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胎三月:大家都来生孩子

陈晓舒 · 07/18

 

没生过孩子的人,总是理解不了朋友圈里的晒娃狂魔。365天,他们似乎天天都无法克制住爱娃的那颗心,总想和全世界分享。小朋友多有趣啊,躺着怒目圆睁需要发一张照片,坐着睡眼朦胧也需要来一张,吃脚更可爱了,连发九张,早晨起来拉屎打个马赛克还要来一张。

就像我理解不了桌对面的老同学桔子。现在,罗非鱼、黑三剁、汽锅鸡、石屏豆腐就摆在面前,所有人都使劲夹菜,她却还没有动筷子的意思。“我的医生告诉我,生孩子这件事,就是两个人的分数加起来,满分十分,女的不行只有四分没关系,老公能拿八分,那加起来就及格了。你老公身体不好你别担心,你身体好啊,加起来也能及格。”桔子正在安慰一个备孕的女同学。

有人说,一孕傻三年。在桔子身上,这根本就是个笑话。她的宝贝已经出生两年了,两年来,她总是不厌其烦地讲述过去那段生产经历,完全没有记忆衰退的痕迹,还总能找到新的角度或者被遗落的细节,让我们这些没生过孩子的听众感觉,“怎么还有这么一段?”但我想,更可能的情况是,没有经验的我们根本不在意她说这些事情,晚餐过后晚风一吹,全部烟消云散。

但在那天的晚餐时刻,桔子再次主宰了话题。“私立医院还是不行,等你们生孩子,还是都得去公立。”她是全桌的权威,评论显得不容质疑。

有人提问:“你说生孩子顺产好还是剖腹产好?”

一个没生过孩子的女同学抢答:“我觉得剖好,我妈就和我说,将来我生孩子一定要剖,舒舒服服的,顺产太遭罪了,有的生不出来阴道要被侧切,很多没顺成改剖,还要受两道罪。”

另一个女生说:“是啊,听说生不出来,要用产钳夹出来,特别恐怖。”边说边比划出一把巨大的钳子。

桔子微微一笑。“我就是剖的啊,我是臀位,符合剖宫产指征,不管到哪个医院都是得剖。”

我们喝了不少米酒,一桌子不具备任何孕产知识的女生们跟随着桔子,聊着生孩子这个话题,讲述道听途说的各种片段经历。“我一个朋友肚子里的孩子脐带绕颈,特别恐怖。”一女生小声说。有人聊起痴呆儿:“一个朋友唐氏筛查没通过,把北京很多医院都跑遍了都没办法,但她舍不得放弃,最后还是生下来了,孩子特别健康。”

“他们真是了不起,要我可能就不敢要了。”桔子说。

怀孕生产的经历,从她们的讲述听来,就像恐怖片,胆小者慎入。最终,桔子意味深长地总结:“女人生孩子,就是鬼门关上走一道,没想好就别生。”

据说,桔子是走后门在北京最好的妇产医院生的孩子。那是哪家医院?我没什么概念。桔子说:“我认识那里的护士,给个红包能帮忙建档,你们怀孕了可以来找我,但一定要早,一怀上就找我,不过挂号还是得你们自己来。”

“建档和挂号是分开的?”我心里疑惑,但没好意思问。我着急回家,已经是四月初,但总觉得身上冷飕飕的,也特别疲乏。“你怎么好像很虚的样子?”桔子问。我说可能是吧,这一年,例假都不是特别规律。“你这样肯定怀不上的,而且只会越来越难。”桔子像是对我进行判决,所有人都遗憾、惋惜地望向我。

 

和桔子晚餐后的第二天,我用一根验孕棒就动摇了她的权威。我竟然怀孕了。我给她发了一条信息:“你昨天说的叶酸是什么牌子的?”她也许睡了,没有回应。

我坐在黑漆漆的客厅里,努力回忆前一晚所有关于孕产的只言片语,尽管知道很多内容并不科学,只是孕产小白们的谈资,却越想越害怕,赶紧打电话给我的朋友高莹,她是一名有十年经验的科学记者,一年前刚刚生完孩子。她言简意赅地告诉我现在应该开展的步骤是:确定怀孕、补充叶酸、上医院检查、预约产检、办理母子健康手册准备建档等等。

我一边搜索她的关键词,一边求解释:“怎么确定怀孕,需要去医院吗?”她说:“也可以去,但医院用的方式和你现在一样,也是尿液HCG检测,全称就是人类绒毛促性腺激素,怀孕后会开始产生这种激素进入血液和尿液。”

“那我该吃什么叶酸好?为什么要吃?”

高莹说:“最普通的就行。”补充叶酸是为了降低新生儿出生缺陷的风险,尤其神经管缺陷是中国常见的新生儿先天畸形,每天补充400微克的叶酸能把风险降低50%至70%。“医生一般会建议孕前三个月到生产完三个月每天都补充叶酸。”

“可我现在已经怀上了,还没开始补充呢,怎么办?”我越听越焦虑,后悔过去把她们的孕产经当耳旁风。我一口气又问了无数问题:“我这两天还喝酒了怎么办?”“我上周感冒了还吃药有关系吗?”“我前天徒步了20公里要紧吗?”“哎呀,我上个月还补牙了。”

高莹打断我:“怀孕初期所有的影响都是全或无,要嘛停止发育,要嘛继续正常生长。”

和身边不少已婚未孕妇女一样,我对生孩子这件事持有一种基本的态度:还没打算要,万一有了,那就生吧。我们对那些已孕妇女的态度是:别总叨叨这些没劲的。

但现在,我突然对她们的这段人生经历产生了强烈的兴趣。

高莹不得不又一次和我分享了她的怀孕经历——尽管她已经跟我讲了很多遍,但此前我从没有认真地听过。2014年,高莹的婚礼结束一个月,她就意外怀孕了,她清楚记得那天是6月19日,她在去公司的公交车上,哭得很慌乱,她告诉妈妈,她完全没有做好任何心理准备。第二天,她去家门口的妇产医院挂号确诊,早上八点钟不到,医院里就全是人,医生开了单子,让她去验尿,和家里的测试方式一样,半小时后显示HCG阳性。医生看完结果,问她:“要吗?”高莹怂了,说要。

我自问了一下,要么?

 

第三天天一亮,我便开始挂号,幻想着当天就能去医院确认。北京的挂号网站看起来很人性化,我只要找到想去的医院和日期,登记个人信息就算挂号完成。我快速查找到离我家最近的两家医院,北京妇产医院和朝阳医院。但让我震惊的是,前一家在未来可挂号的70多天内显示已满,后一家的妇产科在未来几月也已满员。

也许系统出了问题?我再次仔细地,逐月逐周查看,终于确认无论上午下午,专家普通号,全都被挂满。我告诉自己,近的不行,就去远点的,三甲不行,二甲也可以。但我查看了六七家医院,近期的号都被挂满了。

这是忙碌的一天。我摆开两台电脑,一台不停刷新挂号网站,一台搜索各种“找医院”资讯。在其中一篇孕产攻略里,孕妇分享了不走关系,自助能解决的挂号办法:

第一种,去挂号网站挂号。但不要挂妇产医院的产科,因为产科肯定爆满,可以挂妇科,甚至冷门的生殖科、中西医结合科等等,先挂上了再说。

我马上试验了这一方法,根本行不通。妇产医院连男科门诊在内的所有科室,都被挂满了——孕妇们肯定都看了这个攻略。

第二种挂号方式,是每天早上8点准点打114电话,被取消的预约会在这个时间集体放出。我只能再等一天尝试这个办法。还有一些挂号方式,比如天没亮就去医院排队,或者花钱买黄牛号,但鉴于今年二胎放开,生孩子暴增,这两种方法也并不容易实现。

但即便你挂上了号,还只是生孩子的第一步,取得了进入医院大门的资格证,离舒舒服服躺在医院的产床上还很远。按照医院规定,孕妇必须怀孕满12周,也就是三个月才可以在医院建档。所谓建档,就是在医院的档案室登记,可定期产检,并预约好有限的生产床位。

此刻是4月初,各个孕产论坛已经风声鹤唳,几乎每天都有孕妇前来报告:“早上去了协和医院,已经挂出牌子,预产期11月底之前的都满了”;“北京妇产医院12月建满”;“不用来中日友好医院了,预产期11月初已满”。

我有些想不通,一个正常孕妇,是如何做到现在已经怀孕3个月,但12月份才生孩子?

另一个怀孕攻略,提供了一种能够取巧建档的办法。如果医院11月份已满,那孕妇可以在第一次检查中瞒骗医生,把自己的末次月经往后推推,这样原本是11月份的预产期,医生便会计算得出是12月份。孕妇也就能建上12月份的档,当然,也抢占了12月产妇的位置。

生孩子果然不容易。一个女人一生中只有四五百个成熟卵泡。只有在排卵期,几亿个精子以每小时16千米的速度拼杀着,游过阴道、子宫颈和子宫,最终决出获胜者到达输卵管,虽然这段距离不到12厘米,但相当于人类游过100个奥运会竞赛游泳池。

现实生活中的竞争也不比精子们来得容易。2016年,北京的分娩量将超过40万人,但全北京近130家医院,满负荷能够承载的孕妇人数只在26万人左右。许多医院顺产的孕妇上午生完,下午就出院腾出床位,也仍然供不应求。更别指望能住进知名三甲医院——那是全中国孕妇最想扎推的地方。

而我的第一步,只想要拿到一张通行证,走进医院的大门,见一眼医生。我认识到了形势的严峻,及时调整了自己的心理预期。第二天早晨七点,我就做好了114的摁键准备,八点准时拨通挂号电话。

电话另一头的早班姑娘声音软软的,不像有起床气。我庆幸自己运气不坏。我先是查询近期北京妇产医院各个科室的空缺号,接线员告诉我,目前只看到6月底的下午有个号,问我要不要挂上。

“6月底太远了。”我犹豫着,“要不,再看看朝阳医院,产科和妇科都行?”电话里传来接线员小姐敲打电脑的声音,“朝阳医院的产科和妇科现在都已经挂满了。”接线员小姐平静地答复我。

“那6月底的那个号,我要了。”但我心里清楚,根本不可能在两个月之后才第一次去医院。

“但现在看,那个号也没了。”接线员小姐敲打电脑的速度很快,传达噩耗也完全同步。我有些心乱,要不就查查区妇产医院之类的二甲医院吧。

查了四五家医院,终于找到了一家近期能挂上号的妇产医院。我兴奋极了,尽管完全不了解这个二甲医院,但总归是找到了一家医院。

 

4月8日,丈夫特意请了半天假,在小本子上准备好需要提问医生的问题,然后陪着我提前半小时到达了这家区妇产医院。医院的门脸不大,大门口围了一堆人,有的蹲着,有垫张报纸坐着,看起来都风尘仆仆。正是午餐时分,大家默默在吃各种速食。

拨开门口的塑料门帘,大厅里是一股混合的气味,我仔细辨别,有消毒水的味道、药味,有人挤人的汗臭味,还有一股像是常年没晒干的潮湿味,越往里走,厕所里传来的味道越重。

我并不是医院的常客。来北京十几年,我很少走进医院去看病。这家医院布置装饰,在我看来,更像是小时候常去的小城市医院,简陋拥挤,药房、挂号处牌子上的字斗大无比,让人远远能够一眼辨认。

我们取了号,按照挂号处的指示,前往四楼门诊大厅候诊。电梯口排满了人,目测两三趟都登不上去。我们只好爬楼梯,到了四楼,我才明白,为什么每层的楼梯口都挤满了人,因为门口放着一块牌子“男士止步”,所有的丈夫爸爸们,只能挤在6、7平米的楼梯间里伸长脖子等着。

候诊大厅并不小,大约有十间医生办公室,孕妇排队等着喊号。我打开小本子,把各种问题反复预习了多遍。一个多小时后,护士叫到了我的名字。

我努力堆了满脸笑容,推开医生办公室,脸立马僵住。这个十平米不到的办公室里,除了医生之外,还有快十个孕妇,大家肚子都相互礼让着,不磕着碰着,但嗓子都是扯着说话的,门一关,办公室就差要爆炸了。

医生带着一个白口罩坐在桌子后面,我把自己的号码和病例递给她。她没理我,忙着和另外几个人搭腔。我主动说:“医生,我想验孕一下。”她抬眼看看我,在白口罩后面嘟嚷:“末次月经哪天?”我听不清,也不确定她是不是在和我说话,问了一句:“您说什么?”

“问你末次月经哪天?”她并没有提高声量,但语气中充满了不耐烦。

我小心翼翼回答。她调出台式电脑的日历,掰起手指头计算,掰到一半,有个孕妇闯了进来,拨开人群在医生面前放了一张检查单。“没问题。”她扫了一眼检查单,开始回答那个孕妇的问话。

等他们说完话,我想她肯定忘记我了,我又怯弱地问:“医生,我就是来确认一下,怀没怀孕。”医生没再接着掰算那个日历,随手在电脑上开出了一张单子,递给我:“先去缴费。”

我问她:“这是什么检查?”

“B超啊。”她似乎很用力地在和我说话,但是大白口罩的穿透性确实不强。

去医院之前,我是做了一点功课的。据说怀孕前5周并不需要做B超,因为很可能查不出什么。网上还有一种不科学的说法,B超在孕早期对胎儿有损,尽量不要做。我鼓起勇气提出质疑:“是不是验尿或者验血就可以啦?还不用做B超吧?”

医生嘟嚷了一句。这回我又没听清,办公室实在太嘈杂。但在话尾处,她冲我翻了一个白眼。我想,她一定是极其专业地反驳了我。

B超室和医生办公室类似,但这里不仅坐满了人,还站满了人,无处下脚。我取了号,在那里站了一个小时,觉得氧气快被耗尽,于是到医院边上的超市逛了一大圈,把几十种饮料的成分表都仔细研读了一遍,回来一看,前面还有一长队人。我问旁边一个孕妇:“你什么时候来的?”

“我早上五点不到就来了。”她很年轻,说她早晨排队花了快三个小时,才挂上下午的号,这一天就在等待中渡过了。

三个小时后,我终于走进了B超室,里面还有三个孕妇排在我前面。B超医生正在吼一个躺在床上的孕妇:“脱哪条裤子你不知道吗?!”孕妇已经脱了其中一条腿的裤子,战战兢兢地,赶紧把裤子全脱了,医生哼了一声:“脱右腿的!”孕妇唯唯诺诺又要穿上左腿的裤子。医生大声道:“不用穿了,躺好!”然后手脚麻利地开始做检查。

“下一个!”医生瞟了一眼,也是一个肚子不太大的孕妇,“拿张纸给自己垫着,脱一条裤子。”。那孕妇显然也是头一次来,有点发蒙:“医生,请问,纸在哪儿?”“纸在哪你不知道?自己不会看吗?”医生用手指了指床头的一叠粉色医用纸。孕妇没吭声,拿着纸铺好,要脱裤子,又问了一句:“医生,请问,脱哪条裤子?”

“你——说——呢?”医生拖长了声音。

前后两个孕妇都栽在同一个问题上。医生坐在床的右边,孕妇应该脱右腿的裤子更方便她操作。我在心里默念三遍:“脱右腿的,脱右腿的,脱右腿。”

终于轮到我了。我绷紧神经,先到床头拿了一张纸放在床中央,坐上去准备脱右腿裤子时,突然发现自己穿了靴子,两只都脱,会耗时过长,大脑飞速转过医生等得不耐烦的样子,顿时慌乱了。“两只鞋子都要脱吗?”我问医生,问完我就后悔了。等待她的回答很漫长,长到我有足够时间把它们都脱下来。医生最终也没理我,撕开一个好像安全套似的袋子,取出套子,套在一根长长的检查器上,然后板着脸把它插进阴部。

我的心情非常复杂,不敢喊疼又有些恐惧。“多大了?”医生面无表情问我。“我吗?”我不清楚她问的是我,还是腹中的胎儿。

“几个月了?”她补充了一句。

“我不知道,医生没说,我自己查是5周。”

“还看不到。”她拔出检查器,打出检查单,“下一个。”

我的心凉了半截,慌乱穿好裤子,接过检查单,再次上楼进了医生办公室,里面已经有七八个人,我学着其他孕妇的样子,把B超单放在白口罩医生桌上,她扫了一眼,小声含糊说:“孕期太小了还看不到,下周再过来复查一次。”然后在打印机上又刷出了四五张单子,递给我:“验血,下周拿报告”。

我没敢吱声,回忆了一下本子上的问题:“医生,我现在需要注意什么吗?”“不需要。”她说。“那我可以到外地旅行吗?”“随便。”她已经准备招呼其他孕妇了。

我默默把那一本子问题咽了回去,走出医生办公室。

 

我和高莹分享了我的医院经历,她遇到的情况与我类似。先是漫长的排队,医院早晨七点开始放号,高莹的家人总是五点钟去排队,每次去挂号,窗口上都会摞满小箱子,上面依次写着编号,这是有人提前头一天下午用箱子占的位置。这些用箱子排队的人,第二天不需要凌晨三四点钟前来,在七点放号时间才姗姗来迟,站在队伍前面。“医院取缔过用箱子占号的行为,但没多久就又死灰复燃了。”高莹说。

高莹怀胎十月都在公立医院,遇到的都是急冲冲说话的医务人员,动不动就发脾气粗嗓子。“我一开始也会觉得他们为什么就不能对我们好点,像所有人对待孕妇那样。”但生完孩子后,高莹总结,“他们工作在这样的环境,尤其是北京的医院,怀孕这件事对他们来说,就像吃饭喝水一样,太平常了。”她甚至反思,也许是我们太把自己当回事了。

我对高莹的这番理论将信将疑。按照怀孕流程,我开始办理一大堆和准备生孩子有关的手续。先是在网上查找如何办理生孩子必须有的《母子健康手册》,但查到的信息没有一条是相似的,因为北京各个街道社区的规章制度都有所区别。

我找到家附近的社区医院电话,打了一整天也没人接。只能登门拜访,工作人员告诉我,他们这里是社区服务站,不负责办理母子健康手册。我需要去社区服务中心办理。

我又查找了社区服务中心。第一个电话,是个阿姨接的,她告诉我:“等着,我找个知道的和你说。”然后,电话就搁在那儿,半小时无人应答。第二个电话,还是一个阿姨接听,她直截了当说:“那我不清楚,你换个时间再打来。”打到第三个电话时,已接近下午5点钟,电话那边说:“这都已经下班了,你问谁呢,明天上班时间再问。”

高莹在另一个社区碰的壁并不比我轻。她打了十几个电话,很多时候,电话另一头的人并不会一次性把话说清楚,她需要反复不断地打过去确认。当时二胎政策没有放开,建完档后,高莹还要愁办理准生证。她又来来回回打了无数电话,不停往返跑派出所和政务服务中心。第一趟,她需要把丈夫的户籍从原来的住所地,挪到现在的居住地。高莹是外地户口,她被要求开一些奇怪的证明——比如需要她户口所在地证明她已经结婚又没有子女。

“我离家十几年了,街道怎么能证明我结婚没孩子?”高莹很疑惑,老家的父母更疑惑。他们四处打听,都找不到办理这个证明的单位。最后父亲托关系,才办到一张纯手写的证明。

第二趟,高莹很担忧,她不知道这份手写证明到底有没有用。政务服务中心给了她很多文件要求签字,其中一份要求她摁手指印,证明这份从老家开来的证明是属实的,她确实没有生过孩子。在高莹看来,这完全是一份君子协定。

第三趟,出门之前,高莹反复打电话确认所需要的文件,她自以为凑齐了全部。到了大厅,值班员告诉她:“这些文件都要复印一遍。”整个政务大厅竟然没有一台复印机。她捧着大肚子往外走,那天阳光猛烈,二十分钟的路高莹记忆深刻。

回到政务大厅,工作人员告诉她:“你们户口本还是未婚状况,必须改成已婚。”即便高莹出示结婚证也不行。最后,工作人员一副网开一面的样子:“必须在孩子生下来之前改过来。”

我的同事琪琪在办理这些证件时,遇到了完全解决不了的问题。她的户口在广州,档案挂靠在南方人才市场,一系列的手续和政策屏障,让她根本不可能及时办理准生证。但没有准生证,她就没办法在居住地北京生孩子。没有哪家医院愿意接收她,最后在朋友介绍下,才匆忙找到一家不需要准生证的公立医院。

当高莹办完所有证件后,发现同样也没有医院选择了。在孕妇论坛,每天都有孕妈来报备:“我今天去建档了,医院明确预产期在2015年3月份前都不用来了。”高莹首先确定,她在北京那些最好的医院都没有熟人。于是,可选的只有家门口的二甲区妇幼。她心里有些打鼓,又拜托家人找到了三里屯附近一家三甲医院,但那家医院的妇产科一共只有两个医生,属于边缘科室。

回家后,高莹把家附近的二甲医院和这个三甲综合医院,从距离、硬件、医生水平等等,比较了一番,最后仍决定去二甲医院。她搜索了这家医院的一把手,发现口碑不错。她想,如果第一次能挂上这个主任的号,产检自然都在她哪里,生孩子也是她负责,一切就安心了。

但挂号系统里的主任号,未来几个月都没有。那几天,家里愁云惨雾。高莹开始每天找人,挨个翻找手机的通讯录,终于发现一个不太熟悉又许久未联系的朋友。她厚着脸皮试着联系了对方。

朋友帮她打好招呼,第二天就挂上了主任号。主任办公室的门永远都关不上,里面挤满孕妇。她试图谄媚地告诉主任,她是找了谁才挂上这个号的。她想着,也许主任能对她另眼相看,但对方很平静地嘟嚷了一句:“又加了一个号。”

很久后,高莹才知道,能进这个办公室的几乎都是靠关系。她也才知道,产检不过是流水线工作,每个人检查的内容都是一样的。生孩子也不是由产检主任负责,看运气,遇见哪个就是哪个,顺产的产妇连医生都不需要,只需要助产师。

 

怀胎三月,我已经感受到了各种艰难,也明白了为什么桔子总是不断讲起怀孕分娩的日子,它确实是人生一段崭新的经历。桔子有句名言:“私立医院不行,生孩子还是得去公立。”但当我体验过公立医院后,渐渐动摇了。有天下午,琪琪告诉我,公立医院排队太恐怖了,早晨空腹检查,验血要排队到中午,孕妇又最容易饿,私立医院至少不用等那么久。

琪琪现在正怀着二胎,她打算去私立医院生产。她的经历也许是个例,却让我感觉到怀孕的折腾只是一个开始,分娩的过程同样难堪。

琪琪第一胎已经是五年前,分娩时正好是元旦,她所在的那家公立医院,产妇分娩时,家属连医院大楼都不能进去。从晚上零点进医院,到第二天下午生产,她一个人在产房呆了14个小时,家人拜托护士送饭给她,她躺在床上连自己打开饭盒的力气都没有。

到产程后半段,琪琪疼着哇哇直叫,护士说:“叫什么叫,生孩子是你的事情。”她只要一叫,护士就会说她。她要求护士给她打麻醉,护士说:“打了你怎么知道使劲。”她受不了了,要求剖腹产,护士说她没这个指标。这14个小时,琪琪疼得迷迷糊糊的,脑子里画片般把这辈子所有认识的人都过了一遍。

产房里一个助产士负责接生三个孕妇,护士们都围着邻床另一个孕妇,根本没人理她。琪琪想,她肯定是塞了红包了,他们估计不会过来了。快生的时候,她急中生智,大喊:“医生你们过来,我孩子的头已经出来一半了。”助产士带着护士们赶紧拿了东西就跑了过来,发现并没有,问,“怎么知道出来一半?”琪琪说,我察觉到的。护士们的东西没办法撤下,就只好先帮她接生。

分娩时,琪琪一直盯着窗外一根枯黄的树枝:“我那时在想,冬天来了,春天还能多久。我肯定也不会疼太久。”

 

  —— E N D ——

所有图片都来自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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