抵挡印度洋的堤坝

刘子超 · 09/05

所有人都应当成为水手,直到大海将他们解散。

——莱昂纳德·科恩

 

孟买的清晨

 

孟买的清晨,我被一万只乌鸦的叫声吵醒。它们像夜晚的碎片,纷纷扬扬地飞向城市的垃圾场。街上还是灰蒙蒙的,早起的女人穿着鲜艳的纱丽,从我的窗前走过。透过大榕树的枝叶,可以看到人行道上均匀地覆盖着白色的鸟粪,因此不可避免地会沾染纱丽的下摆。想到这一点,我多少有些焦虑。这充分说明,我刚到印度不久,还没有放下平时习以为常的观念。来印度旅行,你必须学会超越干净和脏的观念。

实际上,你必须超越任何观念。

上一回,我在印度待了四十多天。我至今记得自己心理上的变化:最初的极度震惊,之后变成愤怒,最后对一切都麻木了…… 

我后来突然明白,来印度旅行就像是证道:一步一步破除观念,放下自我,最后成为智者、圣人、罗汉。我穿着十多天没洗的印度长袍回到北京,根本不在意周围人的目光。我打了一辆出租车。司机透过镜子端详我,可我依然心如止水。然而,因为习惯了印度脏兮兮的“大使”出租车,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发现北京出租车的座套是如此洁白,路上的车辆是那样守规矩,空气是那么清新。原本无法忍受的日子,在一趟印度之行后,变成了天堂。我知道,本质上我和那些赖在印度不走的嬉皮士是一样的。

印度就像大麻,适量吸食有助于克服对现实的沮丧,但或多或少也会令人上瘾。我还要回到印度,回到湿婆的国度,对此我心知肚明。

这一次,我打算先从孟买飞到德干高原的海德拉巴(Hyderabad),然后一路乘火车前往亨比(Hampi)、班加罗尔、迈索尔(Mysore)、马杜赖(Madurai)和金奈(Chennai)。

从定下计划到买好机票,前后只花了不到十分钟。正像一句印度谚语说的:“有时,湿婆的风暴不就是这样吗?在十分钟内把一个人的庄稼全部摧毁。” 

在孟买的班德拉(Bandra)区,我租了一间房,离海不远。

曾几何时,班德拉是一片渔村,遍布着菠菜田和椰子树。大部分人口信奉罗马天主教。十六世纪时曾是葡萄牙的殖民地。如今,从班德拉的部分街道名中,仍然可以看到一点当年的蛛丝马迹:保罗街、西里尔街、亚历克西斯街——在这些街道两侧,还保留着一些殖民时代的别墅。高高的拱形窗子,迎着从阿拉伯海上飘来的咸湿的海风。

班德拉是孟买的前世——一个渔村的雏形,也是孟买的今生。因为面朝大海,又靠近宝莱坞,很多明星居住在此。这里是孟买的富人区,遍布昂贵的公寓楼,但不知为什么,到处仍有一种废墟感。这种废墟感与罗马的断壁残垣不同。班德拉的一切都是完整的,很多房子都是新建的,可是建成后不久,它们就成为了废墟。

我试图思考孟买为何会给我一种废墟感——它并不是多么古老的城市。最后,我得出结论:孟买的光线中含有一种特殊物质。它既让一切急速发展(booming),又让一切急速腐烂(decaying)。

米提河大概最能代表这座城市的发展与腐烂。为了兑换卢比,我来到了米提河左岸。这里是孟买的金融中心,同样属于骄傲的班德拉。金融中心的中心是一座巨型的后现代玻璃建筑,其旨趣上让人联想到北京的“大裤衩”。周围分布着银行、领事馆、汽车4S店、高级餐厅和咖啡馆。

我走进一家咖啡馆,享用了一杯加冰的美式咖啡,意识到身边可能是整座城市穿着最干净的一群人:衬衫、西裤、皮鞋、精心修剪过的发型、淡淡的古龙水。所有人都在讲英语,谈论着伟大的梦想。哪怕其中任何一小部分得以实现,都足以改变这个荒唐的世界。

我一边喝着咖啡,一边捕捉到如下词汇:亿、亿万富翁、商业模式、硅谷、移动互联、IPO……这些词语飘浮在空中,却并不令我感到陌生,因为它们同样在北京、上海、深圳的CBD咖啡馆里飘浮着。

这是全球化时代的一大症候:文化背景截然不同的族群,可以无缝地共享同一个话题。套用托尔斯泰的名言:“CBD咖啡馆里的话题家家相似。” 

在吃了一顿颇为昂贵的果阿菜后,我跨过米提河,去往仅仅一河之隔的右岸,这里有世界上最大的贫民窟达拉维。米提河污染严重,却分隔了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两种互不相交的人生。

和上次来相比,达拉维看不出任何变化:栉比鳞次的铁皮屋、到处散落的垃圾、满街乱跑的小孩。街上拥挤、繁忙、布满灰尘。每辆车都在按喇叭,以至让按喇叭这个动作也显得有些多余。

达拉维是自成一统的经济体,它的主要燃料就是废品和垃圾。凭借废品和垃圾的回收、处理,被河岸另一边的世界所抛弃的人们,得以在这里建立起自己的人生。

关于达拉维,我看到过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达拉维是“印度奇迹”的耻辱;另一种观点认为,达拉维恰恰是“印度奇迹”本身。

这要看你站在什么角度,思考达拉维存在的事实:如果着眼于生存环境,达拉维无疑是耻辱;但是在这样耻辱的环境下,几十万人能够坚韧地生存下来,繁衍生息,甚至为“印度奇迹”增砖添瓦,这不是奇迹又是什么?

我走过一座破烂的石桥,从洞穴一样的窗口,伸出一根根晾衣杆,上面挂着花花绿绿的衣服,好像废品联合国的旗帜。炙热的阳光使空气发生波浪式的晃动,一团团蚊子在热空气中起舞。桥下是堆积成山的报废零件。每当有车经过,这座十年前就该认定为危桥的建筑,就会像得了热病一样抖动。我想象着桥瞬间坍塌,而我无助地坠落,落到桥下那堆废品里。

达拉维人依然充满热情。他们就像城市的鬣狗,不死的热带植物。路边的奶茶店坐满了茶客,甜品小贩站在垃圾堆旁叫卖。我经过一座印度教神庙,门口摆满了破鞋,人们仍在向一切“有可能显灵”的神明祈祷。

经常有人过来和我打招呼,同我握手,问我从哪里来,提出要带我“逛逛”。所有人都在心平气和地生活,没有人愤怒,没有人一把火把这里烧了。

从这个意义上讲,达拉维无疑是一曲人类生命力的赞歌。

从这里,我开始了南印之旅。

孟买街头

 

印度的小村庄亨比

 

海德拉巴往事

 

第一站,是德干高原上的城市——海德拉巴。

海德拉巴是尼查姆王朝的旧都,特伦甘纳邦的首府,印度的第六大城市,约有40%的人口信仰伊斯兰教。在这里,鲜艳的纱丽让位于黑色长袍。大部分女人都像沙特女人一样裹着头巾,只露出一双眼睛。

我打摩的前往查尔米纳拱门。烈日下,拱门就像人潮中的一座海市蜃楼。海德拉巴的统治者为自己建造了无数富丽堂皇的建筑,查尔米纳拱门无疑是其中最为恢宏的。它由四方形的花岗岩为材料,四座高大的拱门支撑着两层楼和相互连接的拱廊。每座拱门上方都有高耸的宣礼塔。以拱门为中心,巴扎向四面八方扩展。

这里是穆斯林的聚居区,蓝色的小巷纵横交错。到处是年深日久的店铺,年深日久的人们。仿佛多少年来,一切都没有发生改变。

我爬上拱门,巴扎的喧嚣声变得缥缈了一些。这里凉风习习,很多印度人带着咖喱,一边吹风,一边观看风景:一个戴着小帽的老人朝麦加方向跪拜,并且念念有词;三个小男孩抱着《古兰经》,刚从读经学校下课;几只鸽子从拱门里扑簌着飞出去。宣礼塔顶上,一轮新月正在闪闪发光。

海德拉巴真正繁荣起来,是在尼查姆王朝治下。他们来自信奉伊斯兰教的撒马尔罕,后来迁至印度。得益于与英国人的密切关系,尼查姆家族的统治绵延了七世。在英国人的帮助下,海德拉巴于1724年宣布独立。作为回报,英国人得到了觊觎已久的黄金开采权。

如今,海德拉巴的金饰店依然随处可见。数量保守估计也有上万家,而且每家都挤满了人。据统计,把印度主妇的金饰加在一起,占世界黄金储备的11%,比美国、德国、瑞士、德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加起来还多。

人们对黄金的痴迷,同样令我痴迷。因为这是一种典型的中世纪情绪,只有在中世纪,黄金才是财富的唯一象征。而海德拉巴老城的一切似乎都在表明,中世纪仍在延续,并且可能永远延续下去。

离开查尔米纳拱门,我穿过人群,前往乔玛哈拉宫——尼查姆君王的府邸。这座融合了波斯、印度和欧洲风格的宫殿仍然是私产,但对外开放。

庭园里,一对站在古董劳斯莱斯车前的印度情侣让我给他们拍照。他们可能不知道,这些老爷车当年都是当垃圾车使用的。暴殄天物的原因很简单:尼查姆的末代君王米尔·奥斯曼·阿里汗实在太过富有——光他用作镇纸的钻石就有185克拉,比英王王冠上的那颗还重。1947年,印度独立时,阿里汗的资产高达20亿美元,是当时印度年收入的两倍。

阿里汗的性欲极强,不仅拥有世界上最大的色情品收藏,还在客房里安装摄像头,用来观看客人的“现场直播”。1967年去世时,他留下了34名子嗣(他们又生了104名孙辈),这还不包括那些自称有“龙脉”的人。因此不难想象,阿里汉汗死后,遗产争夺战会是多么激烈。

截至1990年代,宣称自己有继承资格的人就有400多人,其中包括王子穆卡拉姆·贾——他是阿里汗的孙子,也是爷爷钦定的尼查姆继承人。

出身高贵的穆卡拉姆·贾,原本注定了锦衣玉食的生活,但因为不断支付高额的遗产诉讼费和离婚赡养费而今不如昔,甚至负担不起律师费。

穆卡拉姆·贾结了5次婚,其中的两位是奥斯曼帝国的末代公主。1980年代,他移居澳大利亚的珀斯养羊,娶了一位后来死于艾滋病的BBC记者。那时他还相当有钱,于是让仆人带上10万英镑,为他去伊斯坦布尔再觅新欢。一位前土耳其小姐成了穆卡拉姆·贾“命中注定的人”。不过随后他又再次“命中注定”地支付了一笔巨额分手费,从此穷困潦倒。

在乔玛哈拉宫的一个房间里,我看到了数量庞大的照片和纪念物。一个中年印度女人正对着它们沉思。

照片中,有穆卡拉姆·贾和第一任太太埃兹拉的合影:穆卡拉姆·贾身穿双排扣西装,打着领带,上衣口袋里露出一角方巾;埃兹拉穿着高跟鞋和Dior的黑色连衣裙;他们的儿子长着一张“国际脸”,丝毫看不出和印度人有什么关系。

照片和纪念物的说明非常详尽,但有意无意地回避了这样一个事实:乔玛哈拉宫早就作为离婚赡养费抵给了埃兹拉,而穆卡拉姆·贾如今住在伊斯坦布尔一栋寒酸的公寓里。

在海德拉巴的街道上,小贩叫卖着熟透的石榴,棕榈树摇曳着热带空气。雨季到来前的穆西河几近干涸,河岸上长满茂密的藤蔓。从这里往西,穿过朱比利山豪华的别墅区,我来到了今天海德拉巴引以为傲的IT中心。

1990年代中期,一个名叫钱德拉巴布·奈杜的年轻人在竞选中获胜。他在施政纲领中向选民承诺,要通过发展信息技术,将海德拉巴打造成全印度最现代化的都市。于是,这片曾经遍布砾石的荒漠地带上,出现了一座被称为“网络拉巴”的新城。

这里的马路十分宽敞,路边不时出现欧洲建筑师设计的大楼。只是完全看不出与老城乱糟糟的市景有什么关联,仿佛是从中世纪到后现代的直接飞跃。或许正是因为这种分裂感,奈杜在执政十年后惨遭败选。据说《印度教徒报》上的一幅漫画道出了问题的症结:一个骨瘦如柴的农民坐在破败不堪的茅草屋前,正在按下电脑键盘上的删除键。

时隔十年后,奈杜东山再起,再次当选——他是现任印度总理莫迪的盟友。此后,谷歌、苹果等科技公司纷纷将研发中心设立在网络拉巴,虎视眈眈地将印度视为唯一剩下的大型市场。

苹果CEO库克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印度是一个充满机遇的地方,在这里我看到了7、8年前的中国。” 

和7、8年前中国的很多新城一样,网络拉巴没什么景点,但是有很多培训学校。从招牌上看,都是与软件、外语和职场礼仪相关的培训。

一家外语培训学校的广告上写着:“你想学纯正美式英语吗?还是纯正英式英语?”看上去像是一道复杂的人生选择题,但其职业指向其实相当明显——那就是进入外包呼叫中心。

呼叫中心遍布印度的IT城市。比如,当西弗吉尼亚州的一位家庭主妇拨打扫地机器人的服务热线时,电话实际上就转接到了网络拉巴。一位自称霍利,操着美式英语的女孩,会在电话中为这位家庭主妇解决各类有关问题。当牛津郡的一位老太太打电话咨询瓦尔格林公司生产的维生素片的用量时,一个口音听上去像是来自伦敦东部郊区,实际上也在网络拉巴的男孩,就会为牛津老太太竭诚服务。

对于印度的年轻人来说,呼叫中心是一份收入不错的体面工作。唯一的问题是,虽然生活在印度,但必须按照英美时间作息。这或许就是为什么附近几家餐馆都是24小时营业的原因。

我走进一家炸鸡店,发现所有员工都是聋哑人。我买了一份炸鸡,坐在窗边。阳光依然毒辣,沾满灰尘的行道树垂头丧气。一家酒铺刚刚开门,透过窗户的铁栅栏,一群印度人正争先恐后地把攥着卢比的手伸进去。

坐在我斜对面的是一个衣冠楚楚的印度男人。在印度,所谓“衣冠楚楚”是指穿了一件干净的衬衫。聊起来后,他自称是一家职场礼仪公司的老师,主要传授面试技巧。他的额头正中有一颗红色的吉祥痣,可能是起床后才点上去的。

“在海德拉巴,你必须时刻充满自信,”他说,“如果你有足够的自信,你就没问题。” 

所以,他要求所有来上课的年轻人(大部分来自农村)必须买上一件好衬衫,因为“好衬衫让人自信”。他还建议学生打领带,因为“领带让人的头正”。

他说,经过他的培训,很多学生得到了IT公司的工作。尽管我暗自觉得,他的吉祥痣似乎和IT公司有点不搭。

我当然没这么说。一时间,这家连服务员都是哑巴的餐厅变得过分安静,好像德干高原上的一座孤岛。

印度IT外包中心班加罗尔

 

母亲和乌托邦

 

来到印度后,我开始用手吃饭。

印度人告诉我,用手吃饭才能尝出咖喱的本味,否则吃进嘴里的只是“勺子的不锈钢味”。进入泰米尔纳德邦后,我更是被剥夺了用盘子的权利,开始在大芭蕉叶上吃饭。

走进泰米尔的传统餐厅,侍者会把一张大蕉叶铺在你的面前,然后把米饭,几样咖喱放在蕉叶的不同位置上。你需要用手指将米饭和咖喱搅拌在一起,再一口一口地送进嘴里。每个人面前——无论年龄、阶层,穿裤子还是穿围腰布——都是一张大芭蕉叶。人们低着头,用灵巧的手指搅拌着咖喱,轻松地一掬,送到嘴里,不时甩甩手,把黏在指间的饭粒甩回芭蕉叶上。那情景可以说十分有趣。

提着大桶米饭的侍者,在餐厅内来回溜达,不断给客人免费加饭。直到你打着赞美的饱嗝,把大蕉叶合上,意思是“多谢款待”。侍者这才将大蕉叶收走,同时递上一个盘子,上面放着一碗温水和两块柠檬。

我的一个朋友曾把这当成饭后柠檬水一饮而尽,结果一回酒店就狂泻不止。实际上,水是洗手用的,把柠檬汁挤进碗里,可以洗净手上的咖喱,指间还会留有柠檬的清香。

如果不把误喝洗手水的情况考虑在内,泰米尔餐厅的卫生状况堪称可歌可泣。旅行期间,我吃了各种食物,一次都没有中毒。

街头有很多卖鲜榨果汁的小贩,这点和印度其他地方类似。不同的是,卖西瓜的小贩更有艺术细胞。他们会将西瓜皮完全剖掉,将瓜瓤切成普洱茶饼一样的形状,一层一层地摞在摊位上,好似一座红色的印度教神庙。

这样摆摊的好处显而易见:景象足够壮观,甚至颇为诱人。但是他们似乎忘了天气炎热,东西本来就容易变质的残酷现实。加之街上尘土飞扬,苍蝇乱飞,没有瓜皮保护的西瓜瓤,完全暴露在外,尽管口渴,我也没敢买上一块。

我特意观察了旅馆附近那个卖西瓜的小贩。上午出门时有一车西瓜,晚上回来时也没卖出多少。我想,除了敢死队,大概谁也没有勇气吃这样的西瓜。这座形式主义的“西瓜神庙”将来的命运如何?也许,只能喂牛。

在芭蕉叶上充满野趣地吃了几天饭后,我还是很高兴能够再次用回像模像样的餐盘。经过一番辗转,我到了本地治理——泰米尔纳德邦的飞地。1954年以前,这里一直属于法国,返还印度后也由联邦直辖。从历史文化到规章政策的方方面面,都与泰米尔纳德邦不太一样。

本地治理是印度罕见的不太像印度的地方。这里仍然大量使用法语,包括路牌和政府机构的牌匾。街上有数量众多的波西米亚式店铺,贩卖手工艺术品和杂货。常驻的外国侨民很多,包括当年著名的法国夫人米拉·阿尔法萨(Mira Alfassa),当地人称为“母亲”。

与加尔各答的“母亲”特蕾莎修女不同,本地治理的“母亲”是一位“脱离了肉身”的乌托邦灵修主义者。1968年,她在离本地治理不远的奥罗新村(Auroville)修建了一座“黎明之城”。

本地治理分为法国区和泰米尔区。法国区位于海边,拥有干净得在印度绝无仅有的林荫大道和雅致的法式阁楼。我正是在一家法式阁楼改建的餐厅里,再次欣慰地用上了餐盘。那晚,我吃了用香料渍过的烤马鲛鱼和椰子浓汤,喝了久违的夏布利白葡萄酒。一边聆听窗外的海潮声,一边珍惜地小口呷着酒,感到了一种救赎。

或许因为习以为常,这一次在南印度旅行,我并未感到上次在北印度旅行时的那种“极度疲惫”。然而,一旦在惬意的环境中放松下来,疲惫感就像癌细胞一样迅速繁殖起来。

我在本地治理休整了数日,几乎只在法国区活动。我花时间在绿意盎然的街区漫步,累了就走进咖啡馆或画廊。我时常感到自己走在电影《少年派的奇幻漂流》的外景中——派的故乡正是这里。

本地治理有一条长长的海岸线,我喜欢沿着海滨大道漫步,让盐味的海风吹拂在身上。海边没有像样的沙滩,也不能游泳,海水冲刷着黑色的礁石,留下一串串白色的浮沫。我每天都会遇到一个卖气球的小贩。他很黑,很瘦,担着一根扁担,上面拴着很多气球。有一天,他终于凑过来问我要不要气球。

“5卢比,先生。” 

我买了一只粉红色的气球,问他是不是吉普赛人。我几乎已经有把握分辨印度人和吉普赛人。一般来说,吉普赛人更黑、更瘦,说一口连印度人都难懂的方言。果然,卖气球的小贩是吉普赛人,住在离此不远的卡鲁瓦蒂库帕姆村。他告诉我,那里是一个巨大的露天垃圾场,堆放着本地治理的生活垃圾。

“我卖气球,”他磕磕巴巴地说,“老婆和小孩捡垃圾。”

“生活还好吗?”

他像印度人那样晃晃脑袋,表示肯定。

后来我在去金奈的路上经过了卡鲁瓦蒂库帕姆村。那片五颜六色的垃圾海洋着实令人惊叹。

卡鲁瓦蒂库帕姆村距离本地治理只有几公里,却是完全不同的世界。这让我对本地治理的法式风情,乃至这里蓬勃发展的灵修事业,都有了一些新的认识。

本地治理的灵修传统,是印度最著名的精神领袖之一奥罗宾多(Sri Aurobindo)开创的。

奥罗宾多一生传奇:他早年求学于英国剑桥,后来参加了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地下活动,最终在本地治理成为了一名灵修者,从事神秘主义、灵性和瑜伽的研究。正是在这里,奥罗宾多遇到了他的法国崇拜者——“母亲”阿尔法萨。后者不仅成为了他的接班人,还开创了奥罗宾多修道院以及更著名的“黎明之城”。

亨利·卡蒂埃-布列松(Henri Cartier-Bresson)曾为奥罗宾多和米拉·阿尔法萨拍摄过一张合影。照片中,两人坐在铺着豹皮花纹的大椅子上,头顶上方有象征宇宙的神秘图案。奥罗宾多留着大胡子,一袭白衣,袒露着肩膀。“母亲”则穿着莎丽,围着头巾。

据说,“母亲”收到过价值超过十万卢比的纱丽。在奥罗宾多去世、财政困窘的年月,她多次卖掉纱丽,为修道院募集资金。

1960年代,“母亲”已经被信徒视为圣人。当时,欧洲各地爆发青年学潮,“母亲”决心建造一座自给自足、按需分配的乌托邦,让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无论种族、国籍、贫贱——能够和谐地生活在一起。乌托邦的终极目标是消除货币,实现大同。

如今,这座“黎明之城”依然存在,人口2200人。我决定过去看看。

我打了一辆摩的前往,不久就进入了棕榈树、金合欢树和桉树的密林。密林间有一条红色土路,两侧是一些简易旅馆。乌托邦成立之初的任性招募时代早就过去了,现在想要成为“黎明之城”的正式居民,需要经过严格的审批。那些拥有一技之长的人,如工程师、程序员、有机农夫等,最受欢迎。对于仅仅是被乌托邦理念吸引,但缺乏谋生之具的人(比如旅行作家),最好的办法是在路边旅馆长租一间房。虽然不是“黎明之城”的正式居民,生活开销也要自己负担,但离乌托邦很近,方便成为免费志愿者。

旅馆里也住着一些有竞争力的工程师和程序员。他们住下来是为了考察“黎明之城”是不是真的适合自己。入籍是一个很严肃的决定。一旦成为正式居民,就肩负起了某种道德责任。随便退出的几乎没有,因为那会被视为对其他居民的严重伤害。

随着离“黎明之城”越来越近,骑着小摩托车的居民也逐渐增多。他们大都是戴着头盔、目不斜视、眼神极其平静(想必内心也是如此)的西方人。

在“黎明之城”的博物馆里,我看到了一份常驻居民统计。除了印度人和欧美人,这里还有几个日本人、韩国人和一个中国人。我无缘见到这位中国同胞,不过听说她此前是一位全职太太,再之前是大学的社会学老师。如今,她在“黎明之城”教授羽毛球,副业是种菜。

对于乌托邦,我心中一直颇为矛盾。我欣赏理想主义的乌托邦情怀,但又对任何集体性的乌托邦充满疑虑。

在我的想象中,乌托邦一定要在相对寒冷的地方——苏格兰高地的小木屋或者梭罗笔下的湖畔。当然,必须得是一个人(或很少的人)。外面风雨凄凉,屋内的壁炉燃烧着木柴,边桌上还放着一瓶单一麦芽威士忌。看书看累了,就抬起头,看看窗外的荒野,看着雨点打在玻璃上。对我来说,乌托邦就是无条件地把玩恶劣环境,从而获得一种内心的澄澈。

这么看,“黎明之城”显然太热,也太大了。它占地20多平方公里,还在不断扩大。目前最大的困扰是购置建设所需用地。

这里没有公共交通,我只好全靠步行。虽然骑着摩托车的居民“嗖嗖”飞过,但是没人会为了挣几卢比停下来。实际上,居民们大都觉得金钱没什么用。对拜金主义的厌恶,正是他们抛弃世俗世界,来到这里的主要原因。

路边没有卖饮料的小贩,也没有“西瓜神庙”。当我走到标志性建筑“灵魂曼荼罗”时,灵魂中对乌托邦的憧憬,多少因为又热又渴而受到了磨损。

“灵魂曼荼罗”是一个巨大的圆球,覆盖着金色花瓣状的圆片,酷似科幻电影中的宇宙飞船。每天清晨,“黎明之城”的居民都会来这里进行集体冥想。人们告诉我,这里存在“母亲”的原力,能够唤醒冥想者内心的灵性。

在这个炙热的午后,还是有二三十个西方人坐在一棵大菩提树下,正面对金球,闭目冥想。为了不干扰他们吸收原力,我轻手轻脚地从旁边绕过,然后围着“灵魂曼荼罗”转了一大圈。

正是以“灵魂曼荼罗”为中心,“黎明之城”的居住区、工业区、文化区等不同区域,呈辐射状发散出去,构成整个乌托邦世界的图景。

路上,我碰到了一个和我一样在转圈的美国人。他穿着一身麻布长袍,光着脚。如果不是他自己说起,我实在无法想象他之前是加利福尼亚一家科技公司的财务总监。五年前,他对硅谷生活幻灭了,于是辞掉工作,开始环游世界。他先后去了南美、非洲、东南亚,最后来到印度。

“人类正面临一场危机,”他对我说,“从恐怖主义、饥荒到朝核试验,全都是这场危机的表征。” 

他的一些硅谷朋友已经开始储备粮食,购买枪支,建造避难所。一旦天下大乱,他们就打算躲到里面。不过,他觉得这不是办法。

“真正的出路在印度,”他说,“只有印度哲学能够解释目前的文明崩坏,提供一种超越性的解决方案。”

他一边走,一边滔滔不绝地讲着那套关于印度哲学的陈词滥调。

“所以你已经决定要搬到这里了?”我最后问道。

“我需要一个决断,”他一字一顿地说,像在念一句咒语。

所幸,“黎明之城”还没有最终取消货币,我得以用现金在一家咖啡馆买到了水和面包。

咖啡馆附近,有一片活动房似的简易宿舍。在新建设用地购置下来前,新加入的居民只能住在这里。透过纱帘,我可以看到屋内极简的陈设。我问美国人觉得怎么样。他说,物质条件当然比不上加州,但“这不重要”。

在“黎明之城”,你很难听到憧憬或赞美之外的评价。人们更愿意相信自己确实找到了乌托邦,认为自己不同寻常的“决断”是一生中最正确的选择。很多时候,支撑人们坚持下去的就是这样一种信念。所以“黎明之城”究竟是不是乌托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相信”这一信念本身。

离开“黎明之城”,前往金奈的大巴经过卡鲁瓦蒂库帕姆村。我隔窗看到了壮观的露天垃圾场。

炎热的阳光下,布满垃圾的大地闪闪发光,如同一幅魔幻的末日景象。人们说“黎明之城”只可能存在于印度。除了印度,没有哪个国家可以接纳这样的实践。但是,乌托邦与地狱仅仅一线之隔的情景,大概也只会出现在印度。我甚至觉得,两者的并行不悖,各自的理所当然,才是这个国度的现实。

大巴进入空旷的原野,间或有印度教神庙打破单调的景色——那是另一种形式的乌托邦。在印度的这些日子,我已经数不清自己看了多少神庙,闻了多少熏香。我的脑子里满是神庙中裹着围腰布、穿着纱丽的男男女女的形象。贫穷、挣扎和古老的种姓歧视依旧无处不在,那些神庙都想在人们灵魂的缝隙中塞入这样一个观念:此生是可以忍耐的,因为还有来生。

我这样胡思乱想着,而大巴摇摇晃晃地驶向终点——金奈。

本地治理

 

遍布佛寺的蒲甘

 

蒲甘的小僧侣们

 

金奈的傍晚

 

上午十点,金奈的气温已经接近40度,我只好呆在旅馆里,等到黄昏时分再出门。

暮色中的城市,散落着殖民时代的建筑,陈旧而高大。我坐着摩的,穿行在老殖民建筑和更加破败的新建筑之间。

街上到处是人,喇叭声此起彼伏,但晚风是凉爽的。我渐渐产生一种强烈的感觉:在这个黯淡、破败的外壳里,坐落的不是金奈,而是那个更为古老的城市马德拉斯(Madras,金奈殖民时代的旧称)。它就像一件闻名遐迩的王冠,被人注视、议论、赞美和诅咒,如今已经落满灰尘。

在殖民时代,马德拉斯是整个南印的中心,1856年就有了第一条铁路。现在这里则是“印度的底特律”。女部长贾亚拉利塔(Jayalalithaa)执政期间,引进了福特、现代等数家大型车企入驻。虽然美国的底特律已经衰败,但这里凭借低廉的人力成本,想必可以继续繁荣下去。

来到金奈,最震惊的还是这里到处都挂着贾亚拉利塔的画像。这位曾经的电影明星,1980年代从政,先后五次当选泰米尔纳德邦的首席部长。

在金奈的几天里,我看到过以她名字命名的平价餐厅,买到过印有她头像的矿泉水,更看到了无所不在的画像和海报。毫不夸张地说,在这个印度第四大城市,凡是能贴东西的地方,就一定会有贾亚拉利塔的海报。

那是一种铺天盖地的存在——旧海报上叠着新海报。不同的拍摄时间,不同颜色的纱丽,相同的是主角贾亚拉利塔。她的脑门上点着吉祥痣,双手合十,露出母亲一般的微笑。

在崇拜者眼中,贾亚拉利塔是“阿母”。尽管从政期间,“阿母”数次因为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受到检方指控,甚至还在狱中服刑。但神奇的是,人们完全不以为意。一等她顺利脱狱,或者仅仅是申请了缓刑,她就马上能够凭借巨大的威望,重新当选首席部长。

“政治家都是骗子!”在很多国家旅行时,我都听到过类似的论调。人们愤愤不平,认为腐败是国家的毒瘤和耻辱。但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主国家,情况似乎并非这样简单:在印度,受到过犯罪指控的政治家比没受过指控的,竞选获胜的几率高出3倍。在印度国会下院中,有高达34%的议员受到过犯罪指控,这个数字还在逐年提高。

“为什么贾亚拉利塔犯了贪污罪,人们还要选她?”我问金奈人。

对此的回答大致有两种。一种是:“她能不坐牢,说明她有能力!”另一种说法是:“只有贾亚拉利塔能把事情办成。” 

印度拥有世界上最复杂的官僚系统。要办成一件事通常需要漫长的时间。这也是为什么政治家们即便受到指控,等到真正定罪也需要10年以上。

政府在行使基本职能方面同样缓慢。我看到过一份统计:建造同样一座火力发电厂,中国需要2年,而印度需要5年。在如此微妙的社会,普通百姓更需要“能把事情办成的人”而不是“品德优秀的人”。那些以犯罪的方式,证明了自己有能力办成事儿的政客,反倒成为了选票的宠儿。

贾亚拉利塔的威望建立在底层民众的支持上。尽管养子的一场婚礼就耗费数百万美元,有创下吉尼斯世界纪录的15万人参加,但她也的确办了很多好事,包括:向支持者免费分发笔记本电脑、电扇和香料研磨器;用黄金为贫困女性补贴嫁妆;出台法规为变性族群提供每月1000卢比的最低生活保障。

贾亚拉利塔还提出了泰米尔纳德邦2023年的发展愿景,许诺将居民人均年收入提高到1万美元,建设高质量的基础设施,让泰米尔纳德邦成为印度的知识中心和创新中心。

这一系列政策,都可能因为贾亚拉利塔的去世而化为泡影。因此我能理解,为什么会有597位民众,听闻贾亚拉利塔去世后,悲伤过度而死;还有200万民众参加了贾亚拉利塔的葬礼,哭泣着为其送行。

贾亚拉利塔的遗体,放在檀香木做成的棺材中,埋葬在金奈的马里纳海滩。那个海滩我也去了,并且看到了受惠于贾亚拉利塔的变性舞者——海吉拉。

金奈的发展与马里纳海滩息息相关。正是从这里,英国东印度公司开始了对马德拉斯的殖民。1914年,德国的“埃姆登”号巡洋舰炮击了港口的储油罐,让马德拉斯成为了“一战”中唯一遭受攻击的印度城市。

路易·拉夫(Louis Ralph)的电影《埃姆登巡洋舰》讲述了这样一个插曲:在袭击马德拉斯前,“埃姆登”号劫掠了一艘印度货轮,船上只有150箱香皂。消息传到印度后,香皂公司灵感大发,在加尔各答的《帝国报》上刊登了一则广告:

毫无疑问,德国巡洋舰“埃姆登”号知道“印度河”号上装载了150件西北肥皂公司出品的“极乐世界”牌香皂,所以进行了追击。现在,“埃姆登”号上的船员和他们的衣服都变得干干净净,香喷喷的了。你为什么不试试呢?

带着这样的心情,我发现马里纳海滩上同样充斥着类似的印度式顽皮。

海滩上没有一个人穿比基尼,但有很多穿着纱丽的女人站成一排,让海浪冲刷脚踝。这种事哪个海滩都有,但在马里纳海滩,已经发展成了一种自发性的集体行为。

这些女人中,有的是已经驼背的老太婆,有的是还没上学的小女孩。她们并肩站在一起,面对着大海,既不说话,也不动弹,只是提着纱丽的下摆,任由浪花冲击过来。她们只在浪头触及身体的瞬间,才微微地颤抖一下。

那像是一种入魔的仪式,仿佛所有人都在一场无法醒来的梦中。我在海边晃荡良久,而那些女人也一动不动地站了那么久。直到夜色沉沉,将她们五颜六色的纱丽完全吞没。

海边十分热闹,有各色人群。我遇见了三个海吉拉。

大概是海吉拉。穿着纱丽,画着妖冶的浓妆,但掩饰不住男性化的特征。我与她们擦肩而过时,她们一直盯着我,我突然意识到,她们可能是海吉拉。我转身,发现她们仍然在看我,于是我直截了当地问道:“可以拍照吗?”

“Money,Money!”个子最高的海吉拉说。其余两个像女人一样嬉笑,但显然不是女人。

“你们住在金奈吗?”

“对,不过我们明天去一个村子跳舞。”

“跳什么舞?”

她们笑得更开心了,上下打量着我。

我拿出100卢比,递给高个的海吉拉,然后做了个照相的手势。

“不行,200卢比,”她尖声说。

我又给了她100卢比。

“明天去看我们跳舞?”

“在哪儿?”

“一小时大巴。”

“太远了。”

“不远!”

“祝你们好运。”我微笑着,然后转身离开。

我听见她们在我身后笑着。其中一个还像揽客的女人那样,用压低的公鸭嗓喊了一句:“你要去哪儿?回来!回来!” 

我走出海滩,打了一辆出租车。街上到处是睡在路边的人,还有女政治家无处不在的画像。只是这一切都像是古老舞台的布景,渐渐消失在灯光黯淡的剧场。

“去哪儿,先生?”司机问。

我报上了一家餐馆的名字。

车厢里响着欢快的泰米尔歌曲,晚风从摇下的车窗中灌进来。

我回想着这次旅行,从孟买的清晨到金奈的傍晚,并试图思考自己究竟看到了什么。我渐渐发现,那些吉光片羽最终只是一种难以用语言形容,像细沙一样沉淀在心底的东西。它们将随我一起离开印度,返回属于我的世界,返回那个旅行结束后终须回去的场所。

本文摘自刘子超新书《沿着季风的方向》一书,有删选。《沿着季风的方向》由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7月出版。

 

—— 完——

 

题图为孟买。本文摄影均为刘子超。

刘子超,作家,旅行者,毕业于北大中文系,先后供职于《南方人物周刊》、《智族GQ》、牛津大学路透新闻研究所等,现为自由写作者。著有《午夜降临前抵达》,曾获“单向街书店文学奖·年度旅行写作”等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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