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袁大渴
2021年秋天,上海, 706青年空间,我第一次见到Ale。我推门往里望,人丛中坐着一个老外,大卷发,高个子,意大利人。开始我以为他是上海常见的那种外国人——活在几家酒吧,和外部世界的交集是,你好,谢谢,我爱你……后来我发现,Ale有些不一样。他跟我们说中文,还办了一个中文写作俱乐部。
Ale在其中文日记中回忆起当时的一次活动:
“天平路36弄,靠近武康大楼的位置,这也是一套复式住宅,不算大,哪怕人不多,也很容易坐满。我第一次去是8月的一个周六下午,活动发起人是一个在杭州读研的女生,讲的主题是中国性工作者的现状。她讲完之后,是几个观众有序地举手,和讲者开始问答环节。我喜欢这种安静、专业、平等的交流:一起观察社会,共同形成讨论,逐渐突破自己的认知。”
后来我进了Ale的写作俱乐部群聊。那是我第一次读他写的东西——一条群通知:
“大家好,我是写作俱乐部的带领Ale。谢谢每个人对写作俱乐部的兴趣!我们计划明天晚上(10月20日)八点开幕。‘我带故事,你带酒’是俱乐部的概念。我们欢迎一部分人带上自己的作品来分享,同样欢迎其他人带瓶酒来当观众、表达对作品的感受、交流创作(限制八个人,报名了尽量别放鸽子)”
一个意大利人,给活动取了一个节奏轻快的中文名,还会精准地使用感叹号(比我妈更精准)。
几个小时后,群里出现好几张活动照,大家围坐在木地板上埋头读诗。Ale还分享了一个pdf文件,是他那晚的文章《米兰的球赛,上海的深夜,他妈的》。
后来,我在不同的人那里,断断续续地听到Ale的一些消息。2023年初,他离开中国,到东南亚各地旅居,仍然敲汉语拼音,仍在用中文写作。他还写了一本中文书,要出版了……
最近,Ale回来处理他的新书。在中山公园,我们一圈圈散步。我们聊到,天平路的那间小房子在几个月后因邻居投诉而关门了,2021年许多朋友在那里相识,后来大多离开了上海,或者说中国。大多数人仍在看精神科,包括我。
这次见到Ale,他状态稳定,甚至可以说平和过头。中文让他抑扬顿挫,但他总能精确地将其控制在恰当范畴。我从没想过他会继续写那么多,那么久,在我们都对中文心灰意冷的几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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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Ale决定来中国,这是一个深思熟虑的赌徒般的决定。23岁的他,毕业时有幸成了每五个意大利人中失业的那一个。有一天他对着电脑浏览网页打发时间,偶遇《经济学人》的一篇报道:“中国的电影市场正在飞速发展,从2003年到2010年,中国内地的票房收入年均增长率超过百分之四十。到2017年,中国的票房收入预计将达到每年一百亿美元,届时中国将超越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市场。”
他想,要不,就去中国做电影?那段时间,他刚拍了一个关于罗马涂鸦艺术家的纪录片,又被老师拉着为短篇小说拍短片,电影是他虚无岁月里的一个念头,一点希望。更重要的是,他对中国的印象很好。
2014年,他曾借着体育记者的身份到南京报道青奥会,感受到了那种乐观向上的氛围。一落地,他就认识了好几个志愿者。“南京申请做青奥志愿者的人有十万三千人,这表明中国是一个渴望和世界连接的社会,是地球村的一部分。” Ale写道。在他眼里,中国人热情友善,态度开放,并不像此前想象的带些神秘的孤立。Ale描写过一位叫Dai Li的志愿者:“遇到的运动员不会英语,她觉得也不是问题。‘如果没有共同的语言,她说,‘我们可以玩游戏。中国人能跟其他人连接。连接很容易,像玩拼图一样’。”在南京的街头,Ale还发现了《丁丁历险记》的中文版,他买来送给收藏《丁丁历险记》各种版本的爸爸。一切都十分顺利。
Ale有一种信念:全世界的人都在以不同的方式寻找幸福。尽管有文化上的差异,人们也是可以互相理解的。“我在一家商场里的饭馆点了一条长江的鱼。我假装自己还在威尼斯,决定点一杯白葡萄酒,心里想着达到了一种远离家又感到熟悉的完美状态。沟通能力有限,服务员给了我一杯白开水。我想,没关系,反正也是白的。”
23岁,一个决定不需要想很久,不确定感意味着诱惑而非危险。 Ale想好了目标,准备去中国学电影。2016年,他再次落地中国,与航空公司的工作人员合了张影,开始了新生活。这一次,他至少要待四年时间——先学一年中文,再去北京电影学院念一个硕士。说不定,他能看到中国超越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电影市场的那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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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e在中国的第四年遇到了新情况。2020年春天,北京出现了新冠病例。当时Ale没有飞回意大利,他和几个留学生朋友们一一道别。反正疫情过几个月就会被解决,反正三月份就要开学,对吧?
告别之前,他们做了“历史上最无用的餐厅预定”——去一家一个人也没有的巴基斯坦饭馆吃饭——那会儿还没有健康码,也不用出示核酸证明。巴基斯坦老板亲自走到他们桌前,给每个人测好体温。本杰从公司带了包口罩,何东第二天就飞回英国,于是他把多余的口罩让给了留下的Ale。
在这之后,Ale成了为数不多留在宿舍里的留学生,气氛很沉静。有一天,他正在看《马男波杰克》的第六季,突然听到有人敲门。楼下的前台女士挨门挨户通知学生:从今天起,原则上不能出学校。出学校需要说明理由、提交申请、等待批准。也就是说,你随时都可以走,能否回来就另说。
6月18日,他终于搬离了学校,并签下一份声明。学校开的出门条上写着:“外出时间:11:00,返回时间:——”。留学生部门的老师大大松了一口气,连打车搬走的四十二块八毛五都给他报销了。
后来,该经历的事他都经历了。租房时,被“外国人住宿登记”耍得团团转;中国大多数酒店不让外国人登记入住,他住不起价格昂贵的大酒店,要么偷偷找小旅馆,或者,干脆睡麦当劳;他在支付宝寻找能用护照登陆的核酸码,就像走入一道迷宫。在将近一年多的半放开时期里,Ale游荡在各个城市,青岛、河北、山东,他做了一系列老外最容易想到的工作:语言老师、演员……他没办法在一个地方停留很久,他不想重复被关在宿舍好几个月的经历。
在中国的第五年,他终于感受到和周边人的摩擦。走路去超市,两个骑电瓶车的初中生对他们大喊“fuck you!”开车等红灯时,公交车上的奶奶看到他,赶紧叫朋友带上口罩。而在老家意大利,似乎所有人的生活都在往前走:Ale的大姐在创业,二姐搬到了西班牙,许久没见的朋友当了爸爸,女儿两岁多了。
哪里才是家呢?是没剩下几个朋友的北京吗,还是已经离开五年的意大利?Ale不甘心带着误解和矛盾告别。他决定再试一试。2021年,他搬到了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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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给Ale带来了几个影响,一是重新找回了生活的秩序感,那是由写作小组建立的。二是物质生活的熟悉感。离他的住处骑车几分钟,就可以买到萨拉米、火腿,或者普罗赛克葡萄酒。整个城市的比萨店似乎比罗马的还多。
写作小组每周三聚一次,十多个人会到Ale家来。活动规则只有两条:必须带上自己的作品;没有作品,带一瓶酒。 Ale会准备一盘奶酪和火腿,他仿佛回到了罗马的小巷,人们围成一个圈子坐着,聆听彼此的作品。
他写下第一次在家办活动的场景:“那天晚上,临近活动的时间,我忙着调酒和切法棍的同时,来得早的人帮我给到场的大家开门。我挑了几杯酒之后转身,看到二十多个人坐满了整个出租屋。椅子、沙发、床上、地上都是人,几乎看不到木地板,我能想到的对大家说的第一句话是:‘感谢国家,感谢党。’”
经常会有新的面孔来参加,有高中生和上班族,有准备去美国读书的,有没上过大学的社会人士,有做金融分析的和做行为艺术的。人们不一定会做自我介绍,常常直接分享作品。哪怕每周都见面,有的人也不清楚彼此的工作是什么。如果真的暴露了自己的正式职业,可能说完了会笑笑,仿佛说的不是自己,而是白天活着的另一个人。写作俱乐部恢复了一种失去已久的正常:和一群朋友聚在一起,在奶酪与火腿旁,在信任的环境里讲自己的内心生活,和他人分享。
办写作俱乐部,给了Ale来到中国后最像家的感觉。他持续记录那些日子发生的事。对他来说,写作是和身边人连接的一种方式。连接,他常常说这个词,没有那么结果导向,也并非是社会学或者政治学观察。他靠写作找到和身边人的连接。
只是没过多久,平静的生活再次被打破。2022年春天,Ale在出租车上咳嗽,司机问他,“去过浦东和嘉定吗?”然后看了一眼导航,再戴上一个口罩。3月13日,Ale准备办写作俱乐部,有人说无法参加。
“[苦涩]这两天我也出不来了,祝大家愉快。”
“我们小区也开始了[苦涩]今天也出不来了,好遗憾,希望快过去,下次有机会再一起玩儿。”
3月中的一个周末,Ale所住的花园坊小区也关门了,随时买到的普罗赛克酒变成了团购。外国邻居们被拉进一个群,取名“花园坊(English speakers)”。 “求食物的人多,实际能下单的却很少。你参加了一个团购,然后团购失败了。或者你是第三十一个人,而团购只接受三十个。”群主发来精品超市高价套餐的链接——四百五十元,能喝到意大利气泡水;八百九十八元,能吃到进口巧克力棒和有机鸡蛋。
Ale记下了一些以物换物的对话:
“我这里有十四个鸡蛋,”4号楼的加州邻居卡雅说,“我比较担心。”
“鸡蛋可以吃好久,”Ale回她说,“好像四十五天。”
“不是怕坏掉,是怕我很快会吃完。”卡雅说。
“我们这里有七十五个。”其他邻居说。
“好的,”卡雅说,“知道周围有鸡蛋,感觉好多了。”
Ale做出的贡献是酒。雨夜里,他通过铁门下狭窄的间隙把酒一瓶瓶递给对面街道的人——通往花园的铁门中有一处之前被用来喂猫的圆洞,刚好放得下一瓶酒。人们说句感谢就赶紧跑回家。那一天,社区发了一份《必须品清单》。“基于我难以理解的标准,水果是被允许购买的货品,但仅限于苹果和橘子。”
那些天他找到熟悉的进口商,他们的仓库有酒,但封了起来,再加上通行证很难办。最终协商的结果是,订单需要满五千元,他们才愿意冒一次险——去仓库偷偷把酒拿出来,委托别人去送货。
许多人计划离开。做Youtube博主的意大利朋友住在浦东,打算搬去东南亚。做电影的同学准备考托福,去美国读研。亭子间的邻居拖着行李走去虹桥,回了老家。香港邻居则飞往泰国。“花园坊(English speakers)”陆陆续续散了。
Ale约会的对象因为护照过期,需要办新的,但负责相关业务的机构停摆了,网上流传的帖子放大了她的焦虑。她问Ale考不考虑假结婚。意大利的高中同学发消息给Ale说:“快点回来吧,米兰可能真的要拿冠军了。”
半年后,Ale也走了。写作小组停止了聚会,但他仍在用中文写作。他的豆瓣介绍改了许多次,从“意大利出生的写作者”到“游牧写作者“……唯一不变的是那句“我用中文与世界连接”。
这是可能的吗?
4
离开中国一年多,这次回来,Ale发现大家的生活更紧张了。常常对工作不满,也对找不到工作不满,不管说什么,最后都以“大环境不好”收束对话。
“‘大环境不好’是我听到最多的话,仿佛一种万能解释——这个领导对我很糟糕,但能怎么样,大环境不好,我也辞不了职。”他停了几秒说,“当然,我也不想陷入某种媒体叙事里”。“媒体叙事”,我想,他中文说得更好了。
在重庆的一家书店做活动,有位女生问,你为什么在说起上海时要用“那两个月”?聊起这件事,Ale笑得很轻盈,这是为数不多让我意识到他是外国人的瞬间。回过头想,豆瓣上能发什么,的确决定了Ale怎么去写作。“中文塑造了我”,他又加了一句,“我中文写作的风格是被网络环境所塑造的”。
最近,他新书的CIP(图书在版编目)终于通过了,等待一个CIP,就像K等待城堡打开大门。那段时间常读到他的豆瓣广播,“边等书稿审核边对《天才女友》里的莱侬莫名地来气:莱侬,你试试来中国出书。”
“那么你能辨别出中文里的好语言和坏语言吗?”
“会有一些很本能的感受。比如警察叔叔,我不喜欢这个词,为什么要用这么可爱的方式去形容一个严肃的职业?”
“那两个月”里,有家欧洲杂志联系Ale,想让他写一篇关于当地情况的文章,但他不喜欢。“他们太清楚自己对什么感兴趣了……比如那些有未来感的高科技、反乌托邦小说的画面,一架无人机在小区外播放禁止出行。但是,它们比死掉的老人更重要吗?”
走了几步他又说,“就是没有人文关怀”。我不确定他如何理解这个词。我的理解是,对具体的普通人发生什么,没有很大兴趣。
而这正是Ale的兴趣,聊天中他经常说,他对于解释中国没有兴趣。为什么是他来解释?他能解释什么?他写作的动机很简单,“我想要我的经历和有相应感受能力的人相遇。”
我们提到何伟, “何伟在写作时,面对的是美国读者,但我对意大利读者说话,告诉他们经历的这些,总是觉得很困难,解释不清楚。我写在中国发生的经历时,很难感到和他们有连接。”
“比如小区里的事,我的高中朋友们不知道小区是什么,用英文写小区也要解释半天”。再比如Ale搬到上海后,隔壁亭子间的代驾小哥发了一条朋友圈: “本来是为了不吃泡面才来的上海,结果来了连泡面都吃不上。”Ale记下来,写在了上海的故事里。“你说,这句话让我怎么和意大利人解释?”
“那你脑中的读者是谁?”
“和我经历过相似事情的人,我想和他们分享。”
“所以你写中文,是因为在你的生活里,和说中文的人连接最深。”
Ale点头。“换句话说,我懒得和我的意大利高中同学解释什么是全域静态管理。我宁愿和已经懂静默的人聊。那些文字产生的情感连接,是我能熬到2022年底的原因。”
我想起周三夜晚的写作俱乐部,还有天平路上的小空间。每天,每段时间,都有人在,不是办活动,就是做饭、聊天、喝酒、听音乐。有的人会直接打地铺。上海的秋天很舒服,微醺后,我们流荡在徐汇的夜里。
然后是那两个月:退租、离开、主动的与被迫的。写作群长年无言,一年前突然弹出一条通知,什么时候聚一聚?再无后续。对我来说,Ale是那几年无数四散的影子中的一个。
他的话让我一下回到了写作的最初:写一个故事,说给身边的人听。
“2021年10月20日,星期三,挤着二十来人的客厅不剩什么活动空间了,大家坐在地上的垫子上。我觉得很奇妙:这是写作俱乐部的第一次活动,但大家好像一直都在等它,很自然地融入了节奏。有人对我的身份感到好奇(“一个中文写作的活动居然是一个意大利人发起的!”),而我很好奇都会有谁来。有人在分享作品之前说,她这一天都在公司,没怎么说过话。有人说,上班之后很难写东西,一有写作的灵感就被老板打断了,后来也就忘了。有人写了一首诗,《车厢里》,讲述上班坐地铁的枯燥:
突然有一股巨大的无聊
在车厢里
将人们弥漫
绳子
自帽前的孔洞伸出来
空气友好地将其承接
有人
打了一个喷嚏
打了一个喷嚏
打了一个喷嚏
从墙壁上的孔洞
传出了友好的提示声
车厢里
绳子自帽前的孔洞伸出来
我的目光
友好地将其承接
‘滴滴滴’
车门打开了
更多的无聊
涌了进来”
(作者:日晒)
地铁上的无聊每个人都经历过,读到这首诗时,我们仿佛又共同经历了一遍。Ale又说起“连接”,这几年,它成了一个高频词。在私人谈话、学者发言和“媒体叙事”里越来越频繁地出现。Ale被它们塑造了吗?我想不清楚,它到底是一句自我安慰,还是一个真理。
无论如何,我本能地被“连接”打动了。在Ale新书的豆瓣短评里,有人发了一句读后感,仍然来自《马男波杰克》:Kelsey, in this terrifying world, all we have are the connections that we make.
![](https://img2.jiemian.com/101/original/20240719/172136325546259600_a700xH.jpg)
——完——
作者袁大渴,想要更自由地写。
题图由受访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