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赛：做工厂与送外卖，是我人生的解脱 | 正午故事

文 | 谌程

夏日的一个夜晚，结束最后一单外卖配送，忙碌了一天的张赛接受了我们的电话采访。说到20多年的打工生活，他语气平静，谈到读书和写作时，他略显激动。“我算是活明白了，送外卖是做工厂的解脱，做工厂是送外卖的解脱，做工厂加上送外卖，是我人生的解脱。如此20年。”

嗜血的机器

张赛的父亲是改革开放后第一代打工人，缺席了他的整个童年。他曾向小伙伴们炫耀着父亲从南方寄回来的邮票，也想和爸爸一样去打工。2003年夏天，他16岁时，父亲宣布：“从此你算家里的一个劳动力了。”于是，张赛从河南驻马店出发，搭上火车，转乘大巴，踏进福建晋江市陈埭镇一家卫生巾厂。

张赛的妈妈肯定不喜欢他这么年轻就去打工，但她太早离开了。妈妈曾说，自己没读过大学，就算捡垃圾也要送儿子去上大学。小学毕业的夏天，张赛到亲戚家过暑假，等妈妈接他回家，但一直没等到。那天他跟姨父到河边玩，竟然在水里发现了母亲的身体。“他们都没看出来，我第一个发现了她，挺残酷的。”

说起最初的打工生活，张赛说，“我第一天就被骂了。机器的轰鸣盖过人的声音，组长都很凶，老员工非常拽。他们有技术，你刚来，一个菜鸟，都不理你。”工厂生活和他想象的大不一样。读书时，周末放假要顶着烈日去除草、种植。他觉得农村生活太累，太阳太晒，受不了，只想要离开。打工应该会轻松得多吧。进厂他才发现，这里确实不晒，但环境太吵了，还有很多意想不到的危险。

卫生巾厂的生产线是一条嗜血的“钢铁巨兽”。张赛被安排到2号机台——一台高约两米、长约十米的机器。他站在轰鸣的“铜墙铁壁”前，眼前是一个个装满卫生巾的塑料筐，当筐子满溢，他就换上新的空筐。这是他的第一个岗位，由于站在小包膜附近，工厂里被称作“小包”，每天工作十二小时。这也是厂里职级最低的岗位。

“读《包法利夫人》的时候，我觉得小包就是包法利夫人，我就是小包。”张赛笑称。他很快领教了机器的威力：机台上方密布的刀具，稍有不慎就会“咬”住工人的皮肉。“这里没有工人不曾受伤，最常见的伤就是手被划伤。”张赛语气平静。出血不多的话，用无纺布缠一下，连创可贴都不用。止不住血才告诉组长，才会被送去医院包扎。某个夜班，张赛瞌睡了，直到机器突然卡停才醒，他发现自己的手被卷进了钢铁齿轮之间。从医院急诊室出来，没有手术，没有赔偿，只有两个月的基本工资带薪假。那根手指从此再也没能伸直。

后来，同一个位置，同一台机器，一个云南的女质检员手指也被卡了。“她之前还羡慕我工伤能带薪休假，结果轮到她时，工友都说她是故意的。”组长“刘德华”不小心将几根手指伸到机器里面，血从车间地面到医院走廊流了下来。最后，他的中指和无名指被切掉。

厂里的文艺青年

张赛年少时看过不少课外书，曾幻想会在未来遇见自己的林徽因和陆小曼，但是在卫生巾厂，他没有见过爱好文学的女青年。

刚进厂那阵，他把书带进生产车间。机器老出故障，在机修人员赶来之前，他可以偷偷看几页。有个女同事问他，看什么书？他说《羊脂球》，对方哈哈大笑。他后来才知道，原来当时有本小黄书叫《羊之球》。

那时候他经常走路去晋江图书馆，距离工厂五公里。当时厂里两班倒，下了夜班，他买上两个包子，边走边啃。在晋江图书馆借完书，走回厂里，倒头就睡。再醒来时，只要手能摸到书，就觉得安稳。有亲戚警告他，外出很危险，如果遇到有人查暂住证，会被罚50元（相当于一周的工资），还有可能遇上黑社会性质的抢劫。张赛笑着说：“一个人出去，心里还是有点害怕的。但读了书就不一样，肚子里面好像有10万本书，10万个人陪伴你，有一种勇敢的气势。”

张赛生性腼腆，不喜欢说话，不出去玩，也不参加下班后的活动，有空就去图书馆看书、写日记、写诗。那时他喜欢看朱淑真、李清照、狄金森、伍尔夫……他最爱的是张爱玲，后来转行送快递，枕头边上有一本《小团圆》。一天赚了多少钱，他就翻到相应页码，看上几行。

习惯了工厂的噪音后，张赛找到了心中绝对的寂静。他记得科幻小说《仿生人会梦见电子羊吗？》里的一段话：“世界的寂静再也抑制不住贪婪，尤其是在它已经几乎赢得整个世界的时候。不过要记住：不要去想，只要去做。” 他也曾在机台上看西蒙娜·薇依的《工厂日记》，薇依在书中写道：“你必须以比思考更快的速度重复一个又一个动作，这不仅禁止思考，还禁止做白日梦。你必须每天8小时站在机器面前，封锁自己的灵魂，关闭思想、感觉及所有一切。”

张赛说，人一旦做了工具人，就将做出疯狂的事情，螺丝刀会做出剪刀的事情。他从不自称“工人”，只说自己是“打工的”。他说，如果一个人认为工人顺从、听话、吃苦、耐劳、没有理想，那只是他缺乏对真实生活的观察及沟通。“一个工人，未必会朝着社会发出呐喊，他只是无声反抗、无声生活。”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打工生涯中，他坚持记录、写作，偶尔投稿，总是失败。婚前，32开的日记本，张赛写了足足17本。

多年以来，他的行李一半是书，一半才是衣物。他曾以为，看书高人一等，后来发现，读书不能让他的技术变好，不能改善人际关系，还耽误赚钱。读书什么也带来不了，它像穿堂风一样，偶尔慰藉生命。有五年多时间，张赛不看书也不写字。最近，读完奥地利哲学家魏宁格的《性与性格》，他逐渐找回属于精神角落的自由。

“我要一步一步往上爬，等待阳光静静看着它的脸。”张赛仍能背诵偶像周杰伦的《蜗牛》歌词，但他对蜗牛的坚韧精神有些疑惑。有几年他一年相亲几十次，希望可以结婚，找到一份有社保的工作。

工友温情的消失

张赛刚进厂时，本想着第一个月的工资可以给爸爸寄一点，给姨寄一点，没想到厂里要多压一个月工资。第一次发工资也只有200多块。钱太少，没法寄。两年后他离职时，月薪涨到1000块。

二十年间，张赛打工足迹辗转十多家工厂，包括泉州、晋江、厦门和惠州等地，在卫生巾厂“三进三出”。他最后一次进厂，也是最长的一次停留，还是在卫生巾厂，一口气做了三年。

重复的劳作让他疲惫不堪：“每天说的话、吃的饭、穿的衣服、干的工作全部都是重复的。”厂里的老武离职时，留下一句话：“我和这个厂，缘分已尽。”这句话很快传遍工厂。但凡有人离开，张赛都视其为勇士，不是他做出惊天动地的伟业，而是，面对缠身绕体的庸常，他拥有惊天动地的勇气。

二十年间，工厂和机器也在不断进化。张赛记得，2013年，机器变得更智能，工厂从计时制转向计件制。“以前机器坏了，修个小毛病都要磨半天。改成计件后，大家舍不得让机器停。轴承快爆时有异响，我们马上打电话叫机修备零件，一点都不敢耽搁……这个制度很精妙，它激发你更爱上班，更想生产更多东西。”

自动化也瓦解了工厂秩序。以前组长、车间主任等岗位非常重要，他们对所有机器都门儿清，知道哪里容易坏，机器构造全部清清楚楚。他们也扮演着大家长的角色，对底下人十分严厉。工人们也都想着往上爬升。不过，当机器可以自主纠偏后，工人更独立，赚钱多少也就更靠个人能力。计件制之前，张赛的工资大概是3000多块，改为计件后，如果努力工作，工资单能多五百元。

除了更长时间的劳作，工厂的人际关系也开始瓦解。当工伤成为效率的绊脚石，工友间的温情也随之消亡。张赛说，以前工友关系十分亲密，下班后大家特别活泼，嘻嘻哈哈地笑闹。“以前工伤住院，即便那时的我孤僻、格格不入，工友都会带水果牛奶探望我。现在不会再有了。”张赛苦笑。“后来厂里的管理员的手被划伤，一个人都没去看他。这在我刚打工时不可想象。”

另一方面，工人的流动性也特别大。“看厂里效益好不好。如果工资不行，马上就走。”张赛记得，2008年，各大媒体大肆报道金融危机，他这样的打工人只知道“厂子效益不好”。工人们如候鸟般迁徙，“只要听说效益好了又回来，或者换一家厂。”另一个明显变化的年份是2020年，厂子效益奇差，每到星期天就自动放假。工作十多年，张赛第一次拥有星期天。

疫情让我看见周围

2020年1月23日，张赛在武汉，和同伴们一起穿梭在空荡的街道。除了一线防疫人员，只有一些外卖员还在持续奔走。

“大难临头才发现自己非常胆怯。”张赛回忆那时的体验，“不是瑟瑟发抖，而是整个人凝固了。大脑也凝固住了，整个人没有感情。每天就是送外卖，人都麻木了。”疫情之前，张赛自认为对生死豁达，当病毒无影无踪又无处不在时，他第一次感到胆怯。

那个月送外卖，他的收入超过9000元。深夜回到出租屋，一个念头反复萦绕：“难道这辈子就这样嘎掉了？房贷没还完，文章没发表，什么都没做。”

亲历武汉疫情是他人生的一个转折点。他把这段经历写下来，将日记投给《单读》编辑部。这封邮件撞开了文学的大门，也撞碎了他过去“追求句子漂亮”的写作方式。“疫情让我看见周围的人，以前我都看不见。”张赛说，“以前写空洞的排比句，现在要写身边的人和事。”后来，他陆续写下自己的见闻，周遭的人及其精神世界。关于外卖员、保安、流水线工人的生存状态，当时是许多媒体关注的焦点。随着围绕平台和系统的争议加剧，张赛的文字成为了解打工人生活的重要样本。

在最近出版的《在工厂梦不到工厂：如此工作二十年》中，他记录了自己打工多年的点滴，写下许多工友的故事。不过，书的编辑和出版过程充满挣扎。编辑指出，他书稿里的内容前后重复，他惊觉，重复的根源在于日记。“日记内容重复，是因为我的生活是重复的，我的感受也是重复的，但是我写日记的时候忘了。”工厂生活极度重复和单调，每天的足迹、生活、做事，甚至吃饭都是一样的，在不停地重复。

出书以后，张赛的物质生活没有多大改变，但他更有动力写下去。未来，除了努力赚钱还房贷，写作上他还想挑战不可能，“想写一点自己没有写过的东西。”他写过诗，写过文章，曾认为“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22年过去了，他说自己归来还是“蓬蒿人”。

“我也算是活明白了，送外卖是做工厂的解脱，做工厂是送外卖的解脱，做工厂加上送外卖，是我人生的解脱。如此20年。”他在书里曾写下一段自白：一直打工下去，好像也没什么问题。只是有一天，下了班，洗了澡，刷不完的抖音，忽然感到一阵莫名的难过。你停下来，想了想。你想说说话，不是为了发出声音。你想辞职，不是因为劳累。你想大笑，不是因为天大的喜悦。只是因为，你有了一些想法，于是过去的生活重复不来，未来那样的生活里也再不会有你。以后，不是你在打工，只是你的肉体在打工。

家人活成“网友”

最近，张赛站在一席演讲台上。聚光灯下，他背诵着精心准备的讲稿。家里的双胞胎儿子对他的表现有些调侃：姿态不够放松，磕巴的毛病在镜头里一览无遗。视频下不乏批评，妻子也直言“动作不好看”。但此刻的张赛已学会自我和解——就像他的微信名“一棵树”，长在路边无人观赏，却自有存在的尊严。

张赛28岁成婚。双胞胎儿子出生后，他成了家庭的“网友”。最长的团聚是2020年疫情解封后——他辞去外卖工作回家摆摊，与孩子共处了珍贵的两个月。如今，他在武汉送外卖，家人在十堰，两地工资大概有一两千块的差距。“为这一两千，我不得不活成网友。”他在手机里写下：“还要吸入多少粉尘，还要扛住多少夜班，才能走完回家的路，奥德修斯，请回答。”张赛说，一家人从未完整地度过一个春天、一个夏天、一个秋天、一个冬天。和父亲一样，他再次缺席了孩子们的成长。

2025年2月25日深夜十点半，他在朋友圈写道：“重送外卖，万分惭愧，一切从零开始。”比起在厂里日复一日的劳作，张赛认为，送外卖有一种“假装的自由”：理论上能随时上下班，实际仍要每天奔跑十一小时。如果想要赚到更多钱，最好在雨天多跑单。日收入两三百元，月还房贷两千元，生活的重担依然沉重。

这些年来，张赛收入最高是在疫情前，赶上双11购物节，送快递工资拿过1万多元。

“最大的问题还是赚不到钱，有种无望。”电话那头，他的声音沉入夜色。当然，他仍牢记父亲常说的两句话：“社会不断向前发展，人的生活肯定会越来越好。”“年轻时多吃一些苦，年老时多享一些甜。”

采访的间隙，张赛说起他在侨乡泉州发现的一个现象：红砖房都不贴瓷砖。“这事在我们老家不可想象，别人会笑话的。”后来他理解了，这是生活富足后的一种松弛。这种松弛，他需要花更多时间才能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