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败俱伤的两代人 | 正午书架

文 | NHK特别节目录制组

编者按：中年子女无法独立，与父母同住，高龄父母成了主要劳动力，支撑家庭开销……这样的家庭面临着“两败俱伤”的未来危机。如果哪一天父母无法继续工作，如果哪一天父母生病了、需要看护，会发生什么？

带着这些问题，日本NHK特别节目录制组踏上了采访之路。在揭示了“老后破产”等社会问题后，他们发现了更麻烦的情形：老有所依成为幻想，与子女同住反倒两败俱伤。

由NHK依据相关纪录片整理出版的图书，近日由上海译文出版社推出其中文版《老后两代破产》，以下摘自该书。

陷入困境的四口之家

有这样一户家庭，在问卷调查中言词激烈地诉说了对未来的不安。那便是挂川一家，他们的家庭年收入合计超过500万日元，乍一看似乎并没有任何问题。这样的家庭为何会有陷入绝境之感呢？2015年4月下旬，我们开始了对挂川家的采访。

我们拜访了位于住宅区一楼的挂川家，母亲幸子女士迎接了我们。幸子女士看上去至多65岁的样子，显得非常年轻，神采奕奕、性格开朗。与她交谈，让人心情愉悦。

一开始，因为幸子女士看上去非常健康，我们甚至想着“这个家庭应该没什么问题吧”。但是，在多次拜访的过程中，我们渐渐了解到这户家庭对未来感到不安的真实原因。

挂川一家四口共同居住，也许是家庭成员多的缘故，感觉房间略显局促。夫妇二人目前与三十多岁的长女、长子共同生活。

“您一直和子女们一起生活吗？”

“长子20岁的时候去了东京，后来一直在东京工作。但是在他回来之后，我们便一直一起生活。”

母亲幸子最担心的，就是38岁的儿子。

“他在东京生活了多长时间呢？”

“十年左右吧。”

从札幌市内的专科学校毕业后，儿子便在东京一家与IT相关的企业获得了一份正式工作。“因为是正式员工，工资似乎也不少。所以他租了月租5万日元的公寓，生活仿佛也渐渐步入正轨，当时我对他并不担心。我也曾去过他租住的公寓，他就是过着普普通通的生活呢。”

然而，在东京独自生活的儿子，30岁过后的某一天，突然辞去工作回到了老家札幌。刚回来的时候，儿子神色黯淡、闷闷不乐，也不与家人交流，问他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他也默不作声。

“儿子在IT相关的公司工作的时候，虽然是正式员工，但还是被裁员了。随后，他想尝试从事自由职业，但因为很难接到工作，最后只得四处借钱，无可奈何之下回到了老家。”

儿子回到家的状态很差。精神不振，也不听别人说话，躲避着人际交往。可以说是陷入了‘茧居’的状态。无论幸子对儿子说什么，他都闭口不答，只是低着头吃饭。看着儿子这般落魄的样子，幸子似乎能感同身受，她觉得儿子在职场上一定是遭遇了巨大的挫折。

过了近一年时间，儿子的状态似乎有所好转，渐渐愿意与人交流了，也在幸子的劝说下，开始干起了配送报纸的工作。现在他也在继续干着这份工作，每天负责配送晨报和晚报，月收入为10万日元左右。

“依靠现在的收入，就算是能生活，也没法独自生活。要付房租、生活费，月收入没个十七八万日元的话扛不下来。现在我的丈夫还在工作，我身体也还健康，生活上没有什么困难。如果我们俩都不在了的话，儿子该怎么办呢……一想到未来的路，我还是深感担忧。”

与此同时，与夫妇俩同住的女儿今年也36岁了，幸子不得不操心女儿的事。据悉，女儿从未离开过家，始终从事着非正式工作。

“女儿在超市打零工。现在的话还能凑合着过下去，但并不是长久之计。女儿并不是头脑聪明的孩子啊。还是应该找一份长期的工作。”

无法停止工作的高龄父母

父亲善治先生今年已经68岁了，为补贴家用，他仍坚持工作着。他干着全日工作，月收入26万日元左右。如果没有这份收入的话，一家人的生活可能就要陷入困境。

善治年轻的时候从事的是供电线电力方面的技术工作。在年满60岁之后，他并未选择退休，而是以特聘员工的身份继续工作。公司认可他认真的工作态度，表示“作为特聘员工，只要你愿意工作，我们随时欢迎”。

善治平时非常少言寡语。为采访上门拜访时，我们与他第一次见面，仅仅只是互致问候，随后便是幸子与我们交谈，他始终一言不发地看着电视。

看着一旁的善治，幸子代替不善言辞的丈夫向我们诉说种种往事。

“丈夫过去是渔夫。他在八云（北海道渔师镇）做渔夫，但是光靠打鱼难以维持生计，于是他就到札幌来找工作了。丈夫出生的地方紧邻大海，家里有一片私人海滩。但是最终，老家全部拆除了。”

来到札幌之后，由于善治此前除了打鱼之外没有任何工作经验，于是他登上铁塔，干起了架设供电线的工作。“曾是渔夫的丈夫干起了攀爬铁塔的活，真的很不容易啊。到札幌来的时候他才20岁左右。”

当时正处高度经济增长期，他奔赴全国各处的铁塔，架构供电线，努力地工作着。善治虽身形瘦小，但他毕竟曾是“徜徉于大海的男人”，对自己的体力很有自信，至今未得过大病，他对此深感自豪。

但是，在善治年轻的时候，他曾有一次从铁塔上摔落下来，因此受了严重的伤。说到这件事的时候，善治终于加入了我们的对话。

“只有那一次，我受了重伤。命悬一线。”

见善治开了口，幸子高兴地随声附和道：“是我们结婚的那一年吧。”

“那是我去地方出差的时候，当时骨折情况复杂。我自己都感觉到骨头折断了。”

伤愈后，善治再度登上铁塔，继续工作。

“受伤之后，我在工作中便多加小心，避免这样的伤害事故再度出现，此后便一直努力工作，没有出什么意外。”

60岁过后，善治便不再登塔施工了。他目前在供电线设备工厂工作。我们提出想要拍摄善治工作的场景，他爽快地同意了。

善治工作的工厂位于札幌市郊外，坐落于工业地带的一隅。工厂内，除了善治以外，仅有一名职员。此处并非制造工厂，因而未见大型机器设备，只是紧凑排布着各种各样的金属制品，这些都将用于供电线的架设。善治每天负责对这些零件进行整修。

我们趁着善治稍事停顿的空当，小心翼翼地与他交谈：

“您打算工作到什么时候呢？”

“我现在还行动自如。我的目标是工作到70岁。也许还能继续吧。如果一直待在家里的话，或许身体反而会不好吧……现在这样继续工作可能更加幸福。”

“您作为父亲，对两个孩子的将来感到担心吗？”

“很担心啊。但是，就算硬要说些什么也无济于事，所以我选择闭口不提。因为未来只能靠孩子们自身努力了，除此之外别无他法……孩子们工作的地方给的工资都不多，毕竟他们都是打零工的，未来也不见得能涨工资。养老金每年都在下调，本来就已经很少了。面对这样的窘境，我只能选择继续工作了。”

善治的侧脸刻着深深的褶皱，浮现出了苦涩的表情。

“现在的时代似乎是在欺凌老年人啊。”他似乎是在自言自语一般地小声嘟囔着，叹了一口气，最后说道：“悲哀……就算悲哀，也必须得生活下去。至少得活下去……”

我们带着沉重的心情回到了住宅区，只见幸子正在阳台上，一副陷入沉思的样子。幸子也在眼下这无解的状况中奋力挣扎。

“我也曾去找过工作，但我已经65岁了，没法找到工作了。该说是意料之中吧。一听我说‘今年65岁’，对方便会回答‘哦，这样啊’，甚至连面试的机会都没有。”幸子露出了少见的阴郁的表情，她表示，在没有工资收入之后，就只能依靠生活保护了。

“我会照顾妈妈的……”

母亲幸子最担心的便是38岁的儿子，他每天早晚从事配送报纸的工作，除了外出工作的时间以外，理应有很多时间是在家中度过的，但是家人几乎见不到他的身影。除了吃饭的时间，他从不迈出自己的房门。房间内有电脑，他会使用网络与朋友交流，但除此之外，他几乎不与人直接交往。我们通过幸子向他传达了想要与之交流的想法，但他只是一个劲地表示“不想见面，不想说话”，我们始终没有与他正面交流的机会。

但幸子表示，儿子虽然不愿与他人交往，内心却一直牵挂着母亲。她稍显愉悦地告诉我们，儿子对采访感到抗拒，可他昨天很难得地与自己对话了。

“你怎么考虑妈妈现在还有将来的生活？”幸子本想告诉儿子，自己不可能永远照顾他。

儿子的回答令她颇感意外。

“我会照顾妈妈的。”

“照顾，你怎么照顾我？”

幸子没多想就脱口而出，闻言儿子低下了头。反复追问后，儿子表示：“我正在考虑。”

幸子差点要问“你是怎么考虑的”，但一想到儿子好不容易开始考虑将来，还是不要给他泼冷水了，幸子把到嘴边的话又咽了回去。

幸子的女儿真由美和妈妈的关系如同姐妹一般亲密，对于我们提出的采访请求，她爽快地同意了。某一天，真由美表示“自己中午的时候会从打工的地方回家”，为了让肚子空空的女儿到家就能吃上午饭，幸子正准备做炒面，用了卷心菜、猪肉、豆芽等各种食材。仿佛瞅准了开饭的时机一般，真由美踏进了家门。

母女俩面对面坐在桌边，开始吃起了午餐。家中养的猫“卡鲁”今年已经十岁了，它也待在一边吃些主人给的剩菜。

“您在超市做什么样的工作呢？”

真由美吃完饭的时候，我们问道，于是她把猫抱入怀中，打开了话匣子。

“我并不是从事与客人打交道的工作，而是在后台的仓库负责摆货，或是对售罄的商品进行补货。过去我干过收银，但是我并不适合那份工作，身体也出现了异常。我觉得现在的工作比过去的要好。”

女儿真由美性格有些胆怯、消极。过去在幸子工作的酒店，真由美曾和母亲一同工作，但随着酒店歇业，母女俩一同失去了工作。真由美试着寻找下一份工作，但没法找到正式工作，于是便开始在超市打起工来。最开始她负责为客人结账、收银，但与人打交道这件事给她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于是超市为她更换了岗位，此后她便开始负责商品管理，目前仅在上午工作。真由美每天打4小时的零工，月收入为9万日元，难以独立生活。

我们向真由美询问， “您的父亲今年已经68岁了。他曾表示自己想要工作到70岁，以后他不能工作的时候该怎么办呢？”

“我感到不安。未来的生活肯定会比现在更糟吧……”

“您一直是和父母一起生活的，但是您将来有独立生活的打算吗？”

“按照现在的状况来看，我没办法独立生活。靠现在的工资连一个人生活都做不到。比起一个人生活、支付房租，我还是更想和家人住在一起，至少这样一来，与其他生活方式相比，住在家里能够节省更多的钱。”真由美每月会从自己的工资9万日元里拿出3万日元来补贴家用。我们也觉察出了她不愿离开父母生活的想法。

“您的工作虽然是非正式雇佣，但将来，您有没有想过在工作中更多地朝正式员工的方向努力呢？”

“我去了各种地方找工作、接受面试……但是……都没有成功。而且……为了找工作……我也受了……好多的苦。”

母亲幸子比谁都要心疼女儿，她把女儿所遭受的痛苦全都看在了眼里。

“女儿喜欢猫之类的动物，她过去上的是宠物商业专科学校。但是从学校毕业后没能顺利就业，于是就到我工作的酒店来打工了。在那之后，好不容易才找到了现在这份超市的工作。虽然她也想要找正式工作，但真的找不到啊。现在的招聘广告充满着招临时工、打工者的字样，都看不到‘招聘公司员工’这样的字眼。”

下午的时候，幸子与真由美一同外出购物。在午后的阳光下，母女俩走在贯穿小区的大路上，这样的景象显得格外温馨。目送着她们的背影，我们的内心浮现了这般愿望，希望这条道路能一直如此平坦，母女俩能一直这么携手走下去。

曾经的中产家庭

某天，幸子从橱柜深处拿出一张老照片给我们看。这张一家四口的照片摄于26年前。当时的幸子与善治40岁上下，两个孩子还是小学生，照片上的他们满面笑容。幸子怀念地看着照片，讲述起了当时的回忆。

“当时丈夫刚结束了长期出差，从外地回来，新年过后，我们就一起去旅行了。照片拍摄当时，我们正住在苫小牧的姐姐家。”

“过去冬天的时候，我们总是去滑雪旅行，泡温泉去。只有孩子他爸不去滑雪待在房间里。我会和儿女俩一起去滑雪。几乎每年的新年都是这样。孩子他爸平时一直在出差，不太回家，孩子们没什么机会和爸爸在一起，因此他们非常喜欢这样的家庭旅行。”

幸子过去曾在干洗店等打过零工，主要负责接待客人，她一边打工赚钱、补贴家用，一边抚养孩子长大。而父亲善治一直在出差，除了盂兰盆节和新年之外都不在家，即便如此，儿子还是很崇拜父亲，曾说“以后想要像爸爸一样，做一个电工”。

“儿子很喜欢装配机器，从小就喜欢组装无线电。总是会嚷嚷着‘爸爸、爸爸，教教我吧！’像电车之类的机械类的名称，只要说一遍，他就都能记住。”

后来，儿子也一直朝着从事电力工作的目标努力，高中毕业后如愿进入了电力方面的公司，成为了一名正式员工。然而，等待着他的却是职场欺凌。

“我真的没办法了啊。在儿子辞职从东京回来的时候，我问过他要不要去爸爸的公司上班，儿子却表示‘不要，我不想做电工了’。虽然我很希望儿子能有一份工作，但还是得看他本人的意愿啊。”

“过去我总想着女儿结了婚后，哪天我们就能抱上外孙了。但是，女儿的性格不擅交际，询问她结婚的事，她总是说‘不要，我没有结婚的想法’。我也问过她要不要去相亲，她也说不愿意……所以我也不再过问了。”

危机预演

7月的某一天，我们按约定来到了挂川家。虽说是休息日，子女们却都不在家，幸子与善治迎接了我们。善治只是躺在沙发上看着电视，幸子则与我们聊了不少事。

“说起来，此前孩子他爸在公司接受了体检，似乎心电图显示出现了问题。但是他本人却表示‘身体没有异样’，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呢。”

“是吗？善治先生身体不要紧吧？”

善治头也不回，似乎并不想聊这个话题。

后来，善治前往医院接受了检查，结果发现他正处于濒临心肌梗死的危险状态。心脏附近的数根血管中都出现了血液凝固、堵塞的状况，置之不顾的话很可能会心梗发作，危及生命。医生表示，由于本人察觉不到任何症状，如果延迟检查，很可能就会病发，后果不堪设想。通过检查及时发现病症，善治服用了促进血液流通的药物，病情立刻得到了改善。

婆婆在世时，幸子曾看护过她，因此幸子深知，看护所需要的费用会成为家庭沉重的经济负担。如果善治无法工作的话，如果真的那样的话，可能连医院都去不起了，幸子这般说道。

“把钱花在医疗费用上的话，就没钱吃饭了，真的。这样的话，就不能去医院了啊。真的不会再去医院了。只能买非处方药吃了。”

突然，幸子讲述起了自己的一个梦境。“我有一次做了一个梦，梦里的我身无分文。把钱包拿出来一看，里面空空的……”囊空如洗，这究竟是梦，还是不久的将来就要面对的现实？这般说着的幸子神情严峻。

“只能引导孩子们开始新生活了。一直住在家里的话也不是个办法。必须让他们拿出觉悟。‘爸爸妈妈都没法再继续照顾你们了。自己的生活要靠自己维持。’只能这般告诫他们了。”不过幸子又表示：“话虽这么说，但到底该怎么办，我也说不上来。”说罢，她一时语塞。

中产阶级正在二级分化

这四口之家的困境，究竟是极其罕见的特殊案例，还是正在逐渐普遍的重大问题呢？

我们的一位导演找到了一篇值得探究的论文。论文名为《与父母同住的未婚者的近况》，作者是总务省统计研修所的研究员。内容梗概如下：

与父母同住的壮年未婚者（35岁—44岁）人数近来持续增长，2012年达到305万人，在所有35岁—44岁的人群中占比16.1%。1980年，这一人群的数量为39万人，约为目前的八分之一。
2012年，与父母同住的壮年未婚者的完全失业率为10.4%，与同龄人整体的完全失业率4.2%相比，数值约为其两倍。

由此可知，与父母同住的中年子女的数量正在增加，且不少人处于失业状态，这一事态正不断发展。同时也证实了，我们目前所采访的“虽与家人同住，仍陷入‘老后破产’的事件”并非特殊个案。

为何这样的事态会逐渐扩大呢？要改善这一事态的话需要怎样的对策呢？为解决上述疑惑，我们拜访了大藏省前财务官榊原英资。他在职期间人称“日元先生”，可谓是国际金融的专家。现担任青山学院大学教授。

针对我们提出的问题，榊原指出，关键在于，正式员工与非正式员工的收入存在差异。

“近二十年以来，日本的平均工资持续下降。最大的原因就是非正式雇佣的增长，而非正式员工的工资较少。”非正式雇佣的人数每年都在增长，现在已占所有雇佣人数的近四成。正式员工的工资随着年龄的增长会相应提升，到了中老年，大多数人的收入都相对稳定。然而对于非正式员工而言，很多人随着年龄的增长，收入却并无增加。比如，以19岁为时点比较两者差异，正式员工的时薪为1006日元，非正式员工的时薪为945日元。但随着年龄的增长，正式员工的时薪顺利增长，而非正式员工的时薪却未有明显变化，两者的差距逐步扩大。比如，在50岁至54岁的时间点，正式员工的时薪为2446日元，而非正式员工的时薪为1209日元，差距达到了一倍以上。

非正式员工若能在年轻的时候成为正式员工的话还好，但是当父母年迈、需要看护，自己又即将步入中老年之时，与正式员工相比，非正式员工更容易陷入不稳定的状态。

若非正式雇佣的人数下降的话，这一情况能否得到改善呢？对此，榊原却给出了否定的回答。

“非正式雇佣增加的直接原因就是全球化。也就是说，我国必须与中国、印度等国家进行竞争。有些工作能够在中国、印度等人力成本较低的国家完成，那么我国从事这些工作的人群的工资就只能一压再压。但是，从事上述国家无法完成的工作，拥有技术的人群的工资则相对增长了。也就是说，中产阶级正在二级分化。全球化是世界发展的趋势，因而要改变非正式雇佣增长这一现象相当困难。”

榊原表示，过去“一亿总中产”的时代已经终结。

针对目前的状况应该采取何种对策呢？榊原提出以下建议：

“目前的现象体现的是年轻一代的贫困化。要解决这一问题，国家必须介入。日本的社会保障制度以老年人为中心，这一保障范围需要进一步扩大。为了实现这一举措，必须提高税收。”

他同时强调，“目前中产阶级正面临分崩离析的局面，这一问题被人们置之不顾。究竟是交由市场调控，还是由国家介入提高税收，来完善针对年轻人及中老年人群的社会福利？政治、行政方面将面临重大的抉择。现在也有必要向国民准确传达这一现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