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在变，离开故乡的人也在变，这两种变化交织在一起，就会构成一个巨大的、让人茫然的空间，那个固定的序列，也会遭到强烈的冲击，这个时候，想躲避疼，是不可能的。‘故乡有时候像母亲推开儿子一样，会逼着你远行，让你带着疼想她。’”
在《世间的陀螺》中，韩浩月像所有从乡村来到城市打拼的小人物，从一个家乡的出走者、背叛者，渐渐变成了一个回归者，在寻找新生活定位的同时，也在不停地寻找故乡。曾经的那些朋友、亲人和往事，成为不断追忆的山河故人。
本文节选自《世间的陀螺》第八章节。
在艰难的日子里哭出声来
文| 韩浩月
我从上海一家影院里跑出来找到网约车，冒雨赶往酒店，心中带着一点焦虑和犹疑。下车后快步进入酒店大堂，约我在这里见面的四哥已经等了一个小时。他几乎用“一把抓住”的方式握住了我的手，尽管我们已经有近三十年没见面。
神秘的四哥
自打有了微信之后，时不时地就会收到注册属地为“山东临沂”的好友申请，那个地名是我的家乡。我出生的大埠子村是临沂最南端的一个村子，步行再往南大约四五公里，就是江苏的地界。
四哥大约两年前加我为好友。此前他给我打过两三通电话，主要的内容就是介绍他是谁，他与我的童年往事。他热情地说起他与三叔喝酒的时候常常谈起我，我也很热情地响应着，内心却疑惑：“这是从哪里跑来的四哥？”
四哥也姓韩，但与我没有血缘关系。我自打成年之后，脑袋里装的东西太多，把许多童年记忆都覆盖了，忘了很多事，忘了很多人，自然也不太记得同村的四哥。但在他一把抓住我的肩膀和手的时候，一股熟悉又亲切的气息扑面而来——那是属于大埠子的味道。
通往大埠子的道路有两条：一条是沿河修建的河堰路，估计有几百年历史，坑坑洼洼，像是炸弹炸出来的，多年来只有拖拉机才能开过去；另一条是与河堰路构成三角形状的水泥路，又窄又烂，个别路段被大货车碾轧得惨不忍睹。
或是交通极度不便的原因，外界的信息很难传递进去，整个村庄仿佛是孤立于世的存在，因此大埠子在我心中是个“黑暗村庄”，多少年来一直没有变过。想起这个村庄的名字，就会想到漆黑的雨夜、雨后粪便四处流淌的“中央大道”、村外连成片的坟茔、时不时有野猫出入的巷道……
读梁鸿的《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找到了一些大埠子的影子。往日那些熟悉的人的面孔，恍恍惚惚在脑海里浮现。但大埠子是大埠子，它有一些梁庄所没有的东西。在这个无比偏远的小村庄内部，有着许多无法用文化或者传统来形容的事物，它更隐秘、幽冷，令人不敢触碰。
四哥带来了大埠子的故事，也复活了那个在我心中逐渐远去的村庄。
死亡的阴影
死亡从未在大埠子缺席。这个鼎盛时期有着两千多人的村庄，时不时会有离奇的死亡事件发生，这无不考验着村里孩子们脆弱的胆量。
比如，有一个老头天不亮背着粪筐出门捡牛粪。一坨一坨的牛粪有规律地在前面引导着老头去捡，老头很兴奋，于是加快节奏把牛粪铲到筐里，直到一脚踏进一个积粪池，像踏进了沼泽地一样，一点一点地被淹没——村民们说他遇到鬼了。
遇鬼的传说隔三差五地发生，小小的一个村子，也不知道哪儿这么多鬼。
四哥没遇到鬼，却在鬼门关走了一遭。
他比我大四五岁，上小学的时候，正是饥荒年代的尾声，家里米缸空无一物。有一天四哥放学回来，发现家里堂屋门紧锁，大人在湖里（耕地里）干农活，被饥饿折磨得百爪挠心的他，搬起半边门硬生生挤开一条缝钻了进去。
家里任何角落都找不到现成可吃的东西，但这难不倒四哥。他眼睛一亮，发现了母亲腌制的一盆咸菜疙瘩，一个个吃了下去，直到吃得整个胃几乎要被涨破。
咸菜含有亚硝酸盐，这是常识，但很少有人相信，咸菜吃多了会要人命。四哥那时年纪小，大半盆咸菜下肚，亚硝酸盐开始霸占他的五脏六腑，直到天黑大人们回家，才发现四哥昏倒在地上，人事不省。
据四哥描述，昏迷期间，他仅剩下微弱的呼吸，心脏的跳动也几近消失。村里的赤脚医生，把能用的办法都用了，没有任何效果。等待着四哥的命运，是被抛弃。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农村，经常有这样的例子，得了疾病，中了毒，根本来不及送到三四十公里外的县城。哪怕能送去，也付不起医疗费。更多的时候，是听天由命。
四哥的父亲在赤脚医生放弃后，又找来邻村一个名叫张道中的中医。此人远近闻名，尤其擅长针灸。四哥的身上被密密地扎了一层银针。一周过去了，没有反应，十天过去了，还是没有苏醒的迹象。那位有名的中医也没有办法，不再上门。
四哥的父亲不忍心儿子就这么断了气，在没有一个人支持他继续救治的情况下，他每天用棉絮蘸水给四哥擦洗身体。他认为，这样可以让那些“咸菜”慢慢流失掉。甚至病急乱投医，空闲的时间，他就跪在床边祷告……第十五天，四哥有了一次明显的心脏跳动；第十六天，四哥活了过来。
四哥说，父亲给了他两次生命。因为这件事，他成了父亲最疼爱的孩子。不过，这段特别的父子情感，也在日后埋下了巨大的痛苦。
在艰难的日子里哭出声来
也许是因为咸菜中毒事件，四哥的智力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在青少年时代，脑瓜一直不太好用。但从鬼门关夺回一条命的四哥，也就此知道了命运的沉重，开始学着强力扭转自己的人生。那个时代，改变命运的最好方式就是考上大学；但对于一个家贫如洗的孩子而言，大学是一个多么遥远的地方。
和许多农村孩子一样，四哥的大学是用自己辛苦的血汗、牛马一样的付出，甚至一次次苦苦的哀求换来的。他第一年就上榜了，分数足够读当地唯一的大学，却因为交不起学费，白白浪费了那纸录取通知书。四哥开始了打工生涯，流浪到河南焦作，他想攒一些学费复读，准备第二次高考。
1992年夏天，四哥的弟弟和两名同学一共三人，决定从临沂扒火车去看望在河南焦作打工的四哥。车过兖州的时候，被联防队员抓了起来。那时正值打击“盲流”的巅峰期。
弟弟三人被抓后，没有立刻被送往收容站。联防队员命令他们脱掉上衣在院子里罚站，如果能坚持四个小时，就放他们走。弟弟问，能不能换一种办法。联防队员取来一桶五公升装的水，说如果他们中的一个人，能一口气把这桶水喝下去，就可以走。
弟弟选择自己来尝试这个新惩罚。喝水之前，他哭着哀求，喝水的时候，千万不要打他的肚子，那么多水喝下去，一拳下去肚皮很有可能爆炸。联防队员默许了。弟弟艰难地喝完了那桶水，这场惩罚也就此过去了。
到达焦作后弟弟与四哥碰面，讲述了这件事，几个人抱头大哭。
四哥和弟弟几人决定回乡，又一起扒火车踏上回程，巧的是，在兖州再次被抓住了。联防队员还认得弟弟，任凭四哥怎么说自己是准备考大学的学生，怎么哭诉农家子弟出门多么不容易，仍然换不来联防队员的同情心。最终在暴晒和喝水这两种惩罚之间，四哥挺身而出，喝完了那桶水，忍着胃部的剧痛上路。
回到大埠子见到亲人，叙说这一来一回的遭遇，所有人又一次抱在一起大哭。
成为老板的四哥
我在上海见到的四哥，已经是一位老板。他在重庆开了一家公司，已有数年，专事汽车配件经营，身家不菲。
这次四哥是来上海谈业务，偶然知道我也在上海，就改了行程，要见我，和我讲他的故事。“我愿意跟你讲这些事情，跟别人我不愿讲。”四哥说。
成为老板的四哥讲了一些行业黑幕，以及他如何从一无所有杀将出来的代价，陪人打牌，陪人喝酒，陪人唱KTV……
不到五十岁的四哥说，他最大的愿望，就是再挣一点钱，带嫂子环游世界。他说嫂子年轻时是个文学女青年，最大的愿望就是“世界那么大，她想去看看”。
嫂子比四哥年轻差不多十岁。恋爱的时候，四哥擅自改了自己的年龄，少说了七八岁，等嫂子发现时为时已晚。但四哥说，能骗一时骗不了一世，如果嫂子想离婚，他愿意净身出户，把所有资产都留给她。嫂子拒绝了他的建议，理由是，他小时候吃咸菜中过毒，脑瓜有毛病，她担心她走了之后，四哥承受不住。不知道这算不算甜言蜜语。
成为老板的四哥，身材高大，声音洪亮，走在街上和别的老板没太大差别，但少有人知道他这代农村孩子经历的苦难。
悲剧不会轻易从一个人身上撤退
乡村是一个温暖的鸟巢，炊烟是乡村最日常的浪漫，漫漫回家路是游子最向往的旅程……这些不过是对乡村一厢情愿的美化与想象。对许多人来说，乡村是一枚烧红了的烙铁，在一具具鲜活的生命上，盖下深深的烙印。无论过了多久，这个烙印依然会隐隐作痛，哪怕后来进入城市，拥有了所谓的风光生活，这些人身上的悲剧烙印，也不会轻易撤退、轻易愈合。
四哥一生最大的悲痛，不是吃咸菜差点被毒死，不是考大学交不起学费，也不是在烈阳下喝掉五公升水，而是父亲的去世。
在四哥的母亲去世之后，父亲的生活一下子就空了。他独自生活在村子边缘的一个小院里，陪伴他的是一只画眉鸟和一条狗。两年前，画眉飞走了，只剩下狗。
父亲去世那天，大埠子村下了一场可以覆盖一切的大雪。有人发现他居住的小院着了火，人们去救时，已经无法靠近。等到火熄灭了，人们发现四哥的父亲倒在煤球炉上，只剩一副骨架，还保持着坐姿。
在前一天，父亲去大哥家要钱，没要多，要一百，这是每个儿子应付的抚养费。大嫂没给这笔钱，说家里太穷，拿不出来。
父亲转身去了二哥家。二嫂没说不给，而是说，就算贷款也得给这一百块钱，可是总得把款先贷出来吧？
父亲走了，没有再去三哥家。据村里人分析，父亲回屋后开始喝闷酒，喝多了不慎倒在煤球炉上。也有人说，父亲是故意倒在煤球炉上，因为母亲曾说过，希望去世后能不火化，保留一个全尸葬在一起。父亲觉得，这样就可以不用去火葬场了，既保留了全尸，又为儿子们省一笔火化费。
父亲只是不想活了
父亲根本不缺钱，四哥每月都会从重庆汇来足够多的生活费，逢年过节也都会寄钱、寄东西。但父亲觉得，自己有五个儿子，不能只让老四拿钱。被两个儿媳妇拒绝支付生活费之后，父亲的心凉了。他也终于给自己的不想活找到了一个合适的借口，自行决定消失于这个世界。
在父亲于大埠子村去世当夜，四哥在重庆的家里体如筛糠，汗出如浆，如洗澡一般。他以为自己感冒了，便躲进被窝里，以为睡一觉就会好。后来才意识到，父亲曾把自己佩戴了几十年的一块玉送给他，那块还浸着父亲体温的玉，让父子之间有了一种超越空间的联系。父亲用这样的方式，对他最疼爱的孩子宣布了自己将告别这个世界的消息。
第二天，四哥在开会时接到了来自老家的电话。放下电话，他坚持开完了整个会，但一个字也没听进去。
他没有在第一时间回大埠子，而是处理完了公司的大小事务，在第三天才往家赶。他没及时回，是因为他恐惧。回，是因为自己知道终究无法逃避要面对的一切。但是，他也因此成为家族的罪人。
一个从小承受了太多苦难的孩子在成年后是不会哭的，因为眼泪已枯竭。
四哥有深深的、说不出来的恨与懊悔。但也相信，万事有命，命运不可阻挡。
四哥说了两件事，让我觉得震撼，甚至以为是假的、根本不可能发生的事。
第一件，是那只飞走两年的画眉鸟，在父亲去世的当天飞了回来。有人要赶它走，四哥说，别赶它，它是给父亲守灵的。果然，画眉在父亲棺前盘旋了三个晚上，到父亲出殡那天，飞走了。
第二件，是父亲养的那条狗，在出殡那天，只要看到戴孝的人就摇尾作揖，看见没戴孝的人就狂吠不已。以后每当四哥回乡给父亲上坟时，小狗见到四哥，第一个动作就是作揖。怕我不信，四哥翻出手机里的一张照片，那只看上去很平常的土狗，真的立起后腿，用两只前腿给四哥作揖。
我相信，哪怕二十一世纪的第二个十年都快结束了，在大埠子这个遥远的村庄内部，仍然有一些不可解释的事物在运行。
四哥说，到了父亲出殡那天，大埠子又下起了大雪。大雪又一次把整个村庄覆盖，仿佛一切纯洁如初。
四哥花了一个晚上和一个上午的时间，给我讲完了这些，他如释重负。告别之后，他消失在上海街头，留下一个让我惆怅许久的背影。我想起刘震云在《一句顶一万句》里写到的人物，他们不远百里、千里，去寻找那些被他们视为知己的人，不为别的，只为说上几句话。
四哥对我讲完了他的故事，而我把它写了出来，我们都得到了内心的平静。
—— 完——
韩浩月，1970年代出生，山东郯城人。知名时评人，专栏作家，影评人。在《新京报》《南方都市报》《中国青年报》《财新周刊》等媒体发表大量评论、随笔。出版有影评集《一个人的电影院》、随笔《午睡主义者》《一个人的森林》等。曾担任第一、二届优质华语电影大奖、上海国际电影节电影频道传媒大奖、金扫帚奖、华鼎奖等影视奖项评委。
题图为梵高作品《在巴黎郊区扛着铲子的男人》，由出版社提供。
本文首刊于《财新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