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相障碍患者，舞动治疗师：闻笛的双重人生 | 正午故事

采写 | 李响

闻笛曾是妈妈的骄傲，但大学的一次事件彻底改变了两人的生活。

在妈妈的记忆里，“闻笛上小学读的是寄宿学校，她是班长，十分优秀，还拿到了北京市红领巾奖章，那是她的学校头一次拿到这个奖。她一直是我的骄傲，我以为以后会很顺利，没想到事实却是反的。”

20岁的闻笛现在是全国最年轻的见习舞动治疗师，也是一个双相情感障碍患者。她大约12岁开始患病，住过院，经历高三和大一两个比较严重的阶段，目前在休学。通过舞蹈，通过不断学习和提高认知，闻笛从疾病中走了出来。

北京的深秋，阳光明媚，我在一间咖啡馆里见到闻笛。她脱下外套，身穿一件条纹相间的马海毛毛衣，皮肤白净、瘦瘦的。阳光打在脸上，闪耀着青春的光彩。谈话不知不觉间进行了六个小时，我们从最初患病聊到医院的治疗，从休学的导火索聊到舞蹈给她的启发，从青少年的心理问题谈到社会的偏见……她经历的波折与她眼中的世界，或许可以折射出许多同龄人的困惑和出路。我听着、记录着，不禁感慨万千。

以下是她的讲述。

“你有没有站在我这边过”

我跟妈妈最大的一次冲突时我做了一个极端的举动。当时我口袋里有一把美工刀，我把刀抵着我的脖子，质问她：“你到底有没有站在我这边过？”她面无表情，冷静地说：“你想做什么是你自己的选择，我没办法干预。”这话很冷，让我扎心，我听了很崩溃。

这是两年前发生的事，导火索是当时有一个全国性的大型文艺表演在本地举办，导演组来学校选演员。我读大一，是我们系专业第一名考进来的，原本期待能入选，但没想到选拔过程很不公平。

他们让女生站一排，说“身高163及以上的人出列”。我当时有点蒙，不确定自己是162还是163，就没站出来。后来我找到自己报考时的身高，是过线的，就想再争取一下。但他们说，你已经出来，就不能进去了。我觉得，怎么这么草率？其他一些情况也不合理。比如选拔本来预定在晚上7点，但临时提前到5点就开始了，有的同学根本赶不回来。

我决定去找院方反映情况，听说领导在报告厅开动员会，我就在门口等着。等他们出来，我就上前说：我能反映个问题吗？当时系领导等人都在，一堆人围着我，担心我要搞什么状况。我没说几句，辅导员就把我拉走了。

之后好几天，我状态很不好，晚上睡不着。辅导员陪我去了精神卫生中心急诊，他们担心出状况，就把妈妈从异地叫到学校。我当时很想继续上学，希望妈妈是支持我的。结果她跟院领导聊了五六个小时，都是拉家常。我认为，她根本没有给我争取权益。然后好些类似的场景在我脑子里浮现。比如初中运动会，老师说自愿参与，但因为我800米跑得好，非要把我报上。当时我身体不舒服，也不想参加，老师就给我妈打电话，说你把孩子接走。我妈到了后，老师就堵在学校过道上，劈头盖脸地骂我，“集体活动都不参与”，“矫情！”而我妈居然在后面点头。这些往事涌入脑中，我就质问我妈，“你到底有没有站在我这边过”？

后来学校和家人都建议我休学，虽然也努力争取过，但最后（我）还是选择休学了。现在回过头看，休学是我的救赎。如果不休学两年，我不会有后来那些丰富的经历和对自己未来更清醒的认知。

让人惊心动魄的医院精神科

我大约在11岁出现心理问题，12岁开始，我有意识地查了一些“抑郁症”的资料。我跟妈妈说，我需要去看病，但她觉得我是青春期问题。很多家长会把青春期当理由，一旦有什么行为解释不了，就是青春期。由于她没有重视，拖了半年我才去医院就诊。

我这个病的起因有好几个，比如遗传因素（我叔叔有抑郁症），比如家庭环境（父母在我三四岁时离婚）。另外，我曾经有7年在学校寄宿，那段经历对我影响深远。我当时极度缺乏安全感，想做好一切，害怕失去，不断消耗自己的能量。我曾因为担心期末成绩而焦虑到两三天睡不着觉。记得有一次淋巴结肿大，发低烧，而家人都没空，我就一个人在宿舍躺了一周。我曾经怪了妈妈很久，怪她为什么让我住校。

去医院后，得到的诊断是，我已重度抑郁和中度焦虑，建议住院。

这些年，由于看病，我在医院看到的情况，可以说是令人心惊的社会缩影。

高中时，妈妈没空，让我自己去医院。当时北医六院还没装修，整个青少年门诊的楼道里水泄不通，全是家长堵在诊室门口排队。我人小，挤不过别人，经常从早上九点等到下午四点才能看上。

在诊室门口，你能听到家长们的各种争论。“你家孩子怎么回事？” “这孩子就是装的”……讽刺的是，这里能看到全北京最好的学校的校服：人大附、清华附、北大附、101等等，一溜儿，五颜六色的校服。为什么穿校服来？因为看完病还要赶回去上课。家长们会跟大夫说：“能不能让我们先来？我们下午还有课。”孩子都已经这样了，上课真的这么重要吗？我看到很多麻木的孩子，有的还在旁边刷题、写作业。家长的逻辑是，一切以“学习”为导向，治病的目的就是为了好好学习。

最恐怖的是，有的孩子都试图自杀了，见了医生，家长的第一反应竟然是：“明天还能上课吗？”有的孩子神智都有问题了。记得有个女孩从楼道里冲出来，大喊“我是国王，你们都得听我的”。她妈妈长发及腰，头发全白，抱着孩子在那里哭。在急诊室，我看过一个厌食症的女孩，18岁，瘦到50斤。她妈妈在那里求加床，说“这个要命啊”。

很多家长非常武断和自以为是。他们认为，“家长”这个身份赋予他们掌控的责任和权利。你的失控，是你的问题。他们没法承认自己教育了十几年最后是错误的。他们把该给的爱都给了孩子，怎么能是错的呢？他接受不了。

现在大部分的精神类医院都是封闭病房，但封闭病房的许多制度很不合理。他们要求，进去前两周不能用手机，不能跟任何家人和朋友联系。最近有一部纪录片《陪你到清晨》，讲的是安定医院的青少年封闭病房。片子非常真实，我看到一半就哭着出来了。影片里有个孩子说，“我现在心情很不好，想拿手机跟我的朋友说说话。”这是一个基本的心理需求，但医生说，“你刚进来，等过两天有手机了，就可以打了。”

我认识一个在封闭病房住过的朋友。他说，“连监狱都比那好。”因为在封闭病房，你一旦被扣上“精神病”的帽子，医院就不会轻易认为你的任何诉求是合理的。他们只会想着如何便于管理和管控。在封闭病房，病友之间，甚至是病人和医生之间也存在一些社交潜规则，你需要自己去适应。还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则，必须是送你进去的人才能接你出来。这意味着，我妈把我送进去，只有她点头我才能出来。但其实我的病友告诉我，大部分的时候医生都会建议再在医院观察一段时间，这个时候其实未必非常需要，而家属也会因为在医院就听医生的而选择继续让他们留在医院。

药物滥用是另一个大问题。很多精神科医生很随意，你进去做个量表，有问题就开药。正常的喜怒哀乐，在他们看来都算敏感，需要格外关注。你开心，或者不开心，他们都会紧张，要给你调到“正常”状态。用药物去解决所有问题，药物是最便于管理的方法，这也是部分西方精神科和心理学的理论所导致的。我生病时，医生建议住院。我说，我绝不去封闭病房，去了我会疯的。大夫的原话是：“你疯不了，我们有医生，你要是情绪激动，我们可以打针”。

吃药这么多年，我觉得，药物的主要效果是麻痹。它可以调整你的情绪，让你没那么抑郁或亢奋，但结果是人变得迟钝。一旦吃上精神类药物，通常需要经历漫长的药物治疗周期，很难减药，甚至也有患者终身服药。药物的副作用也很严重，很多人会发胖、手抖。今年年初，我在一家医院住院。有个16岁的孩子，医生给他开了10种药。这不是胡闹吗？这是我患病这么多年从未见过的，我的情况还比这个孩子要严重得多，也没吃这么多的药。按我的经验，药品种类越多，副作用和相互作用就越多。后来这个孩子在我的建议下换到北医六院就诊，医生调药后状态很快好转，现在已经处在治疗后期再逐步减药可以恢复正常生活了。

有调查说，青少年抑郁症的患病率是15%—20%，但从我接触的情况来看，这个数字是保守的。

我那次住院，二十多个病房，十几个房间全是孩子。开放病房要求有陪护，陪在里面的家长也是形形色色。有的寸步不离，禁止小孩乱说话，不让他跟外界沟通。有的家长则是病急乱投医，有些家长宁愿花 500 块钱去寺庙里问老道，都不会花 200 块钱给他家喜欢音乐的孩子买个吉他。

很多孩子到最后只能休学。而一旦开始住院、休学，就很容易陷入一个循环。百分之六、七十的概率是，这个孩子会再次回到医院，无数次回来。对于他们来说，病房是仅有的社交环境——学校不接收，因为你没法完成学校的教学任务；因为年龄小，你又无法进入社会，没法工作；待在家里，家长看你天天待着，心里又着急觉得总得做点什么，所以还是回医院治病去吧。所以，家庭、学校、社会支持的欠缺，造成了很大的一个空白。

我觉得，医生、学者、政府、家长需要对整个问题有整体的认知和研究，并付诸行动。我们需要为这些孩子提供一个能与疾病和平共处的轨道，而不是让他们把回到医院作为唯一的归宿。

舞蹈，让我感知风的形状

我从小就喜欢跳舞，想去专业学校。但妈妈认为，如果中小学就限定了专业，未来的路会比较窄，她不太支持。所以我就上了常规的中学，但一直没有中断学舞蹈。高考的时候，我还是坚持自己的想法，当时家里阻力很大，尤其是我爸，认为学舞蹈“无法谋生”。毕竟我的学习成绩不错，可以考到一个很好的综合类大学。但是我对妈妈说，这仅有一次的人生我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才不会遗憾。最终妈妈被打动了，她开始全力以赴地支持我完成我的梦想和选择。结果我也很争气，考到了我们学校那年舞蹈学专业的全国第一。

24年休学后，我开始学习舞动治疗（Dance Movement Therapy）。这是一个转折点，让我在学校之外，有了更丰富的经历。

舞动治疗属于心理疗愈领域。当人们有心理障碍或问题时，会反映到躯体上，像胃不舒服、身体比较蜷缩或紧张等等。舞动治疗是反过来，用身体去影响心理，通过不同的动作类型、不同的动作方案、不同的舞动设计做心理疗愈。不一定非要会跳舞，动作可以很随意。舞动治疗从美国发起，在欧洲继续发展，国内才刚开始，目前只有北师大有一个舞动治疗的硕士专业点，2025年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刚刚开设了舞动治疗的本科课程，这也标志着舞动治疗学科的教育体系在不断的完善，受众群体和专业人员的需求也在不断增多。

我上的舞动治疗课，是德国认证的一个体系，类似于职业培训，需要在医院或相关机构实习。班里大部分都是三四十岁的职场人士，我当时只有19岁。最后我把整个体系学下来，成为见习舞动治疗师，也是国内最年轻拿到阶段证书的人。

其实最开始一阶课程的时候，我妈妈是不支持我去学习的，她的方式是不给我钱，我自己用压岁钱加上找朋友借的钱才能顺利去学习，在学习过程中我不断跟她分享，她觉得对我的病情有帮助才开始给我学费。

有一个阶段，我想搬出去自己住，所以我的首要任务就是解决经济问题，我开始找兼职渠道，机缘巧合在一个舞蹈兼职的群聊中，我看到了国家大剧院演出的招募信息。我去面试，很顺利通过了。于是19岁的我，在那一年登上了两次国家大剧院的舞台，得到了导演和同行的认可。

舞蹈和艺术带给我最重要的收获，是让我看到了灵魂。前段时间我参加了一个自然艺术祭活动，也收到了很多正面反馈，认识了很多不同领域、不同专业的艺术家和舞者。我感觉到，他们是有灵魂的人。艺术是人回归人本身最重要的一个途径。为什么现在很多人有心理问题，我觉得离自然太远了肯定是原因之一。

我时常觉得，上天给你一个东西，一定有他的道理。我有这个所谓的病，让我对于世界的感知也发生了变化。我能更敏锐地捕捉到很多别人观察不到的信息，可以在自然中，在舞蹈中感觉到风吹过来的形状，音乐的颜色。

我是双向，有抑郁期和躁狂期，比如夏天亢奋多一些，冬天抑郁多一些；晚上容易抑郁，白天感觉不一样。大自然对身体是有影响的。我轻躁狂的时候，会比较亢奋，那时我的创意、点子和各种想法是一个爆发的状态，脑子的转速很快。像梵高作画一样，在亢奋状态下，我会收集我的灵感，在平静的时候用冷静的方式去运用它，使我成为独特的我。这样来看，这是一件好的事情。每个人要找到属于自己的方法，跟它相处，跟它磨合。对于心理疾病，药物、环境、他人的帮助，都是辅助因素，最终还是要靠自己才能走出来。

我最近在网上认识一个女孩，听了她的经历，我哭了一晚。

她学习很好，在省重点的高中可以考到年级前十。以她的成绩，可以考清北复交。她小时候父母离婚，开始是跟爸爸生活，爸爸不允许她跟妈妈来往。她初三时，爸爸再婚，把她再丢还给了妈妈。妈妈接手后，要求她学跳舞。因为妈妈在当地歌舞团工作，年轻时有舞蹈梦。两个月的时间，这个孩子的腿从抬不到90度，直接压到180，大腿被老师压得青紫一大片，舞蹈老师还拿棍抽她，打得她浑身都是血淋子。妈妈却拒绝带她去医院，说练功都是这样的。两个月下来，女孩浑身是伤。她原来的梦想是当外交官，但她没法拒绝妈妈，怕她妈妈再次抛弃她。她告诉我，每天走路就是跟针扎了似的疼，天天靠止疼药维持。

我能感觉，这个孩子已经有一定的心理问题。还有许多有类似经历的孩子，真让人心疼。

最近学校辅导员问我什么时候复学，虽然我在校外学到的比学校多，但是不可否认在如今的时代，文凭比能力更容易比较，也更容易成为工作岗位的敲门砖，而我却认为比起文凭我现在更看重的是我在学校所能获得系统的学习经历以及系统的逻辑思维培养和专业知识体系的建立，所以我决定要回去。

现在的我目标不再是成为一个“正常”的人，而是成为一个独一无二、有灵魂的人。

妈妈的爱和反思

采访进行到后半段，闻笛的妈妈也加入进来。她曾为了女儿，学习心理学的课程，拿到了专业心理咨询师的证书，现在算是未出诊的心理治疗师。

谈到女儿的经历，妈妈也在反思。她说，“可能有家族遗传的因素，她叔叔有抑郁症。另外，我跟她爸爸在她三四岁的时候离婚了。需要承认，父爱的缺失是没有其他人可以弥补的。最后，可能是我，人为地造成了一些问题的导火索。比如让她一直在寄宿学校待了7年。如果当时把女儿带到身边，可能会不一样。”

妈妈也认为，必须承认人和人之间的差异。“我们虽是母女，可是我们完全不同，我是偏理性，偏逻辑思维，她是感性的，非常天马行空。任何一个人，生下来就会自带着他的生存的能量和状态。我只想辅助她成为她想成为的自己”。

“前两天我们俩在争执之后，是她先包容我。为我找那些搞笑的视频，逗我，哄我。吃外卖的时候还喂给我吃。没有表现不耐烦。最后说你换不了孩子了，就这样吧。我说是呀，你也选择不了妈妈，认了吧。常常这时候，我很感动，我觉得这个生命的这个旅程里，有她很幸运。我们一起经历的生命体验，也打开了我生命的宽度。”

“23年元旦前夜我下班后开车去石景山看她，跑了40多公里，想一起跨个年，但是她连饭都没跟我出去吃，简单点了个外卖，就接着练功。那个夜晚，我们就是在练功房度过的，我一遍一遍地给她录舞蹈的视频，回来的路上已经快 12 点了，我顶着一轮月亮，但是心里很舒心，她为自己、为理想付出，那种决心和毅力是非常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