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民歌、摇滚到绘画：苏阳的艺术旅途 | 正午

文丨郭小寒

绵延的疫情让苏阳的计划一再变更。本已排好的“家在天涯”全国剧场巡演几乎全部延期，无法线下演出，就像一名战士不能上战场，颇为遗憾。2021年11月，苏阳以同期录制的方式，重新发布了两张自选集《急流》和《脚步》。这原是他计划在贺兰山脚下做的一次实景演出，因为疫情取消。他只能想象着，自己的音乐如何伴着黄沙，在西夏王陵的古迹响起。

当演出受阻，苏阳也尝试进入绘画领域，他的首个绘画艺术个展《生印-苏阳的图像寓言》将于8月初在郑州海汇美术馆举办。从学生时代起，他就喜欢画画，在第二张专辑《像草一样》的封面设计中，苏阳曾描绘他心目中的西北民间文化。他的画与音乐一脉相承，具有一种原始的野生力量。在近年的演出中，苏阳调动绘画与其他视觉素材，气势磅礴，成了演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即便我们面对无力改变的苦难，也要发挥生命中最大的努力，去创造最多的可能……”看完“二舅“的视频，苏阳在朋友圈里感慨。看完电影《隐入尘烟》，他也颇有共鸣，“两个苦命人互相珍视，把希望种在土里，用繁重的血汗和困苦来浇灌”。

关于人与土地的故事，苏阳一直在用他的音乐发声。

吉他手的摇滚岁月

提到苏阳的歌，乐迷们自然而然认为，他是土生土长的西北人。其实，苏阳出生于鱼米之乡——浙江。母亲是浙江人，父亲是河北人，因为工作而定居在宁夏。苏阳七岁半从浙江来到宁夏，从此再没回到南方长期生活。

苏阳现在还保留着对江南生活的印象，而西北的荒凉和语言隔膜，也曾让年轻的他感到跟周遭有些格格不入。

苏阳16岁时去了西安的一所技校学习电工技术。受对门宿舍同学的影响，他喜欢上音乐，开始练习弹吉他。在80年代的校园，摇滚乐还比较稀缺，苏阳和同学们最常听到和演奏的是一些简单的古典乐小段，还有以邓丽君为代表的流行乐，以及发挥了启蒙作用的台湾民谣。

因为痴迷音乐，技校的学业几乎被苏阳抛在脑后。毕业之后，他在一家工厂检测中控室仪表，只干了一个月就辞职去玩音乐了。自那之后，苏阳与“电”的关系就是每日刻苦练习电吉他演奏。

苏阳是一个非常注重演奏技术的乐手，圈子里称之为“手上有活儿”的人。在80年代，正规乐器对于普通家庭的孩子来说，是一件奢侈品。苏阳的第一把吉他是一把二手的国产“梅花牌”木吉他，原价35元，他花了20块从同学手中购得。为此花光了他所有生活费，还借了一些钱。到现在苏阳还记得那吉他微微打品的声音。

学习吉他后没多久，苏阳就开始专注于电吉他演奏，后来他也越来越擅长用器乐曲表达自己的创作思想。在西安认识了一些歌舞厅驻场乐手之后，苏阳决心练习电吉他。为了可以摸到他买不起的电吉他，他应聘了学校教师组成的电声乐队，成为吉他手，在学校每周的舞会上伴奏。

每次回忆起那个年代，苏阳都会感慨音乐青年在艰苦状态下之执着。他一直把练习演奏技术放在首位，以此弥补设备条件的不足。苏阳第一次购买价格过万元的电吉他，已是2015年后的事情。

回到宁夏的苏阳，因为刻苦练琴而名声在外，很多本地乐手都找他做乐队。苏阳组建了一支名为“透明”的摇滚乐队。当时他们被认为是一支金属摇滚乐队。因音乐资讯有限，成员们在一起创作和编曲会受到当时最火的枪炮与玫瑰乐队、金属乐队的影响。苏阳也留了一头长发，不过他认为，当时做的音乐不能算重金属摇滚。1999年末，唐朝、张楚和超载去宁夏体育馆参加“世纪狂飙——中国摇滚势力演唱会”。演出商把苏阳的乐队也叫过去，一起演了一场。这次演出后不到一个月，苏阳宣布乐队解散。

走向黄土地

2000年苏阳觉得自己的状态不是很好，需要调整，并且应该去学习新的东西。他开始了解录音技术，自己摸索音乐软件，演奏其他乐器。当年，苏阳还短暂地同西北鼓王赵牧阳玩过一支乐队。赵氏兄弟与苏阳的渊源很深，早在80年代苏阳就与哥哥赵老大相识，那时候的赵老大还在地方的秦腔剧团生活。

2003年前后，苏阳开始关注西北的民间音乐，他收集“花儿”的足迹遍布西海固地区。花儿在西北被叫做“漫花儿”，其关键在于“漫”——信口拈来，不拘泥于任何形式和内容。农历四月“花儿会”这一天，青年男女会背上干粮到附近的山中“漫花儿”，唱的是极骚情的男女之爱，是黄土地上的耕织劳作。

在当地的一场演奏会上，苏阳随机地唱了一首《宁夏川》，场下都是宁夏本地的出租车司机。很多人站起来纷纷表示，这首歌他们小时候听过。后来苏阳在海原县找到了当地最有名的花儿歌手马生林，这位颤颤巍巍的老人为他唱了一首河州花儿《白牡丹令》。

“尕妹妹牡丹啊花园里长，二阿哥是空中的个凤啊凰，悬来悬去没有望想，吊死到白牡丹的树上。”

这首歌后来被苏阳改编成了《凤凰》。

后来苏阳又找到了一本《西吉民歌选·下册》，里面有丰富的民歌素材，为苏阳日后的创作积累了原始的养分。

“石榴子开花嘛叶叶子黄，姨娘嘛教子女贤良。”

2006年苏阳发行了第一张专辑《贤良》，名字就来自此曲。

民歌与现代音乐的一次对撞

2005年，苏阳来到北京，他的目标是发行自己的专辑。最早的契机还是银川的一次酒局。当时苏阳给了老狼一张小样，请求老狼帮忙寻找发行公司。于是老狼把苏阳推荐给了“十三月”的老板卢中强。

卢中强本就是乐手和制作人出身，对音乐极富情怀，也有市场嗅觉。他对苏阳第一张专辑的制作和发行倾注了极大热情与成本。专辑在著名乐手龙隆位于团结湖的录音棚录制，程鑫、伢子、陆勋等几位参与录音的乐手，也都是国内顶级水平的音乐人。而歌曲《贤良》差一点都没有被苏阳选中，他对自己的演唱一直不太满意。卢中强凭借敏锐的审美力推《贤良》，并将之列为专辑的主打曲。

苏阳的首张专辑《贤良》一炮而红，这要归功于他前期对于西北民歌的认真积累。千禧年之后，互联网的普及让中国音乐人可以获取海量的音乐信息。传统音乐逐渐被忽视，创作者们更倾向于遵循西方传统摇滚乐的模式创作，而苏阳在时代潮流的缝隙中找到了自己的方向。

早在2003年左右，专辑《贤良》中的大部分作品都已具备完整的结构，并在银川当地表演过。《宁夏川》得到了不少年龄稍长的乐迷的好评。乐迷们表示，已很久没有听到有人唱这首民歌了，而摇滚乐形式的表达让大家觉得，既新颖又没有失去民歌的传统魅力。

专辑中的歌曲《贤良》、《凤凰》的音乐录音带，都以动画形式呈现。由国内知名动画导演皮三创作。动画中大红大绿的色彩来自西北传统民间布料的启发，与西北土地的荒凉发生鲜明对比。动画形象、色彩与苏阳的音乐构成了统一的美学体系。苏阳说：“过去这片土地上的人因为贫瘠，在心中积蓄非常热烈的情绪，期盼雨水和丰收，期盼摆脱生计困扰的男欢女爱。而我的音乐就是把寄托着那种情感的民歌与现代音乐做一次对撞。”

专辑发行后，苏阳没有按原计划回银川。纷至沓来的音乐节、商业演出的邀请让他有条件运营自己的音乐事业。2010年苏阳和几位朋友共同出资，独立发行了第二张专辑《像草一样》。这张专辑的摇滚气息更浓，取材于陕西普遍流行的秦腔、信天游。苏阳曾多年在陕西生活，对秦腔和信天游的认知与运用手到擒来。苏阳的妻子是一位秦腔演员，苏阳还坦承，信天游演唱家王向荣是自己的偶像。苏阳认为秦腔炙热的情绪、充满了力量的节奏跟西方的摇滚乐有很多相通之处。不同地区、民族的音乐在某些形式上有共性，个体生命的的成长和经历，也都能通过音乐实打实地表现出来。

不过，这张专辑也让苏阳感到，自己的音乐与家乡产生了距离感。“一旦对自己家乡的歌唱标签化，家乡就不再是家乡，而是商业文化产品。”

苏阳从学生时代就有过一些绘画创作。在第二张专辑的制作中，他再次拿起画笔，试图在视觉中注入西北民间文化。画与音乐一脉相承，具有一种原始、野生的力量，这一风格也延续到他在现场演出中的视觉呈现。

苏阳的第三张专辑《河床》于2017年由摩登天空发行。在北京生活多年，苏阳享受到了很多音乐制作上的便利资源，已基本掌握整套音乐制作流程。三张专辑从策划、词曲创作到大部分编曲，都是他一人完成的。

《河床》这张专辑对民歌结构的改动很大，其中的《家在天涯》的素材取自传统民歌《大红果子剥皮皮》。有熟悉民歌的朋友指出，这首作品描述的是男女情爱。

针对这种观点，苏阳说，人们对于西北民歌的误解还是颇深的。他认为，西北民歌的曲与词是可以单独拆分，再按歌者的需求而使用。同样的词可以套用不同的曲调，同一首曲可以结合各种歌词。民歌是千百年来口口相传的艺术，也是人表达情感的工具。民歌虽然留存了传统文化基因，但也可以顺应新时代的场景和情绪，不必拘泥于形式。

苏伯伯的跨界创作

“苏伯伯”这个爱称，来自一次巡演中工作人员给苏阳起的绰号。苏阳说，这称呼之所以流行，可能是因为自己看着老实巴交的。但这名字流露的亲切和稳重，也正是苏阳对西北民间艺术和文化的态度。

除了音乐创作，近些年他也在为民歌、民谣的推广尽心尽力。2016年，苏阳开始筹备“黄河今流”跨界艺术创作计划，之前他做了两年西北民乐采风，结识了唱花儿、说书和秦腔的民间乐手，找到了大量流落民间的西北民歌的文献资料。这些资料与音乐、绘画、多媒体影像等多种艺术形式互动，通过演唱会、展览、分享会的形式，把“黄河今流”带到了美国、巴西和哥伦比亚。

2019年，苏阳联合优秀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的制作方，拍摄一部记录花儿、秦腔、说书、皮影等艺术形式和民间艺人生活的纪录片《大河唱》。在“黄河今流”项目中与他合作过的民间艺人，如刘世凯、张进来、魏宗富等，也都参与到纪录片中。苏阳与影响他的民间艺人之间的故事，鲜活而真实地串联起黄河两岸的自然与人文风貌。《大河唱》于2019年6月18日全国公映，荣获第九届“中国纪录片学院奖”最佳纪录电影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