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乡人|小城

王琛 · 11/29

来源:界面新闻

 

我很难忘掉今年九月在老家河边喝酒的那个晚上。那个晚上河堤的石阶上坐了四个人:最低处是个垂钓者,他穿了迷彩军装,脸朝水面,偶尔接几句话,我得知他是一个退伍军人;最高处是一个女生,读中学的模样,耳机包住头,一晚上没说话;女生旁边是我的朋友,他在北京工作,趁周末到了山东,姑且算是秋游;我的话最多——回到故乡,我徒然像个真正的主人,怀揣本城的常识和历史,急切赠与来客。多年前,这条河还在城缘,对岸坐落着村庄和农田,城区扩张以后,对岸建起茂密的商品楼,这河就变作了城中心的景观,但它浑然不觉,继续往暧昧不清的南方流去。

白天我带朋友在街上走。城区太小,几条马路而已,我们走走停停,不小心就回到了原点。我搜索每处街角想找点往事,却总落空。小城早变了。

入眼的楼房自然比以往高了许多。二十年前,有栋楼盖到十层,鹤立鸡群,人们觉得那是极限。如今它仍在,不知翻新了多少次,仍隐没于四周更年轻的楼群里,一副仰望之姿。无论高低,以往楼房都是灰的,如今它们色彩斑斓。绿色少了,因为街上没树了,我还记得是一夜狂风把老街几十年的法国梧桐拔掉的。第二天一早我挂着红领巾去上学,远远看见它们躺在地上两排,裸露着树根,觉得末世到了。那些梧桐原本遮天蔽日。政府顺应了狂风的意思,立马把顽强的最后几棵也迁走了。如今路边空空荡荡,马路修了又修。人们把一切工程都理解成政府在捞钱。拥堵的小汽车好似复制而来,堵住一次次拓宽的街道,它们让我想起龙虾猛然出现的那年——大约是2000年夏天,那些大个头突然取代本地瘦小的河虾,成了小贩水箱里的明星,它们暗黑色的身子佝偻着,两臂挥舞,有的太过活跃,跳出水箱,爬到路上。人们纷纷去买,犹豫着怎么吃,还没下锅,关于它们有毒的消息就传开了,“变异”,“有癌”。在小镇,闯入者总是意味着不祥。

外地人本就很少,在大人们口中,他们都是可疑的“南方人”。我家还住老房子时,有两间房出租过,起初是一帮青年男女,进进出出,人流量极大,地上铺了席子,夜里也住满人。父亲判断他们是“搞传销的”,赶走了。后来入住的是两个江苏人,做家具生意。那时大概还没有甲醛超标的说法,他们夜里总把刚漆过的桌椅抬进屋里,味道刺鼻,也把水泥地面铺了一层难看的油漆斑点,死死地刮不动。后来父亲决定房子不再出租,换我住进去,住了几年,直到那房子拆掉。我还记得那房间彩色的地面。摆在墙角的是刷了红漆的防震床——那些年地震的预警没有停过,人们愿意把一切异象视作前兆。我也很害怕,有两个权威让我总担心自己震死在夜里:一个是传言里的地震专家,大人们仿佛亲眼所见,说那个专家死在北京,咽气之前仍手指本城的方向;我更相信我爷爷的说法,他认为本城被一只千年的乌龟驮在背上,久了乌龟就要翻身,一翻身就是地震。

爷爷死时73岁,2011年11月27日,他的身体和清晨的空气一样凉。我当即认为他是被谋害的,并相信凶手还在附近,守灵时我几次走开,站在门口审视每个可疑的路人。可按照父亲的说法,爷爷早就活够本儿了。1974年他从西北呆了十年回来,只带了一本日记和一叠药方,整个人龙虾一样佝偻着,每天喝一壶中药,让人觉得时日无多。可他却是同辈人里活得最久的。我把床底的十本家谱藏了起来——按规矩家谱只传长子,该给我伯父。家谱记载,清朝年间,本族第一位长者不知自何处逃荒而来,生了七个儿子,此后两百年不止,枝繁叶茂,到我已经是第十九辈。爷爷骄傲于宗族的浩大,总爱讥讽姥爷是乡下人。我跟爷爷长大,跟着骄傲,自认具有更高贵的血统。很晚我才意识到这个想法的可笑。

叔伯们和舅舅们毫无区别,他们共同的信仰只是喝酒。春节时我在父母两边的亲戚间流连,也无非从一个酒桌挪到另一个酒桌。男人们举起酒杯说喝,接着就喝,男人们再举起酒杯说喝,接着就再喝。有人满面通红,有人倒在桌上,女人们永远咒骂,也永远被骂回去。教唆幼童喝酒也是酒桌上的乐趣,喝酒是长大的表现。我在怂恿声里咽下一口酒,得到众人肯定,心里想,这东西该和尿一个味道,我永远不再碰它。那时我并不知道,酒这东西为什么对他们而言不可抵挡。

 

***

河边这天晚上,我买了两次啤酒。我越来越喜欢喝酒了。最早我讨厌它,闻着就难受,一年也不碰几次。也许不只是讨厌酒精,还因为饭桌上总有人劝酒。劝酒让人烦。一次回家,同学吃饭,满桌倒了酒,我不喝,他们就劝,说辞毫无新意:“不喝不是男人。”我一点也不想忍,宣布自己是女人,起身走掉。不知什么时候开始我却主动找人喝酒。酒量仍然很差,喝完几杯,脑子就慢下来,身体发轻,越来越轻。

酒总是喝着喝着就喝完了。河边,我和朋友手握酒瓶,不时碰几下。灯光少,天空和河流都是黑色。浮漂闪着幽光,立在水上,垂钓者抬了几次竿,拽鱼线,摘了几条鱼,收进水桶。

以前我常逃了课到这河边踢球。那时两岸只是草地。草太高,球滚得慢,有时踢飞了,落进草丛要找半天。球进了河里,就有人叫喊着,跃进水里,好像等了很久。其他人也跟上去,眼看水里的人游向水面的皮球,抱到怀里,再游回来。那是个额外的好节目。球赛继续。全身是水的人投入了战斗,撞到一起不舒服,我们就躲着他。我不会水,从没下过河。

小学时我得到的第一个震撼正来自于这条河。水鬼的传说大同小异,散布在中国每条死过人的河里。传说眼前这条河每年都要带走一个人,五年级那个夏天是例外——同时三个孩子淹死在河里。不同版本的传言均对死状的恐怖有所解释,桥下大闸斩掉了三个人头的说法令我失眠。死状当然已不可考,但他们的确死了,其中一人生前还跟我踢过球,我见过他的妈妈到球场赶他回家。儿子死后,人们说妈妈疯了。还有更冤的死法:有一次为争夺项目,一处建筑工地上发生群殴,有人朝天上开了枪,击中了隔壁楼上探出头的围观者。有一起命案不知真假,发生在桥上,几个混混喝了酒,大概是比起了胆量大小,有人红了眼睛,自称敢于杀人,被激将后掏出了小刀,立马刺进了桥上一名路人的胸口,正中心脏。如果这故事属实,那路人无疑是本县最冤的死者。桥上最近的命案发生在今年夏天,一辆轿车冲破了围栏,落到河里,死了一男一女,据说失控的原因是毒驾。

黄赌毒之类,那时离我太远。以我当年仅有的体验,唯一涉黄的只有一家取名为“清华”的网吧。和其他网吧比拼网速和机器不同,清华网吧年久失修,机器从不更新,生意火爆的秘密就是电脑里塞满的各类影片。男生之间的秘密:掀开厚厚的棉布门帘,走进那网吧,也就走进了另一个幽暗世界。

为了买酒,我和朋友抄近路走过一片矮楼,黄昏里,每家店面里都亮着暧昧的红光,各色女郎坐在门边,看到人影,每一个都远远地提起了精神,注视我们。我和朋友不知不觉压低了说话的声调。这片红灯区存在了二十多年,想必楼里的女郎换了已经几代,当年我总骑着车路过此地,这才第一次看见她们。

那时我骑车去学校。学校和地狱无异,可我不得不去。有段时间我连续逃课,逃久了竟也觉得无聊。真没什么地方可去。最后倒不如回教室坐着——至少还有女同学可看,她们一边做题一边发育。总之并没有什么逃离和反抗,就只是烦闷的青春期,乏善可陈,度日如年。

终于毕业了。后来每次回家,我却经常骑车去学校转一圈。停在楼下,看着窗户上的铁丝网,心里留出一秒,假装自己回到当年,顿时有点惊惶,下一秒,立刻把自己释放出来。我热爱这种无聊的假想和快感,总之一个意思:此人早就不再受制于这牢笼,他自由了。

回来工作的同学不少,最意外的一个是当了人民教师。他是我同桌,我比谁都清楚当年他是如何诅咒数学老师的——而今他教的正是数学。有次回家,他让我假装听课,混进了教室后排,一上课,他走上讲台,我也跟着起立,和学生一起高喊,老师好。我盯着他,他怕笑出来,躲避了我,板起脸,像个真正的老师。

我四处跑。上学,毕业,上学,肄业,工作,辞职,工作,辞职,工作,辞职。北方到南方,南方到北方,一个城市一个城市一个城市,见到的景致越多,回去小城就越觉得单调。有段时间,户口迁了出去,我回家办个什么手续,材料交上去,工作人员给推了回来。她说,你不是本地人。

 

***

河边有家咖啡馆,白天我和朋友曾进去买酒。没有酒,我们点了两杯“可乐咖啡”。尝一口,可乐不是可乐,咖啡不是咖啡。朋友说,味道还不错。

前年春天我离开广州,回家呆了一个月,经常到这咖啡馆呆着。我认识这个老板。早年他在学校附近开了一家书店,书卖不出,全搬到了咖啡馆,满满几个书架。书没多少人在意,来的人也只是喝茶打牌。我连去几天,有次聊了几句。我告诉他,当年我去书店买过试卷。他笑了笑,说那已经很早了。我大概又问了他生意如何,他仍是笑了笑,说,不行。

那个月我本想多陪父母,其实吃了早饭就往外跑,天黑才回家。每次回家都是如此。我对父母撒谎小学时就开始。星期一我总是肚子疼,故作病态,不去上课,其实是周末没做作业,逃避检查。到了中学,每次从网吧回来,都说是去了书店——这类谎话自不必说。现在也是。母亲至今不知我在家抽过烟。我总是躲在楼顶,抽完烟,藏好烟头,漱口洗脸。或许她闻到了,选择不说。反正早年她总想掌握子女的一切。初中时她带我买外套,我选黄色,她不答应,我执意要。趁我去学校,她仍回商场换回了蓝色。我为此很久不跟她说话。很奇怪,关于当年她如何控制我,现在我只记得这一件事。她做了三十年医生,也迷信了三十年算命先生。有一次听说某个瞎子奇准,她就凌晨去排队。回来以后她就把妹妹的名字改了。这几年她总念叨什么都管不了什么都不管了,我信以为真。可前年她突然又请了一尊大菩萨,摆在楼上,每天上香。我才知道她永远担忧一切。

我也记得最后一次被父亲打。也是初中,马桶堵了,我和弟弟互相推诿,他刚被下水道折磨过,顿时火了,一脚踹过来。他不太愿意相信我,总狐疑地审视我——那次我倒是真不知道谁堵住了马桶。我相信他的暴躁来自早年的压力,弟弟妹妹在12分钟内先后出生那年,他还不到三十岁。换成我肯定也被吓到。几乎只有看球时我才和他深入交流,我们一起骂中国队和山东队。早年看直播用户外天线,风一起,天线歪掉,信号就断了,我们轮流爬上屋顶,一个调方向,一个调电视。现在他喜欢爬山——我不知道是因为喜欢,还是因为在家无聊。我没问过他,这种讨论对我们来说太过抽象,很难发生。每次回家,我只见他坐在沙发上,庄重地问我一些重复的问题,并不知道他现在是不是过得更安心了。他换了更好的车子,开起来舒服很多,可是他的世界——像手动挡到自动挡一样更易于掌握了吗?未必。有一次我跟他去洗车,洗车师傅恭维他,他冷笑,自嘲说自己毫无本事,只有眼前这辆车听他的话。他的意思无非是说我忤逆,迟迟没结婚。

妹妹一毕业就结婚了,但他并不在乎,他的观点和本地的传统一致:女孩嫁出去就是别人的,儿子才意味着繁衍。看上去妹妹倒不以为意,似乎早就清楚这个命运,只有一次,她还没毕业,悲哀地跟我抱怨,为什么人非得结婚。但她一毕业就结婚了,儿子现今早已踉跄地跑起来。他吐字不清,兴奋地喊我舅舅。我不知该摆何种表情,只好先勉强应一声。

妹妹察觉到我的局促,兀自笑起来。她竟已经做了妈妈。一瞬间我觉得委屈,不知道是为她,还是为了时间,或者别的什么。我一个人上了楼顶,抽起烟。暮色由远及近,风自己吹自己。

年近八十,奶奶仍带着恨意生活。她嫉恨爷爷早死,一遍遍地说,自觉惹人烦了,停掉,又回到往年的话题,直到骂起姥姥家的人。她认为舅舅借了我家太多钱。“寄生虫!”有次她恶狠狠地扔出这句话,像竭力往地上摔了个盘子。我猜她是从电视上学到这个词的。爷爷死后,她始终不会用遥控器,只能看山东台的电视剧。我教她用,她点头记住,可下次我去找她,电视仍停在上次的频道,连音量都没变。见面前,我总想多陪她聊天,可是一坐下又烦——她总说到自己随时会死,希望看到我结婚。我忍不住厉声打断她,接着又后悔、自责。

我去姥姥家就更像个客人。姥姥总为我倒茶。我们互相客气。姥爷则笔直坐着,眯起眼,他早已退休,但仍去坐诊。似乎他更习惯医院的生活。家里的事他不过问,全由姥姥把持。一切原则就是维护我的两个舅舅。我本以为舅舅几乎就是负责喝酒的人,去年春节,在饭桌上,我才得知他也在北京呆过。那是八十年代末的某个六月,他在河南还没退伍,随部队进京,呆了两个月。

“喝。”舅舅红着脸,又举起了酒杯。

表弟也在北京呆过。读书时他被认为染上了网瘾,送去北京戒了一个月。回来时爱讲普通话,被姨父训斥。结婚后,表弟胖得像充了气。当年他瘦得像个旗杆,死死地插在网吧座位上。所谓的问题少年。

堂哥的问题是贩毒。被抓前一个月,坊间已经有所传言,长辈们轮次跟他谈话,要他交代情况。他认为受到羞辱。堂姐质问他,他干脆哭了。公安审讯时他却承认得很快。我隔着玻璃看过他一次。这次他是真哭了。嫂子也哭。可是回来的车上,她转过头,又冷笑了,打开他的手机,递给我。他在外面的女人至今不知他被抓,仍不时发来讯息。

嫂子说,刚恋爱时,堂哥认真跟她说,这个地方,从小到大就没人爱他。

我真不知道该说什么,就吸了一口气。

所有的人接受了一切吗,如果并不接受,又如何总能笑出来?我不知该问谁。或许他们自己也不知道。我跟每个人都能多说几句,也跟每个人保持了生分。哪怕是爷爷,晚年时我也不知他心里在想什么。我喊他一声,他就满足地笑笑,扭过去,看远处。他一定认为我始终和顽童无异。

 

***

我带朋友到小城玩,呆了三天。白天在城里转,晚上就坐在河边喝酒。酒快喝完了。天也完全黑下来。垂钓者收了竿,绕了鱼线,起身提桶,拾级而上。路过我和朋友身边时,他笑着说,还没喝完呢。刚说完,他似乎犹豫一下,提高了分贝,朝旁边的女生说,这么晚了,这个闺女还不回家?

这女生一晚上都没动静,收到他的提醒,迅速起身,离开了。我意识到此刻我也是被警惕的闯入者。没离开这小城时,我正像眼前的河流,浑然不觉地走掉了,再回来时,我只是个访客。

 

——END——

 

王琛,前正午员工,现就职于《智族GQ》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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