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坤:我像个观众看自己演出

叶三 · 06/21

来源:界面新闻

口述:杨坤

采访、撰文| 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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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楼下有个“雕刻时光”咖啡馆,里面全是文艺青年。跟刘奋斗导演聊电影之前,我从来没进去过。我觉得那儿跟我没啥关系。

我是在2013年认识的刘奋斗导演,在一个聚会上。他比较深沉,见面的时候也没说太多话,他也没告诉我他正在筹备这部电影。突然有一天,他给我打了个电话说,阿坤你有没有时间,我有个剧本想给你讲一下。

在雕刻时光,他用了一个半小时给我讲了一个剧本。刘奋斗是一个特别会讲故事的人。听完我特别感动,哭得稀里哗啦的。刘奋斗邀请我出演,可是他对主演的要求非常严格,必须得增重30斤到50斤,一年之内不能接任何其他工作。我当时已经接了很多工作,包括第三季的《中国好声音》,所以我就没有办法拍这个电影,特别遗憾。

雕刻时光之后,这个事对于我来说就告一段落了。我和刘奋斗各忙各的,也没有太多的联系。

2015年年初,我巡演的最后一站在深圳,观众席里坐了一位电影投资人。看完演出,他跑到后台来跟我说,我心里有一个念头,你有没有可能去演我们一部电影?我说什么电影,他说《勇敢的心》(后来改为《冠军的心》),导演叫刘奋斗。我说你不用讲了,导演以前就找过我。这电影兜兜转转又回到了我这儿。当时我有一种感觉,其实我对刘奋斗导演和这个电影有点耿耿于怀。

回到北京后我又跟刘奋斗见了一面。他又给我讲了一遍这个故事,我又感动地哭了一顿。我记得,那天北京下了当年第一场雪。

接下这个电影之后,2015年的1月份,我就开始训练。刘奋斗说你要干这事必须得全身心地投入,不能分心,我也觉得我不是一个能同时干很多事情的人,就把活动、演出全部推掉,一心一意来干这事。刘奋斗又说,要进入这个角色,你必须得提前5个月投入训练,因为你要看起来像一个拳击手。我说好。

但我完全没有想到会那么苦。电影中的动作戏特别多,有将近三四十分钟。奋斗导演提前从美国找了《碟中谍》系列电影的动作指导团队,一共5个人。那5个月,每天上午从8点到11点半,我练力量、练形体,下午3点到5点半跟动作导演学习。我不是一个专业演员,更不是动作演员,这对我来说压力非常非常大。

后来我才知道,为什么兜兜转转地又找到我。可能一开始刘奋斗找我的同时也找了很多人,能演的他都找了一个遍。那段时间中国电影市场很好,演员哪有时间过来跟你练半年,再拿出四个月拍摄。其实别人听刘奋斗讲故事的时候,都跟我一样哭得一塌糊涂,但最后都拒绝了,因为时间完全配合不了。

训练那段时间我有点恍惚,因为每天重复干一件事会让人忘记自己,我跟唱歌也没什么关系了。最后我有一种错觉,好像我真的要去打一场比赛。

训练完成以后就拍摄。拍摄的时候,我心理压力特别大。刘奋斗完全不告诉我怎么演,每天板个脸,我们没有任何沟通。但他好像对我所谓的表演觉得挺OK,通常两三条、三四条也就过了。可能我本色也好,或者是我不是表演的表演也好,就正是他想要的。

开始拍摄是在夏天,7月中旬。我演的谭凯在这个影片里一直在挨揍。他是一个没有天分的拳手,心里有一种别人不容易认可的力量,可他还是老挨揍。每天早晨6点半我第一个起床,开始画伤妆,要画三个小时。早上10点开始打,一直打到晚上10点多或11点、12点。夏天非常非常热,房间里面有几百个群演,屋里气温40多度。我在擂台上挥拳、拧脖子几百次,回到家,肌肉疼得动不了。我不是一个运动员,即使训练了四五个月,也只是形体上像一个拳击手,那种运动量对我来说负荷太大。我完全睡不着觉,越睡不着觉压力越大,因为早晨还要起来,又不想辜负刘奋斗对我的希望。那个时候我就吃上安眠药了,前后吃了有四五个月。

电影中,我跟夏梓桐演的小女孩的感情戏比较多。有段时间我十天拍文戏,十天拍打戏,这个转换对我来说也很困难。尤其是还有哭戏,好几段,各种哭,不同程度的哭。有一段是这个小女孩要死了,但是我又不知道怎么办,就在那儿自言自语,有3到5分钟的大段独白,说着说着就哭,哭要有节奏地哭,到最后号啕大哭,这个对我来说非常难。刘奋斗之前跟我讲,说他不是一个特矫情的人,但我们必须要拍一点煽情的东西,因为老百姓喜欢看。于是就有这么一段戏。我压力很大,自己在家演了很多次,哭了很多天。

当我正觉得要拿下的时候,导演说,不拍了。那一刻我挺高兴,因为不知道能不能演好。当时我们在泰国,晚上就要走。可是上午刘奋斗又跟我说,这个戏我们还是要加的,因为它还比较重要。我一听,压力更大了,我说怎么办?他说只有半天的时间,你再消化一下。我就自己对着镜子,又有节奏地哭了三个小时。

当晚拍摄,我想了一个办法,找了段坂本龙一特别悲伤的音乐,放到场地旁边。那个音乐也是有节奏的。我台词已经背得很熟了,音乐一响,我就跟着音乐想表情。第一条没掌握好,哭得有点大,一塌糊涂。第二条我不知道。第三条我基本上没有眼泪了。最后导演用了第二条,我觉得文戏最难的就是这段。

还有一段戏是,我演的谭凯打死了自己的战友,他很内疚,不想再作拳击手了,为了生存,浑浑沌沌地去当了一个出租车司机。北京的出租司机穿黄衬衣,里面一个背心,腰上一小包,大裆裤子,老汉鞋。刘奋斗给我弄了一辆真的出租车,每天我就戴着假发,穿着那一身,留了有两个月的胡子也不刮,开着车跟我的朋友去吃涮羊肉。有将近一个月的时间我每天都那么出去,很多人就觉得很诧异,又认识我又不认识我。最后我就变成了那么一个出租车司机。这个对我来说帮助也挺大的。

我的演艺之路挺坎坷。2004年的时候我演了一部电影 《十三月》,演一个画家,那个电影后来没公映,我估计现在那电影公司都破产了。后来又演了程耳导演的《边境风云》,可第一人选也不是我,听说找了徐峥,徐峥有什么原因没来,又找了黄海波,黄海波也没来,孙红雷就想到了我。那个角色挺好的,隔壁男杀手。然后就是《冠军的心》。后来有很多人找我去演电影,让我扮演特肤浅的杀手,或者装一个特傻逼的老大,我都没接,我觉得没意思。我这一生中可能以后也不会再演电影,除非再有特别合适的角色。

到现在,我也不知道刘奋斗为什么会找我来演《冠军的心》。可能是导演有比较特殊的眼光或直觉,也可能他心目中想要的形象正好跟我比较契合。但是我为什么要接这个角色呢?其实我不是想转型,从歌手转为一个演员,我的初衷不是这样。这个电影让我想到了《这个杀手不太冷》,我本身就非常喜欢这种电影。刘奋斗找到了我,那个时候我42岁,还有体力,我就觉得能够在别人这么信任你的情况下,演这样一部电影,特别值得。

2015年,《冠军的心》拍完,之后修改了很多很多次, 经历了很多的波折,迟迟也没上映。我为这个电影付出了很多,心里挺难受,给我的打击还是不小的。后来消化了一到两年,我慢慢地把这个电影忘掉了。但是今年,两个月前,他们说这个电影要上了。

这两天我和奋斗导演到处在跑路演,跟观众和影评人交流。有一些观众理解还真挺透彻的,他们说这虽然是一个悲情的电影,但有能量,有光明。

我们看排片量,很不好,只有3% 。对于票房,我原来还认为这是个结果,很重要,但现在觉得一点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花了这么长时间经历了这么一个事。

我为这个电影写了片尾的主題曲,《孤独颂》。

拍完《冠军的心》,我唯一坚持下来的就是天天健身。这是这部电影给我带来的最大收获。

拍摄于2017年在健身房锻炼时

 

拍摄于2015年电影拍摄期间

 

《冠军的心》电影海报

 

 

2

虽然我的演艺之路坎坷,但歌唱之路还挺顺利的。

我从小就喜欢唱歌,但是我父母非常抵制。那个年代,他们觉得唱歌完全属于不务正业。我父亲自己就是文艺宣传队里拉二胡的,小提琴也会两下,不精,但是他很反对我去干这个,所以我从小到大完全没有受过熏陶,从来没有想到后来能当一个歌手。

我16岁的时候就上班了,上了两年班,18岁去当了文艺兵,在内蒙古武警总队军乐团里吹萨克斯。后来偶然一个机会,团里缺歌手,我自告奋勇上去唱,从此就在团里当了一个流行歌手。

那时候我的嗓音非常亮,非常干净,唱歌的时候模仿蔡国庆,唱《一年有365个祝福》,还有《前门情思大碗茶》。文工团下边防去给战士们唱歌,我就唱《歌颂祖国》、 《十月是你的生日》、《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

当兵第一年,老兵欺负新兵,到了第二年,我们这批就成了老兵。每天早晨六点半起床,去跑操跑两公里,回来以后叠被子,打扫,下午才开始练自己的业务。那时候我已经从包头到了呼市,慢慢地结交了一些社会上的乐手和歌手朋友,他们给我介绍了几个唱歌表演的地方,一个是昭君酒店,还有一个是内蒙古饭店。我每天晚上跑场唱歌赚钱,一天给50块钱,那个时候已经是巨款了。

部队的管理很严格,当兵的九点就必须要上床睡觉。我们文工团可能有小一百号人,舞蹈队,军乐团,歌唱队,舞美队,都住一个楼里,大门每天都锁。我们军乐团住在二楼,每天晚上我从二楼男厕所的窗户翻出去跳到地面,骑着自行车,往返于两个饭店之间。跑完场子十二点多一点,我准备了一个梯子,顺着梯子爬回厕所,溜回自己的八人间,躺下。经常被抓住

那个时候在饭店里,唱歌都是现场乐队伴奏。那几年流行王杰的歌,我唱《安妮》,《一场游戏一场梦》……还有童安格,《其实你不懂我的心》,还有谭咏麟和齐秦。我比较幸运,在内蒙认识了一些乐队,后来内蒙古饭店的一个经理又请来了外蒙的模特和乐队。那时候外蒙的流行音乐是很发达的,跟咱们国家九十年代完全不一样,要高级得多。那个时候我就听到了《乌兰巴托的夜》,创作这首歌的乐手带着他的乐队来内蒙古,在内蒙饭店和昭君饭店演了两年多,我经常和他们一起唱。那几年我唱歌的水平和音乐理念提高了很多。

从来没有人教过我唱歌,我属于半路出家,十几岁开始唱,唱着唱着方法不得当,最后导致声带小结,我就去北京看病。那应该是1992或1993年。

我第一次来到北京。来了我就跑去高级的唱歌的地方看,什么大富豪夜总会,伊甸园,保利对面的演歌台,公主坟那边的卡萨布兰卡……那个时候那种场地,来的客人基本上都很有钱,去那儿嘚瑟一下喝杯红酒,找个漂亮女孩陪着一块儿坐,都是属于装大尾巴狼的。只有非常好的歌手才可以去那儿唱。

我发现北京的歌手跟内蒙不一样。那会儿他们就唱外文歌曲,比如George Michael,要么就是一些港台有深度的歌,比如黄大炜的《你把我灌醉》、《爱让每个人心碎》。我完全看傻了,我觉得这些人唱得太好了。那个时候起北京就在我心里埋下了种子。

在北京做完声带小结手术,我回了内蒙。做完手术应该尽量不说话,更不要说唱歌。我不懂嘛,一个礼拜后就开始唱,结果流了很多血。一两个月以后,我再试着唱,音色就完全变了,很沙哑,带着毛边儿。反正我现在的嗓音就是一个特别偶然的事故。

当了三年兵,后来真的是当不下去,部队还是太拘束了,完全不自由,我就下定决心来北京。来北京的时候,我与其是说是复员了,还不如说是个逃兵。

我记得特别清楚,1994年3月18日,我来到了北京。当时我只有一个想法,就是我要做一个唱片歌手,出唱片是当时我最大的梦。我觉得一个人要出了唱片,就厉害得不得了了。

到了北京,我身上揣了一两千块钱,东南西北完全不知道。来了半个月,钱花得差不多了,我在北新桥找了一个澡堂子,又住了一个多月。在那期间,我去了很多夜总会和歌厅,外面排队的歌手有很多。我原来在内蒙是最好的歌手,别人都抢着,现在到了北京,我谁都不认识,水平不怎么样,长得也不行,为人也不行,怎么都不行,没人用我。到最后钱花光了怎么办?我就跑到北京火车站,我得找一个地儿住呀。结果当天就认识了一个歌手,我说你从哪儿来?他说从山东来的,我说我从内蒙。他说你唱啥,我说唱流行。他特别瘦,大长头发。我也大长头发,九十年代好像所有的歌手都是大长头发。我俩还都戴个耳环。我们俩就在火车站睡了两三天,这个人叫谢天笑,就是搞摇滚的谢天笑,现在我们还是很好的朋友。

谢天笑给我介绍了一个鼓手哥们儿,我在鼓手家住了半个多月。后来他也找到地儿了,我也找到地儿了,慢慢地开始在北京的夜场打零工,这儿唱一唱,那儿唱一唱,唱十天,用这十天的钱,养活未来的两个月。

1995年左右,我在魏公村租了一个小房子,每月150块钱。断断续续地,我在这种环境里唱了十年。九十年代初的歌手乐手,有两批人,一批人来到北京,就是为了要做音乐,要出唱片;另有一批人去南方赚钱,广州深圳,尤其是东莞。我属于第一批,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去南方,我就要在北京,要出唱片。一开始来的时候心气特别高,觉得马上就要成功了,来了发现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儿,不要说出唱片了,连生活都有问题,吃了上顿没下顿,到最后,我觉得住楼房就是最大的梦想。

我不能说是放弃,但是越来越现实了。我必须要留在北京,内蒙已经回不去了,回去以后可能会更难受。那个时候没活儿干,我就写歌,这十年当中写歌成了一种习惯。出唱片这个事儿离我越来越远,到最后我就想唱到自生自灭,完全是没有希望的状态。

到了2000年左右,我其实在北京也坚持不住了。但那个时候南方已经没落了,很多人打道回府。而北京周边的地区还挺好的,我跑到天津去待了一年半,那一年半把我给救了。

我在天津,把在北京写的歌制成很简单的demo,在酒吧里唱。每天唱十几首歌,其中两三首是我自己的。我终于赚着钱了,一天300块。而且我在天津酒吧的知名度一下子就起来了,很多客人点我原创的歌。我突然就觉得,哎呦又有希望了。《无所谓》、《那一天》、《月亮可以代表我的心》,还有《我比从前更寂寞》,都是那批demo里的歌。

当时北京有个叫竹书文化的公司,老板沈永革是歌手陈琳的丈夫。他要给陈琳做一张唱片,在社会上找歌。我当时已经没有心思自己唱了,就以词曲作者的身份,把歌往所有我能找到的唱片公司送,结果就送到了竹书文化。

老板沈永革后来跟我说,当时他听完后有点被惊着了,因为那个年代没有我这样的音色。那时还是满文军和孙楠的天下,特别高亢,特别正能量。像我这样的声音,内地人没有感觉,但是老沈经历过日本流行音乐最顶峰、最辉煌的八九十年代,那时候日本的歌手都是哑嗓。他打听到我在天津唱歌,就带着制作团队开着车从北京到天津来找我。

当天晚上,哎呦给我紧张坏了。你想,过了十几年,我完全没有任何想法了,就打算赚点钱自生自灭吧,突然又有这么一个唱片公司老板要来听我唱歌了,我兴奋得完全睡不着觉。

老沈来了,我在台上给他唱了几首我写的歌,听完他说好吧,你等消息吧,就回去了。之后半个月完全没有音讯。那个阶段,又给了我希望,又没有答案,真的太难受了。我每个礼拜都要从天津回到北京,跑到金宝街那个唱片公司的大门口坐着,待好几个小时。我也不敢进去呀,也不知道自己要干嘛,我就一直看着,觉得怎么连个信儿都不给我呢。

突然有一天,老沈给我打电话,说你回来吧,我们今天就签约。哎呀!把我高兴得,这么多年的努力终于有一个人能够欣赏我了。我当时什么都没看,直接把字签了。那可能是我这辈子最激动的一天之一吧,太难忘了。

第一张专辑录了四个月,在签约后的第二年发布。因为公司的宣传力度太小,没有人知道我,发完以后,我就用四个月时间把全国所有的酒吧演了一个遍。我记得当时一场1600块钱,不知道演了多少场。我当时没有能力上大的舞台,别人也完全不知道我是谁。那会儿没有综艺节目,只有广播,北京音乐台97.4是全中国最权威的,只要在那儿拿过三周的冠军,这个人铁定火了。《无所谓》刚发的时候播了一段时间,拿了四、五周的冠军。之后,很多音乐人纷纷发评论——他们都觉得这个声音挺奇怪的。

我发了歌四个月以后,突然台湾出了个阿杜。是我先发的歌,但是阿杜的宣传力度大,一夜之间所有人都知道阿杜了,之后才知道我。他们就觉得我模仿阿杜。我倒也不郁闷,不管怎么样,反正大家都知道我了。那年阿杜32岁,我也32岁,他发了第一张唱片,我也是第一张,那以后的两三年之内,每个新人奖都被我们两个“老人”拿了,我是内地,他是台湾。

我没有接触过阿杜,听说他比我还要内向。

第一张唱片出来以后,我花一万多块钱买了辆奥拓,那是我第一辆车。然后我又花两万多块装了一套音响装在奥拓车上,就是那种巨震无比的音响。没有演出时,我就开着车上长安街,长安街有红绿灯,一到红灯停,旁边桑塔纳呀雪铁龙呀还有公共汽车,并排在三四个车道上等着。我的两万块的音响放音乐声巨大,但我的车巨小,于是很多人好奇要看这个车里到底是谁,看见我以后,所有人蹦起来叫我名字……还有一次,我去唱片一条街买唱片,发现唱片店都在放《无所谓》。

那时候,我觉得我是真火了。

早年时期的杨坤

 

早年时期的杨坤

 

拍摄于2018年丽江工作旅行时

 

 

3

人啊,一安逸就写不出来啥了。创作得饿着,但是我再也不想饿着了,饿着太难受。

到了2005年出第二张唱片的时候,我跟公司开始出现不愉快,但因为签了五年的约,也没法走,那个时候我突然就崩溃了,没法演出,也没法工作,一想到演出就跟上刑场似的,难受死了。

那一年我有七个月都在看病,做了七八次核磁共振。我不知道怎么了,胸闷,气短,全身时不时抽搐,脸色特别难看,一个月爆瘦15斤,完全没有力气,动不动发火,没有任何幸福的感觉。连着好几个月都是这样,我特别害怕。后来认识了香港的一个医生,他说,你这是抑郁症。他给我开了一些药。之后有一年多的时间,我什么都没干,就在慢慢调养,慢慢恢复。

那一年的时间我基本上没有演出,动不动就跑到郊外,只要一看山,一看水,看到广阔的场景,病就好了一半。一往城里走就不行。

与此同时,我跟原来的唱片公司解约了,2007年签到了华谊兄弟。在华谊的两年是比较平淡的,那个时期我写了《空城》和《牧马人》。两年之后,我出来自己做,就更自由了,想唱就唱,想写就写,再没有什么大起大落。

2012年,我因为参加《中国好声音》又让很多人知道了。

第一季《中国好声音》完全是懵着来的,谁也不知道会有那么大的影响。反正我就跌跌撞撞地去了,我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会找我。刘欢、那英、哈林三个人从名气辈份看都是我的前辈,瘐澄庆当年是我的偶像,小的时候听了他很多的歌,老那、刘欢这都不用说了。我只有一个想法,这帮前辈都去了,找我我也觉得挺荣幸的。音乐这个东西其实见仁见智,不会通过一首歌就完全了解某个人,上了《好声音》这种真人秀以后,观众们对我这个人可能会有个全方位的了解,对我的音乐也会有点加分,所以这类的真人秀其实初衷都是很好的。

所有的真人秀节目,第一季的时候都非常用心地在找人设,所谓人设其实都是瞬间找到的,因为真人秀就是要在瞬间捕捉真性情。《中国好声音》首先是一个音乐类的节目,否则我们也没有出口去释放真性情和真感受。第一季我们去就是因为它跟音乐有关,站在台上的人能够给我刺激,某些瞬间我都不知道我为什么会那样表现。到了第二季、第三季就开始演了,因为认识了自己的人设,有意识无意识地就夸张了,就有点装了,真的感觉慢慢减少,我就觉得有点不适应了。

同时,节目里出现的好选手也越来越少。《好声音》的第一季, 整个一季所有的歌手都唱得那么好,那是因为他们已经打磨了不知道多少年。第二季第三季就没有那么好的资源,在前面全用光了。

唱歌跟练武功是一样的,不可能一两年内就能把这歌唱好了,必须在深山老林里练个十年八年。唱歌的功力跟社会经验和阅历有很大的关系。技巧这个事儿,我们当年刚开始学歌的时候是特别注重,说谁唱歌会拐两下弯,弄个真假声,那很牛逼。 我现在唱了二十多年快三十年歌了,突然觉得要是把所有的技巧放下,特别纯粹地唱一首歌让人感动,才是功力。这是必须要走的一个过程。

这么多年以来,我创作的大方向没有变。可能在制作,编曲,音色……上稍微地靠近这个时代一点,但是大的方向我觉得是变不了的。时代已经不是我们的时代了,我们早晚也会被这个时代淘汰。所以,为什么去迎合时代呢,要迎合,你就什么都不是,也走不到他们心里,同时又放弃了做了这么多年的自己,到最后年轻人不接受你,老人也鄙视你,还不如就唱点自己的感受,有就有,没有就没有。

《好声音》之后几年,我把歌唱类的综艺节目全上了个遍。除了跟音乐有关的,其他的真人秀我也上过,《跑男》、《真心英雄》……上去我就觉得自己特傻,特笨,特尴尬,因为跟那些演员完全融不到一起,他们太会了。虽然都是在演艺圈子里面,但是圈子跟圈子还是不一样。以后如果有音乐节目,还能让自己有点自尊的音乐类真人秀,我会考虑,别的就算了。去了也觉得自己特二,挣点钱回来还自责。

《好声音》 里我一直重复着“32场演唱会”。真的有,参加第一季好声音的时候我就已经定出去28场演唱会,正好在节目里我就用上了。其实那不是我设计的,是脱口而出的,但是后来慢慢地让哈林、老那和刘欢他们起哄架秧子,变成了我固定的一个梗。但最近这三四年我都没有开巡演。《冠军的心》路演结束以后,巡演又开始了,这次没有32场,今年也就是七八场。

这两年的生活,我的主业还是唱歌。只要是有听歌的地方,一定会需要唱歌的人。最多的时候,一年我有五六十场商演。但是现在国内的演出市场也不是特别好,我也不会什么活动都接,现在已经到了有选择的时候了。

开这么多场演唱会以及商演,反复地唱自己的代表作, 说实话,已经完全没有感觉了,但是幸好每次唱歌的时候观众都不一样,听完歌的反应也不一样。可能是这个支撑着我反复地唱以前的作品。像《无所谓》和《空城》这样的歌,有时候唱着唱着我会突然把词给忘了,因为重复做一件事,会导致脑袋突然一片空白。那我就哼哼,因为旋律还记得,这么多年的表演经验,临时出现的一些小事故可以挽救回来,用我自己的方式。

二十年或三十年之前,我的目标特别明确,我要到北京来,我要出唱片。现在问十年后我会干什么,我完全不知道。唱歌,我还是想一直唱下去,哪怕观众再少,只要是有需求我就还会继续唱,但是我现在已经厌烦商演的感觉。我相信我十年以后还可以演出,还可以去三四线的城市,还可以唱着《无所谓》,还可以赚着钱,但是那个时候已经没有必要了吧。我可能会想唱就唱,需要唱就唱,不需要唱也没有必要再去讨生活,就为了赚点钱,那也太不体面了。如果唱歌变成那样的话,其实也挺没劲的。

现在,平常不演出的时候,我基本上一个礼拜跟朋友喝两次酒,每次都会喝大。喝完酒的时候,他们觉得我挺吓人,因为我喝完酒老会说一些得罪人的话,虽然是真话。朋友一听说坤儿叫喝酒,就说算了,你别来了,大了以后他们没法下台……后来我就慢慢地把我的酒量减少了一点,在家里喝,就不出去喝了,把朋友请到家里来。除此之外,每天都要健身,没事儿骑骑摩托。

最近几年,我发现我开始把北京当成故乡了,原来我从没有过这样的感觉。我在北京一共搬了五十多次家,从1994年到2007年,一直都比较动荡,导致我不爱长时间地住在一个地方,动不动就烦了,住个两年三年我就得搬另外一个地儿。

今年我四十七了。我是觉得,我应该得有个家了吧?这个年纪再往后走,那种孤独的感觉可能会更强烈。我现在有意识无意识地就想想,是不是有一个家会让自己踏实一点,安全一点。得有孩子才算是一个家,对,我最近一直在很认真地想这个事儿。

我一个人在北京待的时间太长了。

拍摄于2019年《歌手》节目彩排期间

 

拍摄于2017年日本北海道工作期间

 

杨坤和爱犬,拍摄于2019年北京

 

—— 完——

 

题图为2018年丽江工作旅行时的杨坤。

 

全部图片由被采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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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三
叶三 (界面报道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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