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辛欣:那些《北京人》后来怎样了

张辛欣 · 03/26

来源:界面新闻

文 | 张辛欣

编者按:80年代是张辛欣的高光时刻,她的口述实录《北京人》开创了当时中国非虚构写作的先河,被翻译成12种外文版;其小说成名作《在同一地平线上》被批为“存在主义在中国的代表”。这个陌生的哲学名词,当年却是被批判的不良思想。80年代后期,张辛欣前往美国,后与律师斯蒂夫结婚,此后的30多年,她一直“选择流落”、“临时生存”。除了小说,还操练过戏剧、广播、电视、电影、多媒体出版、电子书等多种创作形式

20221月,张辛欣在Amazon自出版了《语言难民》一书,回顾自己半个世纪的创作生涯。在美国孤身独居的她,用回忆和写作对抗疫情以下内容摘自该书第一卷,让我们回到80年代,听作者讲述,一个小说家为何拿起录音机做口述史,此书在海内外引起了哪些反响。这些记录既是作者的心绪投射,也可视作人世沧桑的时代快照。

 

第一次读到口述历史体例是在大学课堂,戏剧理论教授在念陈旧的讲义,我把讲义放桌面,埋头读刚到手的《世界文学》杂志,读到斯特卡(Studs Terkel)《美国梦寻》片段:美国小姐、推销员、农人、退休老太。

一段导语,地点、人名、年龄,这人就说话了。读得我砰砰心跳,小说要花多少心思让读者进入虚构的真实,而口述历史,神奇飞毯啊,一瞬间活人来到眼前!胖瘦、衣裳、姿势、口吻,周围的气味、飘荡的景色……

那是1981年初夏时候,绿荫遮蔽教室窗,讲义的宣教声远离了,我在冥想,一定要试试这种体例!当然,它需要花大量时间,我立刻判断了,作为戏剧导演系的学生我超级忙,清晨练功、吊嗓子,白天满满八节课(排小品、学灯光、设计、化妆、文学理论、国际戏剧史、政治课)晚上导演作业、当演员——被同学导演,半夜时候写小说,暑假寒假都是从早到晚写小说的时间。口述历史,根本没有时间做,口述历史,潜伏心底。

第一次读口述历史,我还意识到,口述体作为文学体例和录音机这种记录工具进入大众的关系。1877年爱迪生发明的录音装置,录下他自己念的“玛丽有只小羊”,一共8秒钟声音,是世界录音史第一声。但是认同这种文字体例要到大众认为人说话容易记录了(1935年德国通用电气公司研制成功使用塑料磁带的磁带录音机)。

1978年我拥有第一个录音机,夏普牌,比一块砖头大一点,半夜排队到第二天中午买到手,270块人民币。然后,在远洋水手免税圈子里,我看到手提式立体录音机,巨大个头,银光闪闪。我为录音机写了一个短篇小说呢,靠这篇发表小说考上中央戏剧学院,全国20万人报考导演系,录取20,发表小说的考生就我一个,那时候人人读小说,我的老师不例外,老师看上了小说,对我能不能当导演,指挥各种人,说很多话,很担忧的。

用稿费我买了第一个手提立体,索尼的。戴着飞行员似的厚耳机,抵挡同室谈笑和鼾声,我写小说,默默听着录音机的盒带音乐。

想来,怪异,录音机的录音功能,那时候中国有录音机的人都不用。我们用录音机盗(倒)音乐磁带。之前的记忆是深刻的,我的知识分子双亲有悠远记忆,夫妻之间、父母与孩子说的话,都可能是危险材料。录音键,是禁区。

 

让“蓝蚂蚁”开口

1983年我被大报大刊批判的时候,一个年轻人来我大学宿舍,说代表美国侨报,让我写点东西,可以在纽约的侨报发表。我说想写口述历史,他建议写末代皇帝家族,说认识这个家族,我说,我想写普通人。和他谈了几句,听一下他的读书背景,就这么定了。此人笔名桑烨。真名叫什么我至今不知道。对这人从头到尾我不知道更多了。我从来是根据读书判断人。

1983年冬天我们开始做口述历史,我穿着妈妈旧皮大衣,罩着蓝色灯芯绒面,正好混入蓝色人群,外国不是叫我们“蓝蚂蚁”吗?

我第一个采访的人是写流行歌曲的谷建芬。全国都唱她谱写的“我爱北京天安门”,而她的命运——政治命运(好像我们不配别的?),我听着,我流眼泪,我暗自想,我在遭遇的又算什么呢!

没有职业,各地流浪,倾听各种人的故事,我俩一起听,分头听,偶然用录音机,基本是倾听。一边写一边在纽约中国城的中文报纸《侨报》副刊发表。

倾听,需要技巧,你必须时刻关注说话对象什么时候停顿,听说的话,要猜测吞进肚子没有说的,你要知道这位叙述者的生命背景,是什么地方的人,考虑更大的历史映照。

我听方言是有障碍的。录音机甚至不能拿出来,别吓了说话的人。录音机摆在那里,就会威胁,会改变叙述。

我做笔记。偷偷地。听完立刻找地方速记。听太长的叙述说得去“上厕所”,在蹲坑上匆匆记下叙述结构,特别用词,出现停顿的时刻。我没有身份证,没有介绍信,印了一张侨报记者名片,用假名字,桑烨也印了一个。走到哪里,我掏出假记者证。那时候外国侨报在刚开放的中国人眼里挺新奇的,地方干部是友好的,不怀疑我(我在大报被点名批评基层干部对不上),乡干部主动领着我到处转悠,我得想办法摆脱干部,我住破庙,睡长江轮过道,钻入火车椅子底下。

听了300人写下100多人。出书时候我给总标题《北京人》(周口店猿人学名),副题是“一百个普通中国人的自叙”。我意在,当代个人叙述沉积着深厚历史。

1985年我的写作一被“平反”,我立刻联合中国五家杂志:《收获》、《上海文学》、《北京文学》、《长春文艺》、《钟山》,每家杂志发表几个人,同时发表60多人的口述历史。这是中国文学杂志的丰彩时刻,《收获》杂志发行量100万份。两年前,编辑都为发表我的小说做检讨,我翻身了,受冤的编辑依旧默默,我用给作品报答编辑。多杂志多种人声,我用杂志作舞台。

作家们先是听说,一年多沉默的我要发表一大堆作品,都大惊,待到发出来,哦,不是精妙小说,是各种人水了吧唧的叙述。作家们都大松一口气。记者们很妒忌。后来我提着刚买到手的第一个摄像机来找摄影记录第一人吴文光,他一边教我怎么开机,从摘掉镜头盖教起,一边说,原谅我要用骂人词儿。我愣住了。他说我发表口述历史时候他在新疆当记者,他也读过《美国梦寻》,他一读我的,一边破口大骂:TMD怎么她占先做出来了!不少中国记者说我抢了他们的行。

外国记者最惊奇的问题是:你是怎么让蓝蚂蚁开口的?你们中国人心思如此之深!我老实回答,因为我听着哭,听着笑。对于专业记者,这无疑是不专业的。

 

占尽地理天机的中国作者

这一次语言逃难,让我大“红”。英文版是《西游记》翻译家WJE Jnner和英国Leeds大学系东方系Delia Davin和八位翻译一起做的,其中有《沈从文史诗》美国作者金介甫,在英美留学的台湾年轻学者,编辑Jnner考虑到,翻译的不同音调会给不同叙述者炫出各种色彩。

各国翻译版的思路不约而同。

瑞典版是汉学家马悦然带一帮学生翻译的,包括后来译莫言成世界级翻译家的陈安娜,译我写的中国人好像是她的翻译处女作。

德文版是汉学家马汉茂(Helmut Martin)带一群学生翻译的。马汉茂是当时美英法德汉学家中活动能量最大的!他主持德国科隆大中华文学会议,让我到德国,方便我和出德文版的科隆出版社和德国媒体打交往。

马汉茂这位汉学家,在我看来,也是德国汉学转型人物。他念老子庄子学汉字,研究李渔戏曲理论拿汉学博士时候,不会—说—中文。德国老一代是研究死汉学的。马汉茂到台湾留学,娶了台湾太太(优雅礼数英文系毕业)。汉学家娶中国妻子是天下常识,有效的日夜练习。年轻马汉茂做《郁达夫研究》,自费出版,让大陆的钱钟书大惊,马汉茂从此有名了。马汉茂参与德国与中国建交的秘密谈判,翻译编辑《毛泽东选集》德文版。到80年代他带领一帮学生翻译《中国人自述》时候,中文流利,中国政治文化消息灵敏。

他和我的聊天包括《肉蒲团》。我听说但没读过,他复印给我,嘱咐我回国过海关之前扔掉。我连夜读,跟他说读后感,婆婆后花园销售性器具好看啊!马汉茂笑眯眯说,我认为你能写畅销小说,用你的红名销外国。

遗憾我太忙,没有听他的。万万看不出,万万想不到,精明、幽默,新汉学事业最积极的马汉茂,被忧郁症深深困扰,2013年他突然自尽了。(2020年写到这一行我搜他,网上几乎没有他了)。汉学家、翻译家,马汉茂,阳光你,给了我文学异国销路的视野,就为这个我也要记你一笔。

德文版出在所有版之前,出在中文版之前。当时我因为演中文版皮特金特的绿衣公主,被挪威外交部邀请,正在挪威周游,德文版快递到挪威,送到在明信片一般旷野景色游走的我手中。德文版封面是一个老红军给孩子喂饭。

德文版让挪威一位作家生慕。这位挪威作家是先锋作家,被无数挪威女读者爱慕,而他爱上我,一瞬间。送我一个海盗手镯。这位挪威作家是寂寞的,北欧文字斗士是寂寞的,反什么都跟在欧洲大陆更在美国后面。我看到,作为一个中国写作者,我占尽地理天机。

然后,我是美国国务院邀请的导演,在美国东西海岸看戏,走到俄亥俄顺便地闯入世界作家大会。纽约时报书评版编辑把第二天上版的书评小样送到我手中,大会宣布了这个消息。我让多少作家嫉妒。

我是虚荣的。在此之前,我的小说有法文版和德文版,这部合作的口述历史译了至少12种语言。我进入各种语言的海洋,不由地,我计算走了几个国家,好像探险家。美国口述实录教父Studs Terkel为英文版做序,纽约时报书评小样送到我手中,是我虚荣的高潮?

 

这些人现在怎样了?

写下的人,存在书中,成为活人,你凝视你想,这人现在怎样了?

1984年到85年两年游走倾听中国人的生命故事,1993年的时候,我从第一本书英文版出版人安德烈·谢夫林(Andre Schiffrin)手中得到写续集的合同。给我合同时候谢夫林说,不要指望续集会像第一本那么红,那是西方第一次读到中国普通人生活的文字记录。现在中国人的生活不再在美国人视野中心了。谢夫林预付我五千块美金,并且是和翻译家葛浩文平分。“翻译和作者一样重要。“谢夫林说。

从美国回中国,我提着一个花卉布袋,白布条提手,是促销赠送的,里面装一个小录音机,在办公用品店买的,1.5吋小磁带。

第一部书采访是1983年冬天,当时的游走倾听我感受到整个国家经济在开放在活泼,人们在说话,大吃大嚼的万元户(一万元人民币!)摆阔大说。

十年后1993年这时候是邓小平南下巡回之后,国有企业开始被分,我的朋友,享受公有制的能跑的都跑了,跑到外国,或者外省,在美国大学当难民或者餐馆打工,有人进监狱的出来了,做生意了,准备把孩子送英国念书。

我没有中国身份证,失去北京人艺剧院导演职位,公家分配的住房被收回了,在北京父母家临时落脚。放下手提行李,立刻去拜访书中一个人。他退休前在两弹上天的科技七级部工作,他家离我父母家走路可到。1984年我在燕京宾馆宣布西餐厅对中国人开放那天遇到他,他一头银发,和太太赶着头一天开放来吃西餐。我们吃着聊,然后到他家继续聊。他早年在德国西门子做事,49年中央航空公司起义投效新中国他有功的。他叫杭晓祖。他说话有着理工科人的幽默。这一次,我跟他聊社会巨变应该会相当顺利。

他住的公寓是上世纪50年代为苏联专家修建的,比京城老百姓的公寓要宽大,我记得公寓有七个房间,他和太太两人住,他说每个房间他有不同的用处,一个房间修电视,一个修收音机,一个修立体音响,只给熟人修。儿子不能分享国家给他的住房待遇。

我敲门。一个中年人开门,我不认识他,他问我找谁,我说,杭效祖,他说,去世了。太太呢?也去世了。你是?我问,我是他的儿子。

我站在门厅里,看公寓走廊,看到各房间的门,我曾经跟着杭效祖挨个地逛。这时候我低头看光亮的水泥地面,杭效祖告诉我,他用最细号水泥自己打磨的,像不像大理石?他得意地问我。

我退出门,儿子甚至没问我是谁,是来修过电视的旧相识?

拜访第一本书里我第一个采访的人,作曲家谷建芬,她谱曲的儿歌“我爱北京天安门80年代是全中国老少皆唱的流行歌曲,她讲到,文革不能作曲,她默默唱歌,看似木雕。1983年我听着忍不住流泪,正被批判的我因此想,我遭遇的又算什么呢?听她讲述给我一副定心丸。1993年这一次,她丈夫挡在门口,丈夫认识我,敌意地问,你想干嘛?她没有盗窃别人的歌!

我倒退着走下楼,买了一份报纸,读到她在遭遇歌版权纠纷。

在旧物里看我的书中人。我的书架拆成一块块板子堆在父母公寓凉台上,写字台也放在凉台上,上面放着母亲养的花,下面塞着母亲攒的废报纸。我的书贴着父母小饭厅墙攀到房顶,写字台里的信件和旧手稿叠摞角落,我拉开一个个空抽屉。大抽屉里旧笔记本还在!10年前为书中写的“爆米花孩子”拍的照片,依然夹在笔记本里。

凝视这个少年,衣服黑糊糊,亮着一口白牙,地铁光线不足,形象模糊,抱着一根扁担靠着车门,身后红色大字“依靠车门危险!”扁担是挑爆米花机器的,少年衣服下面露一截汗衫,原先是猩红色,褪成暗灰了。我打开书,读我记录的少年:

“我去哪儿?上八宝山。有什么好笑的?你们城里人就爱笑!见什么都笑!我住在八宝山的旅店,每天七毛钱,一屋子住二十几口人,滚通铺,我十三岁,从安徽乡下来。

“我念过书,念到四年级不念了,田亩分下来了,爸说:三娃子不用念书了,回家作田。爸不说我也不爱念书,念书没意思。我家八口人,奶奶,爸,娘,大哥,二哥,我是老三,往下还有弟弟,顶小的是个妹妹。我们村三十几户人家全是作田的,要不就是当兵的,当几年兵回家还是作田。当兵没出息了,我就想挣钱,穷人小户的就想钱,钱是王八蛋,可你偏想赚……”

那时候,周围乘客笑他说“上八宝山”,因为那是北京火葬场,那一站地铁名字叫八宝山,离我父母家,地铁三站地,我在地铁里遇上这个爆米花少年。

1993年这时候,我坐在地铁里,看着没有少年的车门,9年的光景,轮换摩擦的脊背,照片里的喷漆大字几乎完全消失了。那时候黑乎乎少年呲一口白牙笑嘻嘻说,“城里的煤凭户口本供应,我不收孩子的钱,教他们从家里偷几块煤来换爆米花。”

我走上地铁“八宝山”站,眯眼看街边,有一些小旅馆。到哪里找曾经的少年,那时候他13岁,现在23岁了,还在北京打工吗?

 

听杨泗贤摆新“龙门阵”

我看笔记本夹着的这一张照片:

一个光膀子中年男人举着手指说笑,挽起裤腿的脚支在竹椅上。

我是在报纸上读到他的:“四川灌县养兔状元杨泗贤,邀请作家和编辑到家里,他主持召开文学创作与农民生活的座谈会。”报道在《光明日报》头版头条,那是1985年。

根据报纸的提示,我从成都坐大巴到都江堰。

1985年的时候,杨泗贤在长途车站等着我。蓝色的傍晚,勾勒他一副修长身影。走近了,我看到他的眼睛,闪烁着机智狡猾的光亮。他家离长途车站很近,是一座二层水泥小搂,在周围茅屋农舍中挺显眼的。我们坐下来,立刻开谈,一直谈到半夜,我睡他家竹床,清晨继续谈,我没有用录音机,听着听着,说上厕所。厕所是一个单间小茅屋,地面一个洞。我蹲下立刻掏出笔记本,补记他讲述的顺序,他的词汇,各种技术词汇、四川话,有儿化音但音韵不同,把四川口语记录下来的时候我特别看到它有古文言痕迹。

那时候杨泗贤支起一条腿,张嘴便说:今夜就给你摆一摆我这辈子的龙门阵。

多有趣的四川话,摆一摆,舞龙啊。

要想活,就得杀出去找钱,搞副业。约上几个人,到深山里去砍竹子,划成篾条拖出来卖。平川里的竹子都是个人家的,只有到深山里去。

那种艰难,休说!深山里没有路,全靠连手带脚地爬。在崖上,光溜溜地没地方扒,就靠抠住流水的缝缝,大脚趾拇也踩在缝缝上,一步步挪,一步也不能走错。我就眼看着一个同伴,踩错了一步,就换不过来,不能上下,人贴在悬崖上,身上还背着划好的篾条,一动也动不得。头上、脖子上、胳膊上、脚背上都是大颗、大颗的汗珠。谁也帮不了谁,脚踩悬崖缝缝,眼睁睁看着。后来从山上下来,他就起不来床了,一下床腿就哆嗦,把挣的二百元钱吃药吃光了。

……

我七天学成个木匠。怎么学的呢?我们四川农村不会造洋房子,造的是中式房子,用木头把房架斗起来,再起墙,旧式是竹篾编编糊泥巴,新的是砖。学木匠是死功夫,下料,栈柱子,斗榫头,一招一式地记,一般没几个月一年不能出师。我学了七天,遇上姨母要添房子,就背上工具头里赶去,扯个谎,说我舅舅马上就到,我先画画料,于是就干开了,又锯,又刨,又凿眼眼。我姨母觉出不对了,又没法骂,是外甥呀,只好等着看。舅来了,我干完了,閗起来试试,尺寸完全合,松紧稍差一点,赶紧放鞭炮庆祝起房子。姨母给了我二十元钱,买了锯和刨子,就这样,我成了游走四乡的土木匠。

腰里别着闲书,干完活儿就看书。看《水浒》、《七侠五义》,也看《安娜·卡列尼娜》、《叶尔绍夫兄弟》。到今天我还在想,为什么我们的文学就写不出《叶尔绍夫兄弟》那样的作品呢?在你的想法里,农民不会看这些书?农民也有看书的。有。

光会造中式房子不算本事,图纸看不懂,好多活路做不了。我自个儿学会看三视图。我还钻到工厂,白天做临时工,晚上给人打家具,不收工钱,跟人学代数,空下来就做题。有年发大水,东西满屋漂,好多本本,我母亲说,这都是啥子呀?账本呀?她捞起来摊开晒着,我也看,嗬,都是我原先做的题,一大摞呢!

然后,杨泗贤跟我说新经济,当木匠改养长毛兔,成了当地养兔大户,遇到卖兔子的问题,他呼吁政府帮助,他召集作家写农民……

来找杨泗贤。和9年前一样,我坐大巴在都江堰下来。天色在暗下来,和9年前一样是傍晚。街边台球、录像带店、洗头房、酒吧、霓虹灯,比9年前的傍晚更热闹,街面水泥裂缝,到处泥巴,和9年前一样。我问打台球的少年,杨泗贤?少年摇头说不知道,一个中年人一指远处,那里。是了,就是了,我准确地朝着旧日走来。

还是浓密的树林,还是大叶子洋芋,还是在茅草屋和灰瓦顶的农舍中间孤立一座二层楼,深蓝的天倒影在水田。我走过小路,走上台阶,进了屋,看到一个中年女人在烧饭,她认出我的时候我认出了她,杨泗贤的妻子,我记得我叫她“杨大嫂”。我按照9年前试着称呼,杨大嫂,她熟人地笑了,说杨大哥不在家。

去哪儿了?

另一个县,她说,叫儿子捎话去。

儿子冒出来,9年前的小孩子,是青年了,个子比我高,腼腆笑笑,隐身在黑夜。

问杨大嫂,长毛兔养殖怎样了?早不养了,杨大嫂说,留几只当宠物。杨大哥现在做什么?杨大嫂回答,说不准。不知道是真的不知道,还是谨慎。

又一次睡在杨家。当晨光撒在竹床,我看到门外站着一个年轻后生,自己说是杨大哥的秘书,带车带司机来接我。吉普车往我从成都来的方向开,开到成都郊外,开到一个铁门口,后生一指铁门里面:二楼办公室。

我跳过铁门,跳上二楼,办公室门开着,有一个人背着身子在灰色铁皮文件柜翻东西。这个人转身来,我认出他,他认出我,他的眼圈立刻红了,泪,在眼眶转,眼角是更密集的鱼尾纹,眼神,依旧灵气,更多狡黠的光点。

我俩坐下来。

我听杨泗贤摆新“龙门阵”。

他来这个县领导生产小五金,县里出资,他是厂长。乡镇企业你懂的,贿赂,塞亲戚,接你的秘书是县长的侄子。

刚开始说,一个脸蛋粉嫩年轻女娃进来给我上茶。杨泗贤说,这个女秘书特别负责照顾我。男秘书偷偷告诉我,女秘书是杨的小情人。杨大嫂知道吧,我想,不做声笑笑。继续听杨泗贤跟我讲工业污染,土地征用。他眼神狡黠,更密集的鱼尾纹加深9年之前我看到的忧虑。

听完故事,杨泗贤开车和小女秘一直送我到成都火车站。小女秘先下车,杨泗贤悄声跟我说,“我要走了,很快他们会拿我这个外乡人顶烂账,我会进监狱的。”

“你去哪儿?”我悄声问。

“不知道,别跟任何人说,我没告诉杨大嫂。”

我看看站在车窗外,甜甜微笑的小女秘。

“带她走?”我低声问。

“带她做啥子?”杨泗贤低声回,“小傻娃儿。”

我带着一个人要逃走的秘密走了。

几年后,在网上看到一个同名人,杨泗贤,是重庆一个老干部疗养院的董事长。我根据网站信箱写了一封信。

是你?

这人回:是我!张姐,对不起,当时没告诉你我要到这里来。不过,我又要走了。

 

我回到美国。1983年是在纸上手写,托人一次次带到纽约侨报副刊编辑手中,匿名发表。1993年用电脑打再字,打烂了手指,16帧油墨印刷,印出来邮递翻译家葛浩文。我对这部稿子缺乏信心,唯一能讨论的人是葛浩文。他的中国认知是文学的当代的,翻译莫言(农民)老鬼(内蒙古插队)萧红本(20年代小镇居民)。我为这书起名“移动的乡村“,等待葛浩文的判断。几个月后他来电话,说他遭了不幸——家被贼洗劫,无心翻译。我表示同情,正好跟着罢手了。我们报告了出版人谢佛林,预付的钱就留下了。

电脑换了几代,三点五磁盘换成云储存,这部书磁盘没有了,我不很在意。我对这书沮丧并感觉羞愧。直到最近。

 

《北京人(一百个普通人的自述)》  (张辛欣,与桑晔合著) 中文版: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6
林白出版社 中国台湾 1987
英文版:Pantheon New York 1987,MacMillan London, 1989,Irwin Ontario, 1987,Penguin Books London, 1989 Panda Books; Beijing, 1987
法文版:Actes Sud; Arles, 1992
德文版:Diederichs; Koln, 1986
日文版:Heibonsha; Tokyo, 1986
瑞典版:Forum; 1988
荷兰版:Wereldvenster, 1987
挪威版:Aschehoug, 1988
丹麦版:Tiden, 1989
西班牙版:Editorial Ausa, 1989
俄文版、意大利文版

 

——完——

题图:单车上的一家人,1980年代北京

Photo by Dean Conger via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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