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张医生和王医生出生在20世纪70年代的工人家庭。在国企改制、社会急剧转型的过程中，他们凭借家庭的全力支持与自身的聪慧刻苦，实现了阶层跃升。虽然看起来功成名就，但他们的人生仍充满了焦虑和疲惫。

资深媒体人伊险峰、杨樱重新出发，由短平快的新闻转入大部头的纪实写作，两人围绕两位医生的人生经历，采访了数十人，在旧报纸、老照片、建筑废墟与口述回忆中打捞过往生活图景，描摹了一代人的成长与阶层跃升之路。在近日由新经典推出的《张医生与王医生》一书中，两位作者试图通过两个医生的故事，折射出工业城市、单位社会、工人阶级文化、男性气概以及时代变迁等宏大主题。阅读本书，读者可以窥见一座城、一个时代的命运轮廓，领略当代东北的宽广与纵深。

以下摘自该书第14章“熟人社会”。

 

1

王医生很多时候——可能是大多数时候——会把自己当成一个与社会格格不入的人。至少在聊天的时候，他会有意强调这个特征。

总住院医师这个职位，在中国现有的医疗体系中，是成为独当一面的主治医生之前必须历练的一个阶段。这个职位要负责全院的科室会诊，对于外行，特别是习惯了官本位的外行来说，好像权力很大，实际上它是一个值班医生的活儿，锻炼强度大。如果是一个好学的人，那可学的东西相当丰富。

王平医生在这个岗位上表现出他的优秀学生本色，学到了不少东西，被评为优秀总住院医师，但也得罪了不少人。

一个肝脓肿病人发烧寒战高热还带糖尿病，内分泌科说这病人归外科，王医生说不，脓肿没有熟透不能开刀，应该内科治疗。主任不服，说你这么小你说了算吗。王医生说，我可以为我说的每句话负责。又有一个病人，是火葬场锅炉工，两百多斤重，还认识医院的护理部主任。内科认为这病人是阑尾炎，应该归外科。王医生认为保守治疗更好，不必转外科开刀。教授不服，请来了更高级别的教授。高级别教授带的大夫做胃穿刺，穿出了脓，便说是胃穿孔。王医生据理力争，说这不是胃穿孔，也不是阑尾炎，而是胰腺炎，依然不同意开刀。医务科介入，外科最后收了，但还是选择做保守治疗。一个礼拜后病人康复。

王医生觉得自己那一年总住院医师当得特别有质量，独立判断病情，抓住理就敢坚持，哪像现在踢皮球。“我外科不光看年龄看资格，还看能力。我会诊我拍板我定，你要觉得我不准，你可以找上面。”

这态度可不是什么好态度。性格中桀骜不驯的那一部分注定会成为生活的成本，更严重一点，叫“代价”。最大的代价，王平现在也不愿意多提起，或者装成不大在意的样子：他没什么科研成果，作为一个资深从业者，在这一点上不大说得过去。

在最容易出成果或者多出成果的那段时间里，按王平医生自己的说法，他是被打压的。一开始他还跟所有人一样找项目、申报科研基金，但别人做得顺利，他的项目却没啥回音。别人即使不顺利，也都知道今年这个项目差在哪里、专家评审意见是什么，第二年再改一改可能就中了。王平的不顺利是——他自己都觉得有点匪夷所思——领导说，我把你的项目报告整丢了。

按王平的说法，除了叛逆，没有什么好出路。科研不做了，临床是职业本分，工作也还算认真，但即便如此，时间还是多到可以用来看电影和琢磨股票，有阵子还能有时间回家做饭。

那个时候王医生认真考虑过的一件事是移民，就像他的很多同学一样。他选中了加拿大。但他和妻子从未真正下定决心，更何况他还有家庭观念特别重的父母。不过，那成了王平最轻松的一段日子，一个礼拜算上夜班和两三个门诊，手术量不低，科室里十个人他能排到第三，放眼人生后二十年，职业生涯好像已经清澈见底了。直到那句提醒——我们已经是第三次提到它了：“有一天，你姑娘问你，说你是医大大夫，怎么谁也不认识你，你要怎么说？”

让王平认真思考的这个问题，换一种说法是，做特立独行的、始终保持旁观者姿态的“我们”，还是成为公认有成就的、有着让人尊敬的社会地位的“他们”。

 

2

我跟着王平进手术室，他向其他同事介绍有人要为他写书。

手术室不是一个沉默的空间。各种仪器发出嘀嘟、哔哔的声音，还有医生同护士的聊天声。一个手术室的医生往往是随机的，而麻醉医生和巡回护士是常驻组合，他们见多识广，常会毫不忌惮地点评某某科某某医生动作不够利索，某些医生光顾着跟嗲嗲的患者说话，半天也没商量好术式……

甲状腺手术频繁，王平有固定使用的手术室——二十二号和二十四号。当一个清醒的患者被推进手术室，如果他不是那么紧张，一定会注意到这里医生护士亲如一家的氛围，而自己是那个闯入别人家客厅的外人。

王医生有两个助理医生，手术时帮着拉钩，最后负责缝合收尾。两台手术之间大约有半小时的间隙，这时王医生会掏出手机回复“好大夫”上患者的提问。他不休息，不放空，也很少闲聊。

王医生一周里有三天跟他们在一起。通常这样的一天里，有七八台手术，这意味着从早上八点到下午五点半，除了吃饭，王医生很少坐下。王医生手术的特点是快。护士长柳蕾说，如果别人也安排七八台手术，可能无法在五点半下班。王平笃信手术是对一个外科大夫的锻炼，如果年轻医生一天只安排三四台手术，他就会批评他们偷懒，现身说法：“为啥不多做呢……我一天都做那么多。你那么多辛苦，当天看不着结果，一年看不着，两年看不着，但可能五年以后，突然有质的飞跃，你一下子就成名了。这东西你急不来。”王平现在说话有了一点老医生的气度。

一周中的另外几天与这三天一样，有如设计好的程序。周四上午，王医生出专家门诊。当天下午，如果安排得比较妥帖，他会乘高铁去省内另一个城市做手术，现在高铁发达，大部分地方一两个小时也就到了。周五、周六和周日这三天，至少有两天他要出去“多点执业”。一天走一到两个地方，手术量“不能说得太具体”，会有人觊觎。

这时候的王医生——大家尊敬地称他“王老师”，有时也叫“王教授”——在甲状腺外科领域里已经小有成就，不容小觑了。

 

3

作为一个要替王医生写书的人，我被允许在他坐门诊的时候坐在他侧后方，视线抬起来刚好看到他有点谢顶的后脑勺。王医生可以保持这个姿势从早上七点半坐到将近中午，一道铁灰色诊室大门把他和外面黑压压的候诊人群隔开。

大医院的热门诊室里大都有这样的紧迫气氛。但王平的门诊还是不一样。人有点太多了。那道铁门的宽度是普通门的两倍，它更像一堵墙而不是一扇门。当它打开的时候，门外是黑压压的人群，无一例外站着，紧贴着彼此，叫号的机器运作如常，然而人们置之不顾。从房间里看，你永远不知道外面候诊区还有多少人，视线完全被人墙挡住了，也许，根本没有人愿意坐在候诊区的椅子上平静等待。

从早上七点半到十点，一百个患者进出这个房间，如果算上他们的家属，那么至少有将近两百个人。每个人和王平的对话不超过两分钟。这似乎是一种不成文的规定，也可能来自房间里隐形的压迫感——王平回答问题快而短促，言简意赅，并且每一个人看病的时候，身后都至少有四五个人和他们的家属在围观。

十来平方米的房间里随时保持至少十个人：一众病人和家属，我，王医生和江大夫。江大夫可腾挪的空间很局促。他挤在墙与王平之间，一台桌面显示器和一个键盘旁边只够放一个保温杯。

铁灰色的大门开启，就意味着今天的门诊大战开始了——只是对急切的患者而言。有时会有人伸出胳膊卡住门，嘴里喊着：“王老师，我就一句话，就一句！”趁着门后的保安犹豫，他挤了进来。后面的人往前涌着，又徒劳站住，铁门重新在他们面前关上。

王平的问诊通常都是耐心的。他眼睛看着一个病例，嘴里回答着上一个病例最后几句问话——有些人还会折回来再补几个问题——手伸过去接下一个要看的病例。他压低声音回答每一个问题，有些人为了听清把身体凑得近一些：良性，三个月半年之后复查，不用吃药，没有忌口，观察为主；恶性的，是癌；良性的，但是压迫气管，得做手术；手术安排不上；你哪儿的，医保是哪儿的；先打个彩超/穿刺，手术就得切，万一是良性的不是白受罪了……

两个半小时内有一百多个门诊病人，在医大一院并不多见；但更不多见的应该是，这些病人如果想请王平做手术的话，大部分都会被拒绝。

在这间甲状腺外科共用的门诊室里，还挂着其他医生的名字和二维码。但是没有人去扫那些二维码。有一些人会越过这些大夫的卡片，身子再往里凑一点，去扫王平的那一个。

 

4

诊室后门有条鹅黄色帘子，当它被掀起的时候，就代表有门路的人来了。比如，一个穿黑色毛衣的男人夹着包钻进来，把手搭在王医生肩膀上：“王老师，我是那谁介绍的，你给看看这个。”抢椅子游戏的玩家们都停下手来，王平举起彩超说几句，黑毛衣男人嘴里喊着“欸好嘞好嘞，谢谢王老师啊”，又掀帘子出去了。

提问的人和回答问题的人都心照不宣。穿着医生白大褂、护士服的人从后门掀帘子进来，就能把号挂上，然后找王医生看病。普通人必须争分夺秒，错过这周的八十个号，就得等到下一周。有时候就连保安也会带来病人。

王平知道这里面很多是托。所谓托就是收了钱，而非真的是亲戚朋友有事。“谁没事一天到晚有这么多亲戚朋友生这毛病的。”但他不拒绝，还是那句话：“你把这人得罪了，明天谁也不给做了，你还不知道三年五年之后你犯在谁手上。”

我在门诊里见到了老吴，他挤开患者从大铁门里进来。我们前几天在手术室里打过照面，他是隔壁某一间的麻醉医生。

“诶王老师，那啥我跟你说的那个病人来了。”

王平抬起头表示诧异：“昨天都在手术室外边给看完了啊。儿子领着来的，找了一个卫生员。”

“不能！那不是我的病人吧！”老吴也表示诧异。

“那你让他把材料拿来看看。”

一房间的人都停顿了几句话的时间，然后又重新恢复问诊。不一会儿老吴把材料拿来了，王平接过看了看，“就是这个患者”。

老吴面子上挂不住，“他们怎么这么整呢！我可真服了”。正要冲出去，又求王平：“要不王老师还是给看看吧，人都来了，挺大岁数的。”

一个老头儿颤巍巍进来，脖子高高鼓起一个大瘤。果然是老吴在手术室说的八十多岁的样子。王平仿佛之前的对话都没有发生过似的，伸手摸了摸瘤，又问长了几个月——其实他知道这病肯定一早就发了，只不过是家属拖着没有治疗——回答说三个月就长成了这样。王平表示遗憾：长这么快，转移率挺高，放疗也够呛。一旁搀扶的家属连连点头，“我们就是尽孝心，尽孝心”。老人始终没有什么表情。谁也没提昨天在手术室外到底是不是见面看过病。

王平不喜欢做这件事。他心里知道，家属只是需要一个转移责任的说法，表示这个病的治疗有难度，既然医生开口了，那就不是家属的决策出了问题。王平之前在手术室里嘟囔，操蛋家属，老吴明明知道这个，自己就应该把事情挡了。

但是这个人情完成了。

人情是否能完成得看情况。

一个早上五点半打来的电话被王平愤然挂掉。“我当时就急眼了，我说不管你认识谁，手术我不给你做了，别来找我。你这人基本素质没有，我说句不好听的，我已经把我的生活都卖给你们患者了，你早上五点半打电话，把我家人吵醒了，把我姑娘吵醒了，她晚上十点十一点才睡。五六点钟睁不开眼睛。没有商量的余地，我绝对容忍不了的，你爱找谁找谁。不管你认识谁，手术我肯定不给你做。”

所谓骚扰电话，在王平这里有两种，一种是在非工作时间打来的，另一种是在工作时间打来的，但需要他放下手头的工作去处理某件事。五点半事件属于前者。但不管哪一种，惹恼王平的可能都不是那一个人，而是一类人，他马上把自己的遭遇上升到命运的层面，仿佛他发泄的不是睡眠被打扰的恼火，而是牺牲不得回报、辛苦无人谅解的哀苦。

门诊结束之后，王医生倚在医生休息室的窗边盯着手机。

“这门诊我是越来越不爱出了。没有意思。生活没有质量。而且我也接不了手术，都满了，都得拒绝。”

而且经常忙活两个多小时，收上来的病人还没有得罪的人多。医生把门诊当作收病人的渠道，但对于忙活不过来的王平来说，就比较麻烦，医院的关系都照顾不过来，门诊失去了收病人的意义，这事经常让王平感觉恼火。

他的困境确实明摆着。他优先安排了本院熟人的手术，然而仅仅这部分量也太多了，普通的病人只能全部拒绝，剩下的只有去外地做的手术。这两个部分的量加在一起已经到了一年两千台，“相当于复旦肿瘤头颈外科全科总手术量的三分之一”。另一方面，整个科室一年手术三千例，他一个人就做了一千例。

王医生抱怨工作有数量没质量。南方医院的专家可以有更好的收入体系，私立医院可以有更丰富的病人类型，而他只是在重复劳动。

 

——完——

题图来源：视觉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