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卢楠
民俗爱好者倪廷桢是一位90后青年，在他的工作室里，有一座同时供奉田公元帅与孚佑帝君（吕洞宾）的阁楼。工作室位于福州洋中路一处商住两用小区，与剧本杀体验店和各式会所为邻。透过巨幅玻璃窗，能看到工人文化宫的欧式穹顶、省人民医院的大红色灯牌，以及市中心高楼林立的天际线。
高中生魏钜荣是倪廷桢的朋友。来到倪廷桢的阁楼，他将供品举到胸前，小心翼翼地沿木梯行走。供品由腐竹、银耳、豆干等素食组成，总共十碟，称为“一席”。神案上错落有致地摆着烛台、香炉和花瓶，装脏仪式必需的药材、谷粒、五色丝线已经备好。
魏钜荣父母本来计划将他接到日本千叶共同生活，但他拒绝了这个规划，转而投考道教学院。不知不觉间，从小和爷爷奶奶一起供养神像、参加游神与筹神宴的日常，成为魏钜荣身体里不可分割的部分。
对倪廷桢而言，他20多年的生活圈子一直在工作室的周边。以此为参照，他可以毫不费力地勾勒出昔日城中村的轮廓。因为爷爷痴迷闽剧，频繁有表演的工人文化宫是他儿时记忆的中轴。
倪廷桢生于农历六月初一，与泗洲文佛神诞同时，几乎每个生日都在祭祀、聚餐、酬神戏的喧嚣中度过。戏台上明艳的行头与殿堂里昏暗的神像共同构成的遥远世界，令童年的倪廷桢过目不忘，“热闹的戏还得去庙里看，里里外外转上几遍，说不被吸引那是假的。”
在倪廷桢眼中，诸神的踪迹散落在福州人日常生活的各个角落：“从你呼吸到第一口空气开始，父母就得请陈太后（妇幼保护女神临水夫人）帮你顺利‘过关’。邻居会通过做仪式的动静知道你家里有孩子出生，预备祝贺的同时，也等着吃到用过的供品，讨好彩头。”
现代化浪潮冲击下，福州的城市空间经历着各种重塑。但无论是写着“美国高考作文科、数学科、英文科考试顺利，蟾宫折桂”的祈福文疏，还是与抗疫、社保下乡宣传标语共同贴在村头巷尾的“补库”（焚化金纸元宝献给村境神明）神榜，普罗大众世代遵从的民间信俗，仍在高楼大厦的夹缝中若隐若现。
游神
“有一天我加班到很晚，回家路上看到这样一个场景：黑白无常带着一队神从我身边游了过去。当时我被狠狠地吓了一跳。一方面场面真的蛮诡异的，另一方面是，我难以想象在一座省会城市还能看到这么乡土的形态。”在“一席”演讲中，福州本土杂志《HOMELAND家园》副主编许灵怡分享了她深夜偶遇巡境游神的魔幻经历。
无论岁月如何变迁，进香日与神诞始终是福州人时间观念中的“那根弦”。游神，指的是将庙中神像请进神轿，抬出巡游。
同心堂管委会主任曾森霖生于新中国成立前，对他而言，游神仪式象征着神明宣誓管辖权、外出接受信众膜拜，带着威严和肃穆感：“出发之前得‘清场’，沿途晾晒的女性衣物必须全部收回，以示尊重。”1982年“九案泰山十三堂”恢复游神时，超过4万村民浩浩荡荡地参与其中，甚至堵塞了街道。
几年前，家住仓山区城门镇龙江村的五金店主王鑫，与七八个发小结成社把（民间自发组建的为某位神明服务的团体）。当神诞临近，他会循例提前一周在微信群里发送通知。“别看往常一个个忙的不见踪影，钱和人到得都很准时。专业上的事情有我打理，他们不用费心，但‘在场’‘有份’一定是不能省的。”
游神队伍以“后”为尊，有些争执也因此而起。厨师曹竞韬记得，曾有两支互不相让的游神队伍各自搬来椅子，在道路拐弯处坐着僵持了20多分钟。为了争取游神期间靠后的位置，他外婆村中的张真君庙和齐天大圣庙几乎年年“打翻天”，尽管二者都不是主神。
关于位置的好坏，年轻人有自己的一套逻辑。王鑫的经验是“看人品”：“游神途中，村民在路两旁敲锣打鼓地迎神。走在后面的，放鞭炮也赶不上，点心也分不到，看到的香火都烧到只剩个脚了，冷冷清清，没有意思。不过，发红包的环节有时安排得比较迟，那就不错，全是你的。”
在90后倪廷桢看来，除了表达恭敬心，新世代更希望借助与神诞相关的各类“民间嘉年华”，来宣泄自己的欢乐情绪。“从前抬着神像，好像真有个长辈坐在上面，颠了晃了都牵动神经。现在‘娱神娱己’是第一位的，‘娱’得热闹、尽兴才好。”
在仪轨标准的前提下设计具有新意的环节，正是以倪廷桢为代表的新一代民俗爱好者所擅长的。受到疫情影响，2020年农历八月二十三日田公元帅神诞不得不改到酒楼举行。倪廷桢作主，将神像全部移到宴会厅里，环境也按庙中陈设布置，被前辈、街坊们夸奖“花样玩得不错”。
以迷恋“拜拜”著称的闽南文化圈中，“边看劲舞边为神明拜寿”的现象更是一度蔚然成风。倪廷桢坦言，“内行看门道”、“外行看氛围”已经同时成为成功仪式的必备元素。
在福建，神对于人而言，本来就不是遥不可及的。“神当然存在等级。可是真正被福州人信赖的，还是七爷八爷、田公元帅这样位居品阶底端的‘末流小神’。我们会认为，玉皇大帝、王母娘娘、张天师那样高冷，又怎么会有闲功夫俯下身子听我们讲话，理解我们的痛苦呢？”倪廷桢说。
关于在工作室阁楼供奉的两位神明，倪廷桢解释说，田公元帅性格活泼乐天，喜欢鲜艳的红色，“天生跟年轻人合拍”；孚佑帝君虽身份尊贵，但本地传说经常提到他幻化成乞丐、鱼丸小贩到福州城里游逛，“形象一旦丰满起来，就觉得有人情味多了”。
十三堂今昔
林孝忠老人走进交通路一家连锁酸菜鱼店，打开铺面右侧的隔板向里拐。金碧辉煌的神龛赫然出现在眼前，七只塔骨（以低阶配神形象示众的大型空心木偶）分列左右：“孩儿弟”憨笑，“白须”低眉沉吟，“七爷八爷”（黑白无常）口吐长舌。林孝忠的办公室位于二楼，门厅仍贴有各式小龙虾菜品的图片与价格，一道楼梯通向天台，晾着刚刚洗净的碗筷和弃置的塑料椅。
这是福州颇有影响力的信仰共同体“九案泰山十三堂”下辖的洋炳同心堂所在地。地跨鼓楼区、台江区的十三个村庄，共同供奉着东岳泰山麾下的温都统忠靖王、康都统英烈王。二者的神像并不是固定放在某一堂中，而是通过每年“问杯”占卜，由神意决定其下一年的驻驾之处。
从菜市场、家属院到交通枢纽，福州老城林立着规模各异的宫庙，除了拥趸众多的妈祖、关公、临水夫人，也包括江虎婆、青蛤将军、蝉娘娘这样名不见经传的本土神明。祂们庇佑的土地联结成街巷、村落，乡土社会的交际网络亦依附其上。
美国人类学家施坚雅在研究中国基层市场社区时指出，中国百姓倾向于将他们的神灵与官僚类比，相应地，交易社区内供奉的主神会被视为其边界范围内超自然世界的主宰，等同于“行政长官”。
“其实家家户户都供自己的神，九案泰山是‘做热闹’的。有事也好大家商量。”同心堂管委会主任曾森霖说。他同担任出纳的林孝忠共同管理着一笔“活动基金”，神诞组织聚餐、游神的开销，年节期间慰问社区低保户、疫情初期捐献口罩的花费，均以此为基础。
林孝忠介绍，“活动基金”讲究量力而行，不搞摊派，不实行股份制，“掏一万（元）的跟掏几十（元）的待遇平等，都是神诞聚餐上的一只碗，一双筷”。之所以推举曾森霖作主任，全然是因为看中他曾经担任厂长的履历。
“管委会的角色，其实与过去主持村落事务的族长、乡绅有所重合，最重要的是理事们的威望。毕竟，在古代，宗教活动是非常重要的公共议程，也与世俗社会不可分割。”倪廷桢解释说，在晚清，陈宝琛、严复、萨镇冰等地方名流都广泛涉入宗教活动，这些传统一直延续到同心堂的运转。
在洋炳村的拆迁改造中，管委会理事们便作为中介，促成了政府与民间的协调和沟通。林孝忠回忆，“大家习惯集体行动、说话，倒没人明确表示异议”。
“九案泰山十三堂”的历史可以追溯至1958年为节点，当时福州医科大学迁至西洋村校舍。从此，河浦纵横、稻田密布的城西“十八洋”逐渐成长为闹市。过去四十年，“九案泰山十三堂”与城市扩张进程狭路相逢，精神寄托与地理空间的交集逐渐发生偏折。
分配到沿街铺面作为拆迁补偿后，管委会理事们决定通过开餐馆增加营收，以维持同心堂的正常运作，申报非遗、启动对台交流的事宜也紧锣密鼓地筹办起来；靠近南门兜的涵头堂则供奉着当地极具影响力的神明照天君。倪廷桢调侃说，“照天君比温、康二都统人气高多了，幸好有祂，否则香火够呛”。
十三堂陆续经历重建、移位，或因为占据文保建筑而“免于一拆”，或尝试转型为仪轨规范的道教庙宇，原有居民也大量外迁。可以说，曾经牢不可破的信仰共同体开始各自寻觅出路，市场经济的逻辑在逐渐渗透。
倪廷桢认为，这样的变化无可厚非。“再深厚的文化，是非成败都要论到经济上。没香火顶着谈什么传承？为什么有的庙越来越兴旺，有的庙越来越衰败？因为管理和规划。如果该办的活动不办，或者一直不能和当下产生关联，那就会被淘汰。既然福州掉下块石头就能砸中个庙，何必上你这儿来呢？”
塔骨·生意
堂屋正中已经支起竹篾编织成的骨架，曹竞韬爬上高脚凳忙碌起来：拼好头筒、固定珠帽、穿完衣服、装上手臂……40分钟后，一只高约2米，重达60多斤的塔骨与他四目相对，蟒袍前襟与下摆覆盖的刺绣熠熠闪光。
曹竞韬掏出手机，记录下这只塔骨数次被延迟的“首秀”。如果没有暴发疫情，他会在2020年春节钻进骨架，用肩膀扛着它加入游神队伍。为了凑齐所有部件，他已经陆续花费了15000元积蓄：蟒袍置办了两套，“因为每年都出新款”。珠帽是“耍赖”央求了好几回，才从倪廷桢处借到的。一对准备用在珠帽上的流苏也在设计，他提议“橙色”，马上被倪廷桢笑着打断：“戏文里叫‘杏黄’，还‘橙色’，简直穿越。”
曹竞韬的正职是做宴席厨师。凌晨3点起身，5点进场准备食材，9点“扣蒸笼”，10点30分开始应付工序复杂的菜式，12点开席，接活的一天便在争分夺秒中匆匆流逝。曹竞韬有过一次失败的出国经历。刚离开学校时，家人建议他去美国俄亥俄州投奔开中餐馆的姑妈，学厨师正是为此量身打造。当三次拒签的遗憾逐渐消弭，他决定放弃。
与之相比，眼前的生活恰恰达到了某种平衡——用辛苦忙碌把握当下，把不可预知的未来交给信仰。“我手脚齐全，自己的路自己走，没想过金山银山从天而降。但拜了神，心里就有了底气。”
不过，关于塔骨，亲戚们仍有强烈的质疑：“私人怎么能拥有塔骨？”
按照惯例，塔骨为村、社集体所有，平时寄存于庙中接受供养，被视为这神圣空间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游神过程中若发生磕碰、踩坏衣角、珠帽或手臂掉落等意外情况，都等同于不祥之兆。但由于面目栩栩如生，又自带蠢萌气质，孩子们对塔骨有着天然的亲近感。每逢游神前夜，童年倪廷桢就喜欢和小伙伴偷穿塔骨的行头，站在黑漆漆的路口扮鬼吓人。
一次次观摩表哥挺着塔骨游神的风光场面后，曹竞韬也萌生了自己存钱买塔骨的决心。“我不放心庙里的环境。脏倒不至于，主要不是自己的东西，可能长期摆在那里也不保养维护，加上香烟太多，很容易熏坏了。”
与塔骨有关的生意最早兴起于1980年代。手工艺人柯炎淦彼时供职于雕刻厂，响应“出口创汇”的国家政策，他整日在流水线上为木雕打胚。“每个月处理几十张脸”。随着重建庙宇、恢复游神越来越多，他接到不少来自福州周边农村的订单，请求他制作塔骨头筒。经过艰苦的资料查证、田野走访，神的眉眼、口齿在他手中渐渐形成清晰的轮廓。
随着长乐、福清等地出现外出打工、经商的潮流，“找过来的越来越多，说想捐塔骨给庙里，不是为求财，就是为还愿”。制作塔骨头筒，逐渐成了柯炎淦的主业，但他未曾想到，近10年来照顾自己生意最多的，反而是些打扮时尚，观念深受城市文明浸染的年轻人。
“千禧世代”回归传统文化并非无迹可寻。物质生活水平提升之外，无论是火爆台湾的“电音三太子”和其参与MV摄制的韩风舞曲《保庇》，还是“抖音”“快手”上的游神视频，经由现代传媒手段包装的民间信俗元素，让许多人折服于来自古老时空的“炫酷”。
倪廷桢身边的“同好”就拿出了玩手办的热情收藏塔骨：有的尚在读书，为了攒钱买头筒，送了整整一个暑假外卖。有的直接把网络图片发送给手工艺人，砸重金要求“扒同款”。激烈竞逐之下，以花俏活泼著称的“台版”造型与主打精美繁复的闽南工艺风头无两，泉州、漳州乃至浙江也已开发出服装、部件的生产流水线。
在市场需求与强势文化的包围下，视觉效果简洁、规整、古朴、更重神韵的福州塔骨正被悄无声息地“化约”。就像提及福建，外人几乎只知道《爱拼才会赢》。由于利润微薄，许多手工艺人已经转行。让他们退而求其次并非不可，只是，正如曹竞韬所言，“福州的小骨架披上闽南的大袍子，空空荡荡，怎么看都别扭”。
从塔骨、神像、闽剧行头到仪式器具，倪廷桢都更认同福州风格。因为将“道必求真”奉为人生信条，“同好”们唤他“真真”，也常常以“真真的田元帅”之类的称呼，来谈论他与众不同的品味。
曹竞韬好不容易得来的那顶珠帽，便是倪廷桢引以为傲的收藏。这顶珠帽是20多年前由福州一位老手工艺人应台湾方面的邀请完成的。对倪廷桢而言，来自福州的技艺织就海峡对岸盛行的款式，这既是对本土传统的肯定，也与历史源流形成呼应：永嘉之乱“八姓入闽”后，中原文化扎根福州，又跟随明清的闽南移民潮抵达台湾、下至南洋。
更重要的是，他认为文化传播的每一个环节之间，并不是相互取代的关系，而是各有其独一无二的地位，值得平等的尊重与关注。“台湾的朋友一见到我，总会夸奖福州师傅的手艺正本清源。想想身边的‘台版热’，就觉得近在眼前的好东西却不懂得守护，可惜啊！”
2020年6月之后，柯炎淦没有再接过当年的新单。74岁的他，每天在工作室度过5个小时。他从容不迫地用雕刻刀、砂轮见证一块块樟木的脱胎换骨，也为一只只尚未出世的头筒寻找“神意”。“弥勒不怕胖，鬼怪不怕丑。粗胚一出，就得想象它活生生在你面前的样子。如果既有人气又透着威严，那才对。”
同心堂管委会主任曾森霖回忆，1960年代末他遇见过一个老者，这人将庙中的神像装进酒坛掩埋，口中说着，“它总会重见天日。”
……
涵头堂的过道，是住持蒋锦标专门开辟的“神像收容所”。观音、太上老君、真武大帝、温都统……原本在仙界身份有别的十几尊旧神像挨挤在一起，促狭中不失温情。
这一特殊空间存在于许多宫庙中。蒋锦标感叹，在福州，神明会和芸芸众生一样无差别地感受到人世冷暖：若不能显灵，或于事业、财富无助，神像不日便会被送走；但考虑到儿女忙于事业，许多身体状况日渐衰弱的老人，总会先为自己长期供养的神像寻觅出路。人神之间的聚散往事，伴随着离开主人的神像汇集到“神像收容所”。蒋锦标只是坚持，每段缘分，都该有个安放之地。
香客稀少的上午，涵头堂中只剩蒋锦标一人。他依次凝视神像的面孔，仿佛独自穿过记忆的花园：涵头村口池塘边原来有块莲花状的巨石，相同的位置如今并坐着观音与照天君；西侧神龛中供奉的土地公，是涵头村拆迁时从老涵头堂的角落里刨出来的……围墙外的单元楼里没有旧街坊，外地租客们遇上游神，会饶有兴致地问他几个问题，然后举起手机，抓取镜头。
70多年与他相生相伴的土地仿佛消失了，又仿佛从未远去。
——完——
作者卢楠，前小语种生，游牧青年，在出走与闯入间东张西望很多年，还是最爱听故事。
题图：2017年2月18日，福州市仓山区林浦村林公家庙，闽剧观众多为老人和小孩。来源：视觉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