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灯:我的二本学生,毕业后都去哪儿了?

黄灯 · 07/04

来源:界面新闻

编者按:

又到毕业的季节,今年的就业形势更为严峻。是学校背景还是个人特质决定了一个人的职场生涯?人们众说纷纭。985 废物、小镇做题家等名词,反映着许多年青人的迷茫和自嘲。

黄灯在广东F学院教了十多年文学类课程,她发现,自己教过的学生多达四千多名。这些年和学生大量的琐碎的交往,以及对他们毕业后的跟踪,让黄灯意识到,二本院校学生的经历,其实折射了中国普通年轻人的状况以及最常见的一些成长路径。

和学霸们“一线城市、高知父母、国际视野”不同,她教的学生大多出身平凡,来自不知名的乡村,从毫不起眼的城镇走出,身后有一个打工的母亲或一个下岗的父亲,以及一排排尚未成人的兄弟姐妹。务农、养殖、屠宰、流动于建筑工地,或在大街小巷做点小生意,是他们父母常见的谋生方式。他们可能是村里的第一个大学生,是寂寥村庄的最亮光芒和希望。来到繁华的都市后,他们对改变命运的高考充满了感激,并对未来小心翼翼、跃跃欲试。

根据她的观察,不同级别的大学,学生的去向对应着不同的城市和层级。顶级大学对应的是全球最好的城市,重点大学对应的是一线城市、省会城市,一般大学对应的是中小城市、乡镇甚至乡村。在当下的社会格局中,任何群体若要跨越不属于自己的城市和阶层,需经历怎样的内心风暴和艰难险阻,只有当事者知道。

她想起给他们上过的“外国文学史”。在二栋五楼的教室,回荡着一群大一新生对《红与黑》于连的命运总结:“于连是同社会奋战的不幸的人。”“于连是受压迫的小资产阶级青年的典型形象,是资产阶级个人奋斗的典型。”她没有想到,这些遥远时空的故事,竟会如此贴近学生的感受。

以下文字摘自她即将出版的新书《我的二本学生》之“四任班长”,已获作者授权。

 

从大一到大四,班上一共选举产生了四任班长。让我惊讶的是,尽管人数不到三成,但选出来的班长竟然都是男生。

曾刚是第一任班长,毕业以后就进入了一家银行;王国伟是第二任班长,在银行工作一年后,考上了公务员,现在四会监狱办公室当文员;吴志勇是第三任班长,没有考研、考公务员,也没有进入银行,辗转了很多单位,现和哥哥在天河区开了一家饮食店;石磊是最后一任班长,毕业以后,在广州居留多年,在诸多单位辗转后,最后决定考公务员,现在梅州国税局上班。回过头看,四位班长毕业以后的选择和现在的处境,实际上代表了十年前二本院校大学毕业生所面临的机遇和可能。

 

1

曾刚的特点是适应社会的能力强,很早认同社会的一些现实规则,在校读书期间,就和老师的关系极为亲密。从个人素养看,尽管笔头能力比不上随后的两任班长王国伟、吴志勇,但他口头表达能力强,也愿意和人交往,懂得怎样和别人处理关系。毕业以后,他选择了一家银行,很快就进入了较好的工作状态,也很快成家立业,在广州买房立足。他属于最能适应现实的年轻群体,往往也能最快、最直接地获得较多的发展资源和现实利益。

和曾刚比起来,石磊的成长路径颇为不同。石磊在大四那年选为班长,也是062111班最后一任班长。他出生于潮州市,是家里的独生子,父亲经营一家摄影店,母亲为家庭主妇。石磊家属于广东常见的城市出生、自主经营的市民家庭。因为从小衣食无忧,他一直懵懵懂懂,直到大四那年才意识到要毕业了,需要找一份工作。而班上大部分同学在大一、大二就给自己做了可靠的职业规划。

因为事前没有太多的准备,而他学业上的唯一优势又是英语,大学毕业后,他错过了含金量颇高的秋招和春招,最后进入了广州遍布街头的各类培训机构。“四年之内换了六家单位,大一点的机构,诸如新东方又进不去。”

离开学生宿舍后,他一直住在龙洞的迎福公寓,在学校附近逗留了一千多天,并且依旧履行着一个班长的职责。几年来,班上来来往往到广州的同学,都以他租住的房子为据点。

毕业后折腾的四年,在石磊看来,是他人生的低谷期。2014年,他突然意识到,若再这样下去,他的人生看不到任何确定的希望。广州待不下,家乡潮州那个古老却沉闷的城市,除非学经济或管理专业还有点就业机会,别的专业,几乎没有太多发展空间。摆在面前的选择逐渐明朗:只有一条路,回家考公务员。他非常认真地备考,仅仅复习了一个月,幸运地考到了梅州国税局。

毫无疑问,这是他人生的一个转折点,尽管一次过关纯属偶然,但这次偶然却给他的人生带来了确定。他很快结婚,父母一辈子打点摄影店,最大的意义就是在儿子成家时,心安理得地拿出所有积蓄,给儿子的新房当首付。结婚不久,他很快就有了孩子,尽管他将每月的日子描述为“信用卡先还两三千,然后支付宝、蚂蚁花呗再还两三千,房子供两三千”,但以前的迷惑烟消云散,不明朗的前途突然清晰。因为有英语特长,日子安定后,他念在职研究生的计划,已经成了小家庭的共识,并被提上日程。

大学毕业时,他并不喜欢体制。他曾经为了迎合父亲的心愿,回到家乡参加公务员的裸考,但他故意不做任何准备,随随便便地应付,不过是以一种明朗的结果,给自己一个留在广州的理由。而广州四年的辗转,仅仅一个二本院校的文凭,并没给他挣得一席之地。独生子女背负的传统责任,让他意识到确定的人生轨迹对父母的重要意义。说到底,还是回家考公务员,让他并不坚挺的大学文凭获得了饱满的汁液,成为支撑他此后人生的坚实依靠。

 

2

作为第三任班长,吴志勇的人生选择和石磊有几年完全重合,他们甚至在毕业后,共同居住在迎福公寓多年。志勇性格沉静,但不属于那种本分的人,在校念书期间,有一段时间不愿意上课,曾是辅导员头疼的角色。因为同学信任,被选为班长后,他立即毫无怨言地承担起了班上的事务。

毕业后,他和很多同学不同,没有选择进入银行,而是坚持进了一家社工机构,在NGO组织中任职,尽管收入极低,还是坚持了三年多。考虑到他家庭的经济状况和他这个年龄所面临的实际压力,2010年左右,通过朋友的介绍,我竭力推荐他进入珠三角一个经济发展不错城市的公安局。他听从建议,辞掉了社工机构的工作,但没想到仅仅在公安局待了不到十天,就断然辞职,还是回到了社工机构,并坚持了很长时间。

细数他毕业以后的职业,做过网店,在网上卖过时装,后来还曾加入一个美容机构,专做文绣行业的培训师。他的朋友圈会有一些与自己职业相关的内容,但凭对他的了解,我知道,很多场合他不会喜欢。在最近的一次电话聊天中,我得知他已放弃了文绣项目。他和我谈起文绣行业时说:“都是套路,都是包装。成本只要二三十元的项目,可以包装为成千上万,甚至上百万的项目。美容搭配玄学,诸如文眉,一定要和人的运势联系,这样,上钩的人就会很多。”

毕业多年,他性格中的敏感、自尊还是如此显眼,没有被生活打磨得哪怕圆滑一点点。但生活还得继续,尤其在结婚生子以后,看得见的压力和开支,已成为他每天睁开眼就能感受到的现实。经过八九年的摸爬滚打,他深切体会到人必须首先活着、必须为生存打拼的残酷律令。想起在社工机构的多年生活,他不后悔,却觉得遥远而不真实。

因为毕业的时间过于久远,对志勇而言,像石磊一样回到家乡,通过公务员考试进入体制寻找稳定,已变得不太可能。骨子里,他也不喜欢这种生活,哪怕处于现实的一地鸡毛中,这种僵化的稳定,依然激不起他内心半点渴望。为了维持一家人的生活,他和在外打工多年的哥哥,合伙开了一家饮食店。饮食店的工作极为繁忙,利润也不丰厚,处在“不请人忙不过来,请人就没有任何利润”的境地。很多时候,他必须亲自上阵,和大街小巷随处可见的快递小哥一样,为完成网络和电话订单,将外卖送到一个和他境况可能差不多的人手中。

志勇出生在粤西北的一个普通山村,家境不太好,毕业八年后,“上有老下有小”的具体担子,终于沉沉地压在了一个男人的肩头。孩子已经两岁九个月,父母年龄已大,一家人的生活,就靠共同守着的这家店。电话中,他和我说的一句话让人印象深刻:“生活已被控制,生活已被金钱控制。”他和石磊的不同在于,他知道自己不喜欢什么,便不会去尝试那些东西,贫瘠山村给予他的倔强,让他在进入喧嚣的城市后,依然在个体的人格中保留了一份坚守。他始终难以对生活做出真正的妥协,而这种不妥协的结局,落实到个体的生存上,便是看得见的漂泊和弥散到下一代身上的与他人确定的差距。

 

3

比较而言,王国伟的经历和成长,代表了典型的农家子弟的成长路径。

他性格腼腆,不爱多言,黝黑的脸庞,看起来非常朴实。刚进校的时候,他和其他农村来的孩子一样,不是特别擅长和老师打交道,也不懂得去刻意经营人际关系。2006年10月18日,我在学校值班,在和学生聊天的过程中,意外得知国伟曾写过几十万字的武侠小说,这让我颇为惊讶。军训过后,他们的学习逐渐步入正轨,在随后的新生作文训练中,我发现他的武侠小说创作,已经有了较高的起点。后来才得知,因为痴迷写小说,他第一次高考失败,复读一年后,才考上广东F学院。他曾提到自己的写作动机:“在读过了金庸所有作品后,随着年纪慢慢增长,所读的小说越来越多,其情节越来越不能满足我的欲望,于是,便萌生了自己创作的想法。”

尽管我不会评价武侠小说,但从他的文笔中,可以感知到良好的文字根基。更重要的是,他是一个真正被兴趣吸引的人,是一个有目标和梦想的人,这在我教过的几千名学生中,凤毛麟角,难以寻觅。

王国伟出生在广东四会一个叫邓村的地方。那里环境优美,“青山若黛、绿水如碧”。祖辈以种田为生,到爷爷那一代,开始做一些小买卖,此后父亲一直延续爷爷的路子。父亲高中毕业,除了种田,在孩子还未出生时,曾经向信用社贷款,经营起一家土制的砖瓦厂,但没过几年,因经营不善,砖瓦厂倒闭。此后,他重拾邓村的古老手艺,经营了一家古法造纸的小作坊。在国伟的讲述里,父亲和一般的农民不一样,他不安分,动手能力极强,也愿意尝试各种营生,除了种田和造纸外,还会养殖、电工、泥瓦、针织……其中的收益,都用来供他和妹妹读书。

1995年,为了孩子的前途,父亲斥资在四会市区购买了一套九十平方米的房子,这成为国伟求学过程中的重要转折点。尽管在乡村念书的时候,他有更快乐的童年,放学回家可以干农活、玩耍,到了晚上才花一个小时左右去复习功课,根本感受不到学习的压力。

而进入市区后,他猛然感到学习压力倍增,不但作业多了很多,同学之间的竞争压力也加剧。突然的变化,让他无所适从,更何况还要忍受和父母的分离,他曾经哭着求父亲让他重回乡下念书,但理智的父亲,一眼就看到了城市和乡村教育资源的差距。父母坚守乡下的作坊和田地,为了两个孩子的教育费用起早摸黑,将兄妹俩交给奶奶在城里照顾,这种选择,恰恰和内地外出打工农民的选择相反。国伟始终记得,让孩子走出穷乡僻壤,是小学尚未毕业的母亲一生最大的心愿。

因为国伟的写作热情和天赋,这么多年来,他是我唯一期盼能够继续深造念研究生的学生,我知道他一旦走向社会,必然会被现实和工作绊住。

有意思的是,他到大学后,相比高中写作的狂热,仿佛多了一份冷静。国伟性格中的务实,在大学的平凡日常中显露无遗。目睹了父母在生活中的挣扎,他清晰地知道自己大学毕业以后的首要任务,不是坚持武侠梦,而是解决生存。“梦想,每个人都应该拥有,但不是每个人都能实现。我在大学期间,就知道自己不能把梦想照进现实,至少短期内不可以。我很清楚地认识到,大学毕业后,我的首要任务是要解决我和家人的生活问题。”

他很顺利地找到了一份银行的工作,为了揽储,为了顺利度过12月31号“银行从业者的解难日”,他不得不过上陪酒应酬的生活。他不爱应酬,但必须应酬,到了年底,为了完成任务,“天天喝,天天醉,睡醒第二天再喝”。银行的工作仅仅坚持了一年,尽管收入不错,毕业第二年,他毅然参加了全省公务员考试,成为四会监狱的一名狱警。

他的务实,帮助他再一次成功实现了转型,之所以报考这个单位,主要是因为它招录人数比较多,容易考。尽管因为环境的变化,这份工作比之银行风险要大,但他身心却获得了更多自由。“在这里,我不用为了取悦别人而把自己打扮成另一个人,至少不用去应酬。更重要的是,这里的工资更稳定些,并且能够给我更多的时间去思考我的未来该向哪个方向前进。”

和石磊一样,他一旦进入体制,工作稳定下来后,很快就结婚生子,并立即在四会买房买车。他高中时代的狂热梦想是武侠小说,并为此练就了良好的文笔,但他大学并没有沿着高中的梦想前进,而是通过大学的桥梁,获得了进入体制的起点和机会。对一个农家孩子而言,进入体制获得稳定工作,比之虚无缥缈的作家梦,显然更能让父母尽早挺直被生活压弯多年的腰。

尽管国伟认为,“梦想离我渐渐远去,生活如同一个复杂的课题,要我们用一辈子去研究”,但在读书改变命运的故事中,王国伟是不动声色的一个,也是最为真实的一员。

 

四任班长,从出身而言,都是普通家庭的孩子,没有一个家境特别优越,也没有一个孩子在大学毕业后,得到过家庭的庇护和资源。对曾刚、石磊和王国伟而言,他们之所以能在社会立足,并顺利过上让父辈放心、安心的稳定生活,要么是早早认清了现实的规则,顺着社会去经营生活,要么是经过现实的碰壁后,终于认清进入体制的优势,选择毕业后回炉考公务员。

唯独志勇,客观而言,从各方面的综合条件讲,四任班长中,他算得上佼佼者,但他毕业以后的九年经历却证明,现实留给他这样一个普通的农村年轻人坚守梦想的空间,是狭窄而拥挤的。他内心不愿屈从一条常见的个人成功路径,但现实中,他还是不得不听从父辈的召唤,结婚生子,选择一种最为常规的活法。但这条常规的通道,在他放弃“考公”、考研之后,志勇猛然发现,他并没有太多的选择。

 

 

——完——

黄灯,女,湖南汨罗人,学者,作家。现任教深圳职业技术学院。曾写作《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引发2016年全国乡村话题大讨论,著有《大地上的亲人》。《我的二本学生》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近期出版。

题图,2018年11月,广州珠三角高校毕业生招聘大会。来源:视觉中国

打开界面新闻APP,查看原文

热门评论

打开APP,查看全部评论,抢神评席位
界面新闻
界面新闻
只服务于独立思考的人群
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