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的话：今天我们推荐一本关于艾滋病的美国纪实作品《世纪的哭泣》。
作者兰迪·希尔茨（Randy Shilts），是1980年代初第一批意识到艾滋病问题的美国记者之一。1975年，他毕业于新闻专业，但作为出柜的同性恋者，在当时报社和电视台的恐同环境下难以找到全职工作。
做了几年自由记者之后，1981年，他进入《旧金山纪事报》，成为国内新闻记者，也是全职报道艾滋病的首位记者。他一直致力于艾滋病报道，包括医学、社会、政治影响方面，他的作品因极具叙事性、将个人故事与政治和社会报道交织在一起而备受赞誉。
在本书中，兰迪·希尔茨以时间为线索，呈现了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和获得性免疫综合征（AIDS）在美国发现并扩散的过程。他描写了这一过程中的各种人物，包括政府部门、医疗及研究机构、同性恋组织、媒体中的个体。他以大量事实刻画了人类的懦弱、绝望、自私、贪婪，也以精彩的细节呈现了人类在死亡危机时的勇气、进取、无私、悲悯。
本书1987年获得石墙图书奖，也获美国国家图书奖提名。被《时代周刊》列为“百大非虚构经典”。
在写作本书期间，兰迪·希尔茨接受了艾滋病检测，并要求医生在他写完之前不要告诉他结果，以免影响他的客观判断。在把稿件交给出版商的当天，他被告知自己艾滋病病毒阳性，在服用抗艾滋病药物AZT几年后，1994年死于艾滋病并发症。
我们摘录了书中的《序言》和第11章《屠夫的账单》片段。标题为编者所拟。
在序言中，作者写道：“一个令人痛苦的事实是，艾滋病并不是平白无故在美国蔓延的，而是由于一干政府部门没有尽职尽责地保护公共健康，任由病毒肆虐所致。体制缺陷带来了不必要的苦难，令西方世界此后几十年饱受困扰。”
世纪的哭泣
文｜兰迪·希尔茨
译｜傅洁莹
序言
1985年10月2日，洛克·哈德森去世的那个早晨，一个词在西方世界家喻户晓。
艾滋病。
很多人听说过“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但这听上去似乎又事不关己，不幸罹患此症的大多是某些阶层的弃儿和贱民。可是突然之间，就在1985年的夏天，当一个电影明星被诊断为艾滋患者，报纸上无休止地讨论此事时，艾滋病疫情忽然变得触手可及，而这种威胁无处不在。
突然之间出现了要上学的艾滋儿童，要工作的艾滋劳工，出现了需要经费支持的研究人员，这个国家的公共卫生系统面临着无法忽视的威胁。最重要的是，人们开始隐约意识到这个陌生的新词将会包含在未来之中。艾滋病将会成为美国文化的一部分，并无可避免地改变我们的生活历程。
艾滋病的影响要再过几年才会充分反映出来，但是1985年10月这一天，人们首次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洛克·哈德森首次将美国人的注意力集中到这个致命的新威胁上，他的诊断结果成为一道分水岭，将美国历史分为艾滋前时代与艾滋后时代。
然而这一认知的时间点反映了艾滋病疫情发展过程中蕴藏的一个无法改变的悲剧：当美国人注意到这种疾病时，已经来不及采取行动了。病毒已在全国肆虐，遍及北美大陆的每个角落。横扫美国的死亡之潮后续也许会放慢速度，但已无法阻止。
当然，艾滋病最初出现在生物学领域时，尚属萌芽阶段，几十年来问题一直在恶化。
1980年代后期，死亡人数并没有出现惊人的新增长，不过是多年前就已经预测到的事实。这种苦难一度是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避免的，然而到了1985年，时机已然丧失。事实上，当洛克·哈德森的死讯公之于世时，有1.2万美国人已经或即将死于艾滋病，还有数十万人感染了病毒。然而很少有人注意到这点，好像也根本没人在乎。
一个令人痛苦的事实是，艾滋病并不是平白无故在美国蔓延的，而是由于一干政府部门没有尽职尽责地保护公共健康，任由病毒肆虐所致。体制缺陷带来了不必要的苦难，令西方世界此后几十年饱受困扰。
如果一种致命的新疫情蔓延，国家在那一刻没有任何理由推卸责任。因为当时，美国号称拥有世界上最成熟的医疗技术和最广泛的公共卫生体系，其目标正是将这一类疫病从民众生活中清除。艾滋病毒出现的时候，这个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设有的经费充足的科研机构——它们有的隶属于政府医疗部门，有的设在科研院所内——其职责就是研究新疾病并迅速予以控制。而监督政府研究人员和公共卫生部门是否尽职的，正是世界上最不受约束也最富攻击性的媒体，大众的“看门狗”。此外，受疫情影响最严重的同性恋团体此时也建立了基层政治组织，尤其是在疾病最先发生、情势最为凶险的城市。这些团体的领袖纷纷就位，时刻关注同性恋团体的健康和生存的福祉。
然而，自从1980年一位独居的同性恋男子首次罹患这种前所未闻的奇怪病症以来，迄今已过去将近五年。在危险刚刚降临时，所有机构——医疗、公共卫生、联邦及私人科研机构、大众传媒以及同性恋团体的领袖——都没有采取应有的措施。艾滋病在美国流行的第一个五年，是一个全民皆输的局面，其背后是无谓的死亡。
他们死了，是因为里根政府无视来自政府机构的科学家的呼吁，没有为艾滋病研究划拨足够的经费，直到艾滋病蔓延全国才采取措施。
他们死了，是因为科学家认为研究因同性恋造成的疾病并无建树可言，所以没有在疫情初期予以适当的关注。即使是在这种忽视逐渐消失后，他们的死，也与一些科学家——尤其是那些在美国政府部门工作的科学家脱不了干系，这些人更在乎跨国研究工作中的竞争而非合作，其关注点和精力根本没用在疾病本身。
他们死了，是因为公共卫生当局和领导它们的政治领袖，将政治上的权宜之计凌驾于公共卫生之上，拒绝采取必要但艰难的措施来控制疫情蔓延。
他们死了，是因为同性恋团体的领袖拿艾滋病当政治筹码，将政治教条置于救助人命之上。
他们死了，没人当回事，也因为大众传媒不愿报道同性恋的事，对涉及同性性行为的报道尤其谨小慎微。报纸与电视尽力避免讨论艾滋病，直到死亡人数高到无法忽视，且患者也不再只是社会边缘人物。媒体不履行公共监护人的职责，那么其他人只能以自己认为合适的方式处理（或者不处理）艾滋病。
在疫情初期，联邦政府将艾滋病视为预算问题，地方公共卫生部门的官员则视其为政治问题；同性恋团体的领袖认为艾滋病是公共关系问题，而新闻媒体认为它是一个其他任何人都不感兴趣的同性恋问题。其结果是，几乎没有人真正去挑战艾滋病这个深重的医疗危机。
对这种制度上的冷漠发起反抗的是一小群各有其使命的英雄。在美国和欧洲的一些研究中心，孤立无援的科学家团队冒着失去声誉乃至工作的危险，成为早期艾滋病研究的拓荒者。一些医生和护士对感染者的看护远远超越了职责的要求。一部分公共卫生官员拼尽全力争取疫情得到妥善处理。少数同性恋团体的领袖力排众议，极力主张同性恋团体对这种疾病做出明智的应对，并游说议员为研究提供了第一笔关键的资金。还有许多艾滋病感染者与排斥、恐惧、孤立以及自身的致命预后[3]抗争，以帮助公众了解病情，关心病情。
正因为这些人的努力，这个关于政治、民众以及艾滋病蔓延的故事，最终成为关于勇气与懦弱、悲悯与偏狭、奇思妙想与唯利是图、救赎与绝望的传奇。
这是一个值得讲述的故事，唯有如此，它才不会在任何地方、任何人身上重演。
屠夫的账单
街灯和闪烁的霓虹在年轻女子的脸上投下阴影。当便衣警察要求她出示身份证时，她故意噘起了嘴。其他女人见状纷纷作鸟兽散，离开埃利斯街，离开旧金山肮脏的拉客地。当然，在这座城市的这个角落，如此逮捕人并不罕见。
实施逮捕的警官正在等待无线电通知他这名34岁的褐发女子是否有被捕记录，西尔瓦娜·斯特勒斯则假装不知道过往司机在盯着她看。结果发现，就算在城市的这个角落她的记录也很可观。过去5年里，她总共被逮捕了32次，被控犯有13项重罪、39项轻罪，包括抢劫、盗窃以及今晚的“占据人行道”。
西尔瓦娜把长长的直发从眼睛前移开，逮捕她的警官注意到她手臂上有深棕色的针眼儿，那是注射海洛因留下的。他知道她的事，她和在田德隆区谋生的其他妓女没有什么不同。
西尔瓦娜被戴上手铐，押到警车后座坐下。她立刻注意到逮捕她的警察似乎过于健谈。他们没有宣读“米兰达警告”，而是想谈谈西尔瓦娜的男朋友兼皮条客托尼·福特。他们在街上听说托尼得了艾滋病。这是不是真的？
沉迷海洛因多年，西尔瓦娜·斯特勒斯已经忘了如何谨言慎行，她承认托尼刚刚从艾滋病病房出院。她担心自己是不是也得了艾滋病。
就在这时，西尔瓦娜注意到巡逻车并没有朝法院开，而是驶过了教会区。午夜时分，警察把戴着手铐的囚犯带进了旧金山综合医院的急诊室。
其中一名警官说：“我们想让你们给她做个艾滋病检查。”
医院的工作人员对这个要求感到惊讶。他们认真地解释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真正的艾滋病检测。HTLV-Ⅲ抗体筛查尚未获得许可，而且它也不是艾滋病检测。此外，他们不能强迫一个戴手铐的囚犯接受任何检查，并把结果交给警察。也许这个女人可以在艾滋病诊所开门时再来，届时自己决定她想做什么。
失望的警官押着西尔瓦娜回到巡逻车里，给她开了一张“占据人行道”的传票，然后开车回到了田德隆。他们告诉西尔瓦娜，她应该回到艾滋病诊所做任何能做的检查，拿到书面诊断结果。他们会回来查看医生的诊断意见。
西尔瓦娜哆哆嗦嗦地从车里出来，找毒贩买了些海洛因，然后回到她那破烂不堪的房间，托尼·福特正在等她。像往常一样，他们共用一个针头注射海洛因。很快，两人昏睡过去。
第二天早上，《旧金山纪事报》的一名记者得到某位急救室工作人员的线报，敲响了西尔瓦娜家的门。
托尼嘟囔道：“让他滚。”
“我要搭车去诊所。”西尔瓦娜边说边在蓝色牛仔服外披了条破披肩。
在艾滋病诊所，护士长盖玲·吉调整了自己的日程安排，以便和西尔瓦娜交谈，而这名妓女对自己的困境过于尴尬，几乎说不出话来，于是请求记者跟吉谈一下自己的职业、警察的事以及她迫切需要进行艾滋病筛查。吉和诊所的其他工作人员听了她的故事都傻眼了。他们对保密原则和公民权利等问题感到担心。
西尔瓦娜不想听这个。她只想要一张纸，上面写着她没得艾滋病。她可以把它给警官看，然后继续接客赚钱、买海洛因。吉帮她预约了下周的检查。
记者开车把西尔瓦娜送回她在琼斯街旅馆的房间，并问她：“你怎么会变成这样？”
西尔瓦娜调高了汽车音响的音量，里面正播放“穆迪布鲁斯乐队”（Moody Blues）的歌，她叹了口气，说自己在旧金山郊区一个优渥的意大利家庭长大。1968年从一所天主教高中毕业时，她对一个貌似即将迎来新时代的世界有着无限憧憬。接下来的几年里，理想主义逐渐消退，她开始吸毒，然后遇到了托尼，并生下了他的孩子。卖淫来钱快，现在的生活就是接完这个嫖客再接下一个，打完这针海洛因再等下一针。
当他们听说艾滋病与共用针头、性交有关时，已经太晚了。托尼已经出现了免疫紊乱的先期症状，然而一旦他需要海洛因舒缓焦虑，未来的健康问题就被远远抛到脑后。她又补充了一句，在田德隆区没人在意这种疾病。几个星期前，当托尼躺在艾滋病病房时，附近街区的人还把毒品带到他床边。他们会关上门，拿同性恋男护士开玩笑，然后用同一个针头注射毒品。
当然，毫无疑问，西尔瓦娜今晚还会做一样的事。托尼无法工作。他肯定也不希望她停止工作，那将意味着他的海洛因断供了。
“都是毒品惹的祸，”她说，“就像他们在电视上说的那样，你进去就出不来了。”
这就是为什么西尔瓦娜那天晚上要回到街上去。没错，她担心传播艾滋病。事实上，她淋巴结肿大，夜间盗汗，始终觉得筋疲力尽。但她必须工作，除此之外，她不知还能怎么赚钱。
* * *
第二天早上，关于一名妓女的头版报道引爆了深层的公共政策问题，这些问题隐含在一个几乎可以肯定是艾滋病病毒携带者的站街妓女身上。保罗·沃伯丁医生谈了这个妓女为何会成为一个“公共卫生问题的怪物”，而且还带有公共卫生和个人权利之间的典型冲突。然而，其他有关西尔瓦娜·斯特勒斯的新闻报道就没那么温和了。
“行走在旧金山街道上的一颗人肉定时炸弹。”当晚的旧金山晚间新闻头条中，播音员严肃地宣布。另一位新闻主持人则把她比作“伤寒玛丽”。
整个周末，电视台工作人员开着装有“实时眼”设备的面包车游走于田德隆区，试图采访焦虑的行人。惊慌失措的人们打电话给谈话类节目，几乎所有人都一致认为警察应该把这名女子锁起来，并立即扔掉钥匙。
一时间，西尔瓦娜在她居住的社区变成了不受欢迎的人，4个愤怒的妓女在路上追赶她，冲进她住的旅馆大厅，并威胁说：如果她再离开酒店就刺死她。事实证明，这些新闻报道对性交易有所影响。那个周末，似乎每个出来寻欢的男人在谈交易之前都会问：“你是那个得艾滋病的人吗？”
这桩闹得沸沸扬扬的事件深刻揭示了主导新闻媒体的异性恋男子的偏见。毕竟，多年来，上千名同性恋一直在互相感染，但并未能促使新闻机构对城市施压，开展积极的艾滋病教育活动。不过，一个异性恋妓女就是另一回事了。她可能会传染给异性恋男子。这是新闻界所关心的；于是成了新闻。
尽管艾滋病在异性恋之间传播的证据可以追溯到疾控中心1981年夏天首次开展的流行病学研究，但直到1985年初，其间的直接联系才引起了很多关注。最令人不安的消息来自中非，在那里，艾滋病被直接称为“恐怖性病”。尽管注重形象的非洲政府决意要让在其境内工作的研究人员守口如瓶，但泄露的消息证实，数千名患有免疫抑制的人正在黑非洲地区奄奄一息，通常的死因是胃肠道寄生虫——该地区最常见的机会性感染。乌干达人不知道国外叫它什么，他们称艾滋病为“瘦身病”，因为这种致命的寄生虫病的特征就是病人日渐消瘦。
在科学界，与中非团队密切合作的欧洲研究人员最直言不讳艾滋病通过异性恋传播的现象。这些医生大部分来自比利时和法国，他们向来认为把艾滋病看成同性恋独有的疾病是一种奇怪的美国特色。鉴于扎伊尔、卢旺达等国的情形，这些医生警告说，西方世界不应沾沾自喜，因为这种新型性传播疾病对所有人都是威胁。
在美国，对异性间艾滋病传播最激进的研究来自一个最不可能的领域——美国军队。在华盛顿的沃尔特·里德陆军研究所工作的罗伯特·雷德菲尔德医生的文件中，男女之间通过性传播艾滋病相当容易。例如，在7名罹患艾滋病和ARC的已婚男性中，雷德菲尔德发现有5人的妻子感染了HTLV-Ⅲ病毒。而在这5名妻子中，有3个已出现临床症状。军队中罹患艾滋病及ARC的人中，有三分之一声称接触妓女是他们唯一的危险行为，这一事实也使得雷德菲尔德极为支持女—男性行为会传染艾滋病的结论。但是，他的论据也有副作用，因为军方现在已经习惯性地把患有这种综合征的同性恋军人解职。这也极大地鼓励军事人员将感染归咎于妓女，而不是同性恋。
此前不久，女—男艾滋病传播问题在旧金山炸开了锅。当时，艾滋病诊所的保罗·沃伯丁医生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当地异性恋男子中出现了首批2例艾滋病病例，这两人声称除了与静脉注射毒品的妓女发生性关系外，并无其他可能导致感染的高危行为。在旧金山，新病例带来某种新启示，因为艾滋病在该市一向几乎仅限于同性恋。旧金山的艾滋病人超过98%是同性恋或双性恋；除了输血感染病例和5名吸毒感染病例外，一切都证明艾滋病在这里是同性恋疾病。
沃伯丁在宣布两名异性恋男子通过女性感染艾滋病的同时也承认：“通常我们不会专门为宣布一个新的艾滋病病例而召开新闻发布会，但我们不能贻误战机，这也许就是我们阻止疫病在异性恋人群中蔓延的最后机会了。”
几天后，沃伯丁的担忧应验了，当地确诊了第一例通过异性性行为感染艾滋病的女性。没几天她住进了5B病区，成了艾滋病病房的首位女病人。在凝视窗外荒凉的风景时，她不明白几年前跟一个双性恋男子幽会怎么就让她落到了这步田地。
默文·希弗曼医生在他担任卫生局局长的最后几周宣布，卫生部门将开始更新宣传册，把异性恋感染的风险加进去。一个新的工作组刚刚成立，为将来制定更详细的教育计划打下基础。沃伯丁提议采取更进一步的措施，即由城市流行病学家开始追踪每位异性恋艾滋病患者的性接触。而接替塞尔玛·德里兹在传染病控制局的职位的迪恩·艾森伯格医生，以目前俨然已成标准说法的公共卫生观念表示反对；说即使通过追踪发现了受感染者，也没有医疗服务可以提供给他们。“最后你可能好事没办成，反倒惹出大麻烦。”艾森伯格说。沃伯丁反驳他，那些后来可能因此类接触而感染的人可不会这么看。
他的医学观点并没有占上风。“艾滋语”仍主导着公共卫生决策，这种语法要求，即使在致命的流行病蔓延期间，你也不应该做任何可能伤害他人感情的事。
尽管对异性间传播艾滋病有各种担心（还担心妓女在传播疾病方面可能扮演的角色），但这场流行病中可能没有哪个方面比这些事实更值得商榷了。截至此时，全国只有50例艾滋病病例与异性间传播相关。其中45人是女性，只有5人是男性，这些男性除了与受感染女性有过性接触外，并无其他风险。全国报告了近8000例艾滋病病例，仅有5例的话并不构成疫情。这5名男子中有2个住在旧金山，还不确定他们是不是羞于承认性取向的同性恋。
女传男的机制也存在疑点。在阴道性交或肛交过程中，哪些女性体液会侵入男性，产生与精液相同的作用？在非洲，当阴道分泌物接触到未经治疗的性病引起的开放性溃疡流出的血液时，疾病可能就这样传播了。在美国，性病几乎总能得到治疗，女性对男性的传播很少。当然，这种传播途径确实存在，而且随着越来越多的女性感染了这种病毒，感染者数量可能会增加。然而，异性恋没有类似于同性恋浴场这样的放大系统来加速病毒在全国的传播。未来，异性间传播的艾滋病对已感染者而言仍是个问题，静脉注射吸毒者的性伴侣主要集中于东部城市的穷人和少数群体中。这种疾病似乎不太可能像席卷同性恋社区那样突然重创异性恋群体。
在这一点上，也许没有哪个方面比携带艾滋病病毒的妓女更能说明问题。西尔瓦娜·斯特勒斯的故事占据头版的当儿，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研究人员已经完成了他们的论文，内容是关于美国第一个感染艾滋病病毒的人。他们说，第一个记录在案的病毒携带者并非同性恋，而是一个旧金山妓女。她和斯特勒斯一样，曾因在田德隆区卖淫及静脉注射毒品多次被捕。1977年，当时25岁的她产下一名女婴，11个月后，婴儿开始出现免疫缺陷症状。婴儿病情恶化期间，这位母亲又于1979年产下第二个女孩，后者也出现免疫异常的迹象，包括慢性腹泻和淋巴结肿大。第三个女儿1982年4月出生，2个月后婴儿的口腔和阴道都出现念珠菌病，3个月后医生将她的呼吸问题归咎于肺囊虫肺炎。到了1984年，3个孩子已经死了2个。在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研究人员对他们储存的血液样本进行HTLV-Ⅲ抗体检测后，她们的免疫问题之谜解开了。3个孩子都被感染了。这位母亲在1982年患了淋巴结肿大，显然她早在1977年——甚至可能是在病毒到达美国后不久的1976年——就感染了这种病毒。
直到1987年5月去世前，这名女子在被感染后的这些年里一直在田德隆区卖淫。如果她很容易地把病毒传播给顾客，那么受感染的男子早该浮出水面了，可是旧金山只统计了2名异性恋男性感染病例。同样，纽约市也没有多少异性恋将责任归咎于妓女，尽管该市有大批吸毒妓女，数量令西海岸相形见绌。综合来看，在卖淫引发艾滋病的辩论中，流言似乎多过事实。
然而，1985年初官方对仅有的几例异性恋艾滋病病例的关注，被证明是未来两年中决定艾滋病的辩论方向的关键事件。曾经想尽一切办法也未能让政府和媒体关注艾滋病疫情的卫生官员和艾滋病研究人员，现在明白了，没什么能比艾滋病在异性间广泛传播更能引起编辑和新闻主管们注意的了。讨论这样的话题可以保证节目时长和新闻空间，而在艾滋病相关事务上它能迅速转化为经费和资源。因此，尽管对于艾滋病在异性恋群体中传播的担心并没有获得多少流行病学上的支持，但很少有研究人员公开这样说。这么说毫无裨益，即使它最终证明是实话实说。5年来的惨痛经验教育了所有卷入这场疫情的人：在艾滋病政策中，真相并不重要。
—— 完 ——
题图为作者兰迪·希尔茨。由上海译文出版社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