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爱尔兰人》是美国前检察官查尔斯•勃兰特花费5年采访、调查完成的犯罪纪实作品，生动还原了弗兰克•希兰漫长、暴力、激情的一生。
1975年，希兰的“朋友”、原美国运输工会会长吉米•霍法离奇失踪，希兰成为头号嫌疑犯。FBI花费多年组织人力调查该案但都无法结案，这也成为美国近四十年最大的悬案之一。
作为美国著名的反黑法审判中、26个黑帮匪首名单中仅有的两个非意大利人之一，希兰身不由己被卷入血腥而肮脏的黑帮政治，并成为血腥厮杀中的关键人物。离世前，希兰对一直在独立追查该案的勃兰特坦白自己多年的秘密，试图获得灵魂的救赎。
《爱尔兰人》万花筒般地折射了1960年代混乱躁动的美国社会，也为肯尼迪刺杀案等历史疑案提供了新的证据。Netflix据此改编的电影《爱尔兰人》，由马丁•斯科西斯执导，成为2019年全球最受关注的电影之一。
本文选摘于《爱尔兰人》一书的第3、4章节。
爱尔兰人暴力和激情的起点
撰文｜ [美] 查尔斯·勃兰特
翻译｜刘建周 、 王凯
1
“一路走来，又有谁知道我是经历了怎样的波折，才走到今天这一步的？在宾夕法尼亚一座煤矿小镇的意大利小餐馆里，我认真倾听着交给我的秘密任务。我无从选择，惟有奉命行事，在对付吉米•霍法的阴谋中扮演分派的角色。
我和那些在布鲁克林、底特律和芝加哥长大的意大利年轻人不同。他们从小就受到黑帮生活的耳濡目染。我出身在费城一个虔诚的爱尔兰天主教家庭。从欧洲战场回国前，我从没干过任何离谱的事，也从未因任何不轨的行为而受罚。
我出生的那个年代社会一片颓丧，不仅是对爱尔兰人如此，对所有人都是一样。据说，1929年大萧条开始的时候我才9岁。在我的印象里，我们家向来都是穷得叮当响，不名一文。而且，可以说家家都是如此。
我初次尝到敌军炮火的苦头还要“拜赐于”新泽西的农场主。当时我还是个小屁孩。费城和新泽西州的卡姆登隔着宽阔的特拉华河遥相辉映。两座城市以前都是远近闻名的远洋港口，横亘在其间的是沃尔特•惠特曼大桥。今天，当你开车穿过卡姆登时，几乎看不到任何一块像胜利花园那么大的空地了，你很难想象在咆哮的20年代，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那里是一望无际的农场，高耸的篱笆围墙拦在四周。与费城相比，新泽西相对偏远些，处处是一派宁谧的景象。
我的父亲汤姆•希兰会借一辆又大又老又笨的汽车，是门边带踏板的那种。在我很小的时候，他经常开车带我去卡姆登郊外的农田，把我放下车去弄点粮食和蔬菜回来。如今的卡姆登机场就是当年那片农田的所在地。
我们往往在天刚黑、还能看见路的时候出发。那个时候，农场主基本上都回家吃饭了。我趁机翻过篱笆，把战利品扔给父亲，全是些当季的粮食，比如玉米啦、西红柿啦，有什么拿什么。在那个年月，只有这样才能勉强度日，保证桌上有粮。
我们觉得，这种做法不过是分享大自然的馈赠而已。但农场主可不这么看。有时候，他们会在晚上端着枪守株待兔。一次，有个农场主对我紧追不舍。我跳过篱笆的时候，屁股上挨了枪子。
我最早的儿时记忆之一，就是母亲玛丽从我的屁股上取出弹片。她不禁责问道：“汤姆，我为什么总是从弗朗西斯的屁股上取出这些玩意儿？”父亲于是答道：“孩子他妈，那是他还跑得不够快。”父亲总是这么称呼母亲。
我的体格继承了妈妈这边瑞典家族的血统。她的父亲是瑞典的矿工和铁路工，她哥哥是费城的一名医生，汉森医生。妈妈身高大约5英尺10英寸，体重从来没低过200磅。她每天都要吃一夸脱冰淇淋。我过去每晚都去冰淇淋店给她买。带着家里的碗，他们会给你盛很多冰淇淋。他们知道我肯定会来。妈妈喜欢做饭，还会做面包。到现在我还依然可以闻到她在煤炉上烤猪肉、煮泡菜、炖土豆的味道。她是个不善言辞的女人。我认为，做饭就是她表达爱的方式。
在当时而言，我的父母算是结婚晚的。母亲42岁才有的我，父亲当时43岁了。我是他们的长子。后来，他们又生了两个孩子。弟弟比我小十三个月，妹妹又比弟弟小十三个月。由于出生的时间相差无几，按照爱尔兰天主教徒的说法，我们就是所谓的双胞胎。
尽管母亲是瑞典人，父亲对我们的教养方式完全是爱尔兰风格。他的祖上住在都柏林的郊区。我从没见过爷爷奶奶还有外公外婆。那时候，人们不像今天这样善于表达感情。我印象中妈妈从没亲过我，我甚至也从没见过她曾亲过弟弟或是妹妹玛格丽特。不是所有人都有意要偏爱，但父亲最喜欢汤姆，母亲则最疼佩吉。我猜，我不仅块头大，而且又是长子，他们肯定期望我表现得比弟弟妹妹更加成熟些。在学校也是如此，老师和我说话时就仿佛我是个大孩子，老是指望我能明白他们所说的一切。
为了在现有条件上创造尽量舒适的生活，父母真是绞尽了脑汁。每个复活节，汤姆和佩吉都会有新衣服穿，而我却一无所有。当时，对我身边的天主教家庭而言，能在复活节穿一身新衣服绝对是件令人羡慕的大事。还记得有一年复活节，我向父亲抱怨从来没收到过复活节的礼物，他告诉我说：“拿着汤姆的新帽子戴在你头上，然后站在窗前，这样邻居们就会以为你也有一顶新帽子了。”
在我的印象中，希兰家的孩子从来没有一件属于自己的玩具。有一年圣诞节，我们得到了一双可以共用的溜冰鞋。那是双铁制的溜冰鞋，可以调整尺寸。我们学会了面对贫穷。想要什么，就必须靠双手创造。我7岁时有了第一份工作，是帮一个家伙打扫地下室里的煤灰。假如我为了挣零花找到份剪草坪的活，一旦被父亲发现，他就会在街区等着。等我一拿到薪水，他就会大摇大摆地走过来拿走大部分的钱，只给我留点零头。
我们在许多不同的天主教社区住过，但基本上都是在同一个教区。通常，我们会在一个社区住上几个月，耍赖拖欠房租。实在拖欠不下去了，就会溜之大吉，换所公寓。等又要交房租的时候，我们就会如法炮制。
父亲做过钢铁工人，在摩天大楼上像莫霍克印第安人一样在横梁上走来走去。那是份高危的工作，总是有人在作业期间坠楼身亡。他为费城本•富兰克林大桥的工程建设出过力。大萧条期间，那仅有的几座政府盖得起的高楼上也有他付出的汗水。他的身高比母亲矮两英寸，大概有5英尺8英寸，体重145磅左右。长期以来，他唯一能谋到的工作就是给宾夕法尼亚州达比市的圣母玛丽亚教堂做司事。与此同时，这座教堂还是所教会学校。父亲也是这里的门卫。
天主教是我们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不可或缺的信仰。假如说母亲有什么嗜好的话，那一定是宗教。我在天主教堂里度过了许多时光。为了成为牧师，父亲在一所神学院读了五年，最终他还是放弃了。他的两个妹妹都是修女。我知道，忏悔是赎罪的重要途径。如果你在去忏悔的路上，还没来及向牧师倾诉你的过错就不幸死去，那么你将坠入地狱，永世不得超生。相反，假如你是在忏悔完所犯下的罪行后死在回家的路上，那么你就可以升入天堂。
我在七苦圣母教堂担任过祭台助手，后因偷喝圣酒被除名。我一点也不怪那个告发我的祭台助手。这算不上什么告密行为。奥麦利神父——信不信由你，他名字的确如此，就像平•克劳斯贝所扮演的那些牧师——发现酒没了，就告诉那个男孩说不管是谁，都不可能升天堂了。我猜，那个男孩肯定琢磨着上天堂的机会来了，于是就揭发了我。最糟糕的是，我根本不喜欢他们供奉的圣酒。
父亲酷爱啤酒。他过去常在地下酒吧拿我打赌。我们会去费城新区，在那里完全是陌生的面孔。他走进地下酒吧后就开始和别人打赌，说他有个十岁的孩子可以把十四五岁的孩子揍得满地找牙。他和别人打赌25美分，谁赢了可以拿来买啤酒喝，可我们这些孩子就不得不当着大人的面拳脚相向。要是我赢了，他就赏给我10美分。可要是输了，他就会狠狠地在我的后脑勺上来一下。不过还好，我很少输。
我们有段时间住在大部分是意大利人的社区。每天放学后，为了回家，必须要过五关斩六将。我小的时候学会了不少意大利语，这在后来的西西里和意大利战场上大有用场。那时，我学会了一口漂亮的意大利语。说实话，当初学的时候几乎都是为了和意大利女人搭讪。可谁承想，战争结束后，满口流利的意大利语倒是给我接触的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把这视为对他们的尊重。因此，他们更容易向我袒露心声，赋予了我充分的尊重和信任。
2
我的父亲托马斯•希兰是沙纳汉天主教俱乐部的业余拳手，拳风强悍，是个次中量级选手。战争结束多年后，我加入了这家俱乐部的橄榄球队。我小的时候，许多活动都是教堂组织的。那时候还远没有电视这回事。收音机都很少，电影更是贵得离谱。为了消遣，人们就常去观看教堂组织的比赛，或者参与其中。我父亲就经常在拳台上比赛。
他在家里也经常动粗。每当他认为我犯错的时候，就会甩给我一副拳击手套，但不允许我还手。父亲是招惹不得的。他先是一记直拳狠狠地击中我的面部，然后是勾拳和摆拳。作为一名钢铁工人，他很能打。我左躲右闪，尽力用拳套挡住雨点般的拳头。假如我胆敢还击，那我可真是傻到家了，迎接我的必将是一顿爆揍。他在家里只对我这么凶。不管小托马斯（是按他的名字起的名）犯了多大的错，也不会挨揍。
不过，说起来，汤姆也不像我那么会搞恶作剧。我本质上并不坏，但就是有点叛逆。记得有一次，在上七年级的时候。那时我上的是圣母玛利亚小学。我从冰箱里拿了块林堡干酪带到了学校。刚到学校的时候冷极了，需要等暖气上来才能热乎起来。冬天，我们都穿着毛衣和夹克上课。学校装的是水暖，供暖靠的是暖气片散发出来的热量。必须等暖气片热起来，教室才会感觉有点热气。我把林堡干酪粘在暖气片上。随着暖气片的升温，干酪渐渐软了起来，一股恶臭弥漫在教室里。于是，学校叫来我的父亲。他是学校的门卫。循着这股臭味，他发现了林堡干酪。有个同学当众揭发了我。老爸恶狠狠地警告我说回家要我好看。
回到家后我就等着他。我知道等待我的将是那副拳套和一顿痛揍。果不其然，进门后他就若无其事地说：“你说吧，是先吃饭还是先挨揍？”我说：“先吃饭。”我知道挨过揍是根本没心情吃饭的。那天晚上我结结实实地挨了一顿。不过，至少我胃里垫了点东西。
我小的时候落下了口吃的毛病。现在，说话快的时候还难免有些结巴。即便是今天，我都83岁了，还是没能摆脱这个毛病。小时候我可没少为这事打架。有些男孩不知道我拳脚功夫的厉害，就拿我寻开心，结果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我们这些孩子有时候打架纯粹是为了好玩。每周五的晚上，我们都会在街角举行拳击比赛，秉着游戏的精神，点到为止，没人会严重受伤。我们就是这么一点一点学会打架的，首先从学会挨打开始。我不是没有想过当一名拳击手，但我清楚永远也达不到乔•路易斯那样的境界。要是你成不了冠军，拳击就是死路一条。足球和棒球是现在孩子们喜欢的运动。我常常去看外孙们的足球比赛。可我们那时候，打架似乎是唯一的娱乐方式。现在想想，在未来的道路上这确实起到了不小的作用，不仅强健体魄，还使我们从中悟到了许多道理。后来，在国家需要军人的时候，我们不仅在身体上做好了准备，在意志上也磨练得无比坚强。
我八年级时从圣母玛利亚小学毕业。父亲在那儿工作，我必须处处小心。中学时我转到了一所公立学校，那里的氛围宽松了许多。我在达比中学读的是九年级。不过并没有念多久。一天早上集合的时候，校长站在主席台上领着我们合唱那首老歌《通往曼德勒之路》。每唱完一句，他都要挤眉弄眼，以示强调，滑稽得像个杂耍演员。那时，我的身高特别出众，他一眼就可以看到我。每次挤眼的时候，我就学着他的样子冲他使眼色。
解散后，他叫我到办公室等着。进门后，我坐到了他办公桌前的椅子上。他是个身材魁梧的家伙，个头和我一样高，不过论体重，我明显处于下风。他走进办公室，踱到了我身后，狠狠地在我后脑勺上来了一下。当年，父亲因为我输掉啤酒钱时，就老是这么对我。“你他妈的死胖子。”我边骂边从椅子上跳了起来把他撂翻在地。我把他的下巴打开了花，他们当场就把我开除了。
不用想都知道父亲回来后会怎么收拾我。我有大把时间去考虑该如何面对，但一拳打碎校长下巴的场景始终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要知道，他可是个成年人啊。
父亲进门时怒气冲天，狠狠地把拳套扔给我。我接住了拳套，但这次我又扔了回去，对他说：“我可不是以前的我了。”当时，我16岁，马上就17岁了。“我不会冲你动手，”我说，“你是我父亲。不过，你最好另找个沙袋吧。”
3
“于是，我参加了狂欢节。每年春天，费城的最大亮点非摄政巡回狂欢节莫属。岛屿大道附近的第72街到处都是搭设的帐篷。当年那里是一片无垠的草地，保持着印第安人当初的风貌。现如今，一家挨一家的汽车专卖行鳞次栉比，占据着这块地方。
虽说是大城市，离纽约又不远，但费城还是脱不了小城特质。根据宾夕法尼亚州的蓝法规定，酒吧不许在周日营业，商店也必须关门停业，以保证做礼拜的时间。即使后来兴起了晚场的棒球赛，每逢周日，费城的费城人队和费城运动家队在夏伊布公园球场的比赛也必须在白天进行。当天体育场不允许使用灯光，许多比赛都因此而被取消。
在禁酒时期，宾夕法尼亚的报纸上根本看不到类似发生在纽约的黑帮仇杀之类的新闻。而其实要是坐火车的话，这里距离纽约也不过数小时的车程而已。从这个意义上讲，对费城而言，狂欢节绝对是一场娱乐盛宴。
被达比中学开除后，我一直在打零工。譬如，在宾州鲜果行给杂货装袋。要是遇上好天气，我还偶尔搭顺风车去帕克森谷高尔夫球场做球童。那时，我还和家人住在一起，为了逃避房租我们还是要不停地搬来搬去。或许是这种经历在我的身上打上了不安分的烙印。那年春天的狂欢节，这种不安分终于爆发了，就犹如一朵朵含苞待放的花蕾霎时纷纷吐芳争艳。
那时，弗朗西斯•“扬克”•奎恩是我最好的朋友。他比我大一岁，念完了中学。数年后，他又继续读了大学并入伍做了少尉。他在欧洲亲历过许多战斗，不过我从未在欧洲碰到过他。战争结束后，我们又变成沙纳汉天主教橄榄球俱乐部的队友，扬克司职四分卫。
一个温润的夜晚，我和扬克去狂欢节凑热闹。我们俩身上总共只有一美元，都没有固定的工作。一咬牙一跺脚，我们干脆跟着巡演团去了新英格兰，给他们干些力气活儿。整个青年时代，我一心梦想着能够走出费城，看看外面的世界。现在，我终于实现了这个梦想，而且还能挣到钱。
脱衣舞表演有个负责揽客的人，我就当那个人的助手。摄政巡演团有两位脱衣舞娘。她们的表演和70年代的性感热舞颇为相像。唯一的不同是她们穿得没那么暴露，留给观众的想象空间更多一些。在这两位舞娘中，有一个叫“小埃及”。她是个满头黑发的白种女人，穿得就像是从阿拉丁神灯里冒出来的。还有一位是尼罗河的“海王星”。她是个金发美女，身披一袭轻如蝉翼的蓝纱，仿佛是从碧海深处浮上来的。跳舞时她们俩轮流出场，在帐篷里的舞台上表演各种异国风情的舞蹈。揽客的人卖力地宣传，我则在一旁卖票和发票，票价是每位50美分。
摄政巡演纯粹是综艺娱乐活动，就像电视上的埃德•沙利文秀。里面有杂耍表演、杂技表演、飞刀表演、吞剑表演，还有可以赢丘比特娃娃的游戏和一支演奏马戏团歌曲的乐队。在那个年月，没人赌博，也没钱赌博。那时，正值大萧条的谷底期。尽管众说纷纭，但其实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大萧条才算真正结束。反正，我们这些靠力气吃饭的人是不可能有钱赌博的。我们大多背井离乡、无依无靠，不过，大家都很正派，没人惹祸、捅娄子。
我和扬克常常帮着搭帐篷，摆座椅。赶往下一个地方演出时，我们就负责收帐篷、撤椅子。要是出了什么乱子，比如有客人打架斗殴，按照当地的法律，我们就得卷铺盖滚蛋。碰上生意好，观众反响热烈的时候，我们就会待上差不多十天的时间。反之，要是不挣钱，我们就会收拾行囊继续前行，寻找更好的机会。我们去过许多不同的地方演出，康涅狄格、佛蒙特、新罕布什尔以及波士顿郊外的许多小镇里都曾留下过我们的身影。
我们乘坐破旧的卡车和年久失修的汽车四处奔波，过着风餐露宿的生活。铺条毯子就是床，随时可以望见满天星光。我们可不是什么林林兄弟。表演的节目不过是像低级酒吧那种不入流的狂欢罢了。我猜你保准会问，你小时候不是经常随父母四处搬家，像沙漠里的游牧民族似的过着流浪的生活吗？难道还怕这点儿困难？
他们给的薪水不多但包吃住，伙食相当不错。炖牛肉的味道在空气中飘香四溢。不过，这可跟我妈妈的手艺没法比，她做的饭菜几乎无人企及。碰上下雨天，我们就在卡车下面席地而睡。我第一次喝威士忌就是在一个下雨天，躲在巡演卡车面。说实话，我一点儿也不喜欢这酒的味道。上了战场后，我才养成了喝酒的习惯。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喝酒还是在西西里的卡塔尼亚。刚喝了一回，红酒就成了我的首选和毕生最爱。
4
一天早上，我们在去往佛蒙特布拉特尔伯勒的路上停了下来。没想到下起了倾盆大雨，足足下了一整天，地上到处都是泥。那天，一位观众都没有，票卖不出去，自然也没有钱收。“小埃及”看我无所事事地站在那里，冻得直冲两手哈气，就把我拉到旁边低声问我愿不愿意陪她和“海王星”在帐篷里过夜。我知道她们对我有意思，就欣然接受了邀请：“好啊，没问题。”那一晚，扬克不得不继续睡在卡车下面，而我将沉浸在甜蜜的温柔乡里。
演出结束后，我拿着毯子去了她们的化妆间，满屋子都是香水的味道。这座帐篷既是她们的化妆间，又是卧室。我进去的时候，“小埃及”正在床上休息，身下压着松软舒适的枕头。她对我说：“快把衣服脱了吧。那样会舒服些。瞧你，浑身都湿透了吧。”
当时我还是个17岁的毛头小子。我犹豫了片刻，不知道她是不是在逗我。她又问道：“以前碰过女人吗？”
我如实答道：“没有。”
“这么说今晚将是你的初夜喽？”“小埃及”哈哈大笑着说。她从床上爬起来，从头上脱下我的衬衫，我赤裸着上身傻站着。
“今晚有两个女人伺候你哟。”尼罗河的“海王星”在我身后搭话，肆无忌惮地大笑着。然后，她冲我吹了吹口哨。当时我肯定羞得满脸通红。
就在那晚，我失去了处男之身。多年来，我一直压抑着蠢蠢欲动的心。我不喜欢手淫。对教会而言，这是有伤风化的行为，而且我也是这么想的。我始终觉得这么做不大对头。
我的第一次献给了“小埃及”，她怎么说我就怎么做。随后，“海王星”招呼我到她的床上去，“小埃及”轻轻推了我一把。我上了床，我进入她的身体后，她仿佛是在察“颜”观色。发现我瞪大眼睛的一刹那，“海王星”鼓励我道：“使劲干吧，小伙子，这会让你成为真正的男人。我的床上功夫可是极少有人能比的，你可要抓住机会哟。”哦，我的老天！她真有一套！我真是高估我的体力了。
一整晚的翻云覆雨弥补了许多逝去的时光。两个风情万种的床上老手忙乎得我马不停蹄。她们是欲火中烧的熟女，而我则是年轻力壮的小伙，这就是所谓的干柴烈火吧。第二天清晨，我就在想，长久以来，我是多么的无知啊！我的生活简直缺失得太多了！对我而言，“小埃及”和“海王星”就如同一所大学，是她们教会了我如何取悦女人。在那个年头，根本没有性教育的书。对性的了解仅止于邻近朋友的夸夸其谈。其实，他们懂的还没你多。
我在她们的帐篷里度过了无数个夜晚，多数都是和“小埃及”腻在一起，枕着她满头的长发，呼吸着香水的芬芳相拥而眠。而可怜的扬克，却只能睡在外面，忍受着寒冷和潮湿。我觉得，他从来都没原谅过我。（扬克是个好人，一生波澜不惊。他也是个守规矩的人，从没干过任何出格的事。可惜他不终天年，中道夭折。而当时我还在监狱里关着。我提出申请希望能够出席他的葬礼，但联邦调查局未予批准。后来，就连我弟弟、妹妹的葬礼他们也没有放行。扬克在西切斯特路开了家奥麦利餐厅。他在给狱中的我写信时说，等我刑满释放时，他要给我开个盛大的欢迎派对。但还没等到我出狱，可怜的扬克就因心脏病去世了。）
我们随着狂欢巡演团抵达缅因的时候，已是暮夏时节。一般在每年的9月份左右，摄政巡演团就会南下去佛罗里达，并在那里过冬。缅因的卡姆登是演出的最后一站。我们听说，在距这里大约40英里的地方有个伐木场正需要人手。于是，我和扬克就离开了巡演团，沿着泥泞的小路朝树林深处一路走去。我知道我会想念“小埃及”的。可是，收帐篷、装车的活也就这么一次了，往后就没什么可干的了。
那家伐木公司把我们俩都要了。他们安排扬克去厨房帮厨。看我是个大块头，就被派去拉双人锯。初来乍到，我很难胜任伐树的工作。所以，他们交给我的活，是将伐倒的大树处理成原木，锯掉树干上的枝枝杈杈。然后，推土机将原木推到河里，顺流而下漂到指定地点装车。整天锯木头可是个苦差事。那时，我的身高只有6英尺1英寸，体重差不多175磅。干了九个月后，我身上连一丁点脂肪都没有了。
晚上，我们睡在简易工棚里。屋里有架凸腹式的柴炉。我们每天吃的，你想都想不到，除了炖菜还是炖菜。一天拉锯下来，吃什么都是香的。
我们挣得少得可怜，可全攒了下来。不是不想花，而是没地方可花。我和扬克都不打牌。不然，我们的钱早就输光了。
每逢星期天，他们都玩一种野蛮的橄榄球比赛。我玩这个玩得比较多。从头至尾，我都没明白比赛的规则是什么，也许根本就没有什么规则也说不定。反正是撞得人仰马翻就对了。
每天晚上，只要不下雪，我们还会较量较量，用绳子围起一块类似拳击场的地方比赛拳击。没有拳套，索性就用绷带把手缠起来。大家最感兴趣的是十六七岁的大孩子和三十岁上下的成年人之间的比拼。自然而然地，我参加了许多比赛。这不禁使我想起，当年为了给父亲赢啤酒钱，我不得不和比我大的孩子捉对厮杀的场景。包括父亲在内，似乎我的对手永远都是比我年长的人。唯一的不同是这些伐木工比父亲出手更狠。我屡战屡败、屡败屡战，从中学到了不少招数。
我认为，搏击是人与生俱来的能力。洛基•马西安诺的拳坛生涯也是在战后才开始的。那时，他都26岁了。不过，他天生就是打拳的料。拳击需要调动全身的力量，但真正的发力点集中在前臂到手腕的部分，击倒对手全靠那里。实际上，在出拳的一刹那，你都可以听到啪啪的响声。在技术臻于完美时，那声音听起来就跟手枪的枪声似的。众所周知，乔•刘易斯的杀手锏是他的六寸拳。他只需6英寸的发力距离就可以一拳将对手击倒。诀窍就在于啪啪那两下。这就好比是用毛巾抽别人的屁股。胳膊并不使劲。
假如你再学个一招两式的，就可以纵横拳台了。据说，杰克•邓普西13岁在科罗拉多的矿场里做童工时就学会了所有的拳击技法。在缅因的深林里待了九个月后，我对此深信不疑。
第二年夏天，我们搭便车回了费城。突然发现，我们又多了一项新爱好——追女孩。我换了两三份工作，有活就干，后来在隆巴德第五街的帕尔斯坦玻璃公司做了学徒工。过去那里是南街附近的商业区，现在变成了青少年的购物天堂。我的目标是要成为一名玻璃工。我学会了如何给城里所有的高楼大厦安装玻璃。有时候，我会去商店帮他们给玻璃打磨出斜边。我学到了很多。和伐木相比，这活计简直太轻松了。结束了一天的工作，我还有大把的精力和扬克争抢邻近的女孩。
跟扬克比起来，跳舞是我的秘密武器。大部分大块头的家伙都笨手笨脚，但我不同。我有很强的节奏感，身体也极其灵活。我的手也很快，协调性也不错。那时，恰逢摇摆音乐和交际舞风靡全美，盛极一时。我一周连着六天晚上都去跳舞（星期天除外），每天去的都是不同的舞厅。要想学会跳舞你非得如此不可，边跳边学，边学边跳。步法都是一定的，不像今天完全是跟着感觉走。战后，我其中的一份工作就是舞厅的舞蹈教练。
1939年，19岁的我和舞伴罗珊妮•德•安杰利斯共同携手，在麦迪逊广场花园举办的满月舞会舞蹈大赛中，从5000对舞者中脱颖而出，获得了狐步舞亚军。罗珊妮是个优雅的舞者。我和她的相识完全是机缘巧合。赛前，她的舞伴在排练中受伤了，而我的舞伴总是叫苦不迭。于是我们一拍即合，成为了搭档。满月是全美最大的舞蹈盛会，每年一届，由《纽约每日新闻》赞助举办。许多年后，我女儿们的舞蹈都是我教的。我教她们所有风格的舞蹈，甚至是探戈和伦巴。
我在帕尔斯坦的收入颇丰，每周差不多45美元，比我父亲在圣母玛利亚小学挣的还多。我从工资里拿出一部分作为食宿费贴补家用，这样我们就用不着搬来搬去了。我的妹妹佩吉还在念书，放学后则在大西洋和太平洋食品公司做码货员。我弟弟汤姆从家里搬了出去。退学后，他加入了民间资源保护队（CCC）。这是罗斯福在大萧条期间设立的一个民间组织，专为解决年轻人的就业问题。年轻人下放到遍布全国乡间的营地，在营地里从事资源保护计划。
除了交给父母的食宿费，剩下的大部分工资我都花在了舞厅里。可以和女孩约会的钱几乎寥寥无几。但没钱有没钱的办法，我和扬克从来都不乏寻欢作乐的点子。一天下午，我和一位年轻漂亮、长着雀斑的爱尔兰姑娘赤裸着在达比路边的小溪里洗澡，那个地方现在是菲茨杰拉德慈善医院。那条小溪距离路边差不多有100码。扬克蹑手蹑脚地溜了过来，卷走了我俩的衣服。接着，他爬到路边的小山上，大声冲着我们喊话，要那女孩从水里出来，穿好衣服跟他走。不然，就甭想拿回衣服。没办法，她无奈地跟着他走了。扬克花了25美分雇了个小孩看紧我的衣服。等他们的背影彻底消失后，这个孩子撂下衣服，转身就跑，连头也不敢回。
我敢肯定我后来报了一箭之仇，不过记不起来是什么事了。难道是我散布谣言说他搞大了一个素不相识的女孩的肚子？不是没有可能。或者是我偷偷点着了塞进他鞋里的火柴烫了他的脚？嗯，肯定是这样。这就是那时的我们，在一起不过是开开玩笑，搞搞恶作剧，浑浑噩噩地混日子罢了。像小混混似的在街边打架斗殴、争勇斗狠的生活成了不堪回首的往事。我们懂得了爱情，迷上了舞蹈。“小埃及”和尼罗河的“海王星”是我性教育的启蒙老师。在这座兄弟之爱之城，我将义无反顾地将这种教育传承下去，使无数含苞待放的少女从中受益。
我在青年时代过着放荡不羁、无忧无虑的生活。这种生活方式备受年轻人青睐，无需担负任何责任，你唯一要做的就是为后半生积攒美好的回忆。然而，我是个缺乏耐性的家伙，又不喜欢安于现状。不久，我就发现自己到了另一个半球。但那时，没人会再迁就我的耐性。我必须习惯军队的单调生活：匆匆赶路和原地待命。”
—— 完 ——
题图为电影《爱尔兰人》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