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杜：踢球往事 |正午书架

文丨小杜

编者按：从少年到中年，从东北县城到美国小镇，小杜用细腻而又克制的笔触，记录了自己半生的漂泊经历，也记录下身旁形形色色的悲喜人生。他们的爱恨、生死、出走、挣扎，皆在沉默中，却有万钧之力。纵使卑微如尘，也可坚韧如铁；即便浑身伤痕，也能热烈地活。新书《人间漂流》近日由新经典文化出版，以下摘自“等待墨西哥人”一节，文字有删节。

1

我爱踢球，爱踢野球，从中学一路踢到了中年，脚指甲曾为此染红过，然后又变成了可耻的铅灰色，夏天都没法穿凉拖鞋。右眼角的那一道疤，蚯蚓形状，争头球顶的，没顶着球，球门框倒顶得一颤。去医院皮上缝十针，肉里缝十针，针走起来线也跟着走，最后针和线一起在皮肉里膨胀，燃烧，那感觉一辈子忘不了。

1994 年世界杯，我家那台黑白电视只能收到两个频道，不跳的是中央一台，跳的是省台，所以我一场球也没看成。倒是我爸每天带回一份省里的报纸，体育版有图，有文，有专栏，被谈论最多的当然是意大利人罗伯特·巴乔——“一个让我爱上足球的名字”、“用灵魂与球共舞的忧郁剑客”——类似文风的专栏标题，让年少的我一度以为职业足球是一种跟偶像剧差不多的玩意儿。

上了大学，读巴乔的自传《天上的门》，才知道他在1984年一场意甲联赛中撞折了右腿关节骨，被他自己形容为“感觉像一把刀子插进腿里”，医生用电钻在他的胫骨上钻孔，用手术刀割断肌腱，再通过胫骨上的孔洞拉紧，最后连缝二百二十针固定。此后，巴乔的职业生涯——包括被省报的专栏作家们评为“用灵魂与球共舞”的1994年世界杯——都是用一条半腿舞完的。所以，这算是职业足球的本相么？

1998 年法国世界杯，家里买了立式彩电，能影影绰绰从隔壁邻居家收到中央五台。那时我读高二，家里防我看球甚于防贼。在巴西淘汰荷兰那场比赛的第二天早上，父亲打开电视，发现频道虽留在了中央一台，音量却是静默的，才明白我半夜偷偷看完球，从央五调回央一，忘了归复音量。父亲当下把遥控器锁进了柜子，余下的淘汰赛，我只能靠学校小卖店的电视回放解馋。

决赛已是暑假。凌晨，父亲叫醒我，问我看不看球。我摇头，因为不想让他发现自己的晨勃。被窝里熬了一会儿，还是弓腰起来去看了，跟他坐在同一张沙发上。那天隔壁的信号格外强，我家彩电格外清晰，闭幕式上跳舞的女模特们的薄纱裙也格外透明，跟没穿差不多。父亲保持着沉默，我先挺不住了，嘟囔一声“太困”，落荒而逃。再从被窝儿爬起来，尚未秃顶的齐达内已顶进两个球了。

2

初中时校门口常堵着几个混混，要钱，要烟，我也被他们堵过。正哆嗦着，走过来一个同学，跟混混们谈笑几句，就让我回家了。这位同学叫强强，一口四环素牙，一头遮眼中分，十六开的历史课本里夹着一柄刀，土黄色的军挎被撑得四四方方。

有一次我蹲在教学楼的墙脚，听他讲打群架时刀的用法：不能捅，不能砍，会住院，会死人，要一片一片划，杀伤面积大，架势很屌，却只伤皮肉。正说到酣处，操场上滚来一个足球，是初三那帮人踢过来的，叫我们两个初一的捡。强强甩开中分，夹克里掏出三叶甩刀，慢慢捧起那球，一刀一刀戳，戳成一团烂皮，再塞进半块砖头，才笑着扔了回去。那帮初三的怒又不是，走又不是，在操场上对着那团球不球砖不砖的东西发呆。

后来强强打群架，并没有施展那套“一片一片划”的刀法，而是把人捅得露出了肠子。他家里在市场卖菜，为他闯的这大祸赔了个底儿掉。从拘留所里出来，他就不念了。我们再碰见，是在南二道街的菜市场，我穿高中校服，他剪了板儿寸，一个往家里买葱，一个帮家里卖葱，相互装着不认识。

很快，班里又转来一个留中分的，姓林，不背军挎，课本里也不藏刀，下课自己捧着个球出去，颠起来没完。据说他家是市里的，而我们当时对“市里”没什么概念，过后才知道，他那套邮购的尤文图斯队服，还有脚背三道杠的阿迪达斯球鞋，加一起比我们两年的班费还多，我们这才开始明白“市里”意味着什么，便一起叫他“小林子”，跟他踢球混了。

操场上一群初中生追着一个皮球疯跑，与其说是踢球，不如说是以小林子为中心进行的人体布朗运动。初三那年我们搬到四楼，雪天，老师压堂，我哼了几声黄家驹，被罚出教室，隔着走廊窗子，看见小林子在练习任意球。学校的球门没有网，白茫茫的雪中立着一个黑铁框子，再加上一人一球，远看就像一幅抽象而孤独的简笔画。

我的脸贴着窗户，默默数着他的任意球，总共三十脚，一半进了，一半没进。雪越下越大，整个操场一片迷茫，可是他脚内侧搓出的弧线，每一道都清晰无比，散发着诱惑。我忍不住跑下楼，直扑操场，和他轮流罚球守门。雪还没停，我俩都被老师给拎回去了。我的棉鞋湿透了，耳朵冻得又热又胀，再从窗子往下看，操场上的鞋印和皮球画出的轨迹隐没在了雪中。

小林子家在县里有亲戚，是一位开饭馆的朝鲜族大叔，小林子住在他家的三节小楼上。大叔很好客，每次我去，都会招待狗肉年糕辣白菜，盘盘碟碟摆满一桌子。那时的小林子不但喜欢看球，还喜欢画画，更喜欢睡觉，尤文图斯的比赛偏又在后半夜，他就用夏普录像机录下来，中午一边吃饭一边看回放，进球要往回倒，越位也往回倒，一场球往往抻上四五天才能看完。

临近中考，小林子问我能不能搬进小楼住个把月，给我一千块钱，算是陪读。我没拒绝，也没答应，装着糊涂混过中考。全县发大榜，我的名次正数，他的倒数。但高一的重点班上，我和他又成了同学。这样的重逢，让我对“市里”二字又有了新的理解。我对没有答应他陪读这件事感到愧疚，他却笑着送了我一张铅笔素描，尤文图斯的当家10 号皮耶罗，还没画完，好像楼盖到一半，脖子以下是一片小小的方格子。

高中有高考压着，球不敢放开了踢，只能课间十分钟匆匆捅两脚，简直就像野合。小林子却大张旗鼓，班里班外拉起一支球队，自掏腰包租中巴去附近县市踢比赛。赛前大家一起看他录的意甲，赛后吃烤肉喝扎啤，据点便是朝鲜大叔的馆子。他问我去不去，我不说去，也不说不去，又装糊涂混到了高三。

因为会画画，小林子踢球总少不了女生围观。既然有女生看球，男生就更有动力跟他混球踢了。他自己垫上一笔钱，订了十来套尤文图斯队服，谁想上场就按原价买一套，大家自然争先恐后。有人凑不够钱，便找人合买一套，上半场你穿，下半场我穿，井然有序。有人说那些尤文图斯是假货，小林子赚了不少，黑心着呢。但没谁相信这一套，大家都叫他“林老板”了。

林老板当然要穿10号，而且10号底下必须印着大写的“LIN”。LIN和LIN的球队一时风头无二。大雨滂沱，LIN打了一脚侧挂，虽然没进，却惹得一个外班的女生尖叫——她在雨中看了整场比赛，衬衫下的胸罩清晰可见。回家发烧，大病一场，她把这理解成了爱情。

县客运站后面新开的旅馆，能洗浴，能住宿，LIN 开了一间房，在电话里告诉她房间号，还说他带了画笔、颜料和画布。她跟家里撒谎，说晚上住学校的宿舍，结果在房间里等她的却是尤文图斯9 号，ZHANG。

高三下学期，LIN要备考术科，林老板的球队便散伙了。第一次从他嘴里听到“鲁美”，我惊诧莫名，没想到鲁迅先生居然和这号人物联系在一起。好在他最后没去沈阳，而是去了北京的一所艺术学院。球队那十来个人，成绩都很烂，大部分家里条件一般，留校重读。小部分家里有钱，当年走了。至于那个外班的女生，数年后在县里开了一家美容瘦身馆，嫁给了当民警的ZHANG。

高中三年，没人知道LIN 家在市里到底是干嘛的，他自己更讳莫如深。倒是那三节小楼，后来被朝鲜大叔一把火烧了，连同老婆孩子。

我在省城读书，大四那年和小林子联系上了。他说要北上来一趟省城，给他的导师跑一个艺术特长班。于是十月的某个深秋，戴黑框眼镜羊绒围巾的小林子站在我的面前，那一身北京艺术学院范儿跟这座省属院校格格不入。在校门口的“大伟火锅”，就着涮羊肉，他问我毕业想干吗。我说读研吧。

“读研？你丫整个儿一奇爱博士！”他笑着甩京片子，“看没看过库布里克？”

“没看过。”

“那就好好看看《巴里·林登》，随便一个镜头就能上框儿挂到美术馆里。”

那天我们踢了一场球，踢完去大学生浴池蒸桑拿，没想到他脱掉衣服身上会多出那么多肉。他在球场上不怎么跑，有球没球都是原地溜达，所谓大保健球王踢法是也。既是他烟酒太甚，也是过去在球场上甩掉的热量，都找回到了身上，一个卡路里也不少。

3

大学里风靡漫画《灌篮高手》，女生每天聚在篮球场上搜寻她们的樱木花道。我们这帮踢球的身高不占优，不招她们待见。久而久之，班里还在踢球的男生，只剩我和老颓了。

老颓本人就像一个球，脸像，腰更像。可到了场上，我才知道他那传球和意识，绝对是踢核心的料子，就是跑不快，而且兜风。他见谁都一团熟络，在学校里踢了四年球，来一茬大一的，走一拨大四的，最后所有人都知道那个喜欢用外脚背撩球的小胖子叫老颓。

院里有院队，队长读大四，看球，打麻将，推四国，宿舍走廊夜夜通宵，一双金鱼眼又鼓又红。他来我们新生寝室招人，一屁股坐我床上，指着膝盖上的疤说，大学四年怎么可以没有一点理想？

“那么啥是理想？”我们惴惴地问。

“踢球啊！给院队踢球就是理想！”

我听了无动于衷，老颓却满脸通红，当下买了院队队服，皇马的黑色客场，一百多块，沾水就掉色，掉成浅灰色就不再掉了。新老队服一起上场，乍看就像两支皇马。

院队每天早晨六点半训练，其实就是大一陪大四的踢小场。大四的总熬夜，体力不好，所以大一的还不能玩儿命踢，必须得让他们赢。让又不能让得太过，太过会被骂一届不如一届。等校里举行比赛，谁主力谁替补和训不训练没有关系，和请没请大四的喝酒很有关系。酒成箱成箱喝，赢球要喝，输球也喝，走廊水房逮哪儿吐哪儿。

球，老颓场场首发，酒，更是顿顿不落，“反恐”“星际”也都跟大四的学会了，在队里混得如日中天，结果一路挂科挂到大四，把自己也挂成了队长，推开新生寝室的门，拍着圆滚滚的肚子说，大学四年怎么可以没有一点理想。

2001年中国队踢世界杯外围赛，老颓场场不落。踢西亚的客场多在半夜，宿舍十点就熄灯了，老颓和几个大四的便把电视电源接到水房的灯上。几个大一的刚被忽悠进院队，买了啤酒鸡爪卤水花生过来伺候。老颓还拆了条红河烟，烟雾缭绕间一时其乐融融。水房电压不稳，屏幕跟着灯一起闪，遇到关键球还断电了。电断了要骂，球断了更骂。

记不得是哪场，中国队被断了个七佛出世，水房便骂得如涅槃重生，连带着摔酒瓶子。第二天要考六级英语，我们寝老三爬起来，问水房能不能小点声，影响他睡觉。

“影响你睡觉？”大四的横了他一眼，“没他妈看见中国队落后呢么？”

六级兹事体大，老三也是狠人，一剪子掐掉了电线。大四的也有酒了，抄起酒瓶就抡，幸亏老颓中间挡着，不然当晚肯定有人住院。

沈阳五里河，中国队提前出线，学校餐厅爆满，满地的啤酒沫子，进了世界杯举校皆欢。老颓又喝多了，居然哭了出来，看得我不知所措。到了2002年的韩日赛场，国足三场小组赛，餐厅又挤满了人。结果呢？国足为同组另外三支球队奉献了九个积分，九粒入球，草草收场。当年爆满的沈阳五里河，据说后来被拆掉了，原因不详。至于老颓，好歹也毕了业，挂的那些科，连他自己也算不清到底花了多少钱才搞定。

2014 年我回国，在省城和老颓联系上了。我们重游校园，发现当年尘土飞扬的操场换成了塑胶假草，只是铁门上挂了铁锁，不让学生进去踢球。老颓有了妻室，隔着铁门，望着绿得很真的假草，问我还在踢么。我点头，问你呢。

“都脂肪肝儿了，”他摇头笑，“早就挂靴了。”

喝了一顿酒，互加了微信，就此再无联系。

4

读完研去的美国，刚开始时没车，也就无球可踢，因为球场无论室内室外，都在十英里开外。幸好认识了一伙美国人，带头大哥叫吉姆，其实比我年轻好几岁，却非往老里拾掇，所以显得胡子拉碴儿，满脑袋白头发。吉姆开一辆同样老气横秋的雪佛兰，外面刮蹭得不成模样，里头塞满了球鞋球袜狗粮狗毛。每次约完球过来接我，都车速奇快，就差没超前面的警车了。我坐在一股狗腥味儿中问他不用上班么。

“上班？”他变戏法似的在车里摸出一个汉堡包，“上个屌班儿！”

他的汉堡其实藏在驾驶座底下，永远是最便宜也最垃圾的麦当劳芝士堡，吃完抹嘴就上场开踢。以一般美国人的野球水准来说，吉姆的脚法算很棒了，尤其是正脚背射门，大毛腿一抡，球像炮弹一般射了出去。

在一起混熟了，我才知道他给本地中学的女子球队当教练，按小时收费，不够养活他和他的雪佛兰还有三条狗，所以还去麦当劳打零工，驾驶座底下的芝士堡就是这么来的。

吉姆没有固定住所，只有一辆载满狗腥味儿的雪佛兰，照我们中国人的标准，他介于无家可归者与社会闲散人员之间，按说很落魄，但每次踢球他都有本事带过来一个女孩，而且样式五花八门，有扎耳钉穿鼻环的，有腿上刺骷髅头的，还有在大学当助教的，郑重其事跟大伙介绍，这是南希，这是妮可，这是苏米。

“难不成都是你女朋友？”我忍不住问。

他大笑：“随便搞搞而已。”

渐渐地，他带来的女孩固定下来了。她叫珍妮，一个白人姑娘，上身扁平，大腿粗壮，射起门来腿上的肉都发颤。我被她放横铲过，没法回敬，只能祈祷自己跟她分到一伙儿。不过负责分伙儿的人是吉姆，他总把自己和珍妮分在一起，专门在珍妮身后喂球，要是珍妮被断了就抢回来再喂，直到她抡起大粗腿一脚打飞为止。

珍妮凶得很，明明自己浪射，却非让吉姆捡球，还骂他传得不好，天杀的、狗娘养的，什么难听骂什么。我们要是劝她，也会被骂个狗血喷头。吉姆却甘之若饴，一边挨骂一边喂球，踢完请大伙儿去喝一杯，当然还是奔着珍妮去的。

珍妮是急诊室的护士，经常值夜班，应对的全是重病急病车祸，抬进来未必能走出去。这份工作压力大，作息又不规律，是故脾气暴戾，不过薪水极高，不知道算不算吉姆钟情于她的一个理由。

2010-2011年欧冠决赛，巴萨对曼联，珍妮请我们去她家看球，房子和泳池都不小，足够住下十个吉姆。吉姆穿着曼联球衫，在后院里支上烤架，燃起炭火，扒拉着烤肠，自己那三条狗满院子乱窜，俨然一副男主人的模样。珍妮略施粉黛，穿了巴萨的球衫，粗腿下十个脚趾涂得猩红。

尽管巴萨三比一拿下曼联，珍妮还是当众骂了吉姆，嫌他的意大利烤肠糊巴了。吉姆依旧不恼，脱掉曼联球衫，单膝赤膊跪地，献上婚戒，我们一起打口哨，珍妮杯里的葡萄酒洒了一地，狗们迅速围上来，摇着尾巴乱舔。

液晶屏幕里的梅西无人可挡，屏幕外的美国人用英语闲聊。我呷着啤酒，蓦然想起多年前在省城的某个寒夜，雪花飘扬，十点寝室熄灯，中央五台九点五十分开始转播意甲，老颓把电视搬进水房。雾气弥漫的梅阿查球场，罗纳尔多痛苦地倒下了，全世界都安静下来，外星人膝盖软骨的断裂声无比清晰。1998年世界杯的夏天，我和父亲坐在同一张沙发上，中间隔着遥控器。父亲睡着了，我摁了消音键，电视屏幕闪烁跳跃，齐达内顶进的第二个球无比真切。夏普录像机敦实厚重，尤文图斯在录像回放中踢得酣畅淋漓，场上的10号从皮耶罗变回巴乔。LIN的画纸上，黑白箭条衫化为两匹斑马，彼此交叠着脖子，默默站在草原上。

2011年女足世界杯决赛，美国对阵日本，吉姆和珍妮乐颠颠飞到德国去看球，顺便度个蜜月。可惜美国输了，俩人大吵一架，珍妮提前飞回来，跟我们出来踢球，嘴上还骂着“那个狗娘养的混球”。

2013-2014年欧冠决赛，两口子没再请我们看球，既是因为他们都讨厌皇马，也是因为珍妮生了一对双胞胎女儿，就此挂靴，天天在网上晒娃。吉姆把脸刮得铮亮，雪佛兰也换成了适合一家四口出行的休旅车。他不打零工了，也不再吃驾驶座底下的芝士堡，身体迅猛发福，乐呵呵地当他的中学女足教练。也许再过几年，就能带自己的女儿踢了。

……

我大抵是个独来独往的人，却不可救药地爱上足球这项集体运动，何其讽刺。据说男性过了三十岁，体内的雄性荷尔蒙会逐年递减，这足以解释我在球场上的爆发力和耐力的不断下滑。更何况还有膝盖：长年累月的急转急停、扭转变向、突然发力，都在残酷地损耗着半月板。现在我坚持服用骨关节保健片，上场前绑膝盖绑带，球袜里塞护腿板，两条腿弄得跟变形金刚似的，整套拾掇完得十来分钟。

也不看新的比赛了，没时间，对现在的球星也没感觉。不是他们踢得不好，而是纯粹没有感觉。偶尔看看过去喜欢的球星，看他们的进球，看他们的告别赛，看他们的眼泪——毫无例外，没有谁是笑着离开绿茵场的。

人到四十，感觉就像九十分钟的球赛踢完了上半场，疲惫中带着一些茫然。没有中场休息，没有战术调整，没有轮换，没有替补，只能硬着头皮把它踢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