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秋天,我在杭州,作为一个暂时无所事事的年轻人,我那时刚开始接触照相这回事。在我的想象里,照片黑白两色,是理所应当的事。那时乐凯胶卷的杭州办事处,离我家步行5分钟,而离家最近的公交站后面,就有一家只拍黑白写真的照相馆。所以,后来发生的一切似乎挺顺理成章的。
我在乐凯办事处买了胶卷,然后跟混熟的摄影师学习了最简单的胶片冲洗,但是摄影师傅可没时间帮我放照片,于是我买了一台浙江产的“QIHE”放大机——那时我根本不知道还有底片扫描仪这种高科技的存在。
第一次放照片,是在我妈妈办公室的卫生间,那里特别大而且没有窗户,门一关就是一间天然的暗房。
放大机的灯泡是从超市买来的螺旋形节能灯,安全灯是从仪器仪表店买来的涂着红漆的灯泡,开灯5分钟就能闻到一股焦味。放大机搁在马桶旁边,用两个脸盆装药水。没有定时器,就把开关拿在手里,心里默念着秒数。第一张,纯黑。第二张,纯黑。第三张,纯黑。——这不对啊!每次重试都增加了曝光时间,估计都加到两分钟了,怎么还是全黑不出影。最终,利用厚厚的安全镜,在曝光好几分钟的情况下,我放出了第一张朦胧的照片。
我很不满意那批照片的质量,但那种原始野生的放像经历,无论如何我都不会忘记。
后来,我又添置了定时器,专业的安全灯。放照片的地点,也从妈妈办公室的洗手间,转移到了家里的厕所。
放照片,不仅需要一间暗房,还得有流动的水。厕所总是最方便的。每次钻进厕所,对时间的感知便在黑暗中消失了,四五个小时,变成一瞬间。
2008年,我离开杭州前往北京。在刚成立的三影堂,我找了份工作,工作地点就在他们的暗房。
那是一个全新的专业的暗房,定制的不锈钢水槽散发着生涩的金属光芒。尤物般的LPL 7451放大机看得我分外眼馋,三色可调反差的放大机头,每个旋钮都是那么丝滑入扣。还有两张不小的工作台,所有的工具都能有条不紊地摊开在最称手的位置。对我来说,就像闯入了一座黑黢黢的天堂。我很快投入到那年开春的第一个展览《外象》的制作中,将近三个月,我没有迈出三影堂的大门一步。
2009年,我离开了三影堂,开始接拍一些商业项目。有三年多时间,我很少再接触暗房。偶尔也放过几次照片,但辗转于不同的地方,有时在央美的暗房,有时在朋友的朋友家。有一次,和另一个摄影师朋友聊天,谈到暗房,她说她在日本时,由于家里太狭小,曾用一块布帘遮住厨房的灶台,把半个身体钻进布帘里面,当作临时的暗房。这勾起了我的厕所暗房记忆。
我买了个新的7452放大机,又配齐了75 -135三颗崭新的fujinon放大头,对应着645,69和4x5的底片尺寸。但我如今的家只有30平米,放大机就像一尊木头与钢铁的塑像,放置在厕所的门口,背后的立柱抵住了洗手台的边沿。
为了操作方便,我把厕所的门板也拆了下来,平时挂上了一片门帘,然后在厨房进入起居室的地方,加装一扇隔光的推拉门。每次去厕所工作,我只能坐在小马扎上使用放大机,匍伏在地板上操作。厨房的台面,也是我临时的水洗台。艰苦的条件似乎又让我回到了杭州。
2013年,艺术家林舒在我的厨卫一体暗房中,为法国巴黎in between画廊的个展,制作了作品《鸩》。后来他还时常来找我,在暗房里制作一些小样。他钻进暗房后,我拉上门,坐在沙发上冲一壶咖啡,等他开门与我一同点支烟,分享刚刚放成的新作。后来,林舒也在自己东四胡同里的家,建起了一个小暗房。
2015年6月,第二届三影堂实验影像开放展中,我展出了一件新的作品《paper island》。我用我的摄影机记录下了暗房中的光线变化,并在展览现场用巨大的冰块融化成水的过程,表达了影像从无形被固定为有形,又消失于无形的体感经验。很多人都没有暗房体验。我想把自己在暗房中的体验,用不同的通感,彰显给没有暗房体验的观众们。
下面的这些照片,都来自我的厨卫一体暗房。







最后,这是一段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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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图片及视频版权归刘垣所有。
刘垣,艺术家,电影摄影师。生于198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