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难忘掉今年九月在老家河边喝酒的那个晚上。那个晚上河堤的石阶上坐了四个人：最低处是个垂钓者，他穿了迷彩军装，脸朝水面，偶尔接几句话，我得知他是一个退伍军人；最高处是一个女生，读中学的模样，耳机包住头，一晚上没说话；女生旁边是我的朋友，他在北京工作，趁周末到了山东，姑且算是秋游；我的话最多——回到故乡，我徒然像个真正的主人，怀揣本城的常识和历史，急切赠与来客。多年前，这条河还在城缘，对岸坐落着村庄和农田，城区扩张以后，对岸建起茂密的商品楼，这河就变作了城中心的景观，但它浑然不觉，继续往暧昧不清的南方流去。
白天我带朋友在街上走。城区太小，几条马路而已，我们走走停停，不小心就回到了原点。我搜索每处街角想找点往事，却总落空。小城早变了。
入眼的楼房自然比以往高了许多。二十年前，有栋楼盖到十层，鹤立鸡群，人们觉得那是极限。如今它仍在，不知翻新了多少次，仍隐没于四周更年轻的楼群里，一副仰望之姿。无论高低，以往楼房都是灰的，如今它们色彩斑斓。绿色少了，因为街上没树了，我还记得是一夜狂风把老街几十年的法国梧桐拔掉的。第二天一早我挂着红领巾去上学，远远看见它们躺在地上两排，裸露着树根，觉得末世到了。那些梧桐原本遮天蔽日。政府顺应了狂风的意思，立马把顽强的最后几棵也迁走了。如今路边空空荡荡，马路修了又修。人们把一切工程都理解成政府在捞钱。拥堵的小汽车好似复制而来，堵住一次次拓宽的街道，它们让我想起龙虾猛然出现的那年——大约是2000年夏天，那些大个头突然取代本地瘦小的河虾，成了小贩水箱里的明星，它们暗黑色的身子佝偻着，两臂挥舞，有的太过活跃，跳出水箱，爬到路上。人们纷纷去买，犹豫着怎么吃，还没下锅，关于它们有毒的消息就传开了，“变异”，“有癌”。在小镇，闯入者总是意味着不祥。
外地人本就很少，在大人们口中，他们都是可疑的“南方人”。我家还住老房子时，有两间房出租过，起初是一帮青年男女，进进出出，人流量极大，地上铺了席子，夜里也住满人。父亲判断他们是“搞传销的”，赶走了。后来入住的是两个江苏人，做家具生意。那时大概还没有甲醛超标的说法，他们夜里总把刚漆过的桌椅抬进屋里，味道刺鼻，也把水泥地面铺了一层难看的油漆斑点，死死地刮不动。后来父亲决定房子不再出租，换我住进去，住了几年，直到那房子拆掉。我还记得那房间彩色的地面。摆在墙角的是刷了红漆的防震床——那些年地震的预警没有停过，人们愿意把一切异象视作前兆。我也很害怕，有两个权威让我总担心自己震死在夜里：一个是传言里的地震专家，大人们仿佛亲眼所见，说那个专家死在北京，咽气之前仍手指本城的方向；我更相信我爷爷的说法，他认为本城被一只千年的乌龟驮在背上，久了乌龟就要翻身，一翻身就是地震。
爷爷死时73岁，2011年11月27日，他的身体和清晨的空气一样凉。我当即认为他是被谋害的，并相信凶手还在附近，守灵时我几次走开，站在门口审视每个可疑的路人。可按照父亲的说法，爷爷早就活够本儿了。1974年他从西北呆了十年回来，只带了一本日记和一叠药方，整个人龙虾一样佝偻着，每天喝一壶中药，让人觉得时日无多。可他却是同辈人里活得最久的。我把床底的十本家谱藏了起来——按规矩家谱只传长子，该给我伯父。家谱记载，清朝年间，本族第一位长者不知自何处逃荒而来，生了七个儿子，此后两百年不止，枝繁叶茂，到我已经是第十九辈。爷爷骄傲于宗族的浩大，总爱讥讽姥爷是乡下人。我跟爷爷长大，跟着骄傲，自认具有更高贵的血统。很晚我才意识到这个想法的可笑。
叔伯们和舅舅们毫无区别，他们共同的信仰只是喝酒。春节时我在父母两边的亲戚间流连，也无非从一个酒桌挪到另一个酒桌。男人们举起酒杯说喝，接着就喝，男人们再举起酒杯说喝，接着就再喝。有人满面通红，有人倒在桌上，女人们永远咒骂，也永远被骂回去。教唆幼童喝酒也是酒桌上的乐趣，喝酒是长大的表现。我在怂恿声里咽下一口酒，得到众人肯定，心里想，这东西该和尿一个味道，我永远不再碰它。那时我并不知道，酒这东西为什么对他们而言不可抵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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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边这天晚上，我买了两次啤酒。我越来越喜欢喝酒了。最早我讨厌它，闻着就难受，一年也不碰几次。也许不只是讨厌酒精，还因为饭桌上总有人劝酒。劝酒让人烦。一次回家，同学吃饭，满桌倒了酒，我不喝，他们就劝，说辞毫无新意：“不喝不是男人。”我一点也不想忍，宣布自己是女人，起身走掉。不知什么时候开始我却主动找人喝酒。酒量仍然很差，喝完几杯，脑子就慢下来，身体发轻，越来越轻。
酒总是喝着喝着就喝完了。河边，我和朋友手握酒瓶，不时碰几下。灯光少，天空和河流都是黑色。浮漂闪着幽光，立在水上，垂钓者抬了几次竿，拽鱼线，摘了几条鱼，收进水桶。
以前我常逃了课到这河边踢球。那时两岸只是草地。草太高，球滚得慢，有时踢飞了，落进草丛要找半天。球进了河里，就有人叫喊着，跃进水里，好像等了很久。其他人也跟上去，眼看水里的人游向水面的皮球，抱到怀里，再游回来。那是个额外的好节目。球赛继续。全身是水的人投入了战斗，撞到一起不舒服，我们就躲着他。我不会水，从没下过河。
小学时我得到的第一个震撼正来自于这条河。水鬼的传说大同小异，散布在中国每条死过人的河里。传说眼前这条河每年都要带走一个人，五年级那个夏天是例外——同时三个孩子淹死在河里。不同版本的传言均对死状的恐怖有所解释，桥下大闸斩掉了三个人头的说法令我失眠。死状当然已不可考，但他们的确死了，其中一人生前还跟我踢过球，我见过他的妈妈到球场赶他回家。儿子死后，人们说妈妈疯了。还有更冤的死法：有一次为争夺项目，一处建筑工地上发生群殴，有人朝天上开了枪，击中了隔壁楼上探出头的围观者。有一起命案不知真假，发生在桥上，几个混混喝了酒，大概是比起了胆量大小，有人红了眼睛，自称敢于杀人，被激将后掏出了小刀，立马刺进了桥上一名路人的胸口，正中心脏。如果这故事属实，那路人无疑是本县最冤的死者。桥上最近的命案发生在今年夏天，一辆轿车冲破了围栏，落到河里，死了一男一女，据说失控的原因是毒驾。
黄赌毒之类，那时离我太远。以我当年仅有的体验，唯一涉黄的只有一家取名为“清华”的网吧。和其他网吧比拼网速和机器不同，清华网吧年久失修，机器从不更新，生意火爆的秘密就是电脑里塞满的各类影片。男生之间的秘密：掀开厚厚的棉布门帘，走进那网吧，也就走进了另一个幽暗世界。
为了买酒，我和朋友抄近路走过一片矮楼，黄昏里，每家店面里都亮着暧昧的红光，各色女郎坐在门边，看到人影，每一个都远远地提起了精神，注视我们。我和朋友不知不觉压低了说话的声调。这片红灯区存在了二十多年，想必楼里的女郎换了已经几代，当年我总骑着车路过此地，这才第一次看见她们。
那时我骑车去学校。学校和地狱无异，可我不得不去。有段时间我连续逃课，逃久了竟也觉得无聊。真没什么地方可去。最后倒不如回教室坐着——至少还有女同学可看，她们一边做题一边发育。总之并没有什么逃离和反抗，就只是烦闷的青春期，乏善可陈，度日如年。
终于毕业了。后来每次回家，我却经常骑车去学校转一圈。停在楼下，看着窗户上的铁丝网，心里留出一秒，假装自己回到当年，顿时有点惊惶，下一秒，立刻把自己释放出来。我热爱这种无聊的假想和快感，总之一个意思：此人早就不再受制于这牢笼，他自由了。
回来工作的同学不少，最意外的一个是当了人民教师。他是我同桌，我比谁都清楚当年他是如何诅咒数学老师的——而今他教的正是数学。有次回家，他让我假装听课，混进了教室后排，一上课，他走上讲台，我也跟着起立，和学生一起高喊，老师好。我盯着他，他怕笑出来，躲避了我，板起脸，像个真正的老师。
我四处跑。上学，毕业，上学，肄业，工作，辞职，工作，辞职，工作，辞职。北方到南方，南方到北方，一个城市一个城市一个城市，见到的景致越多，回去小城就越觉得单调。有段时间，户口迁了出去，我回家办个什么手续，材料交上去，工作人员给推了回来。她说，你不是本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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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边有家咖啡馆，白天我和朋友曾进去买酒。没有酒，我们点了两杯“可乐咖啡”。尝一口，可乐不是可乐，咖啡不是咖啡。朋友说，味道还不错。
前年春天我离开广州，回家呆了一个月，经常到这咖啡馆呆着。我认识这个老板。早年他在学校附近开了一家书店，书卖不出，全搬到了咖啡馆，满满几个书架。书没多少人在意，来的人也只是喝茶打牌。我连去几天，有次聊了几句。我告诉他，当年我去书店买过试卷。他笑了笑，说那已经很早了。我大概又问了他生意如何，他仍是笑了笑，说，不行。
那个月我本想多陪父母，其实吃了早饭就往外跑，天黑才回家。每次回家都是如此。我对父母撒谎小学时就开始。星期一我总是肚子疼，故作病态，不去上课，其实是周末没做作业，逃避检查。到了中学，每次从网吧回来，都说是去了书店——这类谎话自不必说。现在也是。母亲至今不知我在家抽过烟。我总是躲在楼顶，抽完烟，藏好烟头，漱口洗脸。或许她闻到了，选择不说。反正早年她总想掌握子女的一切。初中时她带我买外套，我选黄色，她不答应，我执意要。趁我去学校，她仍回商场换回了蓝色。我为此很久不跟她说话。很奇怪，关于当年她如何控制我，现在我只记得这一件事。她做了三十年医生，也迷信了三十年算命先生。有一次听说某个瞎子奇准，她就凌晨去排队。回来以后她就把妹妹的名字改了。这几年她总念叨什么都管不了什么都不管了，我信以为真。可前年她突然又请了一尊大菩萨，摆在楼上，每天上香。我才知道她永远担忧一切。
我也记得最后一次被父亲打。也是初中，马桶堵了，我和弟弟互相推诿，他刚被下水道折磨过，顿时火了，一脚踹过来。他不太愿意相信我，总狐疑地审视我——那次我倒是真不知道谁堵住了马桶。我相信他的暴躁来自早年的压力，弟弟妹妹在12分钟内先后出生那年，他还不到三十岁。换成我肯定也被吓到。几乎只有看球时我才和他深入交流，我们一起骂中国队和山东队。早年看直播用户外天线，风一起，天线歪掉，信号就断了，我们轮流爬上屋顶，一个调方向，一个调电视。现在他喜欢爬山——我不知道是因为喜欢，还是因为在家无聊。我没问过他，这种讨论对我们来说太过抽象，很难发生。每次回家，我只见他坐在沙发上，庄重地问我一些重复的问题，并不知道他现在是不是过得更安心了。他换了更好的车子，开起来舒服很多，可是他的世界——像手动挡到自动挡一样更易于掌握了吗？未必。有一次我跟他去洗车，洗车师傅恭维他，他冷笑，自嘲说自己毫无本事，只有眼前这辆车听他的话。他的意思无非是说我忤逆，迟迟没结婚。
妹妹一毕业就结婚了，但他并不在乎，他的观点和本地的传统一致：女孩嫁出去就是别人的，儿子才意味着繁衍。看上去妹妹倒不以为意，似乎早就清楚这个命运，只有一次，她还没毕业，悲哀地跟我抱怨，为什么人非得结婚。但她一毕业就结婚了，儿子现今早已踉跄地跑起来。他吐字不清，兴奋地喊我舅舅。我不知该摆何种表情，只好先勉强应一声。
妹妹察觉到我的局促，兀自笑起来。她竟已经做了妈妈。一瞬间我觉得委屈，不知道是为她，还是为了时间，或者别的什么。我一个人上了楼顶，抽起烟。暮色由远及近，风自己吹自己。
年近八十，奶奶仍带着恨意生活。她嫉恨爷爷早死，一遍遍地说，自觉惹人烦了，停掉，又回到往年的话题，直到骂起姥姥家的人。她认为舅舅借了我家太多钱。“寄生虫！”有次她恶狠狠地扔出这句话，像竭力往地上摔了个盘子。我猜她是从电视上学到这个词的。爷爷死后，她始终不会用遥控器，只能看山东台的电视剧。我教她用，她点头记住，可下次我去找她，电视仍停在上次的频道，连音量都没变。见面前，我总想多陪她聊天，可是一坐下又烦——她总说到自己随时会死，希望看到我结婚。我忍不住厉声打断她，接着又后悔、自责。
我去姥姥家就更像个客人。姥姥总为我倒茶。我们互相客气。姥爷则笔直坐着，眯起眼，他早已退休，但仍去坐诊。似乎他更习惯医院的生活。家里的事他不过问，全由姥姥把持。一切原则就是维护我的两个舅舅。我本以为舅舅几乎就是负责喝酒的人，去年春节，在饭桌上，我才得知他也在北京呆过。那是八十年代末的某个六月，他在河南还没退伍，随部队进京，呆了两个月。
“喝。”舅舅红着脸，又举起了酒杯。
表弟也在北京呆过。读书时他被认为染上了网瘾，送去北京戒了一个月。回来时爱讲普通话，被姨父训斥。结婚后，表弟胖得像充了气。当年他瘦得像个旗杆，死死地插在网吧座位上。所谓的问题少年。
堂哥的问题是贩毒。被抓前一个月，坊间已经有所传言，长辈们轮次跟他谈话，要他交代情况。他认为受到羞辱。堂姐质问他，他干脆哭了。公安审讯时他却承认得很快。我隔着玻璃看过他一次。这次他是真哭了。嫂子也哭。可是回来的车上，她转过头，又冷笑了，打开他的手机，递给我。他在外面的女人至今不知他被抓，仍不时发来讯息。
嫂子说，刚恋爱时，堂哥认真跟她说，这个地方，从小到大就没人爱他。
我真不知道该说什么，就吸了一口气。
所有的人接受了一切吗，如果并不接受，又如何总能笑出来？我不知该问谁。或许他们自己也不知道。我跟每个人都能多说几句，也跟每个人保持了生分。哪怕是爷爷，晚年时我也不知他心里在想什么。我喊他一声，他就满足地笑笑，扭过去，看远处。他一定认为我始终和顽童无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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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带朋友到小城玩，呆了三天。白天在城里转，晚上就坐在河边喝酒。酒快喝完了。天也完全黑下来。垂钓者收了竿，绕了鱼线，起身提桶，拾级而上。路过我和朋友身边时，他笑着说，还没喝完呢。刚说完，他似乎犹豫一下，提高了分贝，朝旁边的女生说，这么晚了，这个闺女还不回家？
这女生一晚上都没动静，收到他的提醒，迅速起身，离开了。我意识到此刻我也是被警惕的闯入者。没离开这小城时，我正像眼前的河流，浑然不觉地走掉了，再回来时，我只是个访客。
——END——
王琛，前正午员工，现就职于《智族GQ》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