漾。深夜里，涌动的水波声回荡在空阔的草原上空，让人听得害怕。再远处有原始森林，遮天蔽日的大树。有时他到外头玩，能看见远处颠儿着走的野狼。不过，这是四五十年前的景象了。“草原”、“家乡”对他来说，已经变成了概念式的词汇，有些淡了。他离开内蒙已经四十多年，父母也不在了，兄弟姐妹四散在世界各地，家里只剩来帮忙的邻居，负责牧羊——羊还是要吃的。

距离腾格尔创作出那首代言草原的代表作《天堂》，也已经过去二十多年，那时候他被称为“草原歌王”。近几年来，草原歌王的形象被彻底颠覆了。提起腾格尔，你可能会想到他穿着东北大花袄，一边呼着白气一边热热闹闹地唱《日不落》，或是那个一身荧光黄运动服，领一群年轻人蹬着动感单车唱《卡路里》的光头大叔。

录制第二天夜里，家里杀了一头羊。腾格尔在院子里设宴开派对，大家喝酒吃肉，表演完节目，就到了师父答疑解惑的环节。

一个男孩问：“如何保持初心？”腾格尔说：“不断地创新。”男孩们煞有介事地点点头。他又接着说，“叔要是一直唱《天堂》、《蒙古人》的话，估计你们都不认识我。”男孩们摇了摇头，谁不知道腾格尔呢？他继续说，“我估计你们认识我都是通过《卡路里》……”“我是《天堂》！”“我也是《天堂》！”男孩们打断他，争先恐后举手表态。腾格尔不信，哈哈大笑甩了下脑袋，说，“滚蛋滚蛋”。

我从小就知道腾格尔。零零年代初，全家人看电视时，总在中央电视台一套、三套各大晚会中看到他。那时他还有半头卷曲的黑色长发，嘴边留一圈黑色髭续，穿厚实的蒙古长袍。他唱的永远是《天堂》，听起来像马在草原上颠着碎步，走着走着，突然拔足狂奔。唱到高潮，他嘶吼，五官紧紧地皱成一团，好像用上了全部感情和力气。

除了《天堂》，我没听过腾格尔任何一首作品。对于十三四岁的小孩来说，他是央视晚会型的主流民族歌唱家，是父母辈喜欢的歌手。那时，我和我的同学们听周杰伦、SHE和五月天。后来，有了选秀节目推出的偶像歌手，又有了通过互联网走红的网络歌手，乐坛的年轻面孔层出不穷，迭代很快。腾格尔和很多老一辈歌手一样，很早就从我们视野里淡出，成了一个过去式的名字。除非有人在KTV里面目狰狞地模仿他唱《天堂》，你根本不会想起这个名字。

过了好些年，我都大学毕业了，有一天突然又看到腾格尔的新作。那天，一位朋友在微信群里发了条链接，是他的新MV《桃花源》：腾格尔饰演光头渔夫，撑船来到桃花源，和一群身披彩色轻纱的美女搓麻将，捉迷藏，跷跷板。一会儿他又化身长发剑客，他抱着长剑和身旁抱琵琶的美女一起，在电吉他和锣鼓交织的配乐声中激情“扫弦”。和声里，女孩们用银铃般的嗓音齐声念：“一个打渔的，这么有福气！”那可真是猝不及防的一惊，我们全都笑抽了。以至于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有福气”成了朋友们互相调侃常用的口头禅。

《桃花源》成了网络神曲，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腾格尔的新面貌与过去的反差实在过于震撼。大张伟形容《桃花源》是“老哥去夜总会”。什么叫叛逆？他说，“腾格尔这才叫叛逆”。

随后几年腾格尔演出不多，他几乎不在电视上唱《天堂》了。他客串了几出戏，演骗子、黑社会大哥一类的喜剧角色。他上了一些综艺，在节目里翻唱大家耳熟能详的流行歌曲，常常上热搜。那些歌由他粗旷、铿锵的嗓音一唱，就像经受一番重拳锤炼，彻底改头换面。与过去乐评人正儿八经的评论不同，现在，腾格尔收获了来自网友们戏谑却异常生动的点评。他唱张韶涵的《隐形的翅膀》，网友说，那是“钢铁之翼”，他用“烫嘴式”唱法唱出一股“嘚瑟劲”；他唱抖音上爆火的小清新歌曲《可能否》，那句“可能我撞了南墙才会回头吧”，给他唱出一股“把南墙撞垮”的架势。他的翻唱风格被统称为“硬核”，他唱得越正经，越是有种莫名其妙的荒诞感。有网友制作了他的翻唱视频集锦，满屏弹幕里到处飞着“哈哈哈哈”和“2333”。

腾格尔就这么在互联网时代重新翻红。如果不是他在2018年《歌手》的舞台又一次演唱《天堂》，大家都快忘了他是个严肃的民族歌唱家。

在那场演出中，腾格尔穿了一套庄重的黑色裤裙礼服。他张开双臂走到舞台中央，站定，一束追光从头顶打下来。先是一段马头琴和呼麦，他在前奏声中垂下眼睛，像是沉入某种情绪，他的头不自觉地轻微抖了抖。“蓝蓝的天空……”，他开始唱，眯着眼唱得很轻。逐渐地，情绪激烈起来，他的眉头越蹙越紧，配乐也随之密集。他抬起手扬起高音，紧接着沉落嗓子嘶吼，像仰起脖子嘶鸣的马重重砸落前蹄。撕心裂肺地用蒙语唱出末尾的那句“顺其自然，一切如故”时，他转过身背对观众，用力地半蹲下身子，落下最后一个音。

现场和屏幕后的观众都被这场表演扎实地打动了，很多人听得落泪。电视舞台上已经很久没有出现如此高水准的音乐现场了。看了这场表演，你会明白，那些热闹的翻唱全都不过是表演，只有这样的演唱，才是腾格尔作为一个歌手真正的歌唱。

因为对腾格尔的经历感到好奇，我读了他的自传《天唱》，试图回溯他成为歌手的经历。

他15岁时是个苦闷的初中生，脑子里唯一的愿望是逃离学校，为此报考了内蒙古艺校，却录取到了舞蹈专业。可练功实在太累了，他到教务处找老师哭，调到了三弦专业。一些音乐上的天赋于是显现出来，他把三弦弹得极好，同时自学作曲，毕业后留校当了老师。过了两年，学校派他到中国音乐学院进修指挥。在那儿，身边全是些上进分子，人人都在备考大学。这让胸无大志的他有点儿不好意思，于是也去考了考，考上了天津音乐学院作曲系。1985年，他毕业了，被分配到中央民族歌舞团当指挥。

直到这时，他的人生跟歌手还没有关系。不过，他已经开始创作了。在音乐学院，他迷上了邓丽君。正赶上“反精神污染”运动中，邓丽君的歌被划归为“资产阶级靡靡之音”，他甚至为偶像背了一道处分。后来气氛宽松了，他开始听更多流行音乐。当自己动手写歌时，自然而然地，根骨里的民族性和流行音乐的启发成了影响创作最重要的因素。他听着苏芮的磁带扒谱，一边用吉他弹《请跟我来》的和声，一边哼唱出了蒙古民歌式的旋律。他节选了蒙古国诗人奇-其木德的蒙语长诗作为歌词，描绘牧民生活场景，将这首歌命名为《蒙古人》。

1986年，他在东方歌舞团主办的第一届“孔雀杯”青年歌手大赛上演唱了这首原创歌曲，被选为十佳歌手。机会随之而来。上海声像公司为他录制了第一张专辑，报酬是一千元人民币。他这么形容当时的感受：“手在口袋里，钱在手里，掐着，乘公共汽车回家，到了家又再数一遍”。出道头些年运气好得很，1990年前后，他一连获得了几个国内外流行音乐大奖。1992年他又成了第一个到台湾演出的大陆歌手。他在台湾演唱的第一场，观众就疯了，主办方干脆把第二场演出场地移到了中正纪念广场。那天来了两万多人，台下山呼海啸。

总的来说，这算不上一个励志故事，而是天赋加上机缘造就的成功。腾格尔不是那类目标明确，努力拼搏，汲汲于成功的人。他比较随性，把唱歌视为上天安排的一段缘分，因此才给了他天生的好嗓子，他只要用这把嗓子尽其所能地唱，就对了。他既不保护嗓子，也从不练声。他想，等到有一天唱不动了，说明缘分已尽，契约到期。这是件顺其自然的事情。

腾格尔的风格难以归类，有着蒙古味的基底，又融合了流行，还有一些摇滚。1993年，腾格尔组建了苍狼乐队。我在网上搜索他在那个时期的作品听，有些惊讶，乐队玩得挺前卫，在编曲上尝试了布鲁斯、摇滚、雷鬼多种曲风，甚至还有一些说唱，但你一听，依然是民族音乐。在当年，苍狼乐队没能走起来，接连出的几张唱片全部销量惨淡。进入九十年代中期，摇滚浪潮衰退，更具都市气息的港台流行音乐成为新的潮流。腾格尔被流行趋势抛下了。

直到2000年，《天堂》获得中国原创歌曲金奖，第二年又接连获得两项华语音乐大奖。他迎来了事业的第二次高峰，成为了国民级歌唱家、蒙古族的代表人物。他成立了公司，又重建苍狼乐队，随后几年都在国内国外跑演出，最多一个月连演了24场。有一回，在新疆博尔塔拉蒙古族自治州体育场，过于热情的观众涌上舞台，淹没了他和乐手。以至于他不得不在唱完最后一首歌时，趁观众还没来得及反应撒丫子就跑，才得以突出重围。那场演出期间，体育场的两座铁门都被挤烂了。

读腾格尔的自传，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他对音乐有自己的坚持和很严肃的思考，即使在遭遇事业低谷时，他也没有顺从市场，在音乐风格上做出妥协。他写：“我的艺术个性比我的意志更强大，它仿佛不受我的控制。既然认清了这一点，我就必须泰然面对市场可能的’冷遇’。我得学会一方面与我那过强的个性和平共处，一方面气定神闲地为它买单。”

自传出版是在2005年，那年腾格尔45岁。他在书中提出了对大陆流行音乐现状的看法：内地当代流行乐发展二十多年，依然没有形成自己的风格，歌手们一窝蜂地模仿港台流行音乐，其中一个重要表现，就是过分都市化。好音乐有自己的背景，内地如此广阔，有着多样的风土人情，不同民族的生活和文化，如果失去“本土风格”，就失去了它的丰富、大气和活力。

他对自己的要求是：“永远都不要脱离中国的工人和农民，永远都不辜负生我养我的这片土地。”

冯泽是个很和气的中年男人。和大部分演艺行业积极活络的经纪人不一样，他不太参与这个圈子的社交，他喜欢研究玉石，有自己的兴趣圈子。

冯泽说，带腾格尔这样的艺人简直太省事儿了。他不需要主动联系资源，争取机会，等别人找过来就行了。腾格尔很怕麻烦，比较懒散，他一个月只给自己安排一项比较重要的工作，这个月的完成了，再谈下个月。参加《歌手》算是这两三年里比较辛苦的一项工作，录制时间长，周期也很紧张。不过，他依然是参赛歌手中最松弛的。正式录制前的彩排，每位歌手分配一个小时，别的歌手一定会把时间用尽。腾格尔只跟乐队合一遍，再完整排一遍，一会儿功夫完事。今年初，有家公司想给腾格尔做全国巡演，团队觉得时机挺好的，而且做巡演需要很好的体力储备，他可以借此机会开始锻炼身体。可腾格尔觉得太累，又麻烦，还是推了。他现在活得非常放松。

最近这几年，腾格尔接到的大部分工作邀请是卫视的综艺节目，请他去翻唱些新歌，而不是他的那些经典作品。他也明白，电视台要的是热闹，不是严肃的演唱。但现在的腾格尔特别好说话，翻唱年轻人的流行歌或者做一些简单的表演，都没问题。虽然那些歌他从没听过，但因为音乐基础扎实，听一两遍就能按自己的路子唱出来，这种工作对他来说很容易。就是记词比较麻烦，没有提词器不行。

“五十岁之后，慢慢地没什么想不开的了，没什么较劲的了”，冯泽说，“以前他从不跟人合唱，现在都行。他说话很坦率，过去我们总要交代他，有些事说了不合适，他也记不住。后来他自己想法变了，开通圆融了很多，也没什么需要交代了。早几年接受采访时，我们还会特意提醒记者，不要提他女儿的事儿，现在这事对他来说，也过去了。”

2010年，腾格尔6岁的女儿因为先天性疾病去世。当时为了救孩子，所有办法都用尽了。他们还上峨眉山烧过香，山上的大师说，不管什么结果都要去面对，生活带给你的，无论是快乐还是痛苦，都要接受。冯泽说，即使那段时间，腾格尔也没有太对外表露痛苦，“他不是很外露的人。他自己也说过，蒙古有两种羊，山羊和绵羊，山羊你扎它一下就叫得不行，绵羊呢，你拿刀子捅进去它也不怎么叫。他就是那后一种”。

现在腾格尔59岁了，他变了很多。他的转变完全契合了互联网时代的大众兴趣，反差萌，娱乐，搞笑。并且，变成“网红”的腾格尔，看起来一点包袱都没有。

不过，腾格尔有一样秉性一以贯之——好酒。他喝了三十多年酒，一体检，脂肪肝、高血脂……跟喝酒有关的毛病全有。“来朋友了就喝一个，久没见了也要喝一个，爱喝酒的人总能找到借口”，冯泽说，“他原来喝白酒，后来说白酒伤肝，改喝红酒。可是人家一杯红酒品一晚上，他用那高脚杯，一口一杯”。

腾格尔最开始喝酒是为了借酒浇愁。那时，他刚离开家乡来到大城市念书，生活环境变了，学校里多数是汉族同学老师，上课听不懂，十几门考试挂了一半，他过得很苦闷。可喝酒费钱，他是班上最穷的学生，为了赚酒钱，他去献了一次血，500ml血换来70块酒钱。他喝多了豪迈，特别爱送人东西，第二天什么都忘了，到处找不着东西。后来他开了酒楼，一喝多就全场免单，酒楼维持了两年就赔垮了。

公司曾经给腾格尔下过规定：喝一次酒罚款500。他一次性交了五万，说：“我先交一百次的”。

苍狼乐队的鼓手范俊义发现，在酒桌上，只要看到腾哥不自觉地眨眼睛，就是到位了。平时内向的他会像变了个人似的活泼起来，话特别多，爱讲笑话，成为全场主持。范俊义也是内蒙人，他在2001年加入苍狼乐队。苍狼乐队像流水席，陆续换过许多乐手，最终稳定下的阵容，全是内蒙人。

腾格尔喝多了喜欢唱歌。有时唱蒙古长调，是纯正的草原味道，没有节奏，一个音拖得很长。所有人听得安安静静。范俊义说，“草原像海一样，一望无际，视觉上远看是平坦的，可走过去，是一个又一个山丘。草原上的内蒙人，一出门就看见辽阔的大草原，你的心情也是敞开的，心胸也是广阔的。现在我们住在城市里，那么多的人，密集的楼，每个人住在一格一格的房子里。感受真的不一样。”

约腾格尔的采访并不是特别容易，他嫌麻烦，一开始总会推辞。不过，如果你诚心诚意地多次拜托，他最终不会拒绝。今年3月，我终于约到了采访，到他家拜访。

敲门后稍等一会儿，门打开了。“来了啊”，他穿一件舒适的套头卫衣，很和善地微笑，“进来进来”。

不同于节目中呈现的内蒙老家民族风情浓郁的室内布置，这是一间陈设简洁的客厅。一个木质电视柜，随意摆放着一些工艺品，根雕、彩陶罐，还有儿子的艺术照。电视柜旁立着一把木吉他。沙发是实木的中式沙发，茶几上放着一本《未来简史》。只有一些细微处透露出蒙古元素，比如，电视后挂着的画框里，是一个蒙古袍大汉的背影，他面对成吉思汗雕像张开双臂。

腾格尔的生活通常是从下午开始的，泡一壶茶，看会儿书，或者一个人安静坐着。有时候他会听听歌，他的播放器里有3000首歌，他听Pink Floyd，Phill Collins，还有六七十年代爵士乐。晚上他经常看球，他是球迷，欧洲足球比赛基本不会落下。夜里是最精神的，11点有朋友喊喝酒，他“噌”一下就去了。现在的量不比当年了，但半斤白酒或两瓶红酒还是没问题的。这样的作息和生活习惯，健康就成了问题。过年前，他向身边朋友们宣布，新的一年天天游泳。三个月过去了，一次没游过。

现在是下午，屋里采光不错。春天来了，窗外能看到长出绿叶的树枝摇摆。腾格尔正在厨房烧水泡茶。

“来，新上的绿茶”，他把一个透明玻璃茶壶和两只茶杯放到茶几上，“绿茶，一定要喝新的”。他说话声音挺轻，慢悠悠的。茶叶在热水里翻滚，他盯着看了一会儿，“你看，多好”。

我们开始聊天。他说，过去的事儿都在书上了，咱们谈谈当下的吧。行，那就从《桃花源》说起。为什么写了这么首跟过去风格差别巨大的作品呢？

“我一直说，一个人生活在哪个年代，就应该为那个年代服务”，他说，“《桃花源》出来之后，好多人说我有逆反心理，要打破以前的风格。其实不是，我是很认真地写的。我写的时候考虑的是，这个时代的人们会喜欢和接受什么。必须得尽量跟上流行，如果我一直唱《天堂》、《蒙古人》这样的作品，没人听啊，已经被淘汰了”。

那么，这个时代的人喜欢什么呢？

他说：“现在年轻人的时尚就是好玩有趣的，不要给我弄什么严肃的东西。还有一点，年轻人普遍喜欢节奏快的。就好像你给他们讲故事，他们会说，哎呀快点讲，他们不要听你讲什么特深的。”身边就有个例子。有一次，他给儿子放《天堂》，开玩笑问，你没觉得这歌特美吗？儿子摇头，他才听了两三句就说，“太慢了”。腾格尔的儿子8岁就听AC/DC。

我问，有没有人觉得，这样的转变是为了讨好年轻人？

“我这个年龄，想继续在这圈子里混下去，也要做一些适合这个快速发展时代的东西和年轻人喜欢的东西，对吧”，他喝了口茶，继续说，“也有人说你已经功成名就了，用不着改变。可是那样就好像我是那种老艺术家，我不是特别喜欢那样。我还是尽量让自己的音乐不要落伍”。

那您平时会听年轻人的歌吗？

“基本不怎么听。主要是，我现在写歌也少。一个人改变自己的风格挺难的。我们那代人的创作跟现在区别很大。我们的创作是音乐艺术成分要多一些，但是现在的好多歌，娱乐性比较重要。这是创作的区别。你要真让我老写成现在流行的那样，我写不出来，恐怕也写不好。为了写一首歌天天听孩子们的歌……懒啊……”，他往沙发后背靠，“我这人特别懒，懒得听这些歌”。

那么，音乐的艺术性和娱乐性，存在孰优孰劣吗？

他想了想，说：“谈不上。社会发展到今天，经济、互联网发达，开放的年代，人们会喜欢这样的东西，这是顺其自然的事。很多老音乐家会说，担心越来越娱乐化，民族的艺术消失什么的。但现在就是这个趋势，你根本管不了”。

可您以前对中国流行音乐也提出了一些严肃的批评。

“对，那个时候我真的会有想法，想对中国的音乐，包括少数民族音乐做一些贡献，年轻时候的抱负和责任感吧。后来慢慢没了。你天天在那儿说不能一味模仿西方，要把国外先进的手法和技术用来发展我们自己民族性的音乐，要坚持民族性的。没用啊，孩子们听的全是那些流行歌，你说你的我听我的。现在说心里话，我把我自己管好就行了。至于中国民族音乐以后怎么样，就跟我一点关系没有。有时候一些搞民族音乐的朋友跟我一块聊发展民歌，我就觉得……扯淡。”

我又问，是做过努力发现并没有用吗？

“就是，说也是白扯。说了也没人做，也改变不了。我过去也提过一下建议，说民族音乐要发展一定要有一个专业的平台……没法落实，现在都不好意思提了。再说，你呼吁了，市场也不认。我后期写的一些歌，现在听都觉得，写得真棒。发行之前抱着很高的期望，但是，不行，观众不喜欢。写歌容易，写好歌难，写一首受欢迎的歌更难。没办法，就是这样。人到了这个岁数，没什么可较劲的。”

他给空杯续上茶，又往后靠，还是笑眯眯的。“我现在也不大写歌了。人不能一辈子搞事业，年轻的时候，你要加着过，年纪大了，要减着过。到一定时候你就得闲下来，享受你搞事业得到的东西，不要有什么压力。年轻时候有创作冲动，现在没了，写不写无所谓。我现在的状态就是随心所欲，什么时候突然冒出点想法，再写出来就好。”

去年，腾格尔闲着没事，写了首新歌《黑红》。到今年3月，终于投入制作，准备发行，他完全不着急。

歌词有两段，写的是惨兮兮的旧社会和平等祥和的新时代，词是通俗的大白话，旋律和编曲也格外欢快，是很热闹的一首歌。副歌只有一句词：“这什么时代？什么什么时代？再不能这样活着，明白吗？”腾格尔想到一个点子，把不断重复的“什么”全部唱成“神马”——一个在网上看到的流行俏皮话。他有一个抖音账号，在抖音上做推广，放这“神马神马”的片段也很合适。

他提出了MV情节的设想，第一段地主老爷欺负穷人，第二段穷人翻身当家作主，用夸张的表演增强这种反差的喜剧效果。视频团队又在他想法的基础上设计了穿越情节。腾格尔觉得这个虚构的思路很对，“不是真的要演万恶的旧社会，不要那么现实。这首歌没要讲什么道理，就是非常开心，好玩的一种感觉”。

腾格尔亲自出演MV中的地主老爷，地主老婆这个角色，他闭眼一想，肯定不是个美女，得是精明脸，媒婆相，最好嘴边一颗黑痣。他想到一个老朋友，特合适。但转念一想，人家是个严肃的高音歌唱家，就别给人拉下水了。团队最终挑了个圆圆脸，表情生动的年轻姑娘。

3月25日MV拍摄，他起了个大早，七点就从家出发赶往位于北京东六环外的影视基地。守时守约是老一辈文艺工作者的作风，当他准时到达影棚时，剧组的工作人员都尚未到位。

当天的拍摄持续到晚上十一点，腾格尔换了四身装扮。上午是地主老爷，下午换上西装礼服，傍晚变成了一身黑的中山装大佬。到了晚上，化妆师给他粘上一头银白长发，束了发髻，插上簪子，他披上轻纱长袍，握一把浮尘，成了一位仙风道骨的活神仙。音乐一放，腾格尔瞬间入戏，五官都生动起来，他眯眼睛，咧嘴，单边挑眉，有节奏地抖肩，完全是个搞怪的老顽童。一天下来，他穿着不同服装，伴着副歌，兴高采烈地跳了几十遍舞。到最后，这几句歌在在场所有人的脑海里萦绕不散，几乎每个人都会唱了。

我在中午到达影视基地。走进影棚，腾格尔正穿着一身棕色古装长袍跳舞，他把一支短手杖当作麦架，假装放声高歌。导演正站在五米外的监视器后喊“卡”，欢腾的音乐戛然而止。腾格尔收起动作垂下胳膊，老老实实地站着。化妆师往他脸上打粉，导演远远地大声指导，“腾老师，您的动作可以再大一点，手杖再举高”。他有点发怔，快速地眨了眨眼。已经工作了一个早晨，他有些困倦，努力集中精神。

终于到了午休时间。导演一喊停，他就安静下来，走进化妆间，走到靠门的单人沙发座前，慢慢地倾身把自己放进去。化妆室是一间大房间，布置简易，有一张茶几，两列沙发。两位年轻演员、化妆师和几位助理也在这里休息，散淡地聊天。他摘掉了大老爷的高帽，露出鸡蛋似的光溜溜的脑门。他不大说话，用手指拨弄衣袖上的布条。不一会儿放饭了，冯泽递给他一份红烧肉盒饭，他边吃边说，“我就喜欢吃红烧肉这个肥肉”。屋里的一个女孩不吃肥肉，把自己的饭递上去，“腾老师，我的肥肉给您，我不吃肥的”。他笑呵呵地接受了，并阻止了女孩继续把瘦肉也拨过来。

午饭后，他舒适地靠在沙发上，用一件衣服盖在喝酒喝得圆鼓鼓的肚皮上，眼神安然地落在前方，整个人很静态，有一种让人不忍打扰的安详。不一会儿，就睡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