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赵景宜

 

2015年，我刚满21岁，第一次出国旅行。马来西亚是最后一站。从机场出来，巴士往市区驶去。望着窗外大片的棕榈树，想到了《阿飞正传》。阿飞，点解唔愿意畀阿妈睇你一眼？

太阳落山，车到了茨厂街，也就是中国城。我住在一个便宜的旅店里，一个西方嬉皮士开的，帮工是位孟加拉移工，他们都很年轻。除了在车流涌动、几乎没有人行道的都市漫步，我常在旅馆闲坐。某种氛围很吸引当时的我。没有空调的床位房，是最不受欢迎的。那几天，我的室友包括，一个经商的老年印度人，一位只住了一晚、连手机都没办理网络、早上很快离去的日本背包客（我分享了WIFI热点，他执意要我教他几句中文，为了要对我说：“谢。谢。赵。先。生。”）我感叹，哪怕旅行，日本人也好辛苦呀。大部分住客是西方人，有来东南亚过退休生活的，也有想要好好看看世界的年轻男女。

那时，一个舒适的带空调的单间，只需要人民币六十元。我期待有一天也来这里长住。在那个客厅，我们看电影，用YouTube分享喜欢的音乐，聊天，传递无法言说的烟，喝啤酒。我还能记住一些面孔，比如搬到吉隆坡的华人少女，她说新加坡太无聊了。我不敢和她说太多话，我能感觉到，因为我的出现，形成了小小的中文交流圈，这让她不太高兴。这也许是她想要逃离的原因。一个和蔼、外向的华人大叔，这旅店是他的安全屋。他说，他住在马来西亚的另一边，平日里照顾母亲太辛苦，就飞来吉隆坡散散心。

现在想想，我们这些完全不相干的人，甚至有些语言都不能互通，但还是开心地共度一个又一个下午。有天下午，我干脆躺在地板上，在半醒要睡的时候，有人提醒我，可以睡在沙发上。但我只是摇摇头，继续睡去，心里想着：管他呢，反正也是这样的旅馆了。从我的身上跳过去吧！

我真的就这么睡着了，睡的很深，像是忘掉了时间。

 

吉隆坡

我又要去吉隆坡了。2020年之后，我从没出过国。当我来到萧山机场，看到来自亚洲各国的运动员，流露出比赛后特有的松弛感，我感到一种不真实。对于海关、安检，我感到陌生和不确定。2020年春节前夕，我曾逗留在香港，无法决定回武汉，还是去北京过年。那时我很疑惑：真的只要买张机票，就可以想去哪就去哪吗？

抵达马来西亚，世界变得陌生。我费了很多功夫，才走到正确的地方，买到了一张去中央车站的票。一台很豪华的大巴车，冷气很足，里面闪烁着夜店般的射灯。抵达中央车站，我又花了很长时间，才找到去往Pasar Seni的地铁线。

进入月台，我很奇怪，为什么英文都不认识了？过了一阵才发觉，字母是马来文。几天后我就不奇怪了。在国家博物馆，有些展品介绍也没有英文，只有马来文。中文标识？几乎是不存在的。

看黄锦树的小说，我们容易产生一种误解，以为这片多雨的土地到处都是华人面孔。这几十年，整个马来西亚，包括吉隆坡、槟城、马六甲，华人正变得越来越少。我还是住在茨厂街，能明显感觉到华人店主变成了少数。茨厂街与其说是唐人街，不如说是某种飞地。你能去往的地方，有进门要脱鞋的月树书店，书籍大多是华文女性作家。以及，彩虹骄傲的勋章。或者，某个庙宇，一家经营了很久的餐厅。

我从酒店房间的窗户望出去，最左边是一家度假酒店的露天游泳池，游泳的人很少，往右看，是一条热闹的马路，能看到一家老牌茶餐厅。中午去时，茶餐厅坐满了人，我点了一碗冬菇鸡脚面。餐厅是一家三代在经营，年迈的阿嬷正在下面条，青涩的少年走来走去，为客人点单。他的阿公看起来很悠闲，他走出店门口，为街坊——几只跳来跳去的乌鸦——送来了鸡内脏。

同一条街，仙四爷庙的香火很旺。福建闽南的民间信仰深刻影响了海外华人。但也许妈祖、岳飞或保升大帝，都离他们太远。仙四爷是他们的地方神。他叫盛明利，出生在芙蓉。1860年，因为锡矿开采，盛明利带领当地华人与马来人爆发战事。尽管战事失利，领袖也阵亡，但人们认为他已升仙成神。另一位主供的四师爷钟炳，也与另一场1873年战事有关。我想，这些信仰为马来西亚华人带来了独特的国族认同。

那天深夜，我搭乘Grab，路途遥远就和司机聊天。不知道为什么，我们谈到了英文。司机问我，你知道吗？英文和马来语是很不同的，你也可以学一些马来语。“比如，英文是Malaysia，但我们只会说Malay。Malay。Malay。英文是Chinese ，我们会说cina，你可以试一试，cina。试着念一念？”

我还专程去了Kampung Baru，人们说，在首都，这里是最后一个马来传统的飞地。kampung，在马来语中是村庄的意思。很难想象，如此高度都市化的吉隆坡，离双子塔仅隔一个天桥的所在，保留着一处传统村落。最开始还有农田，现在变成了荒地和停车场。

在多年的抗争中，这里作为文化遗产被保存下来。我去的那天是一个礼拜日，分布在不同角落的广播，传来了布道的声音。那天几乎没有游客。偶尔，有穿着长袍的男人走过，他们是来度假的阿拉伯人。

在老城区，每到日落，不少人会拿着纸板，铺在骑楼下，开始过夜。巴生河的岸边，无人光顾的地带，也住着不少无家者。初次到访吉隆坡的人，也许会感到了危险。我想到了台北，也生活着数千名无家者。他们聚集在公园、车站，或者更隐蔽的淡水河边。当地NGO组织告诉我，有些无家者不愿被打扰，他们干脆远离人群，社会蒸发。

离开吉隆坡的最后一晚，午夜我去买汉堡。回来时看到一个赤脚的阿姨，正对着空旷的、只有车流的快速路，不停用马来语说着什么。她赤着脚，来回踱步，语气不满。我很不忍心。我拿着汉堡，走去了不远处的KK超市，买了一瓶矿泉水、奥利奥饼干，又返回她的领地。她还在踱步、呼告。我说，阿姨，你还好吗？她摇了摇头，不再说话。我问她需不需要水？她摇头。我用手示意，把水放在绿化带的围台上。我说，take care yourself。她没有和我眼神交流，只是点了点头。

我想到，这样的人还有很多，如同你无法穿过车流汹涌的一条街时，刚好看到了人行天桥，走上去后，却发现入口锁住了。如同，在吉隆坡散步，常常走着走着，就发现没有路了。

 

 

怡保 

我坐上了期待已久的火车，从吉隆坡开往怡保。初中时，我在网上搜索东方快车，发现亚洲也有一趟。从曼谷出发，经过华欣、槟城、吉隆坡等地，最终到达新加坡。我想象，这会是一趟充满奇遇的梦幻旅途，沿路见到海、森林、异域风情的城市。

遗憾的是，窗外没有我想象的风景。马来西亚的铁路系统，看起来高效而便捷，车厢很舒适，没有人大声交谈，也没有人外放声音。两个多小时就到怡保了，火车站是殖民地时期的建筑，竣工于1917年。

走出火车站，步行就能到达老城区。怡保是个富有魅力的城市，霹雳州的首府，马来西亚第四大城市，共有65万居民。这个沿河城市，像一个迷你版的武汉。靠近车站的这一头，在近打河西岸，过去是一个采矿小镇。十九世纪，随着英国人到来，大力开发锡矿业，怡保慢慢成为了贸易中心。至今仍保留着众多老建筑——渣打银行、海峡贸易大厦，以及怡保大草场，殖民官员们打板球的地方。

1892年，怡保的“外滩”发生了一场可怕的火灾。在英国人一筹莫展时，出现了一位救星。灾后重建，也让怡保留下了深深的华人印记。面对大片废墟，英国殖民者认为必须开发河对岸的区域。可在当时，对岸近乎荒芜，无人愿意投资。一位名叫姚德胜的锡矿商人脱颖而出。

姚德胜出生在广东梅州，一个贫困的务农家庭。这位客家小伙，年仅19岁就来马来亚“过番”。经由新加坡，被水客介绍去了芙蓉的一家锡矿场当苦力。姚德胜用竹子制作了滑道，省了不少投放矿包的力，矿主将他提升为工头。后来他来到怡保，当起了“挑货郎”：从旧街场进货，挑着扁担卖去周围的乡村。极具语言天赋的他，很快学会了马来语、粤语，以及北方官话。他先是在怡保开了一家杂货店，后来用赚取的利润投资锡矿。还与当地富商合作，承办酒税、典当税。

姚德胜横跨多个产业，仅是矿山的雇工，最多时达三万余人。1892年大火之后的短短几年，姚德胜在河的右岸，建设了三百多家店屋，越来越多人搬了过来。他还捐献了一个地段，让英政府来开设人民巴刹，成为霹雳州第一间多层式商业中心。怡保慢慢具有了都市气息，电影院、邮政局、汽车、摩托车、公交车都出现了。

姚德胜对怡保的贡献巨大，英国国王封他为“和平爵士”。1900年，故乡遭遇大旱，姚德胜回到广东，组织各界人士赈灾。另一次山东黄河决堤，姚德胜在海外汇出了六万银元。光绪皇帝赐给他牌匾：乐善好施。孙中山也给他特颁过一等勋章，感谢他在革命时期，电汇过七万银元。

读到姚德胜的故事，我想到了同一时代在汉口创业的刘韵生。1899年，24岁的刘韵生成为汉口立新洋行的年轻买办。他在银行工作，利用低息贷款，开办私人钱庄。消息灵通的他也倒卖货物。上海当买办的朋友会给他发电报：各大洋行将会大量收购白芝麻。刘韵生就在湖北各地设点收购。他还嗅到地产的机会，短短几年，就买下了汉口租界外几乎所有的地皮，这些地多是湖泊和荒地。当英国人的租界不够用了，他们只好来找刘韵生……1906年，英租界将一条长约1600米的新马路命名为韵生路。很快这里成为了汉口的中心。花旗银行、日清银行、台湾银行、上海银行、大清银行等纷纷盖起大楼。

如今的汉口已失去当年的繁荣地位，但江汉路却热闹依旧。在怡保，有一条叫做Yau Tet Shin的路，很短的一条路。很少有人会好奇这背后的故事。如同汉口遗忘了刘韵生，怡保也遗忘了姚德胜。

 

度假屋

周末过后，怡保变得好安静。旅店老板告诉我，吉隆坡人喜欢来这儿过周末，逃离首都的拥挤。周末的旧街场很拥挤：何人可凉茶博物馆，要等号参观。沿路的餐厅，坐满了人，这里不仅有怡保传统美食，还有意大利菜、日本料理。

在马来西亚的旅行，我已经厌烦了“南洋咖啡”，它和越南咖啡一样的甜腻。喝了一杯之后，也不能消除身体的疲惫。在怡保，旧街场有许多咖啡店，正如上海、东京。在某栋历史建筑里，人们的交谈声、磨豆机的轰鸣，以及蒸汽冲煮后不易被察觉的水流声。阳光明媚，我看着透明的玻璃杯，冰块在晃动。我用手触摸着杯缘，感觉到水痕，现代生活真好。

旧街场有一种大理、清迈、峇里岛的松弛感。一种有别于都市，但又近乎于都市的生活。这也意味着，你很难寻找一种地方性，至少它被隐藏了起来。我更喜欢，散步去河的另一头。新街场更开阔，由交错的骑楼组成，能感受到一种1930年代的旧日光景。这里还有马来人美食市集，1.5马币，就能喝到一杯鲜榨果汁。

在新街场，你能感到怡保作为传统商贸中心的气息。比如整条街都是金银首饰、当铺店，另一边只卖3C用品。远处有一家中药店，棕黄色的光晕下，陈列着一个又一个药柜。比邻的鹦鹉店，各种各样的笼子，以及叽叽喳喳叫的鸟儿。

漫步其中，店铺玲琅满目，大多前店后厂。有专门卖拉链、纽扣的，也有加工户外伞的工匠铺……好似回到了很久以前的广州。在怡保，你总能听到粤语。这里的华人大多是广东移民的后代。随处可见，小小的瓮，供奉着神明。来到河边，常有巨大的蜥蜴，如同鳄鱼一般，在水中游泳。岸边，摩托车穿梭而过，马来人在一旁放羊。缓慢、休闲，宜人。

我沿着河边走，太阳很晒，直到一大片住宅区出现在眼前。我很吃惊，在怡保，竟然出现了，像是废弃的战时监狱，或者是难民营的地方。土黄色墙上，写着字母编号：BLOCK B。细看，每个房子大约二十平米。它们共享着同一个很长很长的走廊，几乎延续了数百米。它们紧挨着宜人、自然的河滨公园。

那几天，我问了好几位怡保、太平的当地居民。对于首府的这片高密集建筑，他们都不了解。我只能查到一些或许有关的历史： 1945年，日军撤离后，马来群岛出现过两周的权力真空。很快，英国重新治理，为杜绝华人的革命，他们推出了一项“华人新村”居住计划，让散落各地的华人社群集中居住，便于监视与管理。

历史如快镜头闪过：1957年，马来西亚独立。1960年，马共的主力部队退到了泰国边境。1969年5月，华人在大选中取得胜利。三天后，马来西亚爆发了大规模种族冲突，陷入长达两年的紧急状态……此后马来西亚政府推行了一系列“马来人优先”政策，包括取缔英文的官方地位，而代之以马来文等。

英国人推行的华人新村，参与了这些历史，却沉默不语。1957年，华人占总人口39%，共有244万人。60多年后的今天，华人占比下滑到了23.2%。学者估计，700万华人中，有超过八成来自华人新村。目前整个马来群岛共有607华人新村，仍有120万人居住。

这片住宅是否与此有关，有待考证。

最后一天，我又来此闲逛。我需要闭上眼睛，去想象一种曾经的热闹、喧嚣的生活。因为大多数人都搬走了，尤其是一楼，留下了空空的房屋。门口还留有主人的神瓮，以及神像的缺席。我看到一个喂猫的中年男子。他向我友善微笑。他的妈妈，还有几个阿姨，正坐在客厅里，若有若无地看着电视，有人读着中文报纸。门前摆有一个神瓮，供奉着仙四爷。阿姨看到我，疑惑地说了几句话。见我没听懂，她努力换成普通话：小弟，你也喜欢猫吗？门口的猫，你可以拿回去养。

走到出口，我看到了一块褪色的告示牌——華大偉區睦鄰計劃。我打开手机，想要做标记，但Google map只有一个英文名holiday home。几个小时后，我坐上了火车，离开了度假屋。

 

太平

在马来的最后几天，我感染了严重的感冒，身体乏力。我猜应该是第三次感染covid-19，可能会是最后一次。好在，太平离怡保很近，只需要五十分钟车程。这是一个更小的，也讲粤语的城市。

走出火车站，过天桥的时候，我问一个路人：雨下过了吗？他指着山的方向，笑了笑说：还没有。这是一个每年300天都在落雨的小城。下午四点多，到了旅馆，我就陷入了昏睡。

在高烧的昏睡中，我感到天渐渐暗了下来，随之而来的是雨。每隔一段时间，外面的钟楼，会响起悠扬的报时声。在旅途生病是一件痛苦的事，但我也变得更加敏感。在一个有数百年历史建筑里，我昏躺着，聆听到很细很细的声音。

我睡了整整二十四个小时。醒的时候，天还没有亮，我感到渴，但要等到天亮，才能去商店买瓶水。出去后，我买了一个面包，努力吃完。回来时，我又一次见到旅店的管家，她叫慧玲，一位五十多岁的女士，长得娇小，人很温柔。

慧玲很忧心，嘱咐我一定要去药房，去买Panadol，每六小时吃一颗，晚上就算睡着了，也要设好闹钟起来吃。她说，疫情的时候，这个药救了很多人的命。我问她，午饭吃什么好？她推荐我尝一尝肉骨茶。慧玲说，近来肉价上涨，肉骨茶也变得好贵。她从不做饭，如果买的话，会带回家分成两顿吃，这样划算。

我们的聊天，如同疾病的痊愈，总是断断续续。慧玲能说一口流利的马来语，并为此骄傲。她爱读书，喜欢贾平凹、莫言，但没有读过黄锦树、黎紫书。她不知道怡保的度假屋，我给她看了照片，她摇了摇头，感叹住在那样的地方太吓人了。

那天上午，我躺了一会，决定去动物园。很近的路，但逛完后感到疲惫，只得叫一辆Grab回住处。茶室的小食摊关门了。我问老板，可不可以去别处买个面包，在这里配咖啡喝。老板说没问题。吃完后，我又问老板，有没有缓解感冒的凉茶？

她想了几秒钟，看着我，说，有自己的发明，不要钱。我记得，里面放了小柠檬、话梅。她做好后，盖上碟，称要等十五分钟。我喝完了一杯，想回去睡觉。但老板要我加热水，再喝一杯。我说，你怎么想到这款热茶的？她说，在无助的时候就想到了。

晚上，我去餐厅，点了两道菜。我想到了如今移居新加坡的妹妹。2015年，和她在兰卡威，那天晚上，她很开心，说这里有kangkung，很好吃。我记得那道热炒的蔬菜里，还放了下虾皮、海鲜酱。附近还有一家马来风格舞厅，响动着音乐。八年过去了，我又一次吃到了kangkung。吃着吃着才发觉，这就是空心菜呀。从少年时，爷爷奶奶和父母一起住，还有我和姐姐。奶奶，常会买竹叶菜，用香干、肉丝来炒。奶奶说，姐姐最喜欢吃竹叶菜了。吃得多了，我开始厌恶起它干巴巴的口感。在我十八岁生日那天，奶奶去世了。回想起来，这之后，我们家的餐桌上再也没有出现过空心菜……竹叶菜，藤藤菜，空心菜。

离开的这天，我在旅馆的大厅休息，等候去往槟城的火车。这是一栋殖民地时期的独栋建筑，陈设非常温馨，响着吊扇运转的声音。我的室友也在等车，他三十多岁、皮肤黝黑，留着长头发，像个大男孩。性格很温和，在沙巴念的大学，毕业后在当地动物园工作过几年。现在住在吉隆坡，当Grab司机。他很怕热，在公寓独居，每月会花掉几百块电费。这一次，他开车回太平，是来给父母扫墓。他说，这几天在修车，就住在了这家旅店。他喜欢这里，能吃到很多熟悉的店，回想起漫长的中学时光。

要走的时候，我发现有东西落在了里面，就按了按门铃。出来开门的是一个从吉隆坡过来度假的年轻女士。她有一种在写字楼的干练、开朗、独立。大多时候她就呆在旅店大厅看书。她说，有空的话也想去hiking。她看到我，笑了笑，说道：要给我钱（才开门）噢。

给你一百万。进门后，我向她抱怨，这几天都没喝过Espresso。她告诉我，正好出门带了挂耳包，要不要拿去？我耸耸肩，不只是黑咖啡，我不爱喝热的。反正要去槟城了，那里不愁咖啡喝。她建议我，下一次再来太平时，问一问慧玲，肯定能找到好的咖啡店。

我有一种奇异的感觉。在我要离开的时候，这里好像成为了某种家。尽管我们来自不同的国家，但因为说着同一种语言，而共享着某种调皮和友谊。

 

槟城

比起太平，槟城是一个巨大的世界。1826年，英国把槟城、马六甲、新加坡这三个港口，整合为海峡殖民地。至今，它们也是马来半岛上程度不一的飞地。

如果说，从怡保的传统市场，能看出一种地方的中心性。那么，作为岛屿的槟城，与广阔的陆地有一种微妙的距离感。正因此，槟城有一种独特的国际化。这里有更多英文，也出现了中文路牌，马来语好似退场了一样。

我住的青旅，老板是一个华人，但他们家庭成员之间只讲英文。他的孙子刚学会走路，除了会喊“爷爷”，就不说任何中文了。北京大学宗教学博士吴小红是在马来西亚古晋市长大的。她告诉我，有少数华人更习惯讲英文，过去受雇于英殖民政府，之后让孩子读国际学校。

这里的华人大多来自福建闽南。1844年，福德正神庙，成为了重要的福建人社群。最早，人们以膜拜大伯公的名义，进行帮派活动。因为福建人遇到了强劲的对手——三合会。乾隆五十一年后，在官府大力追捕下，天地会变成了不同分支：“洪门”、“添弟会”等。而三合会则成为了天地会盘踞在广东的势力。鸦片战争后，随着劳工的迁移，三合会传到了南洋、香港、美洲及澳洲等地。

1867年，槟城出现了暴动，人数处于劣势的三合会，与大伯公会展开了十天的大械斗，共牵涉了三万多华人。英殖民政府无法调停，从新加坡带来印度军队，才得以平息。从现代公司视角来看，三合会要更先进。他们的成员，不讲究原生宗族，也没有强烈共同宗教信仰，建立了一套完备的权力规则。二战后，三合会成了国际性黑帮，从事烟酒、军火走私，经营色情业、赌博业，也投资电影，包括生产和销售盗版CD、DVD及色情光碟。

如今，人们认为，黑社会已经销声匿迹，成为了某种怀旧故事。我走入大伯公庙时，看到在中殿主祀的神农大帝。清宝殿，也是同庆社之所在。不远处，绘有一张壁画，在瀑布下，鸟雀与花丛中，一只幼虎，凝望着它的母亲。我看了良久，不禁好奇：当时的工匠，是按照记忆中、现已野外灭绝的华南虎所画，还是来自对于马来虎的观察？答案不得而知，也许并不重要。

我感觉，槟城很像是宋元时代的泉州。漫步在街头，总能看到小型庙宇，如同出现在泉州铺镜的那些不同的地方神。天主教、伊斯兰教、印度教、华人道教、佛教，在很小的共同街区里，分别、共同礼拜。

在我住处附近，有一座规模较大的道教庙宇，1800年所建的观音亭，为槟城最古老的华人庙宇。在型制上，观音亭和泉州关岳庙有些相似。而在泉州关岳庙不远处，就有迥然不同的清水寺。巧合的是，在槟城观音亭几米外，就有一个露天的、极小的印度教礼拜台。供奉的象神甘尼萨，能帮助人们克服障碍、带来幸福。这里相当热闹，白天，有摊贩专卖瓦玛拉花环，它用于婚礼，也用于奉神。晚上九点，我看到一位神职人员，神色凝重，穿着橙色长袍，坐上一辆黑色的轿车。这些风景，在泉州很难再见。

旅途要结束了，最后几个小时，不知道为什么，我想到了位于泉州的日月太保宫。几个月前，我背着同一个书包，在门外等了很久。那也是旅行的最后一天。正值夏日午休，到了开门时间，还是没人来。最终，我没有见到两位南宋小皇帝……陆秀夫决定坚守，在广东崖山，不惜背着幼帝投海殉国。我总希望，故事会重新开场：他愿意带着幼帝，进行一次彻底的南渡。也许，跨过大海，消失在南洋的雨林里。

 

……

最后，让我们回到2015年，在吉隆坡的那个下午。醒来后，旅店很安静。我加入了电视旁，在看电影的观众。回想起来，故事很简单，一对爱恋的年轻男女，生了小孩后，却分开了。他们都很伤心，如同《毕业生》的氛围，没有控诉什么，只是一种“登大人”的破碎、迷惘。

离开的那晚，正好是斋月。我没有睡着，见到了可汗，那位孟加拉店员。我和他一起去了天台，看他准备日出之前的早饭。我们吃着食物，吉隆坡的天空一点点变亮。翻看照片，我也想到了其他人。与大多数人一样，我们没有共通的社交媒体，最后也失去了联系。

 

 

——完——

作者赵景宜，关心变化中的事物，以及不同人在时代之中的具体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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