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女人天生是母亲

蕾切尔·卡斯克 · 12/07

来源:界面新闻

地狱厨房

 

文| 蕾切尔·卡斯克

翻译|黄建树

 

一天,我偶然在报纸上读到两篇文章,均由男士所写。第一篇文章的作者最近刚做了爸爸。他的文章像葬礼上的道别辞。文章的主题为自由之死,自由过早遭到谋杀,凶手是为人父母这种状态。从形式上来看,文章有一种奇妙的诗意:它向读者简要地介绍了那男人对自己刚出生的孩子的爱——啊,宝宝,你有着珍珠般的四肢,你有着珠宝般明亮的双眼!等等——文章接着很快写到——可为时已晚,为时已晚——他意识到自己必须抚养这块宝石,这给他周末的纽约之旅打上了一个大大的问号;要知道,他习惯在每年这个时候进行圣诞采购。新生活像书信炸弹一样到来,信里只有一则消息:好日子到头了。在某个段落中,他想象着自己试图和妻子与孩子一起去美国,这段旅途当然很糟心。他们晚上的时候不能外出,去商店与博物馆又太困难,在飞机上度过数小时纯粹是煎熬。他悲痛地宣称,我就不该自讨苦吃去纽约。他意识到他以后还得这样过18年。纽约的圣诞彩灯熠熠生辉。商店因为各式珍宝而闪闪发光,散发出一股幽香,这味道来自过去,来自短暂而无法挽回的快乐。他的愤怒、怀疑、遭受不公正感显而易见。就像是他少了一只胳膊或一条腿,又像是他被人指控犯了莫须有的罪名。我想象着他和他的宝宝一起坐在时髦的豪华公寓里,宝宝像锁链一样环绕在他的脚踝处,他的四周全是以前买的贵重物品,一滴悔恨的泪水从他的面颊上流了下来。人们会有一个很明显的感觉:如果可能的话,他会马上把宝宝还回去。结束了!他在最后的令人绝望的两行诗中咆哮道。结束了。你的青春,你的魅力,你的罗曼司在何方?纽约在何方?

第二篇文章的作者有三个孩子,所以他的观点更超然,也更冷静。他很诙谐,但这种诙谐有些枯燥。他冷酷无情:他出拳比别人要慢,但一旦出拳,却比别人更不留情面。他正在谈论周末。他依依不舍地描述着在周六睡懒觉。半睡半醒,做爱,在床上吃早餐。终于起床喝咖啡,然后翻阅报纸。好好洗个澡。然后得做很多选择:是去购物,好好散个步,还是晚点吃午餐?下午去看电影,还是去美术馆?或者多睡一会儿?剪头发,或是去健身房?读小说。和朋友吃晚餐,去听歌剧,去参加派对。周日早上,跟周六差不多。他很想知道没有孩子的人能否认识到对于有孩子的人而言,周末到底是什么样子。事实是,他们没有周末。对于为人父母者而言,外界所谓的“周末”实际上意味着去第九层地狱来一场往返旅行。周末就是孩子不去上学的时候。周末就是帮忙看孩子的人以及保姆放假的时候。某个周六早上的6点或7点钟,你被爬上你的床的人吵醒。他们在你耳旁哭闹或大喊大叫。他们踢你的肚子,踢你的脸。很快你便忙于对付屎——实在是无词可换——屎、尿和呕吐,忙着冰冻母乳。休想给你妻子一个拥抱。你得起床去对付屎。楼下的厨房,玉米片撒了一地,孩子流着泪,电视嗡嗡响,如同暴风雨一样肆虐。耳边的叫声还没停。外面正下着雨。过了一段时间,你和他们似乎都受够了——该吃饭了吧,该小睡一会儿了吧,该睡觉了吧?你看了看表——才7:15。像其他人一样,你整周都在工作。像其他人一样,你心里也挺难受:也许你昨晚在外面,像往常一样努力装作自己很正常。这个世界逼你像隐瞒罪恶的秘密似的隐瞒这些周六的早晨。到了8:45,形势变得明朗起来,必须采取一些行动了。问题在于,你到底是努力直面家中的情形,并且希望自己的孩子突然间变得像小说里那些长时间地玩着不需要你参与的虚拟游戏,还是马上放弃,钻进车里?你钻进了车里。店铺之类的都还没开门,于是你开车到处转悠,转了一圈又一圈,如同正在搜寻猎物的捕猎者。天下着雨。你播放了一盘磁带,一盘孩子听的磁带,里面全是叮当作响的音乐和动物的叫声。对你来说,这样的磁带可谓地狱里的配乐。孩子们在后排打闹。堵车的时候,他们哭了起来。某个孩子病了。某个孩子尿了裤子。你在后视镜里瞥见了自己:你没刮胡子,没梳头。你散发着臭味,脏兮兮的,如同满水池的未洗餐具。你和你妻子身处战争之中,努力驾驶着一辆坦克在枪林弹雨中前行。你们对彼此下简单粗暴的命令,两人都侧着脸。你俩中的一个偶尔会失控而狂叫起来,这种情况发生时,另一个人则无动于衷。他或她早已熟视无睹。过去的五年里,你俩从未睡过整觉。你模糊地觉得,事情之所以如此,肯定有其原因。别人会说路是你自己选的,也是你自己走的;可是,如果这是真的,你肯定不记得自己选过或走过这条路。你就像个含冤入狱的人,也像卡夫卡小说中的某个人物,面对惩罚时却不知自己何罪之有。

我想到了人们和他们的孩子共度的日子,它们已过去很久,曾危机四伏,随后便逝去了,如同世界另一端发生灾难的那些日子。这些日子似乎没有引起国际上的重视与关注,而很明显,它们值得被重视与关注。甚至很难给那些把自己的困境公之于众的父母提供建议。虽然饱受困扰,但他们通常不会表露出相反的愿望;从他们的态度来看——如果有的话——他们稍微有些不齿于过一帆风顺的日子。他们也会抱怨,然而若有人提出永久地让他们免于照顾自己孩子之苦,他们几乎肯定会拒绝这个提议:他们吐露着自己的沮丧,却把他们的爱当成秘密似的紧紧守护着。如此这般的家庭生活实在让我很费解。我无法苟同他们所描绘的地狱式的生活。我不同意并不是因为我不承认它的存在,而是因为做父母的确很难,难到让人持续震惊的地步,我觉得有必要去深挖这种难处的意义及其原因。最糟糕的时候,做父母的确像是下地狱一样,因为所受的折磨永无止境,也因为做父母要履行的职责与子女的意愿正好相反,还因为这样一场闹剧发生时,自由的天堂也尽收眼底。人们热切地渴望着进入这个天堂,为人父母者通常会自愿被驱逐出去。区别在于美德的潜在价值,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我才会更好地理解这群人,他们会让你相信他们的宝宝不会哭,他们的宝宝只会给他们带来快乐,他们一家子围坐在一起读小说,安静地讨论环境问题,或是忙于玩建构游戏。做这一切的时候,他们明白这一局面是自己出于自尊或诚实而造成的,是因为莫名其妙地忠于自己而造成的,所以他们想充分利用这一局面。

话说回来,令人惊讶的是,反对的声音来自男性。他们的愤怒让人感到新鲜,这是来自新手或新人的反抗。他们的反对意见有些让人蒙羞,初入育儿世界的他们满怀革命者似的热情,对所见之事感到恶心与绝望;他们的抗议,他们为改革而发出的呼声激起了无言的批评,来自长期生活在育儿世界却不发出反对声音的那些人:无期徒刑犯,常住居民,女性。的确,人们通常不会听到某个女人带着怀疑抱怨她的宝宝似乎不会离开,甚至连离开——晚上、让她睡一会儿的情况都不会发生;可这并不意味着她不会去这么想,不会总这么想。我常觉得,人们若知道有孩子以后的生活是什么样子,他们就不会要孩子了;我想知道,作为一种性别,我们体内是否存在某种进化论似的停止机制,去遏制我们表达的力量以及我们描绘这一话题的真相的能力。没有孩子的人似乎不会对那些有孩子的人必须谈论的话题特别感兴趣:他们无忧无虑地做了父母,仿佛他们是第一对父母,如同堕落之前的亚当与夏娃一样天真。看样子,男性的大声反对正要揭穿我们的伪装。

据说,女性在讨论如何做母亲的方法上发现了分娩上的种族隔离政策,没有子女的女性朋友鼓励她们谈论如何做母亲时,她们会保持一种政治上的冷漠,可一旦回到同为人母者的聚会的安全环境中去,她们又会自信爆棚,令人感到不快。我好几次都观察到初为人母者的脸上露出有礼貌且受惊的表情,仿佛她们刚刚打开了一份不合适的圣诞礼物:她们明显没有做好准备。夜间喂奶这种小事肯定不会对外公开。我女儿在她来到世上的第一个夜晚醒来并哭泣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受到了很大的冒犯,丝毫不知道该拿她怎么办。我很晚才意识到有“喂奶”这种说法,这时我突然意识到如果把什么东西放进她的嘴里,也许就能成功让她停止哭泣。我并未意识到自己在未来的一年里必须夜以继日地每隔三小时就得喂一次奶。

事实上,没有言语可以表达从女人或男人变为母亲或父亲所经历的变化有多么巨大;由于缺乏明确声明,这一话题充斥着妄想与幻象、误解、夸张与低估,从人类会话的总体趋势中分离出来,于是为人父母这件事并非一种转型,而是一种叛逃,一种政治行为。它开始时以婴儿为目标,如同希区柯克电影中未爆炸的炸弹,单是它那残忍的存在,马上就能带来戏剧性,并让那些做了父母的人的世界朝着做父母的方向发展。为人父母很像是一种社会实验,某种科学家会做的事:把一个宝宝和两个成人留在一个房间里,然后观察会发生些什么。宝宝哭了。哭声大而急,类似于火警报警器发出的声音。女人抱起宝宝。哭声停了下来。她试图放下宝宝,这时它又哭了。她长时间地抱着它。男人有些不耐烦了,女人试着放下它,可它哭了。女人累了,这时她把宝宝给了男人。宝宝哭了。男人抱着宝宝走来走去,宝宝不哭了。男人累了。男人和女人都坐了下来,焦虑地看着宝宝。他们太累了,说不出话来,可至少他们止住了宝宝的哭声。他们觉得仿佛自己取得了些许成就。宝宝又哭起来了。它哭得太多了,他们讨厌它。每次它不哭时,他们都大大地松了一口气,他们很喜欢这感觉。这种情况不断发生,可实验表明,越来越难找到止住婴儿哭声的方法。很快,他们费尽心思,耗尽所有气力才能搞定这件事。他们不能休息,不能借助外界的力量。这项实验日夜不停地进行。这对夫妇必须安排好睡觉的次序与时间,这是导致他们争论的最主要原因。如果一个人外出,另一个人便觉得不公平,甚至连外出工作都被认为是简单且吸引人的选项。实验可以做得更大,方法是引入更多宝宝,以及改变实验条件。后者需用到下列全部或任意因素:宝宝的发育进程,包括哭泣、滚下桌子、爬出窗、咳嗽、摔倒和其他危险且引人注目的行为,这些行为需要父母费心全天候关注;让房间出现灰尘,把它弄得一团糟,出现一些家里常见的脏乱差现象,人们再怎么努力,也无法根除这些问题;工作拍档的谈话里出现了没有孩子且有魅力的异性;外界的成员会不定期打来让人感到焦虑的电话,他们在电话里讨论自己的社交生活,提议先过来待上半小时,再去参加明显在你家隔壁举办的一个派对,他们还会发表一些你不再明白的议论,例如“我感冒了,在床上待了三天”,显然不会说“要不我来抱一会儿宝宝,这样你就能休息一会儿了”。

不论我多么努力地去保持自我,保持身材,在这场考验的范围内,这件事就好像试图让某个打了麻醉药而睡着的病人保持清醒。我相信我的意志力可以让我一直浮在水面上,不被淹没;可意识本身会被生殖过程革职、暗中破坏。由于有了孩子,我创造了一个敌对意识,因为我的责任感,它轻易控制了我,并让我越来越弱,只剩了一点点。我女儿很快取代了我的位置,成了我首要关心的对象。我变成了一项未完成的任务,一个我似乎拨不出去的电话,一份我没空支付的账单。如同无人看管的花园一样,我的生活有了一种火热气氛。奇怪的是,这种忽视在最为肤浅处最为折磨我:随着宝宝的出生,虚荣的一生也幻灭了。我有打扮自己的习惯,当它消失,我才开始珍视起它来,就像突然不再表达爱意一样:这个习惯证明我在乎过,如果没了它,私底下我会觉得自己只能无奈地顺从,这让我感到悲哀,仿佛我生命中故作乐观的一面被拆穿了。我有时回想起那段不断要操心的日子——作为一个有自我意识的孩子,一个焦虑的少女,一个试图变得时尚的女子,会惊讶地发现,它本可能猛然画上句号,因为它是一种温和的文明,一座由我的日常生活建立的城市。这段历史的最后一个章节——孕期——与其他章节一样生动:没有迹象表明它会结束,也没有线索表明事情会如何变化。仿佛某种灾难已经出现,已将我消灭,例如地震、流星坠落等。我看着自己的旧照片,发现它们看起来像是庞贝的铸造模具,像是那些被冻结在时间中微不足道的死者。我常去我身体的那片废墟,它是个悲哀且不安的灵魂;我觉得自己暴露在外,饱受日晒雨淋,处在他人监视之下。我知道对我来说,未来确实存在,可由于计划出了问题,管理上积压了一些待办事务,才因此止步不前。不管怎样,我对未来也没抱太大希望。我女儿那活泼的小小身躯占据了我所有的时间。它像一座新房,又像一个新项目。若我能抽空远行、回归自我,回到那片废墟,在中世纪的寒冬袭来之前用力地在上面刷上一层涂料,就很幸运了。

需要花费相当大的力气才能一直让我的女儿活得纯粹且闪亮。一开始,我同这种生活的关系类似我同肾脏的关系。我得处理它的排泄物。每三小时,我将奶倒入女儿的嘴里。它经过一系列管道后再次排出。我把它处理掉。每24小时,我将她浸入水中给她洗澡。我给她换衣服。若她在室内待了一段时间,我会把她带到室外。若她在室外待了一段时间,我又把她带回室内。她睡觉时我把她放下。她醒来时我把她抱起来。她哭闹时我抱着她走来走去,直到她止住哭声。我给她添衣服,又脱衣服。我用爱灌溉着她,时而担心给她过多的爱,时而又担心给她的爱不够。照料她就像是负责天气,又像是负责种草:我同时间的特殊关系发生了变化。虽然这些工作还不算繁重,但它们已经构成了某种形式上的农奴制或奴隶制,因为我的行动受到了限制。这种变化让人感到卑微。同时,它也象征着我对于昔日自由的思索,以及对逃避责任的思索。做母亲的日常工作磨损了我的皮肤,可我偶尔也会在其中发现某种可预见的完整,某种别样的自由:源于复杂性与选择,也源于由无须底稿的时间构成的纸,我曾在上面记录我的生活,并肩负着身为这些文字的作者的责任。我无法逃避的是,处在最后这种感情之中的我轻易告别了自己的性别。做母亲时的状态证实了我天生害怕有所作为。它是一种降职,一种撤职,一次放弃的机会。我坐在历史这把奢华的椅子上,饶有兴味地看着我对这种降职做出反应,这让我有种历经沧桑的感觉。我会优雅且感激地让步,同时归还我的生活,就像它是借来的一样吗?我会奋起抗争吗?仿佛你从城市搬回你出生的那座小镇,还没来得及对沉闷的小镇生活表示惊讶,就有人劝你记住还有别人住在这里,一直都住在这里。男人们拜访时,不会管这些条条框框似的人情世故。可是,人们之所以不承认做母亲很难,并不仅仅是因为禁止抱怨:如同所有的爱,这份爱的核心充满了矛盾,这一点痛苦擦亮了快乐的珍珠;与其他的爱不同,这种矛盾没有解决的可能。

宝宝实际存在于我的生活之中,这与旅行者需要带着帆布大背包没什么不同。地铁里,人们看到我们行动不便的身躯和狼狈不堪的样子,发出了啧啧声和叹气声,然后他们在车站一哄而散,留下我和宝宝在站台与背带和满地的垃圾搏斗。我们猛地撞上餐店里的桌子,把商店展架上的易碎品撞了下来,我们呆头呆脑、笨手笨脚,可奇怪的是,我们居然被忽视了。因为我就是宝宝的家,所以我没法把她留在哪里;很快,我开始观察起那些四处走动、轻松自由且毫无负担的人来,仿佛他们属于另一个物种。我偶尔也会不带她出门,这时我觉得自己毫无遮掩,像是没了外壳。不论在几点钟,什么季节,或什么地点,宝宝都喋喋不休地提着要求;由于她的偏好与成人不同,我们逍遥法外的时候,无聊的生活变得混乱,平添了一种别样的滋味。她在安静的地方不由自主地尖叫,在我无法喂她的地方变得饥肠辘辘,在干净的地方排泄:仿佛我自己回到了某种不体面的原始状态,在高档商店里呕吐,在公交上大哭,而别人则保持冷漠,毫无恻隐之心。我女儿在世上最文明的地方发布未经处理的人类需求:一开始我也在那里——最近我刚离开,并努力想要控制和压制她,可很快,像为数众多的妈妈那样,我发现文明中也有一些不人道的东西,一些无用且致命的东西。我讨厌它那矫揉造作且脆弱的廉价小饰品,讨厌它的贪婪,也讨厌它缺乏怜悯。我慢慢有了同情心:不过,这到底是一时用情,是我对女儿的爱的附加物,还是一种本质上的变化呢?我还真说不清楚。

我被困在一间房里,这一变化象征着投降,象征着战败。我女儿变得愈发复杂,也愈发危险,我对她愈发尊重,其他人则愈发不屑。保护她与成人世界不受彼此伤害的前景变得暗淡且缺乏吸引力。我再也不能拖着她走来走去。她现在会爬了,也有了自己的好恶。她从帆布背包变成了逃出动物园的动物。在容不下她的地方,我得做她的驯兽师。我待在家里陪她的时间越来越长,一开始只有楼梯存在潜在的危险,后来抽屉、书柜和咖啡桌也加入了此列,我们因此把自己逼入并困在了一个安全空间:厨房。我女儿在厨房里曲折行进,因为受困而感到愤怒。正值冬天,花园太湿冷,不适合她在那里爬。她用拳头不断敲打着门,不顾一切地想要出逃。地板上满是她的玩具,足以将脚踝淹没。如同蜗牛的爬行轨,墙上与地表上出现了一些由无法辨认的物质勾勒出的路径。房间有了一层皮肤,一个由奶粉构成的外壳,食物的残渣成了这层外壳的一部分,如同某种湿疹。厨房被我女儿所能接触到的每一种物质授粉:混乱的局面蔓延开来,如同自然的力量那样无法阻挡。我的衣服因为沾上了这些东西而变得脏兮兮的,我在自己的头发和鞋子上发现了块状物。我清洗、冲刷以及用力擦洗,可一股因无序状态而引起的强劲暗流似乎控制了这个温度过高的小小空间,混乱就在眼前,不断侵蚀着我们的领地。对我们来说,时间过得很缓慢。我发现自己一直在等待,一边等她的日子过去,一边努力达到生活的基本要求—对她来说,就是继续存在于时间里。在这个荒凉的地方,我的确不自由:这厨房是一间小牢房,一个没有可能性的地方。我已放弃了我曾生活的那个世界的会员资格。有时我会听音乐或读书,如同一束光从外面射了进来,它们明亮且痛苦,让我眯起了眼睛。我们散步的时候,我在街上看见一位年轻女子,她美丽且无忧无虑,此时,我为某种失去的遮遮掩掩的自我感到一阵哀痛,这又让我感到揪心。我低头,看见女儿正在她的手推车里睡觉,她睫毛的阴影在她白皙的皮肤上形成了道道弧线,接着,一阵爱的逆风向我吹来。一段时间内我就是这副模样,被这阵风吹来吹去,撞来撞去,如同一个疯狂且狂热的测量仪正在努力找到方向。

《成为母亲:一名知识女性的自白》,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 完——

 

图片来视觉中国。

 

蕾切尔·卡斯克(Rachel Cusk, 1967.2.8— ),英国作家,毕业于牛津大学新学院。1993年,她凭《拯救阿格尼丝》(Saving Agnes)获得了当年惠特布莱特最佳小说处女作奖。2003年,她被《格兰塔》选为“20名最佳英国小说家”。

 

她出版过九部小说和三本非虚构作品。《成为母亲》为她第一部非虚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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