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疫情：当代大学生镜头中的社会表情 | 正午视觉

文 | 杨莉莉

作为一名美术学院摄影系背景的老师，我在深圳大学传播学院给本科生讲授两门课程，一门是选修课“摄影基础”，一门是广告学系核心课“广告摄影”。另外还给硕士研究生讲授“视觉传播理论”。

在16年的教学经历中，早年我还是按照传统的摄影教育体系和思路来上课。很多学生也是传统的摄影发烧友，喜欢单反，顶级追求是莱卡相机。他们处于80后的年龄段，和70后的我在审美情趣、价值观方面比较相似。然而，现在学生的年龄越来越小，从90后到95后，再到00后，几乎是五年一代，五年一个面貌了。我发现，一方面是他们对器材的专业性越来越冷感，另一个方面是他们对摄影史流传下来的摄影作品也是冷感的。我在课堂上给他们讲解摄影史经典作品时候，哪怕是当时非常先锋前卫的作品，也无法激发他们的欣赏兴趣。我慢慢意识到，摄影教学需要变化，需要与时俱进。

我熟悉的影像评论家、哲学家，比如约翰·伯格、桑塔格、本雅明、鲍德里亚等等，他们大都把摄影看得很严肃很高级，很有仪式感，对摄影的纪录、占有、在场、刺点、介入、凝视等论述，在当下看来似乎都变得有点惺惺作态，煞有介事。当下很多摄影理论家也对“图像时代”手足无措，要么觉得它们的影像是粗制滥造的“生产狂欢”，要么就觉得这些图像没有任何意义但却混在所谓的“记录当下”里面。

早期，我给学生讲摄影大师的作品，还是属于视觉文本的分析，而现在教的学生们面对图像，则完全是一种对话、互动的语言机制。现在社交网络成为图像生产和传播的主流媒介，作为网络原住民的90后，社交媒体对他们来说是如呼吸一样自在自然的存在。虽然智能手机对摄影的冲击显而易见，但图像剧变的核心因素却是社交网络。这些网络原住民们在交流的时候，经常会用照片、表情、视频等多种图像形式来取代文字表达。图像就是一种语言，甚至有很多口水。

我把以社交网络方式获得，或在此传播的影像，称之为“社交摄影” (Social Network Photography)。这个界定包括使用社交网络生产出来的照片，及上传到社交网络上分享的照片；同时涵盖了大众摄影(Domestic Photography)、专业摄影，乃至当代艺术的范畴。而研究社交摄影的一个核心目的是分析其用户的图像行为，图像是怎么被建构起来的，用户如何选择想要传播的图像？（图像）分享的决心如何控制（图像）生产的欲望？

同时，我对摄影教学也做出了一些创新式摸索，将社交网络图像行为的工作方式引入两门摄影课程当中。“一个核心、两个坚持”。以“学生作业为创新教学互动”的核心，坚持摄影是通识教育的一部分，坚持摄影不是简单的相机摄影手机摄影而是社交网络摄影，从而开展了一系列创新式摄影教育的实践。无论是教学的创新、学生的反馈、学院的评价以及业界的交流，都获得了不错的效果。

“摄影基础”课程最后一个创作性的大作业，我设计了一个关于人像摄影的社交摄影项目。这个项目有160 多个学生参与，要求学生通过线上社交的方式，寻找人像摄影模特，并在线下进行拍摄。拍摄对象是存在于线上社会(cyber space)的完全的陌生人，学生们通过社交网络找到他们，然后说服他们接受人像拍摄。学生们通过这个作业，也创造了更多的社会关系，因为他们认识了新的朋友，并且为这些新朋友生产影像。我最终的成绩评定是看我的学生是否将拍摄对象拍得非常真实、自然而有冲击力。

我还给学生布置过一次网络自拍的作业，题目就叫做“点赞点不破的白日梦”。要求学生将自己最大的幻想用自拍的方式表达出来，比如未来的贵妇生活、一个旷世明星、一个游荡的背包客或者成为虚拟偶像“初音未来”的男朋友……总之，这是一个“人设”游戏。学生们按照幻想的最大可能打扮自己、自拍、然后将照片放到朋友圈，获得点赞和评论最多的将是成绩最优者。学生们可以拉票、刷量、分组。

另一个大作业是让学生自由发挥，拍什么都可以，但唯一一个要求就是，必须在拍摄中使用社交网络，将社交网络作为建构作品无法绕开的一部分。

Covid 19疫情给生活、教学和摄影都带来全方位的冲击。在西方世界第一波高峰的时候，很多重要的美术馆、艺术期刊或者摄影研究中心都鼓励全球摄影师来纪录疫情下的人类和生活。社交媒体巨头Instagram甚至发起了专门的项目，来参与这次疫情的数字影像档案。当然，我也被邀请参与了其中一些项目。

但是很快，我发现这种方式是老套的。病毒疫情最重要的时刻，不是病毒正在发作，而是病毒正在消退。就像一个人生病在最严重的时候，身体极为痛苦，意识是起不来的，即使有，也就一个主题是“疼/难受”。当病开始一点点离开，身体机能一点点恢复，才有一些真正的意识和思绪出来。

我给学生布置作业所针对的时间，就是“后疫情”。当然，“后疫情”不是疫情已经结束之后，而是疫情最激烈、最恐惧、最疼痛的那个时刻已经过了，社会疏离、社交距离最严重的那个阶段正在过去，中国社会的面庞开始恢复了一些“正常的颜色”：人们开始出门用餐、去早市买菜、去跳广场舞、去下乡扶贫、去回流到村中村握手楼里蜗居、去工地干活……同时，他们开始对视、开始交谈、开始讨价还价、开始抱怨、开始慢慢接触彼此的身体……

当然，因为疫情没有宣告终结、病毒在海外依然流行，大家都担忧输入性案例。所以，“后疫情”的“社会颜色”的基调还是浓浓的忧郁。所以，我个人觉得，最有价值的就是这种担忧带来的“尺度与分寸”上的表现。相谈甚欢但要拉紧口罩、舞步正酣却要小心搂挽、工地开工却要“工衣夜行”（图23，江璐摄）。“尺度与分寸”，在“后疫情”时刻真是太饱满了。病毒就像一个时时刻刻的摄像头/第三者一样，它降临在每两个人中间，审视着他们的关系，让他们的表现介于惯常与失常之间。

“尺度与分寸”这样的语词，一看就是成年男女的心智，是人生历练的产物。青少年要不就追着考试“满分”，要不就行为“失度”。但恰恰这是我看重的，这是作业的全部意义的来源。非成熟的心灵，没有受到大师摄影画册的熏陶、没有进入构图心机的阶段、没有满脑子社会学概念的涌动，只有混不吝的一双眼睛，只有不惜蛮力的一双手脚。他们利用年轻人的体力和无礼，闯入街区、人家、小店和乡下，他们的确行为没有法度、脑子里只想着满分，忘记了这是一项“尺度与分寸”的作业。

我翻看他们的不成熟摄影，也逼近了一份真实的社会启示。以下挑选了一部分学生的作品，一起看看他们眼中的后疫情的社会颜色。

Part 1

学生拍摄的老奶奶去早市买菜。之前，我刚刚在新闻里看到西方政府出台“你不可以拥抱你的祖母”的倡议。老奶奶是易感丧命人群、但是疫情管制高峰过去，她们必须服从社会和家庭分工，去早市履行她们料理全家饮食的义务。她们一辈子不会使用盒马生鲜、不会使用京东到家。她们必须要去人群密集的集市，用手和眼去挑拣心仪的原料。（图1-4，李俊濠摄）

Part 2

学生拍摄村里的椅子。空空的椅子，放在大门紧闭的门口。它们没有收回去，空间没有显得慌张。相反，椅子放在外面，是一个温暖的讯息，意味着隔离虽然没结束，但是，椅子不会放空。我也见过很多世界成熟摄影师拍摄空荡荡的椅子，这些椅子大多是交通高晚高峰时期慕尼黑地铁站里面的椅子、莫斯科剧院里面的椅子、意大利顶尖美术馆里面的长椅。他们展现出一种人类消失的怪异性和城市的魔幻性。太成熟了、太构图了、太机心了。我的学生们没有条件和资源进入这些“成熟”的场所、用成熟的镜头语言、来贴合一种成熟主题策展的机心。但是这已经够了，“非成熟启示录”就够了。（图5-8，陈心如摄）

Part 3

学生拍摄的深圳下沙村，是深圳著名的城中村。小店开得及时、营生来得完善、日常生活来得便宜。学生讲述这份作业，觉得它是一个不错的“低档社会”。请注意，我不是用低档社区，而是用低档社会。深圳城中村的土地产权状态，就像疫情一样，是不明朗的，是需要控制和压缩的。但是，在这个小社会里面，却很活泼。因为低收入者汇聚于此，他们要营生，就必须先人一步出来干活。跟西方摄影师镜头下的弱势群体摄影不一样，总要蕴上一片不自觉的凄凉。而城中村里面的营生者，却有一股子生活的烟火豪迈。（图9-12，王昱摄）

Part 4

学生拍摄的夜幕下的广场交谊舞，有一种忍俊不禁的趣味。有舞者戴着口罩，姿态却是僵硬。而没有戴口罩的，却是肢体舒展。口罩不是舞会的假面，也不是安全的壁垒，像是一种迟疑的选择。是一种关于舞伴的看法。没戴口罩的，倒是更加洋溢着社会信任，或者对个体免疫的自信。也许，接受了一点点风险，才能恢复认真生活的参与感。（图13，韩秋帅摄）

Part 5

学生拍摄的南疆阿图什的商贩集市（图14-20，尔皮达·木沙江摄）、广州的黑人社群，都很令人感动。南疆白帽子同胞赶着大车，笑嘻嘻地望着镜头，大多不戴口罩，笑是他们内心的起意。而黑人在异国他乡戴着口罩，口罩之下的面庞，也能感知到是极其严肃地交谈。理解社会的核心，其实是理解风俗在社会规训机制中的变形与变异。广州原本不羁的黑人，似乎因为广州一些来自黑人的输入性案例而学会了更加谨慎。（图21、22，陈嘉雯摄）

Part 6

我鼓励学生们将这些作业变成社交摄影，让他们将作业上传到社交网络，或者在自己的自媒体上发表，讲述自己的拍摄意图，听取家人、朋友、陌生人对摄影的意见。摄影既是社会关系的表达，也是社会关系的再生产。我作为他们的摄影老师，作业的布置者和批改者，摄影理论的授业者，其实也是作业的受业者，摄影含义的阐释者、摄影关系的再现者，当然，也是这份“非成熟的启示录”的流转者。（图24-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