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自存：中职生为何不自信？因为承接了义务教育阶段的伤痕 | 正午访谈

采写 | 李晓红

梁自存只是一个普通的80后，但也见证了职业教育和职校生的社会变迁。

1998年，职校毕业包分配的日子正接近尾声，梁自存参加了中专考试，并拿到了录取通知书。不过，父亲不同意这个选择，让他转去读普通高中。此后，梁自存从本科、硕士，一路读到博士。

父亲的想法也是很多人的共识：大学和职校之间有一道看不见的墙。人们认为，中考是一个坎，没有考上高中的人，会分流进入技校、中专。高考是另一道坎，没上本科线的人，会进入大专、高职院校。当然，这种看法正在变化：今年5月修订的《职业教育法》规定，“职业教育是与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教育类型”。

梁自存真正了解职业教育是怎么回事，是在清华大学读社会学硕士期间。当时他参加了导师主持的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调研。2008年，他还去北京一所专门面向农民工子弟的免费职业技能培训学校做田野调查，还做了志愿者。等到做博士后研究时，梁自存发现，新一代工人很多都是从职业学校出来的中职生，这些15到17岁的孩子，在工厂、服务业实习或工作，在工作和人际交往等方面遇到了较大的困难。他心中有个疑问：职业学校的教育，为何没有给学生足够的准备，让他们这么早地去面对社会呢？

在中国，职校生仿佛是一头隐形大象，这个规模庞大的年轻人群体，有着不被看见的人生。据教育部数据，2020年中国有近万所中等职业教育学校，在校生1663.37万人，占高中阶段教育在校生总数的将近40%。在高等教育阶段，高职（专科）院校的数量甚至多于人们日常所说的“大学”。

抱着“做点事情”的念头，梁自存于2016年开始在佛山市顺德区发起成立了服务中职生的公益组织——HOPE学堂。过去6年，HOPE学堂为7所职业学校提供服务，服务人数达2万多人次，在学生心理、职业发展、倡导传播和教师支持四个方面开展了多个项目和活动。

在与正午的访谈中，梁自存讲述了自己的经历、HOPE学堂的实践，以及他对职业教育和职校生的看法。在他看来，有的中职生觉得前途迷茫或暗淡，这其实源自小学、初中的经历。这种不自信是老师的漠视、同学的嘲讽、父母的不理解叠加在一起而形成的，职业教育承接了这些来自义务教育阶段的伤痕。而HOPE学堂的任务，就是支持学生去做自己有热情的事，发掘出自己的潜能，这本是教育的应有之义。

同龄人还在上学，他们却已面临鱼龙混杂的环境

正午：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关注职校学生这一群体？

梁自存：最开始关注其实是在读研究生期间，大概2008年前后，北京的打工子弟学校拆了很多。在一个非常偶然的情况下，我跟着学校的课题组去北京的一所职业学校做志愿服务，这所学校的生源主要是工人子弟。从这些孩子们身上可以看到两种身份的重叠，而且两种身份都呈现出明显的边缘性：一方面他们是农民工的孩子，不为城市主流所接纳；另一方面，他们在职校读书，也就常常隐没在主流教育话语之外。从这些孩子身上，总能看到代际失落的影子。

正午：后来怎么开始做HOPE学堂呢？

梁自存：当时我在广东的一个工业区调研，在这些工厂里上班的，很多都是刚从职校或刚刚初中毕业的学生，年龄也就18岁左右。这是我第一次真实地在工厂接触到他们的工作和生活的环境。比如在工业区里经常会碰到各种乱七八糟的小广告，类似于《知音》杂志的文体，内容往往与性相关，直白露骨。我在工厂附近收集了一袋子小广告，有宣扬“三分钟无痛人流”的、还有传销的，都有很强的诱导性和欺骗性。但是，居然真的有年轻工友跑去做所谓的“三分钟无痛人流”。那时候我就在想，能不能做点儿什么。

这些在工厂打工的孩子，他们的同龄人都还在高中，他们却已经面临着鱼龙混杂的环境、身处复杂的社会之中。我反思，这些孩子们都是从学校出来的，那么学校是否有措施去帮助他们更好的适应社会呢？比如，是否提前向同学们提供一些关于工厂工作和生活的信息，让他们提前了解未来的工作环境，提高辨别真假与好坏的能力。最起码也要让这群孩子不至于被骗吧。

但那个时候，不管是初中还是中职，学校提供的社会性知识是非常欠缺的，而且很多学校的老师没有去过真实的工厂，不一定了解孩子未来面临的环境是什么样子。

这应该是我最初做HOPE学堂的最大动因吧。当大规模进入工厂的年轻学生面临复杂的社会环境时，我希望我们的工作能增强学生们对社会的认识。简单来说，就是让孩子们能够武装自己、保护自己，走上社会时少受点骗，少受点欺负。

做没有期待的支持者

正午：对于参与进来的中职生而言，HOPE学堂主要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

梁自存：HOPE学堂作为嵌入职校的一个组织，扮演的角色可以归纳为支持者和教育者两个方面。

支持者方面，我们透过学生身上的各种标签，了解他们的真实需求，发掘他们的潜力。通过各种活动，我们能够让学生们获得一种积极的体验，真正的放松下来。很多学生在过去的教育经历中，都没有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他们长期被贬低，处于一种紧张的情绪中。因此我们希望，学生在HOPE学堂里能够意识到，即使说错话了，做错事了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在这个基础上，他们甚至还能在HOPE学堂的活动中取得一些小小的成就，或者在原有基础上有小小的突破。学生能逐渐告别过去近十年的挫败情绪，意识到在他的求学经历当中，也有人是支持他的。

教育者方面，其实更多还是一些社会性知识的传递，为中职学校学生在日常生活和未来就业中提供有效的信息，让他们在未来少走弯路，悦纳自己。

正午：这方面能否举些具体的例子？

梁自存：比如说我们之前服务的一个对象——晓玥。她是安徽人，在亲戚的介绍下到了广州的一个中职学校学习珠宝制造。开始学习后，晓玥发现自己并不喜欢珠宝设计这个专业。因为从小就喜欢听黄梅戏，成为黄梅戏演员，其实是她从小一直以来的梦想。

在HOPE学堂社团招新的时候，晓玥主动报名了戏剧社。但业余组织的戏剧社里学不到黄梅戏，也不提供专业的表演训练。我们沟通后才得知她想当专业演员的想法，但要实现这一梦想并不容易。首先，她家里人不支持，父母觉得当演员这件事太不靠谱，即使花很多钱做铺垫，也不一定能轮得上她；而安安稳稳地学珠宝设计，将来去工厂找一份工作才是正道。

但这并不是晓玥想要的生活，后来我们和她商量，在说明了选择背后的风险之后，她还是想要学习戏剧。这意味着放下既有的安稳，去追求一种不确定的、充满挑战的生活。面对这种“奢侈”的探索，我们希望能够保护这份理想。最终晓玥说服了家人，回老家专门去学习黄梅戏；而就在去年，她和她的戏剧团队参加了乌镇戏剧节，还得了奖。

正午：在你们的支持下，晓玥勇敢追求自己的爱好，相信有一天她会成为一个优秀的戏剧演员。

梁自存：回到支持者这个角色来说，我们其实并没有这样的期待。我们的初衷很简单：既然戏剧是她的热情所在，那就让她去试一试。如果压抑这个热情，非得让她学别的，她也不会感兴趣。为何不让她去追寻自己有热情的事情？我们相信，在探索自己有动力的事情的过程中，她能够收获更多。

HOPE学堂在实践中更多是这样一个心态：支持学生去做自己觉得有热情的事情，相较于原地等待，他们总能在探索过程中不断找寻，这样总能发掘出自己的潜能来。而这本来也是教育应该做的事情。

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其实就是一个没有期待的支持者。去做你喜欢的、在当下觉得很有热情的事情，但这个事情怎么去做，做到什么程度，我们在有能力支持的范围内给予支持。即使你发现当初追求的事情并不符合自己的想象，你也能自由地去选择、有勇气和能力把下一件事情做好。因为在做热忱的事情的过程中，总能收获很大的成长。

正午：HOPE学堂给中职生带来了多大的改变，有具体的例子吗？

梁自存：改变很难，尤其是大的改变，我们最关注的改变，是学生对自己的正面评价。

一般来说，我们服务是持续一个学期或者一年。一年时间下来，我们能看到学生更愿意展现出沟通的姿态，更愿意向别人表达自己。以前可能总是紧缩着，现在胆子变大了些，在遇到困难或者问题时，也愿意去袒露自己。他知道有人能够给他回应，能够给他一个肩膀；知道好像有人还在关心他，他能够感受善意。以前他会觉得，这个世界上好像没有人愿意听他讲话，而现在他能够找到人倾听，让他成为他自己。这看起来是一些很微小的变化，但从内心来讲，他对自己的看法更加正面，内心也光亮了许多。从某种程度上讲，我们在做的事情，很像是在修补、在疗伤。

正午：重要的是，学生变得相信自己、正视自己了。

梁自存：还不止，其实更重要的是愿意再去相信别人，重建他对于个人、对别人的信心，对别人的善意的一种信心。

社会学经常讲“镜中我”这个概念。别人就像是一面镜子，如果我天天照的这个镜子是一个哈哈镜，那我肯定能够看到一个积极的自己；如果照的这个镜子天天说我不好，可能照着照着，自己就越来越消极、越来越看不见自我了。

在中职生的成长经历里，他们照的镜子常常给他浇凉水，他们时常能感受到一些恶意。这时他们与他人，与抽象的外在世界，往往处于一种比较紧张的关系之中，他也不太容易跟周边的人建立起比较友好的关系。他们往往拒绝把自己打开，封闭在自己的世界。所以，当他们愿意打开自己时，对自己有了再认识，才能恢复自身与外界的关系，重建对他人的善意和信心。

中职生只是义务教育阶段的影子

正午：在与中职生接触时，你觉得他们最大的特点是什么？

梁自存：真诚、善良，但现在社会上总有很多偏见把中职生固定在一个又一个标签里。实际上，他们都是很有潜力的学生，与普高学生并无本质区别。对于中职生来说，可能受互联网影响大一些，他们更擅长的学习方式不太一样，对他们来说有吸引力的东西不一样，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就低人一等。由于过去的挫折经历太多，以及对未来缺乏可实现又可及的预期，所以才会表现出迷茫和学习动力不足，但是当他们找到自己的学习方式和学习兴趣，他们不会比任何一个孩子差。

正午：如何破除某些污名化呢？

梁自存：中职生只是义务教育阶段的一个影子，并没有什么特殊性，一定要带着理解的心态走近他们，去了解真实的、具体的个人，而非贴标签。很多人对中职生的理解很片面，总把它当一个特殊的类别来看。但中职生是从哪儿来的？就是初中毕业的呀，就是义务教育阶段后继续进入职校学习的孩子嘛，没什么特殊的。中职生之所以叫中职生，无非只是说在现有的教育资源分配网络和招生制度下，进入到职业教育这个阶段和渠道的学生，我们笼统地称之为中职生。实际上这个群体本身也具有很大的差异性，就像高中生一样。

此外，同学们身上的一些特点也不是职业教育本身带过来的，而是在义务教育阶段就开始出现的。比如说，有的学生觉得未来前途比较迷茫或者暗淡，这绝不是职业教育带来的，而是从小学、初中开始就慢慢形成的。这种不自信常常是老师的漠视、同学的嘲讽、父母的不理解叠加在一起而形成的，而职业教育恰恰承接了这些来自义务教育阶段的伤痕。

正午：最近你们正在排练的戏剧叫《影子》，这个《影子》和刚提到的“义务教育阶段的影子”有什么联系吗？

梁自存：如果说刚才提到的影子，是义务教育在中职生心中留下的痕迹，那《影子》戏剧的排练和演出，便是这些孩子从过去的定义和成见中走出来。在《影子》中，演员们需要站在舞台上，面对陌生人去讲述自己的故事。而讲述本身，对于他们来说，也是一个打开自己内心的过程。一开始他们对在陌生人面前讲自己的故事有一些抗拒，因为在他已有的教育经历里，一直被贴上“坏孩子”、“成绩差”等标签。而在排练和演出的过程中，这些同学们与导演和协作者们做各种练习和游戏，比如定格训练、声音练习、动作练习等等，慢慢地感受到了“被看到、被证明、被重新理解”。

而对于参演的同学们来说，他们在故事的讲述过程中能找到更多共鸣，以前觉得这些事情只是个人的经历，现在慢慢发现，自己的经历在同龄人中没什么特殊。他们审视自己视角也在变化，从以前羞于说出口的内心独白，到舞台上相对抽象的表达，那个在心里被自我贬低无数次的小孩的故事同样能够激起涟漪，同样值得被聆听。慢慢地，他们就找到了自己和他人，不带有自卑，也不害怕偏见。

他们普遍认为，花十来天的时间共同完成一件事情，能够收获一种积极的体验。从这个角度来说，《影子》之于个人来说，更像一个机会，去体验梦幻、坚持和成就感。

正午：您如何形容自己和职校生的关系？

梁自存：总体而言，我们是社工，扮演前面提到的支持者和教育者的角色，但有时候，我们和学生们之间也像是某种朋友关系。同时自己也受教于这样的连接，常常能拓展自己的认识和行为。

比如说在去年我们举办的一个冬令营活动中，有两个中职的学生看到一个四五十岁的中年男性在公交车站旁倒在地上，立马跑过去把他扶起来，并且及时联系了120。而后来在场的一位实习生后来反思道，自己当时遇到这种情况还在犹豫要不要过去。从这件事情中，我们看到他们身上的善良和真诚，而且这种善良也能感染到身边的人。

在和职校学生接触中，我们经常遇到类似的事。所以，道德水平和学历没有必然的联系。尽管看起来是我们在为中职生服务，但这种启发从来不是单向的输出，我们也时常学到新的东西。在互相尊重的基础上，我们建立起最简单的人与人之间的连接。

职业教育的“底气”来自何方

正午：关于中职的培养模式，您能具体展开说说吗？

梁自存：仅从学生的角度，主要包括三个方向，升学、参加技能大赛、直接就业。目前广东中职学生可通过6类渠道升学深造，包括对口单独招生考试、五年一贯制、三二分段制、技能拔尖人才免试、高职高考以及其他方式。

此外，参加竞赛从某种程度上也已经成为了一种体系，如果一个年级有100多号人，那么能够有10-20个同学拿到竞赛生的资格。以深圳的政策为例，如果学生在技能大赛中获奖的话，就可以直升深圳技师学院，得到一笔相对不错的奖金，如果是在世界技能大赛中获奖的话，甚至可以享受落户的优惠。就业就比较直接，一般都是在顶岗实习之后直接工作，但是不同类型的中等职业学校的学制、要求不一样。

当然，并非所有孩子都在走同一个模式的道路。目前总体上还是比较少的选择，多样化的教学需求是很大的。

正午：你认为职业教育的理想状态是什么？

梁自存：对于目前的职业教育，我不敢妄谈理想状态，但我们不妨明确一下最低要求。学生来到职校是抱有期待的，希望能学到自己喜欢的专业和技术。父母送孩子来职校，不是因为“孩子年纪小，送到职校再混两年”，而是希望他（她）能有所专长。退一万步讲，如果学生到职校时并不抱有期待，而一个好的职业教育能让学生们在学校度过几年后不觉得后悔，那就足够了。

目前很多人把“高技能工人”的缺口归咎于职业学校的缺位，这不合理，因为技能的形成绝非仅靠职校的培育就能完成，还需要学校、企业的合作，这是一个系统性工程。这便引出一个悖论：一方面，我们对中职教育提出了很高的期待，希望它能够为国家源源不断的输送高技术人才；另一方面，我们的社会、家长，又不太愿意把自己的小孩送到职校，至少不作一个优选。

无论是苛刻的要求，还是铁青的拒绝，都是社会施加在职业教育身上的“偏见”。这“偏见”不是空穴来风，而是来自日常生活的体验。“职业教育”的底气来自何方？来自一种社会氛围，即从事普通工作的人，其尊严能够有保障。我们应该承认每一份职业的价值，劳动者的收入、社会声望、各方面权益能得到保障。如果一个社会能做到这些，没有那么多的待遇上的三六九等，那么，人们或许会更心平气和地接纳职业教育。

正午：新修订的《职业教育法》将“普职分流”的说法改成了“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协调发展”，你怎么看这种调整？

梁自存：这种趋势我觉得挺好，在政策导向上，给了职业教育更多的关注和资源，也可能是国家看到了普通教育和普通高等教育目前面临的问题。对职业教育的关注，其实和国家发展的现实是密切相关的，尤其是产业的深化发展需要各种职业人才。另外，在职业教育领域，也可以做不少创新的、多元化的调整。

不过，我们在谈论职业教育的时候，很容易忽视教育本身，把职业教育从教育中割裂出来，过度放大“职业”背后的意义。我认为，任何一种教育，都是一个开发人的潜力、锻炼人的思考能力的过程，这是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都需要回答的问题。

要促进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的协调发展，首先应该做到，把职业教育当成教育去看待，去期待。二者同属于教育体系之下，既有差异，又有共同点。职业教育是一种任务和能力导向的学习，普通教育是一种学科导向的学习。以考驾照为例，会产生两种极端，一种是教练讲一通开车的原理，但具体的操作却不加以引导，这是普通教育的误区；另一种是教练要求学生完全复制他的操作，却不教授原理，这是职业教育需要警惕的地方。

因此，职业教育的进一步发展，离不开人文教育，人文面向非常重要，我们不仅仅需要一个模具工人，更需要一个面向未来的创造者。他既获得学习的能力和兴趣，也有终身学习的能力和意识。

——完——

作者李晓红，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城乡发展与规划方向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