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坤：我像个观众看自己演出

口述：杨坤

采访、撰文| 叶三

我家楼下有个“雕刻时光”咖啡馆，里面全是文艺青年。跟刘奋斗导演聊电影之前，我从来没进去过。我觉得那儿跟我没啥关系。

我是在2013年认识的刘奋斗导演，在一个聚会上。他比较深沉，见面的时候也没说太多话，他也没告诉我他正在筹备这部电影。突然有一天，他给我打了个电话说，阿坤你有没有时间，我有个剧本想给你讲一下。

在雕刻时光，他用了一个半小时给我讲了一个剧本。刘奋斗是一个特别会讲故事的人。听完我特别感动，哭得稀里哗啦的。刘奋斗邀请我出演，可是他对主演的要求非常严格，必须得增重30斤到50斤，一年之内不能接任何其他工作。我当时已经接了很多工作，包括第三季的《中国好声音》，所以我就没有办法拍这个电影，特别遗憾。

雕刻时光之后，这个事对于我来说就告一段落了。我和刘奋斗各忙各的，也没有太多的联系。

2015年年初，我巡演的最后一站在深圳，观众席里坐了一位电影投资人。看完演出，他跑到后台来跟我说，我心里有一个念头，你有没有可能去演我们一部电影？我说什么电影，他说《勇敢的心》（后来改为《冠军的心》），导演叫刘奋斗。我说你不用讲了，导演以前就找过我。这电影兜兜转转又回到了我这儿。当时我有一种感觉，其实我对刘奋斗导演和这个电影有点耿耿于怀。

回到北京后我又跟刘奋斗见了一面。他又给我讲了一遍这个故事，我又感动地哭了一顿。我记得，那天北京下了当年第一场雪。

接下这个电影之后，2015年的1月份，我就开始训练。刘奋斗说你要干这事必须得全身心地投入，不能分心，我也觉得我不是一个能同时干很多事情的人，就把活动、演出全部推掉，一心一意来干这事。刘奋斗又说，要进入这个角色，你必须得提前5个月投入训练，因为你要看起来像一个拳击手。我说好。

但我完全没有想到会那么苦。电影中的动作戏特别多，有将近三四十分钟。奋斗导演提前从美国找了《碟中谍》系列电影的动作指导团队，一共5个人。那5个月，每天上午从8点到11点半，我练力量、练形体，下午3点到5点半跟动作导演学习。我不是一个专业演员，更不是动作演员，这对我来说压力非常非常大。

后来我才知道，为什么兜兜转转地又找到我。可能一开始刘奋斗找我的同时也找了很多人，能演的他都找了一个遍。那段时间中国电影市场很好，演员哪有时间过来跟你练半年，再拿出四个月拍摄。其实别人听刘奋斗讲故事的时候，都跟我一样哭得一塌糊涂，但最后都拒绝了，因为时间完全配合不了。

训练那段时间我有点恍惚，因为每天重复干一件事会让人忘记自己，我跟唱歌也没什么关系了。最后我有一种错觉，好像我真的要去打一场比赛。

训练完成以后就拍摄。拍摄的时候，我心理压力特别大。刘奋斗完全不告诉我怎么演，每天板个脸，我们没有任何沟通。但他好像对我所谓的表演觉得挺OK，通常两三条、三四条也就过了。可能我本色也好，或者是我不是表演的表演也好，就正是他想要的。

开始拍摄是在夏天，7月中旬。我演的谭凯在这个影片里一直在挨揍。他是一个没有天分的拳手，心里有一种别人不容易认可的力量，可他还是老挨揍。每天早晨6点半我第一个起床，开始画伤妆，要画三个小时。早上10点开始打，一直打到晚上10点多或11点、12点。夏天非常非常热，房间里面有几百个群演，屋里气温40多度。我在擂台上挥拳、拧脖子几百次，回到家，肌肉疼得动不了。我不是一个运动员，即使训练了四五个月，也只是形体上像一个拳击手，那种运动量对我来说负荷太大。我完全睡不着觉，越睡不着觉压力越大，因为早晨还要起来，又不想辜负刘奋斗对我的希望。那个时候我就吃上安眠药了，前后吃了有四五个月。

电影中，我跟夏梓桐演的小女孩的感情戏比较多。有段时间我十天拍文戏，十天拍打戏，这个转换对我来说也很困难。尤其是还有哭戏，好几段，各种哭，不同程度的哭。有一段是这个小女孩要死了，但是我又不知道怎么办，就在那儿自言自语，有3到5分钟的大段独白，说着说着就哭，哭要有节奏地哭，到最后号啕大哭，这个对我来说非常难。刘奋斗之前跟我讲，说他不是一个特矫情的人，但我们必须要拍一点煽情的东西，因为老百姓喜欢看。于是就有这么一段戏。我压力很大，自己在家演了很多次，哭了很多天。

当我正觉得要拿下的时候，导演说，不拍了。那一刻我挺高兴，因为不知道能不能演好。当时我们在泰国，晚上就要走。可是上午刘奋斗又跟我说，这个戏我们还是要加的，因为它还比较重要。我一听，压力更大了，我说怎么办？他说只有半天的时间，你再消化一下。我就自己对着镜子，又有节奏地哭了三个小时。

当晚拍摄，我想了一个办法，找了段坂本龙一特别悲伤的音乐，放到场地旁边。那个音乐也是有节奏的。我台词已经背得很熟了，音乐一响，我就跟着音乐想表情。第一条没掌握好，哭得有点大，一塌糊涂。第二条我不知道。第三条我基本上没有眼泪了。最后导演用了第二条，我觉得文戏最难的就是这段。

还有一段戏是，我演的谭凯打死了自己的战友，他很内疚，不想再作拳击手了，为了生存，浑浑沌沌地去当了一个出租车司机。北京的出租司机穿黄衬衣，里面一个背心，腰上一小包，大裆裤子，老汉鞋。刘奋斗给我弄了一辆真的出租车，每天我就戴着假发，穿着那一身，留了有两个月的胡子也不刮，开着车跟我的朋友去吃涮羊肉。有将近一个月的时间我每天都那么出去，很多人就觉得很诧异，又认识我又不认识我。最后我就变成了那么一个出租车司机。这个对我来说帮助也挺大的。

我的演艺之路挺坎坷。2004年的时候我演了一部电影《十三月》，演一个画家，那个电影后来没公映，我估计现在那电影公司都破产了。后来又演了程耳导演的《边境风云》，可第一人选也不是我，听说找了徐峥，徐峥有什么原因没来，又找了黄海波，黄海波也没来，孙红雷就想到了我。那个角色挺好的，隔壁男杀手。然后就是《冠军的心》。后来有很多人找我去演电影，让我扮演特肤浅的杀手，或者装一个特傻逼的老大，我都没接，我觉得没意思。我这一生中可能以后也不会再演电影，除非再有特别合适的角色。

到现在，我也不知道刘奋斗为什么会找我来演《冠军的心》。可能是导演有比较特殊的眼光或直觉，也可能他心目中想要的形象正好跟我比较契合。但是我为什么要接这个角色呢？其实我不是想转型，从歌手转为一个演员，我的初衷不是这样。这个电影让我想到了《这个杀手不太冷》，我本身就非常喜欢这种电影。刘奋斗找到了我，那个时候我42岁，还有体力，我就觉得能够在别人这么信任你的情况下，演这样一部电影，特别值得。

2015年，《冠军的心》拍完，之后修改了很多很多次，经历了很多的波折，迟迟也没上映。我为这个电影付出了很多，心里挺难受，给我的打击还是不小的。后来消化了一到两年，我慢慢地把这个电影忘掉了。但是今年，两个月前，他们说这个电影要上了。

这两天我和奋斗导演到处在跑路演，跟观众和影评人交流。有一些观众理解还真挺透彻的，他们说这虽然是一个悲情的电影，但有能量，有光明。

我们看排片量，很不好，只有3% 。对于票房，我原来还认为这是个结果，很重要，但现在觉得一点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花了这么长时间经历了这么一个事。

我为这个电影写了片尾的主題曲，《孤独颂》。

拍完《冠军的心》，我唯一坚持下来的就是天天健身。这是这部电影给我带来的最大收获。

虽然我的演艺之路坎坷，但歌唱之路还挺顺利的。

我从小就喜欢唱歌，但是我父母非常抵制。那个年代，他们觉得唱歌完全属于不务正业。我父亲自己就是文艺宣传队里拉二胡的，小提琴也会两下，不精，但是他很反对我去干这个，所以我从小到大完全没有受过熏陶，从来没有想到后来能当一个歌手。

我16岁的时候就上班了，上了两年班，18岁去当了文艺兵，在内蒙古武警总队军乐团里吹萨克斯。后来偶然一个机会，团里缺歌手，我自告奋勇上去唱，从此就在团里当了一个流行歌手。

那时候我的嗓音非常亮，非常干净，唱歌的时候模仿蔡国庆，唱《一年有365个祝福》，还有《前门情思大碗茶》。文工团下边防去给战士们唱歌，我就唱《歌颂祖国》、《十月是你的生日》、《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

当兵第一年，老兵欺负新兵，到了第二年，我们这批就成了老兵。每天早晨六点半起床，去跑操跑两公里，回来以后叠被子，打扫，下午才开始练自己的业务。那时候我已经从包头到了呼市，慢慢地结交了一些社会上的乐手和歌手朋友，他们给我介绍了几个唱歌表演的地方，一个是昭君酒店，还有一个是内蒙古饭店。我每天晚上跑场唱歌赚钱，一天给50块钱，那个时候已经是巨款了。

部队的管理很严格，当兵的九点就必须要上床睡觉。我们文工团可能有小一百号人，舞蹈队，军乐团，歌唱队，舞美队，都住一个楼里，大门每天都锁。我们军乐团住在二楼，每天晚上我从二楼男厕所的窗户翻出去跳到地面，骑着自行车，往返于两个饭店之间。跑完场子十二点多一点，我准备了一个梯子，顺着梯子爬回厕所，溜回自己的八人间，躺下。经常被抓住

那个时候在饭店里，唱歌都是现场乐队伴奏。那几年流行王杰的歌，我唱《安妮》，《一场游戏一场梦》……还有童安格，《其实你不懂我的心》，还有谭咏麟和齐秦。我比较幸运，在内蒙认识了一些乐队，后来内蒙古饭店的一个经理又请来了外蒙的模特和乐队。那时候外蒙的流行音乐是很发达的，跟咱们国家九十年代完全不一样，要高级得多。那个时候我就听到了《乌兰巴托的夜》，创作这首歌的乐手带着他的乐队来内蒙古，在内蒙饭店和昭君饭店演了两年多，我经常和他们一起唱。那几年我唱歌的水平和音乐理念提高了很多。

从来没有人教过我唱歌，我属于半路出家，十几岁开始唱，唱着唱着方法不得当，最后导致声带小结，我就去北京看病。那应该是1992或1993年。

我第一次来到北京。来了我就跑去高级的唱歌的地方看，什么大富豪夜总会，伊甸园，保利对面的演歌台，公主坟那边的卡萨布兰卡……那个时候那种场地，来的客人基本上都很有钱，去那儿嘚瑟一下喝杯红酒，找个漂亮女孩陪着一块儿坐，都是属于装大尾巴狼的。只有非常好的歌手才可以去那儿唱。

我发现北京的歌手跟内蒙不一样。那会儿他们就唱外文歌曲，比如George Michael，要么就是一些港台有深度的歌，比如黄大炜的《你把我灌醉》、《爱让每个人心碎》。我完全看傻了，我觉得这些人唱得太好了。那个时候起北京就在我心里埋下了种子。

在北京做完声带小结手术，我回了内蒙。做完手术应该尽量不说话，更不要说唱歌。我不懂嘛，一个礼拜后就开始唱，结果流了很多血。一两个月以后，我再试着唱，音色就完全变了，很沙哑，带着毛边儿。反正我现在的嗓音就是一个特别偶然的事故。

当了三年兵，后来真的是当不下去，部队还是太拘束了，完全不自由，我就下定决心来北京。来北京的时候，我与其是说是复员了，还不如说是个逃兵。

我记得特别清楚，1994年3月18日，我来到了北京。当时我只有一个想法，就是我要做一个唱片歌手，出唱片是当时我最大的梦。我觉得一个人要出了唱片，就厉害得不得了了。

到了北京，我身上揣了一两千块钱，东南西北完全不知道。来了半个月，钱花得差不多了，我在北新桥找了一个澡堂子，又住了一个多月。在那期间，我去了很多夜总会和歌厅，外面排队的歌手有很多。我原来在内蒙是最好的歌手，别人都抢着，现在到了北京，我谁都不认识，水平不怎么样，长得也不行，为人也不行，怎么都不行，没人用我。到最后钱花光了怎么办？我就跑到北京火车站，我得找一个地儿住呀。结果当天就认识了一个歌手，我说你从哪儿来？他说从山东来的，我说我从内蒙。他说你唱啥，我说唱流行。他特别瘦，大长头发。我也大长头发，九十年代好像所有的歌手都是大长头发。我俩还都戴个耳环。我们俩就在火车站睡了两三天，这个人叫谢天笑，就是搞摇滚的谢天笑，现在我们还是很好的朋友。

谢天笑给我介绍了一个鼓手哥们儿，我在鼓手家住了半个多月。后来他也找到地儿了，我也找到地儿了，慢慢地开始在北京的夜场打零工，这儿唱一唱，那儿唱一唱，唱十天，用这十天的钱，养活未来的两个月。

1995年左右，我在魏公村租了一个小房子，每月150块钱。断断续续地，我在这种环境里唱了十年。九十年代初的歌手乐手，有两批人，一批人来到北京，就是为了要做音乐，要出唱片；另有一批人去南方赚钱，广州深圳，尤其是东莞。我属于第一批，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去南方，我就要在北京，要出唱片。一开始来的时候心气特别高，觉得马上就要成功了，来了发现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儿，不要说出唱片了，连生活都有问题，吃了上顿没下顿，到最后，我觉得住楼房就是最大的梦想。

我不能说是放弃，但是越来越现实了。我必须要留在北京，内蒙已经回不去了，回去以后可能会更难受。那个时候没活儿干，我就写歌，这十年当中写歌成了一种习惯。出唱片这个事儿离我越来越远，到最后我就想唱到自生自灭，完全是没有希望的状态。

到了2000年左右，我其实在北京也坚持不住了。但那个时候南方已经没落了，很多人打道回府。而北京周边的地区还挺好的，我跑到天津去待了一年半，那一年半把我给救了。

我在天津，把在北京写的歌制成很简单的demo，在酒吧里唱。每天唱十几首歌，其中两三首是我自己的。我终于赚着钱了，一天300块。而且我在天津酒吧的知名度一下子就起来了，很多客人点我原创的歌。我突然就觉得，哎呦又有希望了。《无所谓》、《那一天》、《月亮可以代表我的心》，还有《我比从前更寂寞》，都是那批demo里的歌。

当时北京有个叫竹书文化的公司，老板沈永革是歌手陈琳的丈夫。他要给陈琳做一张唱片，在社会上找歌。我当时已经没有心思自己唱了，就以词曲作者的身份，把歌往所有我能找到的唱片公司送，结果就送到了竹书文化。

老板沈永革后来跟我说，当时他听完后有点被惊着了，因为那个年代没有我这样的音色。那时还是满文军和孙楠的天下，特别高亢，特别正能量。像我这样的声音，内地人没有感觉，但是老沈经历过日本流行音乐最顶峰、最辉煌的八九十年代，那时候日本的歌手都是哑嗓。他打听到我在天津唱歌，就带着制作团队开着车从北京到天津来找我。

当天晚上，哎呦给我紧张坏了。你想，过了十几年，我完全没有任何想法了，就打算赚点钱自生自灭吧，突然又有这么一个唱片公司老板要来听我唱歌了，我兴奋得完全睡不着觉。

老沈来了，我在台上给他唱了几首我写的歌，听完他说好吧，你等消息吧，就回去了。之后半个月完全没有音讯。那个阶段，又给了我希望，又没有答案，真的太难受了。我每个礼拜都要从天津回到北京，跑到金宝街那个唱片公司的大门口坐着，待好几个小时。我也不敢进去呀，也不知道自己要干嘛，我就一直看着，觉得怎么连个信儿都不给我呢。

突然有一天，老沈给我打电话，说你回来吧，我们今天就签约。哎呀！把我高兴得，这么多年的努力终于有一个人能够欣赏我了。我当时什么都没看，直接把字签了。那可能是我这辈子最激动的一天之一吧，太难忘了。

第一张专辑录了四个月，在签约后的第二年发布。因为公司的宣传力度太小，没有人知道我，发完以后，我就用四个月时间把全国所有的酒吧演了一个遍。我记得当时一场1600块钱，不知道演了多少场。我当时没有能力上大的舞台，别人也完全不知道我是谁。那会儿没有综艺节目，只有广播，北京音乐台97.4是全中国最权威的，只要在那儿拿过三周的冠军，这个人铁定火了。《无所谓》刚发的时候播了一段时间，拿了四、五周的冠军。之后，很多音乐人纷纷发评论——他们都觉得这个声音挺奇怪的。

我发了歌四个月以后，突然台湾出了个阿杜。是我先发的歌，但是阿杜的宣传力度大，一夜之间所有人都知道阿杜了，之后才知道我。他们就觉得我模仿阿杜。我倒也不郁闷，不管怎么样，反正大家都知道我了。那年阿杜32岁，我也32岁，他发了第一张唱片，我也是第一张，那以后的两三年之内，每个新人奖都被我们两个“老人”拿了，我是内地，他是台湾。

我没有接触过阿杜，听说他比我还要内向。

第一张唱片出来以后，我花一万多块钱买了辆奥拓，那是我第一辆车。然后我又花两万多块装了一套音响装在奥拓车上，就是那种巨震无比的音响。没有演出时，我就开着车上长安街，长安街有红绿灯，一到红灯停，旁边桑塔纳呀雪铁龙呀还有公共汽车，并排在三四个车道上等着。我的两万块的音响放音乐声巨大，但我的车巨小，于是很多人好奇要看这个车里到底是谁，看见我以后，所有人蹦起来叫我名字……还有一次，我去唱片一条街买唱片，发现唱片店都在放《无所谓》。

那时候，我觉得我是真火了。

人啊，一安逸就写不出来啥了。创作得饿着，但是我再也不想饿着了，饿着太难受。

到了2005年出第二张唱片的时候，我跟公司开始出现不愉快，但因为签了五年的约，也没法走，那个时候我突然就崩溃了，没法演出，也没法工作，一想到演出就跟上刑场似的，难受死了。

那一年我有七个月都在看病，做了七八次核磁共振。我不知道怎么了，胸闷，气短，全身时不时抽搐，脸色特别难看，一个月爆瘦15斤，完全没有力气，动不动发火，没有任何幸福的感觉。连着好几个月都是这样，我特别害怕。后来认识了香港的一个医生，他说，你这是抑郁症。他给我开了一些药。之后有一年多的时间，我什么都没干，就在慢慢调养，慢慢恢复。

那一年的时间我基本上没有演出，动不动就跑到郊外，只要一看山，一看水，看到广阔的场景，病就好了一半。一往城里走就不行。

与此同时，我跟原来的唱片公司解约了，2007年签到了华谊兄弟。在华谊的两年是比较平淡的，那个时期我写了《空城》和《牧马人》。两年之后，我出来自己做，就更自由了，想唱就唱，想写就写，再没有什么大起大落。

2012年，我因为参加《中国好声音》又让很多人知道了。

第一季《中国好声音》完全是懵着来的，谁也不知道会有那么大的影响。反正我就跌跌撞撞地去了，我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会找我。刘欢、那英、哈林三个人从名气辈份看都是我的前辈，瘐澄庆当年是我的偶像，小的时候听了他很多的歌，老那、刘欢这都不用说了。我只有一个想法，这帮前辈都去了，找我我也觉得挺荣幸的。音乐这个东西其实见仁见智，不会通过一首歌就完全了解某个人，上了《好声音》这种真人秀以后，观众们对我这个人可能会有个全方位的了解，对我的音乐也会有点加分，所以这类的真人秀其实初衷都是很好的。

所有的真人秀节目，第一季的时候都非常用心地在找人设，所谓人设其实都是瞬间找到的，因为真人秀就是要在瞬间捕捉真性情。《中国好声音》首先是一个音乐类的节目，否则我们也没有出口去释放真性情和真感受。第一季我们去就是因为它跟音乐有关，站在台上的人能够给我刺激，某些瞬间我都不知道我为什么会那样表现。到了第二季、第三季就开始演了，因为认识了自己的人设，有意识无意识地就夸张了，就有点装了，真的感觉慢慢减少，我就觉得有点不适应了。

同时，节目里出现的好选手也越来越少。《好声音》的第一季，整个一季所有的歌手都唱得那么好，那是因为他们已经打磨了不知道多少年。第二季第三季就没有那么好的资源，在前面全用光了。

唱歌跟练武功是一样的，不可能一两年内就能把这歌唱好了，必须在深山老林里练个十年八年。唱歌的功力跟社会经验和阅历有很大的关系。技巧这个事儿，我们当年刚开始学歌的时候是特别注重，说谁唱歌会拐两下弯，弄个真假声，那很牛逼。我现在唱了二十多年快三十年歌了，突然觉得要是把所有的技巧放下，特别纯粹地唱一首歌让人感动，才是功力。这是必须要走的一个过程。

这么多年以来，我创作的大方向没有变。可能在制作，编曲，音色……上稍微地靠近这个时代一点，但是大的方向我觉得是变不了的。时代已经不是我们的时代了，我们早晚也会被这个时代淘汰。所以，为什么去迎合时代呢，要迎合，你就什么都不是，也走不到他们心里，同时又放弃了做了这么多年的自己，到最后年轻人不接受你，老人也鄙视你，还不如就唱点自己的感受，有就有，没有就没有。

《好声音》之后几年，我把歌唱类的综艺节目全上了个遍。除了跟音乐有关的，其他的真人秀我也上过，《跑男》、《真心英雄》……上去我就觉得自己特傻，特笨，特尴尬，因为跟那些演员完全融不到一起，他们太会了。虽然都是在演艺圈子里面，但是圈子跟圈子还是不一样。以后如果有音乐节目，还能让自己有点自尊的音乐类真人秀，我会考虑，别的就算了。去了也觉得自己特二，挣点钱回来还自责。

《好声音》里我一直重复着“32场演唱会”。真的有，参加第一季好声音的时候我就已经定出去28场演唱会，正好在节目里我就用上了。其实那不是我设计的，是脱口而出的，但是后来慢慢地让哈林、老那和刘欢他们起哄架秧子，变成了我固定的一个梗。但最近这三四年我都没有开巡演。《冠军的心》路演结束以后，巡演又开始了，这次没有32场，今年也就是七八场。

这两年的生活，我的主业还是唱歌。只要是有听歌的地方，一定会需要唱歌的人。最多的时候，一年我有五六十场商演。但是现在国内的演出市场也不是特别好，我也不会什么活动都接，现在已经到了有选择的时候了。

开这么多场演唱会以及商演，反复地唱自己的代表作，说实话，已经完全没有感觉了，但是幸好每次唱歌的时候观众都不一样，听完歌的反应也不一样。可能是这个支撑着我反复地唱以前的作品。像《无所谓》和《空城》这样的歌，有时候唱着唱着我会突然把词给忘了，因为重复做一件事，会导致脑袋突然一片空白。那我就哼哼，因为旋律还记得，这么多年的表演经验，临时出现的一些小事故可以挽救回来，用我自己的方式。

二十年或三十年之前，我的目标特别明确，我要到北京来，我要出唱片。现在问十年后我会干什么，我完全不知道。唱歌，我还是想一直唱下去，哪怕观众再少，只要是有需求我就还会继续唱，但是我现在已经厌烦商演的感觉。我相信我十年以后还可以演出，还可以去三四线的城市，还可以唱着《无所谓》，还可以赚着钱，但是那个时候已经没有必要了吧。我可能会想唱就唱，需要唱就唱，不需要唱也没有必要再去讨生活，就为了赚点钱，那也太不体面了。如果唱歌变成那样的话，其实也挺没劲的。

现在，平常不演出的时候，我基本上一个礼拜跟朋友喝两次酒，每次都会喝大。喝完酒的时候，他们觉得我挺吓人，因为我喝完酒老会说一些得罪人的话，虽然是真话。朋友一听说坤儿叫喝酒，就说算了，你别来了，大了以后他们没法下台……后来我就慢慢地把我的酒量减少了一点，在家里喝，就不出去喝了，把朋友请到家里来。除此之外，每天都要健身，没事儿骑骑摩托。

最近几年，我发现我开始把北京当成故乡了，原来我从没有过这样的感觉。我在北京一共搬了五十多次家，从1994年到2007年，一直都比较动荡，导致我不爱长时间地住在一个地方，动不动就烦了，住个两年三年我就得搬另外一个地儿。

今年我四十七了。我是觉得，我应该得有个家了吧？这个年纪再往后走，那种孤独的感觉可能会更强烈。我现在有意识无意识地就想想，是不是有一个家会让自己踏实一点，安全一点。得有孩子才算是一个家，对，我最近一直在很认真地想这个事儿。

我一个人在北京待的时间太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