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法国吸引思宇的地方有很多，但最早的源头，可能是她初中时在机场书店买到的一本薄薄的福柯简介，其中一段福柯的话让她印象很深刻：

使我惊讶的是，在我们的社会中，艺术只与物体发生关联，而不与个体或生命发生关联……每一个体的生活难道不可以是一件艺术品吗？

看了这段话，思宇决定要把自己的人生当成艺术品来过。对她来说，福柯——这位法国的思想家——也成了个“神一样的存在”。所以，2006年，她高中毕业时，大家都以美国为“正途”，她却选了法国。

她先是在尼斯的一个语言学校进修。尼斯在地中海沿岸，气候宜人，是著名的旅游胜地。思宇在那里，半是学习，半是度假。她看到一家中餐馆，所有店员都穿旗袍，她想穿旗袍，就去了这家餐馆打工。在尼斯的滨海大道上，她认识了一位当地的消防员，两人成了恋人，她还跟着朋友一起，到阿尔卑斯山的林间露营，在山顶看一望无际的大西洋，开摩托车到海湾里游泳，到山洞里跳水。

这段生活经历听起来精彩，不输给很多西方的年轻人。这和她的成长经历也有关。思宇生长在北京，从小，父母就希望她能自立，她举了个例子，三年级起自己就经常给家里人做饭。母亲是大学老师，一直支持她出国读书。不仅如此，1990年代，母亲就曾带着思宇到巴黎访学，对国外的生活，思宇已经不陌生了。

在尼斯待了半年，她通过了索邦大学的C1级语言考试，到索邦—巴黎第四大学去读书，专业是历史学。这所学校以文学和人文学科闻名，历史学更是声名在外。

其实，在高中的时候，思宇对历史不太感兴趣。但是要到法国读书，文科里，声望最高的学科，除了哲学，就是历史。这其中也有母亲的影响。母亲告诉思宇，在本科阶段，最好学一个基础学科。

在给巴黎四大的申请信里，思宇写了句“冠冕堂皇”的话：巴黎就像一本书，我只要把巴黎读懂了，我的历史就学成了。

 

对很多留学生来说，法国最大的魅力都在于文化。任瀚也是如此。来法国前，他在天津美术学院学了四年油画。他喜欢当代艺术，但四年的训练之后，他还是“没弄清楚当代艺术是怎么回事”。他想出国。纽约是当代艺术的明星城市，年轻艺术家的作品看起来有创意又大胆。但他想去艺术传统深厚的欧洲。在欧洲，德国的绘画非常独到 ，但他不想再画画了，他想摆脱国内的学院派绘画训练留下的痕迹。那就到法国去吧，当代艺术的另一个明星。这也同中国美术史与法国的渊源有关。从徐悲鸿，到赵无极 ，再到严培明和王度，过去留法艺术家们在中国美术史上的地位是无法忽视的。

就艺术电影而言，更是如此。电影导演张凡夕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的影视系。他喜欢学语言，读本科时学了法语。又看了很多法国电影 ，比如克里斯托夫·奥诺雷的《巴黎小情歌》。他想到法国去，拍这样的电影。2011年，他到了巴黎。2013年，他考上了著名的La FEMIS，法国高等国家影像与声音职业学院。

 

二

 

思宇的性格很热情开朗，也很聪明。听说我要采访留学生，见面之前两天，她先给我打了个电话，同我讨论在巴黎的留学生活。采访时，又向我推荐了一些有特色和历史的咖啡馆。采访结束，她同我聊起别的留学生和我的工作，问题一个一个地提出来。她对他人的兴趣显而易见。

还在人大附小时，思宇就在学校里组织了漫画社，带着同学去找《北京卡通》的编辑交流；到了人大附中，她又成了学生会成员，带着同学们做事；学校之外，她还是某个知名游戏论坛的版主，交友甚广。思宇对自己的社交能力充满信心，但是到了法国，她却感受到了冷漠。没有人想结识她，哪怕在主动自我介绍之后，也少有人表现出兴趣。

他们对她来自哪里不敢兴趣——一个亚洲小孩，可能是某个殖民地过来的，或许是越南，所以从事餐饮业；他们知道了她是中国人，也不感兴趣。尽管你跟他们在同一个城市生活，但在他们的眼里，你是局外人。还有人问思宇：“你们在中国还都穿长袍吗？” 礼貌自然还是有的，但冷漠从细节里透出来。 

思宇想起在北京见到的农民工。她对他们当然是礼貌的，就像法国人对她一样。“我觉得我当时就是在法国的民工，”思宇说，“可能不到一个月我就明白这件事儿了，其实在北京的时候大家看民工的眼光是这么一种，会给别人带来痛苦的方式。” 

到巴黎四大之后，情形好了一些。思宇同其他国家来的留学生，还有法国外省的学生交了朋友。巴黎的朋友呢，也有一两个。她说，巴黎人有自己的社交圈，不需要这些外人。于是他们这些“局外人”，互助着解决自己的社交需求。再说，课业忙起来，她也没有太多精力去社交。课程要求学习古希腊语，古典拉丁语和中世纪拉丁语，那时她的法语也没好到可以轻松应付课程。不上课的时候，她就呆在自己的房间里学习。或是看国内的博客。那是2008年，博客方兴未艾。或者，打电话跟国内的朋友聊天。一两年下来，原本“不乐意一个人呆很久”的她开始享受独处。 

对原本就内向的任瀚来说，社交就没那么容易了。任瀚在法国生活的第一个城市是昂热。这是个意外。他申请学校时，时间有些晚了，没法申请公立大学的语言课程。中介帮他申请了一个私立商科学校的语言课程。到了那里，他发现语言班里全是中国学生，法语教师是个意大利人，经常迟到旷课。“其实是专门招中国学生挣钱的。”任瀚想重新申请学校，商校说，如果不把剩下一半学费给交了，就不帮他注册居留。 这意味着，他要打包回国，重新申请。

没办法，任瀚就这么在昂热住下了来，住在一个小镇上。他每天骑自行车到学校上课，爬上山坡，再经过一片麦田。他说，他可能是那个村子历史上第二个在那里居住过的中国人。房东是位老太太，一个退休的护士，和小镇上其他人一样友好。但任瀚内向。听到房东在客厅，就不敢开门。房东请他吃可丽饼。他听说是煎饼，想起家乡的煎饼果子，期待着。房东往他盘子里放了一块薄饼，上面什么也没有。任瀚尝了一口，说，这没有味道。房东说，是的，你可以抹些巧克力酱，或者撒点糖。

小镇人口不多，平时不太见得到人。任瀚大多数时候都呆在自己的小卧室里，看法语书，看电影，画一些手稿。刚搬过去时，房东家里甚至没有宽带。老太太不用网络，后来才专门为他装了宽带。每个周六，他都要先骑自行车到市中心的中国超市买一张电话卡，再回到镇上，在中心广场找一个电话亭，打电话回家。

到法国的第一个圣诞节，任瀚是同房东和她的家人一起过的。从早上10点起床，到晚上十一点多，菜一道接着一道地上来。吃到后来，他实在困得不行。平安夜就这样过完了。

 

三

 

刚到巴黎时，张凡夕的目标是像个法国人一样拍电影，抹去自己作品里的那些“中国”的痕迹，让别人看不出是哪个国家的导演拍的东西，像李安拍《断背山》一样。 

为此他做了不少努力。还没到法国，他就开始尝试结交法国朋友。他在脸书上同一个法国女生聊天。法国女生说，杨丞琳是位真正的艺术家。张凡夕不知该回复什么好。到了法国，他找学中文的法国人做语伴，努力结交那些对亚洲文化有些兴趣的法国年轻人，参加他们的party。每次的话题都差不多，“你是谁？你做什么？你叫什么名字？”得到的回复，不论来自哪个国家的人，都是“好有意思啊。”参加次数多了，所有的party都无聊了起来，但他还是强迫自己参加。就连搬家的时候，他也会考虑这位置是否方便同学来玩，“我是外国人，我要和他们交流”。这状态持续了三四年。 

张凡夕确实结交了些法国朋友，也和法国人约会。不过他说，有时候当一个法国人对他表现出兴趣，他不知道那是对他本人的兴趣，还是对亚洲人这个人种的兴趣。

进入La FEMIS（法国高等国家影像与声音职业学院）之后，他拍了几部全法语的短片。2015年，他的法语短片《原谅》在迈阿密同志电影节上映。刚到法国时的目标，他自认为达到了。

但是现在回想起来，融入巴黎人的社交圈，并不值得付出那么多努力。“作为一个创作者来说，有很多比这个更重要的东西，”他说，“从创作层面来说，找到自己最独特的东西才是最重要的。” 

这一转变发生在进入La FEMIS的第二年。他需要拍一部纪录片。但他自认不擅长拍纪录片，想着拍个简单的中国题材，降低难度。他拍了《笔仙》，一部记录他和朋友玩笔仙的短片。他喜欢鬼怪，选这题材只是好玩而已。拍出来，却成了一部探索留学生的挣扎和痛苦的片子。成片看着很像剧情片。观众看完，听说这是部纪录片，都非常惊讶。种种因素加起来，这部影片在法国观众中获得不少赞赏，比他之前的法语短片都要多。

“从此我意识到，创作的时候，不应该考虑我要拍一部很法国的片子，或者我拍一部很中国的片子，”张凡夕说，“你只要有你自己想说的东西，就是特别的。这个特别不一定要通过‘我是中国人’来解决，而是找到自己真正想说的东西。” 

 

 

 

 

四

 

跟意大利老师学了一年后，任瀚的法语课程就结束了。之后他通过了尼斯阿尔松别墅国立高等艺术学院艺术系的考试。艺术系的教育是五年制的，他考入四年级，四年级授课不多，要求学生们探索自己的方向。在天津美院，任瀚的专业是油画。他不想再画画了，他觉得画画不够当代，不够刺激。他想抹去自己作品中绘画技术的痕迹，尝试了原生艺术和其它很多种艺术形式。在尼斯的第一年，他尝试做了些其它媒体形式的作品，录像的，声音的，等等。

任瀚的法语依然不是很好，他害怕接触法国人，也不知道怎么约见导师。像在昂热时一样，他躲在家里做作品，探索之前没有尝试过的形式。这实际上并不专业，展厅和客厅的空间体量不一样，作品摆出来的效果不同。这些问题在半年后的实验画廊课上集中暴露了出来。

实验画廊课是模仿画廊，由同学们布展，向老师介绍作品。对任瀚的作品，老师提了一连串的问题：“你这个照片为什么放在桌子上？你这个画用夹子夹着，它的理由是什么？”任瀚回答，这还需要理由吗？老师继续提问，把所有细节都问了一遍，最后说：“我不知道你是怎么进来的，你走吧。” 

这不是那天最不留情面的评价。老师对另一位画了朝鲜核爆素描的中国人说：“我觉得你不适合做艺术，你应该做政治。” 

“当时只考虑内容了，只考虑内容和作品的形式这些，就是国内的教育嘛。在国内你会很关注思想内容，就觉得艺术要表达一个多么高深的思想，就好像教育人一样，但是在这边完全不是这回事，”任瀚说，“你的主题可以很无聊，关键是你怎么做。他们的关注点更多在细节上，很多是我在国内完全忽略掉的细节。” 

以前，他把一幅画画好，认为自己就完成了任务。但现在，他还要思考如何展示，思考画和空间的关系，和观看人之间的关系。“你要去表达，在国内是不表达的，也不是说大家羞于表达吧，就是大家不知道怎么说，艺术好像很难言说的。这边也是认为艺术很难言说，但是他们总有一套逻辑能够推着走。美院的五年，其实给你造了一个马达，这个马达可以带着自己走。” 

当时的任瀚还没有想清楚这些，老师认为他没有找到自己的独立方向，留他重读了一遍四年级。 

 

五

 

我见到思宇时，她正在准备自己的博士论文答辩。她把采访地点选在拉丁区的一家南美餐厅，La rhumerie，列维·斯特劳斯与同僚谈论热带见闻的餐厅。思宇在巴黎生活的时间，已经超过十年，对这些有典故的地方，了解颇多。她留短发，穿黑色修身的上衣，坐下时，腰总是挺直的，无论是点菜还是聊天，都迅速而坚定。就着一杯加了朗姆和橙子利口酒以及奶油的咖啡，思宇谈起她的博士论文课题：高考与民族主义思想的关系。

从巴黎四大历史系毕业之后，思宇进入巴黎高等师范学院修读硕士，研究方向是中世纪大学——现代大学的起源。对教育制度的研究兴趣，更准确地说，对考试制度的研究兴趣，来源于高中时的经历。高中时她是个”不学无术“的学生，“一直生活在校外”，在网吧和游戏厅刷夜，跟朋友打台球。同龄人在为了高考努力学习，她认为那没有意义，毕竟这些知识，在社会上毫无用处。高中毕业后的这十年，她一直在试图解答当时的疑惑：“他们到底现在干嘛？”这疑惑后来被总结成更具体的问题：“对教育系统的信仰是合理的吗？” 

进入巴黎高师之后，思宇开始对比巴黎四大和巴黎高师之间的区别。巴黎四大的门槛低，没有选拔考试，法国的高中毕业生都可以申请就读。她上课的课堂里时常乱哄哄的。但她说，这个制度“非常非常宝贵”，尽量迎接所有人，满足他们就读大学的基本权利，提供一套成体系的训练，给所有人接触和融入的机会。思宇就是在这些看起来有些乱的课堂里，学会了像一个匠人一样分析到手的史料，分析自己接触到的所有信息。

巴黎高师的招生人数极少，以门槛高著称，是所不折不扣的精英学校。里面的学生看起来，更聪明，仪态谈吐好，通俗点说，素质更高。很多著名的思想家都曾在这里就读，福柯就是其中之一。但福柯带给它的光环，在思宇入学后没多久就消散了。“它（高师）其实对于学生的要求，对于学生的训练，完全不如（普通）大学，”思宇说，“它本身的价值不高，只不过是让这些已经在社会上有足够资源的人，去吸取更多的资源。它是一个让富人更富，让穷人更穷的制度。这就像布尔迪厄说的，精英学校就是教给鱼怎么游泳的地方。与此同时，（普通）大学是一个让穷人看到可能性的地方，无论他们最后有没有很好地利用这个资源。” 

从欧洲古代的史料里探出头来，思宇把研究方向转向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精英群体的构建。写完论文，她把目光转回那时给自己带来疑惑的高考。她认为，高考没能打破或者削弱原有的阶级再生产。比如她的中学同学们，“他们的爷爷奶奶，没有任何一个人是普通的职员，或者农民。” 

“你认为自己是个既得利益者吗？”我问。

“我是，”思宇不假思索地说，“所以，我觉得，作为一个既得利益者，最难的一点，就是你如何反对这个让你获得利益的制度。”于是，读了博士，思宇回到以前给她带来疑惑的那个环境，北京某重点中学，做田野调查，试图解构这个制度。

 

六

 

第二次四年级快结束的时候，任瀚的方向又回到了绘画上。 

对他来说，同导师交流依然是件令人发怵的事。教学里，老师们多以批评和质疑来刺激学生创作，仿佛一个个严厉的亚洲家长。实际上，老师也期待学生的反驳和辩论。对语言不好的留学生来说，这种教学方式的压力尤其大。对任瀚来说，压力或许更大些。他看起来不像是个长于激烈辩论的人，说话慢条斯理。坐在对面，你能感觉到，他在发出声音前，都要认真选择词语，排列它们，好让对方准确地接收信息，即使在说话时，他看起来也像是还在思考这事。

同任瀚交好的几位亚洲朋友，在他重读的那年，不是没通过考试被开除了，就是放弃学业回国了。任瀚也想放弃。有时，同学聚会，一位香港女孩会鼓励大家，坚持一下，再坚持一下，咬咬牙就好了。

转机发生在学年快结束时。一位美学老师给“后进生”们开小灶。每周，他们到学生工作室开小会，谈工作进展。本科毕业后，任瀚有好久没正儿八经地画画了，也就是时不时地画些草图。他尝试了各种方向，都是蜻蜓点水。压力上来，他就临摹弗朗西斯•培根的画来发泄。一次小会上，老师看见他临摹的《以受难为题的三张习作》中复活女神的头部，问，你是不是会画画啊？任瀚说，我以前学过画的。老师问，那你为什么不画？任瀚说，画画不够当代。老师说，你不能这么想，绘画其实是一种天赋，就这么放弃，有点可惜。不如试着画些素描，把别的想法先放下，放空一段，画几个星期的画。

于是任瀚又开始画画。到第二周，有些肯定的声音出现了。他硬着头皮去约素描老师，又得到肯定。他的方向就这么定了下来。期末将近，展示课上，他把自己的素描和装置一起展示出来。美学老师也教了他如何讲解自己的作品和展示。老师们惊讶，这么木讷的学生变了。他就这么通过四年级，进入五年级，最后获得优秀奖励毕业。

现在回看自己在国内接受的传统绘画教育，任瀚认为那反而给他带来了一些优势。那种包含了大量写实训练的美术教育，西欧已经不太强调，但在东欧、俄罗斯和中国依然占据主流地位。在欧洲学生中，这反而成了少见的品质。因此他在做作品时，会考虑很多绘画方面的因素。曾经想摆脱的东西，竟成了优势。

在中国的经历还带来了什么影响？很难详细描述。任瀚长于自我表达，而非探讨政治、社会一类的议题，作品主题大多非常内向。这在年轻的艺术家中，似乎也是种趋势。上个世纪到欧美留学的艺术家中，很多都强调自己的中国身份，使用中国元素的材料非常普遍。任瀚在做作品时，也不会刻意考虑这些因素。尽管，“在法国，你如果想作品放画廊里好卖，就要打中国牌。”任瀚说，“但我是觉得，我就要用他们的牌跟他们打，好像显得比较厉害。” 

 

 

 

 

 

 

 

七

 

2018年的12月，几乎每个周末身穿黄色马甲的人都会聚集在巴黎的几个主要街道，高喊“马克龙下台”的口号。马克龙上台以来的种种改革引发的不满集中爆发。我见到张凡夕的前一天，那是周六，我们在爱丽舍宫附近的街道上看到“黄马甲”和警察的对峙。催泪弹的烟雾随风一阵阵地飘过来，高喊口号的人群散去。留下一些破碎的橱窗和被喷在墙上的标语。我们看见，一位身穿黄马甲的人在墙上喷出一行字：“工资制去死。” 

第二天，这些街道又恢复了平静。行人在雨中撑着伞，无视墙上的标语，来来往往。周日营业的日本餐馆前都排着长队。张凡夕约我们见面的那家日式甜品店，却在周日休息。无奈之下，我们只好到一家连锁咖啡馆去。张凡夕脱下沾着水珠的外套，里面是一条衬衫和一条马甲。他说话快而风趣，激动起来，就流汗，从口袋里掏出一块折叠整齐的手帕擦额头上的汗，又整齐地放回去。

“黄马甲”的抗议爆发之后，张凡夕同朋友们的分歧，也小小地爆发了一次。

张凡夕的同学们在脸书上转一个警察要求学生靠着墙，手放头上，挨个检查的视频。他们说，支持学生，警察权力太大了，虐待学生，抗议。张凡夕发帖说，这事情后来查明，那50个人里只有一部分是高中生，其它的不知道是什么人。10个警察面对50个人，还可能有武器，不这么做，后果可能很严重。那条帖子下面，收到了很多反对的评论。

“太过政治化了。”张凡夕这么评价自己的同学们，在他看来，他们的政治观点有对穷人的怜悯，但都是“没有经历世事的一帮年轻孩子，尤其是学艺术的，真的非常天真”。他觉得他们的狂热似曾相识。他警惕这种狂热，因此同一些朋友疏远了。而这是他刚到法国的那几年，曾经努力想融入的。

在张凡夕的职业规划中，巴黎依然是根据地。他对国内的街景越来越不习惯。街上的广告牌，建筑，城市规划，都没有美感，尤其是最近被强行统一的招牌。他习惯了巴黎的美感。他也习惯了法国人的直白。到一家咖啡馆，发现价格太高，会直接地说出“太贵了”，提议换地方。而在国内，或许是由于他的敏感，他感觉到不论去哪，服务员和路人打量你时，似乎都在打量你的经济状况。他不喜欢。但是，现在欧盟经济不景气，他拍电影，靠的大多还是中国来的投资。

2011年，任瀚从尼斯阿尔松别墅国立高等艺术学院获毕业并获得优秀奖励。第二年，他回到中国。比起中国，法国的艺术市场有些饱和。但是，在国内的艺术圈子工作，任瀚觉得有些混江湖的感觉。他不擅长社交，多少有些不适应。今年9月，他又回到巴黎。“在这边很安静，学术资源好，在这边做一些研究性的事情，做一些草图啊，小的东西，”他在北京的工作室还留着，“在国内会做一些发展，把作品更完整一些。”他正在申请艺术家签证，准备在巴黎和北京两地工作。 

在北京的学校做田野调查的经历给思宇带来了一些压力。她发现，如果回国工作，处理学校内的人际关系对她来说，有些挑战，她不确定自己能不能做好。“学术领域，现在你只能全球找。”她说。

现在，对在巴黎的生活，她是享受的。2014年，思宇到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交换读书，那时她每天要集中精力工作15到18个小时，学术工作成了体力上的挑战。但在巴黎写博士论文时，她每天全神贯注的工作时间，只有大约4到6个小时。她同周围的人交流，大家似乎都是这样。在巴黎，工作之外的生活非常重要。但未来的教职在哪个国家，还是个未知数。

 

—— 完——

 

题图为巴黎街景，来自视觉中国。文中其余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鸣谢法国驻华使馆文化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