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周以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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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0日，阿姆斯特丹的博物馆广场暴雨倾盆。我和五百人站在这里，为反亚裔歧视的主题积极发声。最近，世界各地爆发一系列反亚裔歧视的抗议和游行活动，大多以亚特兰大枪杀案为缘起，阿姆斯特丹的这次抗议也不例外。活动的开始即是为枪杀案中的受害者默哀一分钟，他们的逝去是种族主义仍在蔓延的最好证据。
不少荷兰人认为，对亚裔的种族歧视在北美或者其他地方更为普遍，而在荷兰少有发生。但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即使在新冠疫情发生之前，不少亚裔荷兰人在学校里都有被称为“babi pangang”或者“hanky panky Shanghai”的经历，而这些词语在荷兰语当中极具歧视意味。各种反歧视机构和热线也显示，2020年针对亚洲裔荷兰人的种族主义行为的举报数量有所增加。 但这只是冰山一角，大多数事件都未被报告。根据NOS.nl，截至2020年10月，阿姆斯特丹共收到746起这类举报，而2019年全年则为595起。在南部的林堡省，报告的数量从9起上升到130起。在北荷兰省的Kennemerland地区，举报的数量从86起增加到117起，其中还不包括与新冠相关的事件的报告。
新冠疫情爆发之后，有更多在荷兰生活的亚裔或者亚洲人表示，自己曾经被语言或者肢体攻击。最近我也在社群内目睹了中国女孩Sijie的真实遭遇。
4月4日，Sijie在阿姆斯特丹回家路上遭遇到了两名男子的袭击。在Van der Madeweg地铁站入口，Sijie首先被两名男子扔东西，在男子被路人呵斥之后，她听到了他们的争吵中有china corona, chinese kankerhoer等侮辱性词语，她确定了两名男子的袭击是出于种族歧视。在Sijie掏出手机准备拍照留下证据时，这两名男子试图阻拦她拍照，并将她的手机碰翻在地。随后两名男子想要挥舞拳头袭击Sijie，但是被路人Tessely阻止。最后Sijie选择报警，Tessely陪同她进行笔录，Diemen警察局表示袭击未遂的其中一名男子似乎有犯罪前科。
Sijie和Tessely也是4月10日活动当天的发言人。她们在现场得到了更多积极的反馈和鼓励。我很喜欢“我们不是你的模范少数群体”这句口号，因为“模范少数群体”是西方社会对亚洲人根深蒂固的刻板印象。对此，Huihui Pan也在发言中提到，并不是所有的亚裔都受过良好的教育，而且都很成功，亚裔群体内部其实是非常多样化的。这也是她为什么选择创立Omroep PAC，以公共媒体的方式致力于为荷兰亚裔发声，展现多样化的真实故事，并用正面的积极榜样激励年轻一代亚裔移民。而Asian Raisins的理事会成员Amy Cheung也表示，在荷兰生活的将近一百万具有亚洲血统的居民，需要有效利用平台和社群，携手反对在政府、教育、媒体等各个层面对亚裔的歧视和种族主义。
这两个平台同样也为4月10日的抗议活动联系到了更为多样化背景的发言人，其中包括有印度裔血统的媒体工作者Sarita Bajnath，有印尼背景的电影制作人San Fu Maltha和反殖民主义非政府组织Dekolonisatie Netwerk Voormalig Nederlands-Indië的建立者Rochelle van Maanen。
就像spoken word艺术家Izadora Shin在表演中所提到的，“我们在他们（特指白人男性）的历史中看到自己，现在是我们记录下他们故事的时刻……把你自己从拥有社区的白人特权中解放出来，拥抱我们的家庭身份，因为改变从我们开始。”这些活跃在不同领域的亚裔发言人和艺术家，展现了群体内部的广泛性，我也第一次了解到，在荷兰，社会活动家，音乐家和表演艺术家也可以是属于亚裔的标签。
在狂风暴雨中，我也看到不少穿梭其间的记者。在24小时之内，NOS、RTL Nieuws、Volkskrant、Hart van Nederland、Het Prool、NH Nieuws等荷兰主流媒体纷纷对这次抗议活动进行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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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真正被这场反亚裔歧视浪潮所席卷，其实也就几个礼拜。
3月23日，我在微信群聊中收到一条消息：“各位同学打扰了，3月27日（周六）我们将在Museumplein举办Stop Asian Hate的和平示威活动。活动已经获得批准，也会督促参与者遵守防疫规定。我们值得一个更平等的社会，每个种族都应该被平等对待！我们不能放任歧视现象，而且这一次真的不再与我们无关了！”
收到这一消息的瞬间我有些好奇，也有些疑问：活动真的能成功吗？我在中国大陆出生和长大，人生前二十几年最接近的一次体验，也不过是旁观中学生罢课参加气候变化的抗议。
接下来几天，我的各种荷兰主题微信群都被3月27日反亚裔歧视活动的信息刷屏。直到活动的前一天下午，我才下定决心加入活动群一探究竟。微信群的群主，也是活动的申请者叫Lesley，同样也是在荷兰读书的中国留学生。微信群里还有一些活跃的志愿者，分享了不少关于反亚裔歧视的标语和漫画，鼓励大家第二天带到活动现场。
3月27日早晨，微信群里的消息就不断闪动。不少人从海牙、鹿特丹和埃因霍温出发，特意来阿姆斯特丹参加这次抗议活动。而从whatsapp群聊头像中可以看出，不少参与者并没有亚裔血统。
当天下午我抱着自己准备好的“HATE=VIRUS; LOVE=VACCINE”的标语来到博物馆广场。遗憾的是，音响效果并不好，站在后排的我只能大概听到分享人在讲述自己因亚裔长相而被歧视和被仇视的经历。志愿者前期安排了一些发言人来分享自己的故事，然而到后半程，越来越多的参与者被集会的气氛所感染，想让自己的声音被听到的人也越来越多，阿姆的天气也难得放晴。
最后警方公布了针对种族主义恶性事件的报警邮箱，志愿者者也对4月10日第二次反亚裔歧视的抗议活动进行了宣传，当天的示威抗议活动便告一段落。
这次活动的音响和备用口罩都是志愿者从家里带出来的，做标语的物料是捡来的。不过，设备问题并没有影响到最后的效果，申请者表示，在场的400人已经超出预期，而得到的各种支持和反馈也以积极为主。
但是在面向荷兰本地社群的微信公众号“荷乐网”推送这次反亚裔歧视抗议活动的信息之后，后台收到了不少反对评论，其中包括对疫情中举办活动的不解，认为游行抗议是“弱者的行为”，以及“提出自己的诉求是没有用的”。
而令人惋惜的是，前期联系的大多数荷兰媒体并没有重视这次活动，仅有Vice和MeerDanBabipanggang对这次活动进行了评论和报道。大家纷纷安慰自己，作为第一次抗议活动，不仅没有冲突发生，还吸引到一些KOL，以及新华网和中国日报的关注，已经算是成果丰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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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0日，我站在雨中，即便聚精会神也无法明白发言人的每句话。当主持人带领大家大声疾呼“I Belong Here”（我属于这里）时，我有些动摇，只能听懂破碎荷兰语的我，真的属于这里吗？刚过去的3月是四年一度的荷兰国会大选，有投票权的荷兰居民可以积极选择他们支持的政党，而在明年的地方政府选举中，有永久居留权的居民可以做出他们的选择。而没有任何投票权的我无疑是相对被动的，仅仅能在面临种族歧视和仇恨犯罪时向警察局和政府进行举报。当再有人说“仇恨犯罪”不存在的时候，留下的每一条记录都能成为真相。尽管亚裔内部有各种差异和矛盾，这并不影响广泛意义上的合作和互相支持。
参与BLM运动中的民众或许来自不同的族群和国籍，与此类似，反亚裔歧视运动的参与者背景也各种各样。第二次活动之后，插画师@maaikehartjes在instagram上绘制了一系列漫画，右下角的插图中一位享有特权的参与者（在这一背景下多为白人男性）认为“作为特权阶级，我至少还能在风雨中站两个小时”。这幅漫画让我想起参观越战纪念馆的美国人，有种“虽然不是主犯，但却是共谋”的自我检讨。
更复杂的情况在于，两次抗议活动中协助维持秩序的警察有一些是亚裔面孔，他们特地从Chinese network department前来支持，而帮助Sijie的Tessely有一位亚裔男友，活动当天的非亚裔参与者也有不少是和亚裔结伴前来。可以想象，这些有同理心的非亚裔也许或多或少都曾有过和亚裔的深入交流，正是这种联结让他们站在广场上。
不过，在荷兰主流媒体报道这一示威活动之后，仍然可以看到一些荷兰人在评论区发言，否认亚裔歧视的存在。
去年二月，荷兰广播电台10台（Radio 10）DJ Lex Gaarthuis甚至播放了以新冠病毒为主题的歌曲《预防比中国人更好》（Voorkomenis beter dan Chinezen），这首原来是《我们庆祝》（Wij vieren feest）的歌曲的歌词被改成了与新冠病毒有关，认为病毒爆发是“臭烘烘的中国人”的错，还包括类似于“不吃中餐，你就没什么可担心”的内容。在很多反歧视机构抗议和请愿的压力之下，电台DJ在节目中最终向公众道歉。
在4月10日的抗议活动发生几天之后，群聊中依然充满了矛盾和争议。whatsapp群里有人提出Stop Asian Hate抗议活动中的一些标语有脏字，可以写得更“积极”一点，并且建议相关平台可以在Instagram上发一些大家喜欢的亚洲食物和艺术相关的内容，并且把这些文化相关的内容归入#StartAsianLove的标题。
纸面上看起来，“爱”的确比“恨”更加积极，但其实从源头上来说，这种价值观其实是有问题的。Bettina Makalintal指出，这种类似“像爱我们的食物，文化，艺术一样爱我们”的意涵是基于“交易价值”的：如果你欣赏亚洲食物，如果你以某种方式从中受益（无论是在个人享受还是生意利润上），那么你就应该尊重创造它的生命。然而，这个隐含的逻辑是，亚裔移民生活的价值，源于我们向外人提供的东西——无论是知识，还是文化交流。
群里还有人用这次活动和Black Lives Matter的口号进行对比，#BLM运动并没有使用类似于“停止警察杀黑人”（Stop The Police From Killing Black People）这样的标语，这表明积极的主题更利于受众对信息的接受，利于实现最后的目标。但也有人认为，全世界反亚裔歧视抗议活动都因亚特兰大枪击案而起，在受害者面前，谈论遣词造句显得不够尊重。一贯以不反抗和温和形象出现的“模范少数族裔”，在抗议时竟然会被“要求”保持这样的良好形象。
我想起崔娃（Trevor Noah）的一段话，这是他对以George Floyd事件为背景的抗议活动作出的评价：“那些觉得抗议方式不够友好，不够积极的人，与其将重点放在自己对抗议方式的感受很消极上，不如去设身处地的想象抗议者们的生活。”
——完——
作者周以君，身居荷兰，不仅关心粮食和蔬菜。感谢Zhang Yilun对本文的贡献。
题图，4月10日的抗议活动现场。
本文图片来自活动参与者，使用已获得授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