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 | 闫桂花
宋鑫淼是高考独木桥的幸运儿，2017年本科毕业后，去香港大学读博。大四那年的一次偶然经历，让她窥见到一群被忽视的同龄人，以及他们那鲜为人知的丰富世界，并以此作为她五年博士生涯的研究方向。
大四寒假，宋鑫淼去苏州的一个工业区做田野调查，想了解当地工人的工作和生活。她在街边随机找了一些人聊天，发现大部分都是中职或高职在读的学生。这跟她想象中的辍学打工的农民工不一样，与上一代农民工相比，这些年轻的工人大多有职业教育的经历。她不禁思索，中国职业教育的普及和扩张究竟给寒门子弟或者农民工二代带来了什么？除了学历的增长，他们是否学到了更多的技能，并拥有更好的工作机会？这些问题一直萦绕在她心头。
宋鑫淼想起大三时去北京石景山一所流动儿童学校的支教经历。对于中国底层子弟的教育研究，大多关注教育阶段的两头，或是义务教育阶段的流动儿童，或是高等教育阶段的寒门贵子。但少有人问，在义务教育阶段结束以后，那些没能进入高中冲刺大学的“流动少年”流向了何处？答案是职业教育。教育部数据显示，70%的职校生来自农村家庭，其中又有较大比例有流动或留守的经历。
于是，出于对流动儿童、底层子弟教育的关切，宋鑫淼逐渐进入职校研究这个领域。她惊讶地发现，上千万规模的职校生群体在成长过程中面临太多的困难。在进入职校前的义务教育阶段，很多人在心理上已是伤痕累累；进入职校，他们的学习和生活被人称作“混日子”；离开职校进入劳工市场，他们又得直面各种文凭歧视。职校生面临的困境，折射出城乡差异、社会分层、教育顽疾等许多问题。
在九年义务教育之后，少年们会面临两条不同的路：一条是普通高中，另一条通向中职。两条道路偶尔有交叉，但绝大多数情况下难有交集。尽管在法律层面两者拥有平等的地位，现实中也拥有差不多规模的学生体量，但一旦进入职业教育，他们在舆论中似乎就会变成隐形人，甚至被打上贬义的标签——混日子，没有前途，社会底层……
通过对中国东、中、西部几所职业学校的调研访谈，宋鑫淼发现，职校生其实有很多积极的精神和实践面向，比如勤奋、敏锐的市场洞察力、坚韧、懂事等等。这些“不混”的一面，被她记录下来，浓缩成她的博士论文。
围绕职校生的“混”与“不混”，以及他们的人生挣扎，正午与宋鑫淼做了一次访谈。
“混日子”是职校文化？
正午：去职校调研，你的第一感受如何？
宋鑫淼：这是我以前完全不了解的领域。事实上，2022年全国在读中职生就有1300万，专科学生1600万，他们才是大多数，考上985的群体反而是极少数，而我们往往会把后者视为一条“正常和普通”的道路。能够在“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中顺利到达985的大门，这有很多幸运的因素，比如得到家庭和学校的支持、没经历过校园霸凌、没有考试发挥失常……总之，每一环节都不能出错。但不是所有的家庭都能够步步经营的，所以职业教育才应该是我们多多关注的“普通人”的教育。数量如此庞大的职校生群体，却没有得到相同体量的社会关注和学术研究，这一点对我来说冲击比较大。
正午：你在论文里提到，很多学生本着想学点东西的心态进入职校，但进去后，很快就融入到“混日子”的场景中。这是为什么呢？
宋鑫淼：不少学生对学校学习兴趣一般，里面的原因很复杂。我在论文也讲到，这可能是从众、不认可（无用）、学不懂三方面原因。我去职业学校做田野调查，能感觉到它们跟普通高中的气氛非常不一样。外表看没什么区别，管理还蛮严格，有门卫、有晚自习等等，所有的规范都在。但你走进去后，就感到一种“空洞”。 我所谓的空洞是说，课程要求不太严格，没有指向类似高考的目标。普通高中有高考压力，时间安排非常紧张，争分夺秒的目标都指向高考，老师对学生是有学业期待的。而职校对学生的基本要求是：不要出事、安全度过三年就行。没有太多期待，看似管又不太管。有时候我甚至想用“圈养”这个词来形容，就是把人圈起来。在这样的氛围里，个体很容易懈怠。我记得有位老师说，16-19岁的孩子本来脑袋就空空的，需要父母或者教育系统给他一个方向、一些希望或者一些信心。如果只是把他圈起来，没有东西喂给他，那他就是空的、很无聊，只好用玩游戏、谈恋爱或者娱乐来填满学校时间。
在这样的空洞中，他非常容易迷茫。当你问他，你有什么打算，或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他会说不知道、到时候再说、走一步看一步等。这跟高中那种有明确方向感的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有个高职二年级的学生小刚跟我说，“刚来的时候，大家都学习，现在慢慢都不学了。以前我们晚上作业很多，晚自习都有作业。现在大部分时间都没有作业，大家都在玩。”他认为，这种氛围的形成跟学校制度和环境有关。“有时候学生旷课很多节都不处分、不批评，然后风气慢慢就这样子了。”
但你也很难说完全是学校和老师的问题。老师也说，刚来时也信心满满，想要教育孩子，但后来发现，反正大家都是混。最后就变成了彼此彼此，大家平平安安过完三年就行。
你能感觉到一种无奈，千头万绪，他们也不太清楚破局点在哪。大家陷入到这种困局，甚至彼此很和谐，好像大家已经形成了某种默契，很难说仅仅是谁的原因造成的。
正午：你对职校生的“混日子”总结了三个原因：场景行为、消极抵抗和习得性无助。这个怎么理解？
宋鑫淼：“场景行为”刚才已经提到了，“混日子”是一种“空洞”环境下的从众行为。“消极反抗”这点，更多想强调的是，职业教育招生往往以实用性、就业和技能提升来吸引学生和家长，但很多时候，这种承诺很难兑现。实用性强就意味着跟市场的关系紧密，也就意味着更迭很快，这本来就对职业学校的资源、老师能力和课程调整的能力有很高的要求。而当学生们认为上课教授的内容，连基本的有用性都无法保障时，他们会通过逃课、课上分心等行为来表达不满。
与小刚同班的小孙谈过对专业学习的困惑和迷茫：“我原本打算专升本，毕业后找跟这个专业相关的工作。但跟学生科的科长和老师们聊天，他们自己都说，不知道应该怎么给学生讲 课。电子商务涵盖的面太广了。老师照本宣科，我们现在学的其实是社会上几年前的东西。”所以，老师们虽然“扮演”着教师的角色，但内心对所教授的知识也是心存怀疑。
而“习得性无助”是指一些学生学不懂、学不会，只好 “混日子”。 不少学生的确因为基础不扎实，才进入到职业学校的。但是中职的专业课程是按照高中水平来设计的，如果要补课，那就要重新读小学或者初中，但在义务教育阶段，这是不被允许的。没有留级这个选项，一些学生只能硬着头皮读上来。一个贵州贫困县的职校校长很无奈地跟我说：“一些中职学生连自己名字都无法用普通话读出来，何况是学英语，上英语课大片大片地倒头睡觉。”
所以，学生混日子的行为背后有各种原因。他想学技能，想要就业，但在课堂和学校里，诉求没有得到满足，所以，他希望在外部去寻求。很多职校生喜欢通过兼职打工，参与社团活动和各类比赛来满足自己想要成长或者想要被社会认可的诉求，得到社会的承认。
我该向谁求助？
正午：职校生绝大多数来自农村底层，而其中流动儿童又占比很大。你有没有印象深刻的案例？
宋鑫淼：我曾去西北一个职校调研。受访谈的学生大多都有留守的经历，一些女生更是小时候在各个亲戚家庭间寄养，在流动过程中容易出问题。有个女生，直到高中学了生物课，才意识到自己曾经遭到侵犯，但她又不敢跟父母讲。高一的时候她成绩还特别好，到了高二意识到这个问题后，整个人的精神就出问题了。她说高考时脑子就是乱的，最后出来的成绩能上高职，就随便报了一个专业，才来到这个学校。
因此，学业成绩很多时候只是一个结果，很多创伤都是过去的经历，可能还要带一辈子。当时我跟调研组的另一个老师聊到她的情况，老师说，她需要专业的心理咨询师和社工的干预和帮助。而职校学生的心理健康目前还是一个缺乏重视的方面，事实上，这与技能学习是一体两面，缺一不可。
正午：这个女生后来怎样了，校方对她的境遇知情吗？
宋鑫淼：不知情。因为恐惧，她连父母都没提过。根据我的观察，这件事也给她精神上带来了很深的创伤，或许连她自己都没有意识到。
流动儿童会遭遇各种问题，职校学生去打工也一样，很多会遇到被欠薪、被压工价的情况。我所采访的职校生身上大多有着“早熟”的特点，因为他们比普通高中生、大学生更早地接触到零工或者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底层工作。
但另一方面，职校生的一些优秀品质也跟这些环境有关，比如他们会互帮互助、很努力，很懂事。有个高职学生曾回忆起外出实习的经历： “我当时没满18岁，又是彝族，所以进不了厂。她们几个都能进，但因为我不能进，她们选择跟我一起走。那段时间我觉得很感动。”她的同伴解释道：“我们不可能把她一个人丢在那里，人生地不熟的，就跟着她一起在外面流浪了好长一段时间才找到了厂子。”
还有个案例让我印象深刻。有个学生每个暑假都去火锅店打工，每天都要插很多竹签，手上全是伤，一天工作12个小时，地面又很滑，她上菜端火锅有时候还会摔到地上被烫到。他们很早接触零工市场，知道底层服务业有多么艰辛，所以也很懂事，能吃苦，也希望职业学校能帮助他们学到真本事，能摆脱低端的工作，对职业教育系统抱有很大的期待，所以，当学校不能给他提供比自己能找到的更好的实习岗位时，他也会很失望。“我自己就可以去做服务员，为什么需要学校来给我找这个岗位？”学校成了他们最后的救命稻草，当学校没有承担起这个角色时，他们的确会比较失望。
正午：他们的困境，是否也部分源于家庭？很多城市孩子可以从家庭得到很多资源投入和情感支持吧。
宋鑫淼：职校生的困境和底层群体的困境是相叠加的。从个人立场来看，我很难把问题的解决方案指向家庭。很多孩子的家庭根本不可能给予他更多支持，反而希望孩子去给家庭分担经济压力。所以，职业教育和职校生理应得到政府和社会更多的关注和政策倾斜，无论是在舆论上还是在资源上。
让我特别感慨的是，哪怕是在公益界，对职校生的投入也不够多。有个公益基金会的工作人员曾告诉我，他们大部分的青年项目集中在两端，一是倾向乡村教育境遇特别差的底层，会有特别多支教活动；另一个就是指向985学生群体。比如，一些企业的公益项目“为女性科技赋能”，寻找的服务对象基本是985大学的女生，给她们开放编程课程和举办赛事。当我提到职业学校也有开设很多编程或者电子自动化专业，特别是很多学生家境一般，如果能够给职校学生也开设这些培训项目该有多好。但基金会工作人员说，很多企业对职业教育不熟悉，所以会下意识选一些耳熟能详的本科院校。最后出现的情况就是，头部学校得到的公益资源特别多，多到需要拉学生参加活动。所以，哪怕是在公益界，你也能看到这种资源倾斜的不对称。
关于家庭氛围，职校正好是“鸡娃”、“内卷”的反面。父母对孩子没有什么期待，也没什么规划。中产家庭觉得，在学校之外，还要对孩子有更多投入。而职校学生的父母会觉得，最好全都由学校包管，我什么都不用管。但进入职校才发现，职校也不一定管，或者说它的能力也不够。
所以，职校生感觉自己没人管，也不知道去哪儿求助。就带着这个迷茫的状态进入劳动市场，有些学生甚至连履历都不会写。我记得，有次去参加一个校园招聘，老师让他们写简历，结果有个学生随便乱写了一下就交给企业了。实际上他得过一些省级的奖，但他没写进去。没人教他，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写。
这些16-19岁的孩子只能靠自己进入到劳动力市场，而最终他能找到的工作只能跟他以前找的兼职是一样的。
职业教育VS普通教育
正午：为什么在整个教育系统里占比约一半的、庞大的职校生群体会变成不被尊重和重视的边缘群体？
宋鑫淼：从大多数人的个人经历来说，职业教育从来就不是他们求学的目标、向往的灯塔。正如每年新闻报道只会说考上清北和重本的比例和故事，而从来不会报道多少人进入到职业学校。我认为职校生议题的边缘化来自于 “三重边缘”：第一，职校生群体大部分来自普通家庭，尤其是流动儿童和农民工家庭。第二，职业教育在整个教育系统里也是被边缘化的。改革开放前，这些讲究实用性的劳动生产线工人以及职业技工学校，其实是很有社会地位的。改革开放后，随着人们对大学文凭的重视，整个职业教育系统所获得的资源越来越少，导致职校招生也很困难。第三，职业教育培养的工人或者说底层白领，在劳动力市场上不是人们向往的中产、金领等职业。这三种边缘的叠加导致职校生群体无人问津。
正午：有学者指出，职校从政府获得的资源投入，相比其体量是不成比例的。
宋鑫淼：具体数字体现在职校生的人均教育支出上，中职的人均支出低于普高。但是，按国际标准，职业教育的生均投资应该要高于普通高中。为什么呢？因为职校的实训课需要购买设备，学生需要从做中学习技能。而这些设备一般比电脑、黑板或者教科书更贵。比如，要培养学生的汽修技术，就需要购买发动机等汽车零部件。所以，考虑到硬件投入，按道理来说，职业教育支出应该比普通教育更高，但实际情况却是相反的。近几年这种状况有些改善，国家对职业教育的投入比以前多了一些。
正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化的呢？
宋鑫淼：大概从2015年开始。当时“中国制造2025”政策出台，强调工匠精神，要求技能提升和产业转型。产业转型包括制造业转型，其需要的技术工人还是要中职或高职来培养。所以产业转型的需要对教育资源的倾斜是有影响的。
正午：大多数人其实关心的是985升学比例，很难看到职业教育对经济和社会的意义。
宋鑫淼：这是一个迷思。其实，我们谈产业升级、经济发展或者社会进步，并不是追求高精尖的技术进步才是进步。前沿科技的突进，需要清华等高校的理工科，但从社会整体的进步来说，比如中国面临的养老问题，需要大量的专业护理人员，这些都是我们职业院校培养的。很难说护理人员的专业化就不如高精尖技术的研发重要。不只是护理专业，各行各业都需要专业化，秘书、护士、修理工都需要。
在这些需要精益求精的行业，投入一点就可以得到很多回报。就好比考试，从95分到100分需要花很多精力，但从60分到80分就容易很多。科学家做出突破很难，但如果你把课程做好，培养出好的实习规范、行业准则，就可以培养出更多优秀的职校生和技术人员。从教育回报来说，有很多研究证明，中职的教育回报其实是高于普高的，不管是对家庭还是对孩子未来的收入。关于将资源投入职业教育不值得的疑虑，是一个误解或者迷思。
职校生也有文凭焦虑
正午：除了技能课，职校还有哪些方面可以帮助学生？
宋鑫淼：在课程上其实可以做一些改变。很多职校生已经拥有非常丰富的零工经验，但由于年纪小，导致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上容易踩“坑”，所以，在课程设置上，我们不能只教专业课或理论课。
我调研过的一个学校比较好，会教学生一些劳动法的课程。我认为，还应该加一些防范性骚扰的课程，因为很多女生会遇到类似问题；以及防范网贷诈骗等相关内容。这种课程的设计更符合职业教育面向劳动力市场的本质，更符合学生的自身需求。
正午：对职校生来说，他们也有文凭焦虑吗？
宋鑫淼：这也是我在田野中感受很深的地方，我能感受到职校生也身处文凭的焦虑之中，需要去玩文凭的游戏。从宏观上看，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是同等的，只是两条不同类别的路径。最近提的应用型本科也是希望让职业教育在学历上有一个晋升渠道。但是，只要不改变以文凭为导向的理念，对职校生来说，这个游戏就是玩不过普通教育的，因为本科之后还有硕士，还有博士。
劳动力市场目前还是在用文凭来筛选劳动力。一些好的工作，不会开放给职校生。所以，一方面我们跟职校生说，你们动手能力更强，有工匠精神，工匠强国；但另一方面，劳动力市场却存在各种各样的文凭歧视，使得他们只能追求专升本，本科后还要考研。所以，他会陷入一种身份的撕扯中。
要真正达成同等地位，还需要做很多功课，比如破除劳动市场的文凭歧视，还有工资和岗位歧视。职校生是不是能够拿更高的工资，能不能晋升为管理层？现实是不能，于是学生就不得不去追求文凭的游戏，不得不去报考各种考试，而文凭又在通胀。
而追逐文凭这个游戏，对家境普通的职校生来说，付出更大，因为报考一个考试可能就需要几千块钱。他还要交两年学费，这两年还不能进到劳动市场赚钱，补贴家用。
正午：所以，职校生的困境不仅是职校生自身的问题、职校的问题，也是社会的问题。关于职业教育的困境纾解和职业教育的未来，你似乎比较悲观？
宋鑫淼：我只是觉得有点悲哀，虽然我们从宏观上划定了两条教育路径，甚至最新的《职业教育法》也说明：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只是类型上的差别，不存在高低之分。但是这句话不能空是一纸明文，而是需要让大众、让劳动力市场、让职校生真的相信，职业教育真的是另一种可能和出路，而不是次等和最后的选择。要实现这种社会共识，不仅是在政策优待上、资源倾斜上、制度管理上、教学质量和改革上、校企合作上、公众宣传上等多维度的，大力度、长时间和大资源的投入和坚持。如果仅仅靠职校生自己或者他们的家庭来扭转这个局面，他们势必会处在一个扭曲的状态：一方面，职校生认为自己有价值、学得比大学生更实用、更有动手能力，这种对“身份”的区分是社会赋予的，但是在论述上，他们试图找到职业教育的独特性；另外一方面，他们要摆脱底薪和艰难的工作，却只能不断地在学历上攀升，玩着文凭游戏，他们知道即便上了大专、甚至专升本也学不到什么技能，但却要花费报名费用、读大学的钱、全身心地备考，承担着害怕文凭通胀的恐惧来玩这个游戏。但事实上，你知道这个游戏没完没了、也不能说明什么。
正午：互联网带来了很多传统制造业以外的职业，比如直播，有没有职校生参与其中？是否会给职校生带来了一条新的出路？
宋鑫淼：非常多。我在做田野的时候接触过深圳的一些学生，他们是学校广播站的，组建团队，创立工作室，帮人拍视频、拍照片。这种尝试还是比较多的。
我在论文中还提到过一些“不混”的案例，比如在学校里做小生意。在贵州一所职校，学生物流社团做了一个外卖快递点，给各个宿舍送水、送外卖等。接触多了，你就会发现，很多学生比较有想法，也很有行动力。我们曾做过一个新媒体的培训，一些学生还会从自身留守和流动儿童的经历来拍摄视频，剪辑和做公众号运营，他们都是蛮有想法的学生。
最开始我进入田野之前会觉得这是个很特殊的群体，但研究一段时间之后，会发现他们其实就是普通的学生，跟我们一样读书，谈恋爱，找工作，很有活力，搞社团，参加比赛。奈何一到劳动市场，职校生的标签会限制他们的发展。
他们非常生气，为什么我得了这么多奖，这么努力证明自己了，你还是会以职校生标签来歧视我。
我认识一个同学，他曾是一个职校的学生会主席，很优秀了，得了很多奖。但有次他朋友圈很生气地写到，他在亲戚聚会上被一个叔叔“评头论足”，可能是因为学历的问题被歧视。他说，我得了那么多奖，除了学历标准，其他方面我都努力去实现了。为什么这些努力在你眼里好像不算数？
我想，这也是所有职校生想给社会提的一个问题。
——完——
作者闫桂花，界面编辑。
题图：2022年6月，湖北恩施，某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在车间实习。来源：视觉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