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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很多人不知道，王仁杰是今天最好的剧作家之一。他是泉州人，典型的闽南人长相，口音也很浓重。他喜欢喝茶，抽烟，美食。前几年中风之后，不能吃油腻食物了。可是到江南巡演，每餐都有红烧肉。王仁杰眼睛盯牢了桌上那一盘，盯着盯着，冷不防伸出筷子：一块，就一块。
以前，他用蝇头小楷写剧本，中风之后，也不用毛笔了，用手机写。更多的时候，不写，写剧本太累了。
元宵节前后，泉州有梨园戏汇演。戏迷、学者、记者到了泉州，王仁杰不拘身份，一起招待。先喝茶，茶馆老板坐在正中，运筹十几个茶杯，一一分发。闽南喝茶的风气惊人，每家店铺，不管卖什么，有没有客人，店中央都放着茶桌。王仁杰宣布，今天我们喝的，是三十多年前的铁罗汉。老板补充说，86年的。北方人纷纷发出了惊叹声，听起来都是不明觉厉。
然后，他请大家吃饭。别人都走在骑楼下的人行道，只有王仁杰走在车道上，从背影看，一条腿还不太灵便。走着走着，转身就穿马路，也不管路上的车。到了地方，看见门就推——那扇门堵了一半，并不常用，而正门就在前面。包间里，玻璃转盘上放满了菜，泉州的名菜，醋肉、炒鱿鱼、海蛎煎、醋炖鲤鱼……他一边抽烟，一边劝大家，吃啊，你们怎么不吃。自己却不吃。劝了半天，他突然说，还是苍蝇馆子最好吃！
吃完饭，演出七点半开始。
在我的想象中，戏很难写，难于一般的舞台剧。戏曲综合了各种艺术，需要掌握的手艺太多。写一出戏，相当于西方的诗剧，但要加上音乐，或是歌剧，又要加上舞蹈，或是音乐剧，可是语言另是一门。尤其是语言，对当代人来说，古文就像外语，甚至比某些外语更陌生。
王仁杰却说，这不难。1950年代末，他读高中时，一次偶入梨园剧院，想去看看热闹。那天演的是老戏《吕蒙正》。他一下子入迷了，此后每天放学都去看戏。看得熟了，很多戏文都能背，这是他打下的童子功。
王仁杰成长的1950、1960年代，戏曲还是大众艺术。电视刚刚诞生，电影不够普及，八个样板戏还没有出现，当时，各种地方戏是老百姓最重要的娱乐方式，也是政府看重的宣传工具。一系列对旧剧目的抢救、改造，将原本散落民间的戏班、伶人体制化，戏曲竟出现了一个黄金时期。
泉州一带，自宋元以来，就是对外贸易的中心，商业发达，也有其深厚不移的文化传统，戏曲种类很多，人称“戏窝子”。梨园戏是其中一种，它的传承久远，剧目多讲爱情婚姻，活泼幽默，很有观众缘。但是由于远离政治文化中心，再加上语言的隔阂，很长时间内，梨园戏都局限于东南一隅，直到1980年代，王仁杰的创作，使得梨园戏慢慢走出了闽南方言区。
“文革”结束后，王仁杰开始创作梨园戏。1988年，《节妇吟》上演。1994年，《董生与李氏》上演。这两出戏，成为他最著名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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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仁杰用毛笔写作，毛笔写得慢，他必须反复斟酌，下笔准确，简洁。他的每个剧本都不长，不过五六千字。总是拖到不能拖的时候，熬夜写，一壶茶，一包烟，一晚一折，一个礼拜写完。
尽管年轻时想做文学家，热爱苏俄文学，但是自从写梨园戏以来，他就很少看长篇小说了，怕自己受到别人的影响。他喜欢从中国古代的笔记里寻找题材，往往几十字，几百字，给他灵感，也给他发挥的空间。《节妇吟》、《皂隶与女贼》，都是这么来的。
《董生与李氏》稍微复杂一点。1990年代初，有人给王仁杰看了一篇小说，是作家尤凤伟的短篇小说《乌鸦》。这篇小说讲的是一个当代农村的罪案。王仁杰看了一遍，就还给了对方。还是一样，他不愿意多看，怕被影响。但是其中的一些情节，却留下了印象。当时王仁杰正在构思一个人物。孔子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他加上第四畏，“畏妇人”，创造出一个名叫董四畏的老秀才。借鉴《乌鸦》的部分情节，又回到自己擅长的古代文人世界，写了一出秀才与寡妇的故事。
彭员外死去之后，委托邻居董四畏，一个畏惧女人、严守道德的迂夫子，帮他暗中监视自己年轻貌美的妻子，不许她移情改嫁。董四畏忠于所托，日里窥视，夜里也趴在墙头，从监视、怀疑，到爱上寡妇，二人好和，“进来容易出去难，闺房变成白虎堂”。就是这样一个理与欲斗争的故事。
王仁杰的剧作，有一种散文式的风格，是戏曲界的沈从文、汪曾祺一路。他推崇含蓄、留白的美学，不追求强烈的戏剧冲突，不树立极端的人物，而是注重细微的内心变化，对每个角色都充满善意、温润的理解。这样的剧本，也给演员、导演留下了很大的空间。
看《董生与李氏》的时候，我想到自己的一段经历。我曾上过一学期舞台剧创作课程，学习如何编剧。我问老师，舞台剧里，是编剧重要，还是导演重要？我的意思是，现在都是导演中心制，编剧即使写出了剧本，还不是让导演改来改去，那写了有什么意思呢？老师想了一想，说，我觉得演员最重要。当时，我以为老师是在敷衍我，怎么可能？演员不是听导演的吗？看了《董生与李氏》和其他梨园戏之后，我却充分地理解了这句话。剧本写完，仍处于未完成状态，有待于舞台实现，但是关于舞台，导演不一定是中心。演员有可能和编剧、导演一样重要，她（他）是那个天地钟情、凝聚并散发全剧魅力的人。尤其是中国戏曲，演员的身体，由于天赋，由于日积月累形成的身体记忆（所谓功夫），已经形成了美。文字无法涵盖这种美，舞台上无法忽视这样的美。而一个好的演员，不仅展现美，还凭借领悟力和想象力，参与创作，使得美富有强大的感染力，舞台因此完全活了起来。
1994年，《董生与李氏》上演之后，被称为几乎无可挑剔的罕见之作。新编而成为经典，直到今天仍在演出。尽管演出机会不多，尽管收益极少形同公益，但是无论内行，还是圈外人，只要看过，都称赞不已。它在每个环节都极好。饰演董生的龚万里，将董生的迂腐、欲望萌动，到承认欲望、发现儒者之勇，这一过程演得活灵活现。而扮演李氏的曾静萍，戏份虽不如董生，却在背后牵动着整出欲望之戏。当时她才31岁，正在成为梨园戏的一个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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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曾静萍是天才，王仁杰并不赞同这种看法，他提醒人们，要看到曾静萍的勤奋，也要看到在她背后，有许多人在默默付出，而梨园戏自身，也有其丰富的土壤。但是，过了一会儿，他也忍不住说，他妈的哪里来的这么一个怪才。
见过曾静萍的人，都会感到惊讶。因为她在生活中与舞台上完全不同。2010年，在北京举办了一个“曾静萍表演艺术”研讨会，一位学者看着曾静萍走神，在她身上怎么也找不到台上那个风情万种的样子。王仁杰看穿了他的心思，问他，你看生活中的小曾像干什么的？他说，四川来的保姆。王仁杰说，不对，四川来的保姆还会打扮，她像陕西来的保姆，质朴。
曾静萍对于这一点，并不掩饰，也不介意。采访的时候，她穿着运动服、运动鞋。她说，有时候和儿子一起出门，别人以为她是武术教练。生活中的曾静萍，另有一种魅力，她聪明，爽朗，幽默，有时还有点无厘头。当我就一些资料求证的时候，她一边倒茶一边说，哦，你已经看到那些了？那你照着抄就好啦。然后一阵大笑。
曾静萍比王仁杰小一辈。她成长在“文革”期间，父母都是话剧演员。在一篇回忆文章里，她说，还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就经常被带到舞台上，生来对灯光布景就不陌生。小时候，她经常跟着父母，到乡间、军营演出，在文艺宣传队里混。有时候缺小演员，有人说你要不要来一下？来就来！她不怕上台。那时候地方戏已经禁演，演的都是样板戏。和很多女孩一样，曾静萍最喜欢芭蕾舞《红色娘子军》。她有一双好脚背，别人站脚尖要练很长时间，她却很容易。12岁时，北京舞蹈学院来招生，她想去，父母阻止了。他们做了一辈子演员，觉得这行实在太辛苦，他们不舍得女儿受苦，也不舍得女儿离开自己身边。妈妈说，你再跳，就打断你的腿。曾静萍只好把兴趣转入了地下。
1977年，泉州戏校恢复招生，招收“文革”后第一批梨园戏演员。14岁的曾静萍偷偷前去报考，那时她还不知道梨园戏是什么。
但她没有考上。落选的原因是“声带小结”。曾静萍说，“如果我很优秀他们也不这么说了，估计也是不怎么优秀，是吧？”过了一段时间，一个录取的学员没有去，学校又通知曾静萍补考，补上了那个名额。那时开学已经一个月了。曾静萍一直留着戏校的入学通知书，入学时间原本是1977年4月1日，她的那份通知书上，“4”划掉，旁边写了一个“5”。
一般戏曲的学习，打好基本功后，老师会按照每个人的特点，帮学生确定行当，小生、花旦、武生、丑角等等。梨园戏也是如此。在戏校，前两年打基础，第三年开始，学习剧目片段，定行当。当时曾静萍很不起眼，她在变声期间声音变得很粗，个子小，脸也不算漂亮，没有特色，一直定不下来。排演时，按照角色的重要程度，分为A、B、C组，她在C组。生也演过，旦也演过，丑也演过。经常跑龙套。有一次，她和同学们去参加福建省的中青年演员比赛，同学都得了金奖银奖，就她得了铜奖。评委问她，你是什么行当？她说：不知道！说完就哭了。
曾静萍是狮子座，好胜心强，在戏校过得不太开心，自卑，也抑郁。但是她有她的排遣方式。她很调皮，也很叛逆，喜欢的课就用心，不喜欢的课就逃。有时候她搞恶作剧，把戏里的道具银子换成葡萄，或是橘子。当时学校有十几位老艺人，穿的都是黑衣服，她觉得样子很好笑，就跟在后面模仿他们，逗大家乐。老师对她无可奈何，有的老艺人反而喜欢她的机灵，给她糖吃，追着她说戏。尽管，当时的她并不太理解。
1980年代初，王仁杰整理了一出梨园戏的传统剧目《李亚仙》，这是一个名妓和书生的爱情故事。上演时，曾静萍演书生的书童来兴，只有两场戏。曾静萍说，小女孩都不愿意演小书童这种角色，穿着很难看的衣服，傻傻地站在那儿。但是没办法。有一场戏，名妓和书生见面之后眉来眼去，来兴站在那儿傻看有些别扭，导演就让她坐在门外等。曾静萍为了不让自己显得尴尬难受，就不停地抠腰上的穗子。结果演出时，观众都笑了，觉得这个书童很可爱。接下来，名妓进去了，书生吃了闭门羹。曾静萍想，这时候来兴应该是什么反应？他肯定会跑到门边听一下，或是看一下。于是她走过去，在虚拟的门边，从上面看到下面，还装作在听的样子，在那儿“穷作戏”。
这场“穷作戏”，使得后来王仁杰特地为来兴多加了一场戏。也是这场“穷作戏”，给导演苏彦硕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排另一出传统剧目《朱文太平钱》的时候，他让曾静萍饰演剧中的女主角，一个叫“一粒金”的女鬼。这出戏是宋元南戏的残本，讲的是女鬼变身为人，爱上书生朱文的故事。现存的只有三场，都是变身为人之后的故事，对鬼没有太多刻画。曾静萍又开始琢磨了，人鬼之间如何过渡呢？
在一场演讲中，曾静萍回忆了这次表演的细节。一出场，女鬼戴着纱，没有表情，清唱一段，飘飘渺渺。第二次出场的时候，面纱拿掉了，她提着灯，拿着手帕，穿着粉红色的衣服，这时她还是鬼，却和第一次不一样了。接着，书生朱文出场。女鬼走到书生的门前，手帕一挥，敲门。这段表演跟刚才又不同，因为她是鬼变的小女孩，眼神和动作里要有跟人不一样的、特别快、特别灵的“鬼气”，霎那间的眼神、表情、动作幅度、力度，都不一样。朱文打开门，四处找她，她一下子伸手，搭在书生的肩膀上。曾静萍说，这时是真正的小姑娘了，完全不是鬼了——是我！我在这儿呢！
由于她加入了自己的想法，没有完全按照原来的演法，受到一些老艺人的批评，演完后，曾静萍整整哭了一天。但是王仁杰和导演苏彦硕都很欣赏她，觉得她演得很“灵”，很有舞台效果。从那之后，曾静萍的行当慢慢确定了下来，就是机灵活泼的二旦。1988年，剧团选中她出演王仁杰编剧的《节妇吟》。1994年，又演出了《董生与李氏》。
现在回头看，曾静萍觉得，戏校时没有定下行当，也有好处。她不拘一格，善于创造，在《节妇吟》、《董生与李氏》最初的演出中，她揉进了古典舞蹈动作。最重要的，是她善于琢磨人物内心，追求人物的细腻变化。人们普遍认为戏曲重程式、轻内心，戏曲几乎变成了程式的展览，曾静萍的表演却很“入戏”，很有感染力。但是，她说，戏曲演员的“入戏”，和影视演员、话剧演员很不同，不能完全入戏，要依据情感和心理的变化，来选择程式，就像选择舞蹈动作一样，再慢慢修饰自己的形体，使得情感与身体合二为一。这时一切都顺了，就像呼吸一样，自然而然地动作。这是难上加难，却也是层次更丰富的艺术。
在一篇文章里，曾静萍写道，她经常想，做完这出就立马走人！但是只要站在舞台上，她就“全身贯注地调动一切能集中的精力，全力以赴地放纵自己，进入一个肆意的艺术空间。这是一个演员最忘情的时候，这种感觉是那样的自然而痛彻，坦然而别样。”
很多人就是因为曾静萍的表演而迷上梨园戏的。她出现在舞台上，就是美的，而且，这美充满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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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节妇吟》和《董生与李氏》的女主人公都是寡妇，再加上王仁杰的另一出戏《枫林晚》，也是以寡妇为主角，王仁杰被称为“三寡作家”。他说到这里的时候，鼻子里哼笑了一声。为什么要写寡妇呢？王仁杰说，寡妇门前是非多嘛，有戏。他不愿意讲什么主题、理念，反封建之类，也不想多提早年的这两部成功之作。
在《节妇吟》和《董生与李氏》之间，王仁杰还写过别的剧本。当时，他在一本明代的小说里看到了陈仲子的故事。王仁杰想，老写那些才子佳人也没意思，陈仲子这个人好像还没有人写过。他花了一个礼拜，写出了《陈仲子》。
陈仲子是战国的思想家、隐士。当时，家国存亡未卜，知识分子都在思考和辩论根本问题。在思想竞争中，孟子、荀子、韩非子都曾提到陈仲子——批判他。陈仲子出身于齐国贵族，严于律己，以道德操守为至高追求，所谓“贞廉”。他在家时十分苦恼，因为住的吃的全依赖做高官的哥哥。在弱肉强食的乱世，高官俸禄显然是不义之财，陈仲子想，自己所过的，等于不义的生活。于是他下了决心，和妻子躲到山里隐居了起来，做草鞋、纺麻，勉强度日。
在《孟子》中，齐国的一位将军匡章对孟子说，陈仲子这样，岂不正是道德高洁的人？孟子说，陈仲子了不起，在齐国的文人里，是数一数二的。但是，养浩然正气、积极入世的孟子，必定不会赞同陈仲子的作为。在竖起大拇指之后，他有了转折：陈仲子要求的那种道德，只有蚯蚓能做到。蚯蚓吃的是土，喝的是地下水。陈仲子能保证自己山里所住、所吃的，都来源清白吗？孟子的话再往下延伸，也许就是：只要居于人世，必然沾染上不义不洁的东西。
就是这样一个人物，有人称赞他的道德，有人嘲笑他的迂腐、假仁义。他事关一个重要的问题：在乱世中，知识分子如何选择？
比起战国人的议论，明代的小说增加了许多细节，但是它仍然缺少贯穿始终的情节，王仁杰就把这些小小的故事，像冰糖葫芦一样串了起来，分为六出：《辟兄离母》、《碎坛绝食》、《半李三咽》、《灌园拒相》、《食鹅呕鹅》、《蚯蚓比廉》。
虽然没有贯穿始终的情节，但是一直牵引剧情发展的，是陈仲子求“贞廉”的过程，他对自己的要求越来越严格，从而越来越弃绝人世，走向激进，也走向荒谬。
一出一出的道德拷问之下，人世已经没有贞廉的可能了。最后一出，陈仲子梦见许多蚯蚓，其中一名蚯蚓问陈仲子，你能做到像蚯蚓一样与人无争、与地无争吗？陈仲子恍然大悟，追随蚯蚓而去。
1990年，《陈仲子》在福州上演。那时正是福建省戏曲会演，来了许多各地的学者。演出结束后的晚上，一位学者朋友打电话给王仁杰，说中央戏剧学院的祝肇年教授睡不着觉，在房间里聚集了十来个人，讲《陈仲子》。他分析说，这个戏有十三个主题。又说，这个戏啊，是世界级的，将来可以走到海外去演。第二天早上，祝肇年离开福州之前，跟王仁杰说，你们一定要到中戏去演，我相信我们的师生是看得懂的。第二年，祝先生就去世了。关于《陈仲子》，这是王仁杰看到的唯一的知音。那次之后，《陈仲子》再也没有演出过，直到2018年再次排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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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时，王仁杰和曾静萍都讲到一件事。2013年，法国MC93国家剧院的艺术总监索梅尔（Patrick Sommier）来中国选节目，他到达泉州时，《董生与李氏》剧组正准备去全国巡演，道具都装车运走了，第二天即将出发。那时曾静萍已经是梨园戏实验剧团团长了，她问，没有布景，只有服装，行不行？索梅尔说，行。于是剧组专门为他演了一场没有布景的戏。看完之后，索梅尔找到了王仁杰。王仁杰说，这个导演满头白发，很胖，他抱住王仁杰说，这是我五十年来看过的最伟大的作品。他和剧团当场签订了五年的合同。
第二年，《董生与李氏》剧组到法国、希腊，连演八场。王仁杰一直记得的，除了待遇优越，最重要的是欧洲的演出文化，没有送票，场场满座，法国文化部长迟到了五分钟，就摸黑进来，坐在剧院的台阶上看完了演出。
首演结束后的酒会上 ，索梅尔端着一杯酒，走到曾静萍面前，双膝跪下。曾静萍慌了，不知道怎么应对，赶快也跪下了。在旁边的王仁杰深受震撼。戏曲在中国被视为即将死去、或是正在死去的“传统”，却在他国受到如此尊重。戏曲是美的，这不是特殊的观点，更重要的是，它蕴含着非常前卫的艺术因素。此后几年，MC93剧院和梨园戏剧团合作排演了中法版《董生与李氏》。排练时，索梅尔不时跟曾静萍说，还是你们戏曲好，你们通过动作来表达情绪，而不只是站在那边说台词。他说，程式化表演，对演员来说，其实意味着更高层次的自由。
在那之前，2003年-2007年，曾静萍参与了一个国际性的实验戏剧《环球灵魂》，她和另外四个国家的演员一起，在一个小时八分钟的片段里，共同演出。她在其中，负责演梨园戏的片段，用梨园戏的程式来表达情绪，思念的情绪，愤怒的情绪。她重现发现了梨园戏。她说，哎呀，梨园戏里，也不知道哪里来的这么大的力量。
那几年，她跟着《环球灵魂》跑了全世界几十个艺术节。有人希望她留下来，在当地教戏，她却明白了，不能留在国外，还是要回来，继续学习梨园戏。同时，她明白了另一件事，梨园戏不能停留在中国。
在海外的表演经历，与海外艺术家的合作，让曾静萍开阔了眼界，更加确立了自信，对自己，也是对梨园戏。她也对舞台、灯光、美术、服装有了更深的理解。2015年，曾静萍作为导演、主演，推出了新编梨园戏《御碑亭》。这出戏的作者是年轻的编剧张婧婧，她看《董生与李氏》迷上梨园戏，后来去了梨园戏实验剧团工作。《御碑亭》是她的第一个作品，她从女性的视角重写了传统戏《王有道休妻》。2016年，曾静萍又帮福建芳华越剧团导演了越剧《潇潇春雨》。
这两出小戏，都是出人意料的好。蕴藉雅致，情感动人，程式、表演似乎都是传统的，但是它使观众懂得了每个人的内心，尤其是长期被压抑的女性的内心，因此澎湃着现代的气息。或者说，传统与现代已经失去了界限，没有一处不和谐。
《御碑亭》演出结束，大幕合上又拉开，演员出来谢幕，音乐响起，是一首台湾老歌，姜育恒的《再回首》。而《潇潇春雨》之后，是万芳的《新不了情》。观众大笑起来，却又觉得，情调上完全是对的。
说起这两出戏，曾静萍说，剧团经费有限，自己做导演，可以省下一笔钱。而且，这两出戏都讲感情，挺虐心的。她喜欢这样的戏，只是，情感投入时，剧中人的经历难免掺杂着自己的记忆，很长时间无法摆脱，很伤。过了一会儿，她又说，“虐心的那个不是我，《朱买臣》才是我的本色。”《朱买臣》是剧团整理的一出老戏，在戏里，曾静萍把原本人们认为势利可恨的朱买臣之妻，演出了很多层次，有自私，势利，却又十分活泼可爱。
至于谢幕时的流行歌曲，曾静萍说，这要看情况，《御碑亭》和《潇潇春雨》可以，《陈仲子》就不行了。
2018年，曾静萍找到王仁杰，她想要复排《陈仲子》。王仁杰早已离开梨园戏剧团，到泉州戏曲研究所，并在那里退休。但是他仍然十分关心梨园戏，也经常督促曾静萍。曾静萍说，王仁杰老师随时拿着刺刀在后面顶着，你下来他就蹭地一下上去了。在一篇文章里，她这样形容王仁杰：“成功会让他耸起肩膀绽放得意的笑容，失误将使他坐立不定来回穿梭，一脸凶相。并遭手机信息连篇的痛斥与指责而让人喘不过气，必须立马要给予解决的办法和措施并确定可行的时间才可，隔天他还将继续跟踪、落实，问到底方可罢休，淡然后才会阴霾扫去，重见那熟悉的音容。”
王仁杰说，没办法啊，曾静萍现在就代表了梨园戏。
有一种说法是，梨园戏有四个一，一个编剧，王仁杰，一个演员，曾静萍，一个评论家王评章，撑起了一个剧种。对于梨园戏，他们有情感，也有使命感，要使它活下去，繁荣起来。
曾静萍想复排《陈仲子》，也是想给王仁杰的这部作品，留下影像资料。但这出戏不容易演，二十多年来，越剧演员茅威涛、昆剧演员黎安都曾提过搬演《陈仲子》，最后都因为戏剧性不强、情节散淡、人物难以把握而放弃了。这次，同样找不到合适的导演。王仁杰对曾静萍说，你来导吧。
排练中，曾静萍陆续提出了一些设想。比如，将原本在台上的乐队和帮腔（歌队）放在台下两侧，设计一个可以开合的长方形台子，增加空间的层次。梨园戏向来活泼幽默，这出戏的舞台却相对沉闷，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她提出，自己分饰三角，除了扮演陈仲子妻，还要演两个动物：鹅和蚯蚓。梨园戏里没有鹅和蚯蚓的程式怎么办？她引入了丑角的程式。
排练持续了三四个月。王仁杰有时去看，他很惊讶，他一直知道曾静萍是个好演员，也知道她很聪明，但是没想到她也是一个好导演。乐队里谁走了音，谁节奏不行，她一下子就听出来了。她启发演员、示范动作，非常准确，有问题立刻改，不断探索更好的形式。经过将近三十年，整个戏活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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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1月，《陈仲子》到上海演出。剧场是江边的旧船厂改造而成，墙壁、地面都是水泥灰色，这是今天的时尚。来看演出的有很多年轻人，这几年，梨园戏逐渐热了起来，赢得了很多城市观众。也来了很多戏曲同行、业内人士。有人说，你也来追星啦？
《陈仲子》的主演叫林苍晓，是曾静萍的同班同学。1980年代以来，戏曲渐渐不敌新的娱乐形式，泉州又是侨乡，商业繁荣，他们77级同学纷纷离开剧团下海，就连曾静萍也曾开过一阵服装店。现在，30个同学只剩4个还留在剧团。林苍晓个子瘦高，气质儒雅，不善言辞，但为人很好。戏迷们到泉州看戏时，都要到林苍晓家里吃饭，他做得一手好海鲜。一位上海的戏迷说，看遍了各种戏，哪有这么亲切、这么没有架子的演员？《陈仲子》的排演中，林苍晓吃了不少苦。每天排练完回家，他都开着排练的录音录像，沉浸在戏里。整出戏的难点就在于：到底应该怎么理解陈仲子？
剧场灯灭，台上灯亮，陈仲子穿着一袭白衣出场。他和妻子拜别家人，一步步走向边缘。
在《碎坛绝食》一出里，陈仲子夫妻隐居之后，逢国中大旱，井里无水，积了一夜，角落中才有一窟。陈仲子早起去井边，勉强打出一坛。这时荒民先后而至，井里已经没有水了。荒民们哀叹，三里路，白走了，今天回去怎么办？有人说，哎呀，看这位大哥，打了满满一坛水。另有人说，他是捷足先登，抢先一步，要怪只能怪我们自己路远。
“捷足先登，抢先一步”，让陈仲子如五雷轰顶。这话看似理所当然，对他来说，却是严厉的道德谴责。他是不是争抢了？是不是贪念所致，断了他人的生机？而世上的灾难，全在于争名夺利，人人想要“捷足先登，抢先一步”。他思量片刻，将水分给众人，然后，打烂坛子，闭门绝食三日，作为对自己的惩罚。三日之后，他头昏眼花地摸到井边，发现了一个烂李，分三口咽下，如饮甘泉。
另外一出《食鹅呕鹅》，山中久居之后，陈仲子回到京城探望母亲，进门时，正好遇见有人向他哥哥行贿，送来一只大肥鹅。哥哥收下了，说，正好我弟回来，可以饱餐一顿。陈仲子当然拒绝了，他质问哥哥，送礼的王大夫专事奉承，是个小人，他送来的鹅也是不义不廉之物，哥哥却收了它，何其贪酷？言语不合，他准备离开，又被哥哥劝住。陈仲子到屋内见过母亲，母亲留他吃饭，说道：为母一顿饭，难道伤了你的贞廉？酒菜上来，陈仲子在山里经年不知肉味，一顿狼吞虎咽。母亲看得流泪，只觉得小儿子可怜，哥哥却冷笑着告诉陈仲子，你吃的，就是刚才王大夫送的肥鹅。陈仲子羞愧不已，放下筷子落荒而逃，找了一个没人的地方，将鹅肉都吐了出来。
曾静萍扮演陈仲子的妻子，一个贤良、识大体的女人。用王仁杰的话说，这个角色不太重要，就是陈仲子的跟屁虫。但是曾静萍一上台，你会忍不住看她。她并不是张扬地抢戏，只是太准确地演出了情感的韵律。当陈仲子发现那个烂李，欣喜若狂，吃了三口之后，让妻子也吃。曾静萍接过烂李，身子往后一顿，停了一秒，你仿佛听到她的叹息。无奈，心疼，全在其中。
在《食鹅呕鹅》中，她化身作一只鲜红色的鹅，戴着面具，躲在一袭白衣的陈仲子身后，探头探脑。字幕上打出，鹅：曾静萍饰。观众席起了窃窃的笑声。鹅的动作越来越大，左右跳跃，在陈仲子腹中翻江倒海，最终翻滚而出。滑稽，也诡异。
陈仲子的贞廉，从战国时代开始，就处于争论之中。很多人不理解他，不赞同他，后人在孟子、荀子、韩非子的批评中看到他的名字。理解陈仲子，少不了这些辩论，少不了时代的氛围。舞台上，陈仲子妻、鹅的表演，以及最后蚯蚓的质问，分别和一意孤行的陈仲子拉开了距离，形成观看这出剧的其他支点。只是，这些支点，有些是清晰的，有些大概只是直觉所致。
今天的观众，容易理解陈仲子妻，容易理解陈仲子的批评者，却不容易理解陈仲子。演出结束之后，同行的几位第一次看梨园戏的朋友愤怒地对我说，他要追求贞廉，他要挨饿，他自己去啊！干嘛要带上他老婆？另外一些观众不喜欢《陈仲子》，却是出于完全不同的理由，他们觉得这是新编戏，不够“传统”。可是，王仁杰说，《董生与李氏》也是新编戏啊。在泉州的饭桌上，王仁杰说，今年从外地来看戏的人变少了，因为《陈仲子》让他们很不高兴。为什么？他摇头不说了。
将近三十年过去，《陈仲子》还是令人困惑。它没有获得很多人期待的成功，但是，在这不够“成功”的作品里，蕴含着更深的问题。在一次采访中，法国人索梅尔说，《节妇吟》、《董生与李氏》中的女性、爱情、死亡，是艺术永恒的主题，也是人类共通的共鸣点。无论如何，今天观众的情感结构已经完全不同了。就像白先勇在推广昆曲时所说，我们要找出戏曲里现代的东西，那是什么？是爱情，是《牡丹亭》。明代萌生的“情”，契合了今天人们的爱情观、女性观，赢得了最大公约数。
陈仲子，却是一个更困难、分歧更深刻的命题。
王仁杰一直很关注现实，也很关心知识分子的作为。在《董生与李氏》中，他借小学生的口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人人见利忘义，不见真善美，唯有假恶丑，国岂不危哉！他拒绝追随戏曲界的风潮，在1980年代，他针对当时流行的思想，提出戏曲要“返本开新”，要先回归、熟悉传统，在深刻理解的前提下，再创新。由于这份清醒和对传统戏曲的信念，他才写出了一流的好剧本。
戏曲中有最丰富的资源，它兼具文字与口头传统，在雅俗之间变换几百年，既深厚，也多样。可是，整个戏曲的发展，有太多力量在左右，王仁杰常常不同意主流意见，也常不赞同很多政策方向，自称“边缘人”，居于泉州，喝茶看戏，在朋友圈忧心各种时事。在《陈仲子》首演之后的沉寂中，王仁杰写下了一组诗《读旧稿〈陈仲子〉》，其中两句是：叹息相逢皆乱世，依然身后悖时宜。
虽然讲战国，《陈仲子》却穿透了两千年，它很有当代性。在越来越物质、弱肉强食的时候，人们应该怎么做？是像孟子一样奋进、改变社会，还是像陈仲子一样，不与人同流合污，渐渐边缘？或是像大多数人一样，顺应时势，爬上潮头？从古至今，这都不是陌生的选择。《董生与李氏》里，董生最后醒悟过来，“书中百万兵，更做不平鸣。”勇士与隐者，向来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两面。这是传统留给我们的遗产。
讲述一个古代知识分子的故事，就是重新讲述他的时代，他的作为，他的想象，在故事中，与今天的观众对话。只是，传统太庞杂，今天的世界又太不一样了，关于欲望，道德，很多价值都已经改变，在不断的断裂中，人心充满了矛盾。在矛盾中，如何找出自己的故事？如何才能激活传统中那些珍贵的价值，刚劲的、自由的、亲切的、美的精神，而不再带有旧有的、陈腐的权力关系，使之成为人类世界里平等、无愧的一员？它不只是《陈仲子》的难题，热爱传统的剧作家、天才演员的难题，也是中国几代创作者共同的难题。这仍然是一个需要不断辩论、创作的时代。也许有一天，我们会有更好的答案。
—— 完——
题图为《陈仲子》剧照。摄影：海青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