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上海女人在香港的挣扎与打拼| 正午书架

文丨百合

编者按：收藏家刘涛十年前在上海文庙淘书时，偶然发现一厚沓书信。这是一位名叫素锦的女人写给家人的信，共482封，60余万字，时间跨度20年。翻看这些充满生活细节和情感纠葛的信，刘涛百感交集。后来，刘涛和作家百合一起，以这些书信为基础开始非虚构写作。近日，《素锦的香港往事》一书由中华书局出版。

素锦出生于上海，年轻时因家贫做了舞女。结识商人章文勋后，在没有名分的情况下生下三个孩子。但章却带着原配及孩子去了香港，素锦失去了生活来源。百般无奈，她于1956年只身赴港。三个孩子留在上海，由素锦的妹妹妹夫照顾。

那个将正室妻儿带走，却连招呼都不跟素锦打一声的男人，会怎么对待她？一个孤独的女人在香港经过怎样的煎熬、挣扎和打拼，才能把钱源源不断地寄给上海的家人？答案就在这400多封发黄的信纸里。以下内容摘自该书。

章文勋的“逐客令”

1958年九十月间，在素锦来港长达两年以后，章文勋总算是开恩给她租了一间小房子单住。他打工的公司写字间扩充了，明年要开办制衣厂，这对他来说是个利好消息。

素锦终于搬离了位于柯布连道六号的小姑姑家，新家地址在北角英皇道附近。1958年10月13日她给妹妹的信里说：“而现在呢，虽则是租了一间房，而开支等用到（倒）也不小，越加在心急着盘算着，希望能达到接孩子的愿望。”

然而章文勋承诺的每月三百元生活费，并未兑现，反而还减到了二百，后来又改口说再加五十元。素锦小心计算着，要把每一分钱都用在钢刃上。

她把原先买衣服的十几元预算买了布，做了些床单和被子夹里，预备孩子们来了用。就这样耗子偷米似的，每月零零碎碎买点生活用品，想给孩子们拼凑成一个像样的家。

亲戚叫她看电影她都婉拒了，受人邀请还得还礼，她没有那个余钱。也不高兴逛马路，“这里的东西真叫人爱，所以我连看都不看，免得引起奢望”。

她刻意吃得很差，因为一吃好点的就会想到孩子，心里便会充满负罪感，于是她成了所居住的377号（楼）里饮食上最苛待自己的人。

除去必要的生活开支，她现在每月争取存一百五十元——孩子们若来了，用钱的地方一定会很多。

小姑姑开始还担心她这点钱不够用，会向他们借钱，没想到素锦把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出门穿得整整齐齐，头是头脚是脚。对比身边其他有些贫贱夫妻，为了钱弄得生活乌烟瘴气，人也邋里邋遢，小姑姑不禁对她刮目相看。

素锦自己也颇以为傲：“每逢出街，人们或以为我是个有钱人，有眼有白的。”她分析那些人过得不好的原因是不会处理经济，香港这地方虽然风气不好，人容易被花花世界带偏，但自己如果头脑清楚有定力，就不会轻易被同化。

素锦和妹妹此后将近半年的信件遗失了，两边还发生了什么事情不得而知。只知道，半年后，素锦不仅没把三个孩子接到香港，她的生活又再次陷入了困顿。

章文勋公司打算开办制衣厂的计划泡汤了，素锦屡次找他索要生活费而不得。

没多久，章文勋又一次远走他乡，把她一个人丢在了香港。这一次他去的是越南首都西贡，即后来的胡志明市。他从西贡连寄回来三封信，但每一封信都是在诉苦。说当初自己因借贷无门才离开香港，过去才发现那边因用人不当，一切要从头做起，目前归期无定。他还说，自己没法给素锦寄生活费，也理解她的处境，如果她“改变方针”，意即另择良人，他绝不怪她。

这又是一份变相的“逐客令”。

素锦把信丢到一边，走到窗前，推开那两扇窄窄的小格子，楼下的市声瞬间蹿上来。这座华丽冰凉的城市，它的繁华日日在眼前上演，却与她毫无关系。抬望眼，一轮明月高悬头顶。

她现在连哭都哭不出了。必须要自谋生路了，否则别说孩子，自己也要饿死。

热心肠的张先生

素锦所谋生路，无非两条。一是找工作，谋生；二是找男人，借谋爱而谋生。

素锦两条路都走了。

先说打工。她的第一份真正意义上的工作，竟然是李嘉诚给的。

香港的塑胶花由李嘉诚的长江塑胶厂于1957年最先生产，香港市民也开始喜欢用逼真低廉的塑胶花来美化环境，本土需求开始增大。这促使塑胶花工厂进一步扩大生产规模，进而需要大量的做花工人，走投无路的素锦就这样进了塑胶花工厂。这份工作她后来做到大约1961年底至1962年初。

目前能看到1961年留存下来的素锦的第一封信，写于11月26日，就在这封信里，她第一次提到了一位张先生：“譬如张先生是我机缘认识的，而他却热心热肠，照顾我实际，帮助我实际，帮了许多忙，也是清清白白的，一无所求，非常同情我，犹如哥哥妹妹一般。”

这个张先生，章文勋也认识，也许素锦正是通过章文勋结识的，在章走后，两人来往日渐频繁。素锦的笔下，他颇有孟尝之风。“张先生不是帮我一人忙，许多亲戚朋友多少都帮忙，此人也是在这个世界上算少的了。不过有时约我吃吃茶谈谈天，所以人好也会遇到好人的。不能一概而论的。”

张先生了解素锦的情况后，同情她的遭遇，赞颂她妹妹妹夫的伟大，斥责章文勋不负责任。在素锦的描述中，他待她很好，说看她不像水性杨花之辈，便常约她吃吃茶谈谈天，还资助了她的租房押金及其他费用。

可以想象，三十多岁的素锦，正是帛里裹珠、风月初霁的年纪。她模样出挑，有品位、会打扮，虽拮据但不露窘相，自带上海女人特有的精致温婉。早年的欢场历练，令她更会察言观色，言谈更擅机变，谈及自己的处境时，一派楚楚可怜。这样的女子，坐在咖啡桌前，幽暗灯光打在她凄楚的面容上，俨然一幅落难佳人图。张先生怜香惜玉之情油然而生，否则不会三番五次资助她。

素锦现在的房子住不得了，她被房东赶了出来。因为那天屋里来了熟人，她正好外出，熟人在她房间里说房东家儿子儿媳的闲话，被路过的房东听见，误以为是素锦说的。素锦有口难辩，只好忍气吞声再出来找房子。

“因香港地方各物俱涨价，房租尤甚，因地产涨了，房租也跟上了，住是香港最大的开支。”

反正是一个人住，她想减少支出，便四处找小房子。但没想到找小房子跟中彩票一样难，越小的反而单位面积租金越高。最后她只能把目光投往郊外的北角，这里比铜锣湾、湾仔都便宜一些。后来终于看到一间蜗居，房租八十元。张先生听说这间房子建在塑胶厂上面，提醒她万一失火插翅难逃，让她再找，钱不够来找他。

1961年11月30日，素锦搬到了香港北角英皇道皇都大厦北座三楼M座，面积只比上海亭子间稍大一呎（香港的房子以呎计，1呎约等于0.0929平方米），每月房租是一百一十五元。因为还要付押租，素锦拿不出。

她只好开口向张先生求助。

“我与他告知情况，他又热仗助我押租和其他费用，虽则是二三百元，可是以目前我的情形，不能不说是吉人天相，所以小娘娘那边的押租，我就不去拿。”

可惜张先生不是大富豪，只是个小商人，不能固定帮她，“下个月他走了，他就不能顾到我，我自己也知道，如果能找到事最好……”一个月后，张先生去了婆罗洲谋事。婆罗洲，即今天的加里曼丹岛，位于东南亚马来群岛中部，南临爪哇海，北临中国南海。

素锦又恢复了无依无靠的弃妇身份。

章文勋从越南西贡来信，素锦很刻薄地形容他“东奔西走像头疯狗似的，想做成生意”。章在信中对素锦的状况表示忧虑着急，让她感到些许安慰，“这样还咽得下一口气，总算他还为我们在动脑筋，他说他心里难，今日之下有这种环境，为何有此种情形”。

此时的素锦已不在塑胶花厂做工了，小姑姑给她介绍了一份抄写的工作，按次计算，每次十元，外加管两顿饭。这份工作不固定，人家需要才来找，于是她只好东走西走，到各处帮帮手，顺便在人家家里吃个饭。

经过社会上一年的摸爬滚打，同年6月，她进阶成了一名高档餐厅的收银员。

餐厅收银员

这家名为特美华的餐厅位于香港跑马地，是一家印尼特色餐厅，在香港算是首创。餐厅主打印尼食品和马来食品，老板娘和女侍应生全是穿印尼的纱笼制服，所播放的音乐也是以印尼歌曲为主，目的是吸引外国人，客人以英国人、荷兰人、印度人、印尼人居多，一杯咖啡或奶茶的价钱是一元。

餐厅的投资人是新加坡和印度尼西亚的华侨，光买店面就花了大约十五万港币，又斥资十几万港币购买设备，餐具全是名贵的特别定制，还专门买来马来亚及印尼的特别品，比如有声的录音唱机。电灶、雪柜、冷气机一应俱全，都是最先进的配置，就连新买的收银机都是两用的：电和手摇。没有电的时候用手摇，仅这一项就花掉三千元多港币。

素锦高兴地告诉妹妹：“不得不说我运气真是太好了，去应聘面谈时，老板娘一见我就表示很喜欢我，立刻决定留用。”

仅1962年一年，就有约十五万人涌入香港。人口激增带来了非常多的社会问题，工人罢工、停水停电、物价飞涨。在激烈竞争的用工市场，素锦能抢得一席实属不易，虽然待遇不高，但她既没有学历，又没有工作经验，年龄偏大，能有人用她就很幸运了。有这份薪水在手，她每月的房租先有着落了。

在这里做收银员，上岗之前须得先交五百元现银保做押金。薪水每月一百二十元，一天管三餐饭，小账也有一份，但银钱收错要自己负责。如果早上去店里早的话，还有面包和咖啡做早餐；上午十一点吃中饭，下午五点半吃晚饭。

素锦首先需要克服的是语言关。所有的侍应生全是华侨，也都会讲英文、马来亚文、国语、广东语、福建话，还有的是会讲日语和安南话，在语言方面实在是人才济济。素锦觉得在这里工作的另一大福利是可以多学些语言。

老板娘更是个语言天才，她会讲九种语言。店里只有素锦一个上海人，平时她说广东话，偶尔会说国语和少许英文，没想到，他们里面竟然也有会说上海话的！真是大大的surprise（惊喜）。

餐厅营业额平均每天一千多块，星期六、日比较好，最多的时候有两千块。菜单上单品一共有一百六十六种之多，名称密密麻麻，分别用印尼文、马来亚文、英文、中文等多种语言写就，再加上要牢记各种单品的价格，素锦一上来有点吃不消。但她暗暗告诉自己，这份工作来之不易，一定要珍惜，全力以赴去做。

有了收入，就可以贴补上海亲人了。尽管每月的薪水连小费一共只有二百元左右，房租倒要用去一百一十五元，再买点生活卫生用品便所剩无几，但她还是千方百计省出钱来，频繁往上海家里寄包裹。

一开始她都是通过店家寄，付给人家相应报酬。店家把东西先送到澳门，再从澳门寄出，这样可以降低邮费，从而赚取更多利润，但却谎称是从香港直邮上海，素锦一开始不知道，后来知道了这些“生意人的奸猾”，便决定以后自己从邮局寄，不多花冤枉钱了。

因为有“粮食邮包不许超过两磅”的新规定，素锦变通为分开几处邮寄。

6月，她给妹妹寄回布料：“你说格子布已收到，那么还有一块花府绸收到没有呢？”

7月，她寄回了花生油和片糖（蔗糖制成），分别寄给小弟弟、妹妹、妹夫三个人收。

8月底，她寄回了生油和冰糖，这些比较实用。生油即酱油，两盒寄到淮海中路儿子女儿的住所；冰糖则寄给妹妹。

邮局往内地寄东西的人太多了，排着长长的队，一排半天就过去了。

素锦说：“这几日我们这里的报纸又在说粮食邮包也不让寄了，不知是不是呢？”她很担心，如果是这样，孩子们的营养可怎么办？囡囡的肝炎还没有痊愈。

10月初，她寄回了二公斤猪油，这次她是去永兴隆银号寄的。邮局人满为患，她实在没时间排队。这个月收入也不好，才拿到七十元小费，养自己都勉强，但她还是从牙缝里抠出来了钱。这些猪油，连税在内共花去港币十九元四角。

11月初，她通过南洋银行汇款一百元人民币，合港币二百四十五元，让妹妹自己买套鞋、钢精锅等生活用品。这一回她没有寄物，寄的是钱。

因妹妹素美告诉她，寄钱比寄东西更合算，可以换侨汇券——那可是宝贝。

当时内地的食品供应非常紧张，购物得凭票。国家为了争取更多外汇收入，规定寄来的外汇可以领到同样金额的物资购销凭证给国内收汇人，俗称侨汇券。侨汇券包括粮票、布票、棉票、副食品购买券、工业品购买券、肥皂票、煤票、油票等各种票证。有了这些票证，就可以去各地的侨汇商店买紧俏商品或生产物资。

素美有了外汇就有了侨汇券，可以凭券去买各种需要的物资，可谓一举两得。从那以后，素锦就由寄物慢慢转成寄钱，大部分时间每次汇一百港币，合人民币四十一元左右。

素锦也很高兴：“知道你们收到钱后，可买配给的东西，我也很高兴，我心里在想，最好能每月多寄些钱回来，目前不能，大概过一时我在（再）设法寄来，勿念。”

房租与台风

那一年，素锦又换了一次房子。如果没有小费，她的月薪是一百二十元，交完房租后只余五元，几乎等于白干。不如，找个更便宜点的房子住？反正自己白天在外工作，只有晚上回来睡觉而已，这样就能多省出一点给孩子们。

她这样安慰自己：“宁可心宽，不可屋宽。”

一冲动，她告诉房东，自己住到月底就搬走。事实证明，素锦太天真了。房租飙升的速度令她措手不及。再回原地方住？不可能了，房东已经光速把房子租出去了，月底之前她必须腾出来。

素锦快疯了。白天要上班，没有时间去找房源。只能靠每天早上看报纸或街上贴的招租红纸，更惨的是，连招租红纸也越来越少了，外来人口多，房子一抢而光。她只好牺牲下班后的睡眠时间出去找，疲劳加焦虑，整个人瘦了一大圈，神情恍惚，走路直打晃，像个行走的衣服杆子。

兜兜转转到8月份，素锦搬进了轩尼诗大厦8楼A座。总算没有露宿街头。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经这一折腾，白花了八九十元的冤枉钱。中介费二十元；新房子房租一百二十元一月，比原先反还贵了五元；而且搬个家一进一出，需要购置物品，又是六十元不见了。

损失大了去了，她好不沮丧。这是对自己冲动的惩罚。

这也罢了，房子还不好。面积跟之前那间差不多大，但是是西北向，夏天西晒严重。她工作的餐厅里放着强冷气，冻得半死，回到家，又热得像蒸笼，一冷一热交替之下，身体不习惯，晚上一直失眠，白天精神很差。

她心疼死了这一百二十元的房租，每天只睡几个钟点太浪费了，但不这样又到哪里去住呢？

换房还不到一周，素锦就遭遇了一次空前绝后的天灾。

1962年8月31日，她白天起了个大早，刚给家里寄完两盒生油、一盒冰糖，夜里“温黛小姐”（Wanda）就来了。那是一场让香港人闻之色变、多年后仍心有余悸的飓风，风力是十二级。

电影《岁月神偷》里有令人恐惧又心碎的一幕：台风将一家人赖以谋生的鞋店屋顶掀翻，为了房顶不被吹走，风雨中，爸爸妈妈用手死死抠住屋架，身子吊在半空中，下方，孩子紧紧抱着妈妈的腿，怕妈妈被狂风吹走。楼下的玻璃被刮破，一家人眼睁睁看着一屋子货品被刮飞。

影片里那场台风的名字叫“贝蒂”，而素锦遇到的“温黛小姐”比“贝蒂”的威力还要大，它被称为战后吹袭香港最强的台风，风力十三级，风向为北风，一小时平均一百三十三公里，风速纪录至今未破。“温黛小姐”导致一百八十三人死亡，一百零八人失踪，三百八十八人受伤，七万二千人无家可归，是香港历史上最恐怖的台风。

素锦这样描述那一晚的情景：“我整晚没有睡，因风向西北，我的房间也是向西北，所以晚上的窗户震震发响，像将窗子也吹去，整个大厦都震动。我住的是八楼，很高，对面房子很低，所以更加临空，风力更大，结果是二块玻璃被风吸去，百页（叶）帘也被吹落。在1号的上午九时半到十时半，风是更猛烈，将东西挤在一块。我和房东都走下底层去，因风吹得害怕，像房子要倒一样，后来在下午三时后风力渐小，我才睡了一下。饭是在房东处吃的，这次的风，使香港人损失很大，虽然我没有损失，但饱受虚惊。许许多多的人无家可归，那天我没有去上班，全市交通瘫痪，我幸而早一天将东西寄出。不然的话，一定又要迟几天。交通的问题，新界那边，差不多都被水淹了。在香港住的问题很大，像发大风房子及地点都有关系，有钱的房子住得好，风吹也比较不受什么影响，像没有钱住的山顶木屋及旧木楼，这次被风吹楼塌人死，比比皆是。”

房间的玻璃被台风吸走，如果人正好站在窗边，那后果简直不堪设想。后怕之下，素锦得出的结论既真实又心酸：“难怪房租贵，这也是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