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无国界医生前线

怪怪柴 · 04/08

 

2013年12月14日,周六,南苏丹北部边境的多罗难民营。这一天出奇的冷。

九点多钟太阳已经出来好久,我却是越来越冷,连续三次跑回茅草屋加衣服,套上长袖,戴上围巾,翻出为回北京时准备的冬装,手脚这才渐渐暖了起来。

办公室墙外的温度计躺在非洲中部平原刺眼的阳光里,上面显示13摄氏度,相比起前一天四十多度的高温,实在是有够反常。

我裹着厚衣服,和没有冬装只有短袖的队友们开玩笑:“在我的家乡,民间有句古话叫做‘天气异常,必有大变’,今天这样冷的鬼天气,一定有什么大事要发生!”真没想到,我故作神秘的的一句玩笑“预言”居然这么快变成现实。

第二天,内战在南苏丹突然爆发,首都朱巴一夜枪战,机场关闭。战争迅速地扩散,各国使馆开始撤离。南苏丹,这个世界上最年轻的国家,仅仅成立不到三年的时间,便又陷入了混乱。

现在坐在家里,在网上查看信息,“南苏丹共和国”词条下对这场战争的形容只是一句“2013年12月15日,首都朱巴爆发内战,至今仍未完全和平。”可是作为无国界医生多罗难民营项目的工作人员,战争爆发之后在南苏丹的那一个半月里,我的每一天都过得惊心动魄。

因为安全问题,无国界医生南苏丹项目位于首都的协调办公室撤离到邻国,而我们留在难民营中继续工作。随着战事扩大到上尼罗河州,多罗的平静也被打破,连着几个夜晚枪声频起,紧张的情绪在难民营中四处弥漫。

营地门口有一条宽宽的土路,这里曾是一个充满欢声笑语的地方。

每当有人结婚,村里的女人们干完一天的活后,会在日落时分盛装打扮,穿起鲜艳的长裙,从村子里面一直唱跳到我们的营地门前。每次听到她们那热情奔放的歌声,我都会放下手里的工作,跑出去加入她们。接过递来的棍子,学着她们的样子把它们高高地举过头顶,敲出欢快急促的节奏,和她们一起尽情地扭动肩部晃动手脚。每次她们都会一直跳到太阳落下月亮升起,跳到汗流浃背气喘吁吁,这才心满意足地跳回村子。

可是现在,这条曾经的“欢乐”之路变成了逃离家园的通道。站在营地门口,我看到大量的当地人顶着行李牵着牲口,拖家带口从这条土路上离开。那些曾经在这里载歌载舞的女人们,在贫困的生活中依然有着明亮笑容的她们,就这样一个个不见了。

“他们这是去哪里?”我问陆奥,我的助理。

“去没有战争的地方。”陆奥看着他们离去的方向轻轻地祈祷,“上帝保佑他们能找到。”

晚上沉闷的枪声又起。我来到大门处透过门缝往外察看,门口的灯光下,有一家人坐在那里。门外那无边的黑暗中,营地大门的那束灯光好似舞台上的聚光灯一样,把他们的紧张无助照得清清楚楚。他们紧紧靠在一起,还有些略微地发抖,父亲不停地在向周围张望,似乎在提防着什么。看来他们是打算在这里度过整夜,也许是这里能让他们感到略微安全些。

这时,坐在父亲身旁的小男孩扭过头,向我的方向看过来,看到他眼睛的刹那,我的心脏似乎停止了跳动,我想我永远都不会忘记那个眼神。他的眼睛里,是一种已经放弃挣扎的安静的绝望与恐惧,沉默地呈现着这场战争带来的苦痛。

作者在南苏丹。

随着当地人的不断离开,当地员工有些开始辞职,有些直接不再来上班,有些消失几天后,带着受惊的表情回来,然后再消失。

在其他员工相继辞职离开时,陆奥曾认真地对我说:“我会坚持到我能坚持的最后一刻。”陆奥曾和我并肩度过最艰难的时期,给予我有力的支持。

战争开始后,由于首都朱巴的机场处于半关闭状态,项目进出人员不能在首都办理离境手续,需要在当地政府部门解决。而负责解决这件事的人,就是此前完全没有和当地政府打交道经验的我。

当地负责出入境事务办公室是一个简陋的集装箱,就位于警察局内,我心情忐忑地走进去,发现院子里坐满持枪的士兵。陆奥扭过头,看着我点点头,我跟着他从这些士兵中穿行过去,大太阳下后背起了一层冷汗。在集装箱里,我向对面的政府官员解释情况,正说着突然看到墙角的地上摆着几挺机关枪,顿时脑子一片空白,说话都开始结巴,是陆奥沉着冷静的眼神和应对让我紧绷的神经放松下来回复正常。

就是这样从容不迫的陆奥,突然在一天早晨赶到办公室,细密的汗水铺满他通红的面孔,很窘迫地对我说:“我必须要离开了,就现在。”

他的家人觉得村子里很危险,不能再待下去,今天就要离开居住的地方,他必须和家人在一起。

“我不想离开,在无国界医生我学到很多,在这里有我的事业,在这里可以改变我的命运,可以改变我家人的命运。可是现在,我能怎么办呢,为了让我的家人活下去,我只能选择离开。”陆奥痛苦地抱着头,一向冷静的他此刻像变了一个人。

我回房间取出我的睡袋、雨衣和所有的压缩饼干,对他说:“逃亡的路上,住在丛林里时可以给你的孩子用。”自尊心很强的他二话没说就接过来,匆匆离去。

就这样,我的两个助理先后辞职离开多罗,剩下我一人独自撑着两个部门。

战争开始后,我们留在多罗继续为难民营提供基础医疗服务与干净的饮用水。

无国界医生在多罗难民营中开设一家诊所,三个小型诊所,为难民营中几万难民提供基础医疗护理服务,并参与难民营中水利卫生设施的建设,因为饮用水的干净与否直接涉及到难民们的健康。如果我们离开,当地几万难民的健康就无人问津了。

在多罗的安全级别升级后,运送物资的飞机刚好在第二天抵达,项目主管告诉我们,如果感到不适和害怕,可以乘坐第二天到达的飞机离开。

第二天,飞机按照计划抵达,在跑道上卸下物资,我们站在红土跑道上,挥着手目送它离开,消失在天空。没有人选择提前离开,即便身后是蜂拥逃离的人群。

我想,他们的想法和我一样:“如果有人撤走,就意味着留下的人工作负荷更重,我们要维持医院的正常运转,我们要坚持到最后。现在所有人都走了,只剩我们了,如果我们也走了,这里的人该怎么办?”

上尼罗河州首府马拉卡勒 无国界医生的医院,那里的营地遭到抢掠,病人被射杀在病床上,无国界医生位于那里的队伍几次撤离,可最终仍回去那里继续工作。那里的队友经历了比我们严酷百倍的遭遇。

而因为机场关闭航班被切断无法归队的队友并没有因躲过战争而庆幸,他们一直在想方设法地回来,与逃离战争的人群走着相反的方向,从安全的城市里穿越重重困难回来这正在发生战争的危险之地与留在这里的我们一起面对。

负责医疗部门的主管后来轻描淡写地说起他曾经紧急撤离过四五次,而另一位医生队友曾多次因枪战爆发而在安全屋内连续度过很多天。

和他们的经历相比,和与埃博拉病毒做斗争的队友相比,和在炮弹轰炸下的前线工作的队友相比,此刻我所经历的只是无国界医生工作人员可能面临的状况中很平常的一幕,而就是这一幕,让我看到了在现实世界里缺失很久的东西,那是责任、坚持、力量和理想。

无国界医生在南苏丹。

回国后同学朋友轮番聚会,多为听我的非洲“历险”而来。朋友们说羡慕这样的生活,但是却无法迈出这一步。其实几年前的自己,完全是另外一副模样。

时间倒回2009年的12月,北京东三环,劲松。

早晨七点半,闹钟一响再响。头天晚上看《识骨追踪》又到凌晨两点多,这会儿说什么也睁不开眼睛。昏昏沉沉间又躺了好一会儿,这才抱着疼痛欲裂的脑袋去洗漱。

北京十号线的地铁总是这样拥挤,车厢里每个人都闷闷不乐的样子,皱着眉盯着手机随着车厢轻轻摇晃着身体。从劲松到亮马桥,很短一段路,只有十五分钟。也许是还没睡醒,某几个瞬间我竟然觉得自己恍惚是在大学时回家的火车上,正在穿越一条长长的隧道。

听到“亮马河”的报站声,猛然睁开眼睛,我看到眼前车门玻璃上的影子:浮肿脸庞,眼神涣散,嘴角低垂。我迅速别过头去,不忍看自己惨不忍睹的样子。

走出地铁口,在路边的早餐摊位上买几个鸡蛋灌饼,沿着河边小跑起来,到办公室后,不好意思地对着前台吐吐舌头,果然又迟到了。

悄悄溜到座位上,看到屏幕上贴着的待办事项,这才想起手头上积攒了一大堆不能再拖的活,于是打开电脑开始整理数据做财务报表,这一整天,我坐在电脑前,目无表情地看着数据在EXCEL里面欢快地流动。

这就是2009年我普通的一天:在曾经梦寐以求的地方工作,但是最初工作的激情已过,生活里充满无力的倦怠感。

职位提升,房产升值,这样的好消息仍无法让我从混沌的状态里走出来,只有每天下班后的疯狂购物,才能让我稍微有些清醒。我好似一头被囚禁在水中的困兽,常常有喘不过气的感觉。

我不喜欢这样的状态,可是我想做的,我喜欢的,又是什么呢?

问自己时却发现脑子里一片空白,我成了橡皮人,失去了感知自己愿望的能力,这实在让我恐慌。

仿佛溺水的人紧紧抓住偶然飘过的浮木一般,我开始不放过任何一件稍感兴趣的事情。每去做一件,就好像是使劲儿跳出水面去呼吸一次新鲜空气。几年里林林总总把感兴趣的事情快要做了个遍:读经济学的研究生,去看喜欢的建筑,学画插图,签了摊位合同去音乐节正儿八经地进货摆摊儿,做同志组织的志愿者,在小毛驴农场租地种菜,和陌生人去青海湖环湖骑行……脑子里跳出的一点点火花,我都会紧紧地护住它,期望能照亮我前行的路。

2010年,我加入了一家LGBT组织同语,做翻译志愿者。同语对志愿者的培训非常系统和有趣,印象很深的是多元性别知识的培训。那是我第一次知道,不论从生理角度还是从心理角度,性别都不是只有男和女,而是如光谱一样的多元分布。“性别”这个看起来简单又正确的概念,是我之前从未想过去思考的,我突然意识到,性别如此,这个世界也如此,并不只有相互对立的二元,而是丰富多彩的多元,围绕着我们的“主流价值观”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在同语,我惊喜地发现很多和周围生活中很不一样的人。第一次参加同语志愿者培训时自我介绍的环节,一个叫做典典的女孩子给了我很大的冲击。她短短的头发,说话缓慢但很有节奏感,她坦然分享情爱的经历,她的妈妈曾鼓励她,不要只是喜欢女孩子,也可以尝试和男孩子恋爱,原因并不是因为异性恋是“对”的,而是希望她多一些对这个世界的体验。我这才发现,原来世界上除了我的妈妈之外,还有着其他样子的母亲,温柔包容孩子的“与众不同”;原来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之外,还有这么多人在对周围那些似乎已经不容置疑的“正确”概念进行质疑和挑战。

这样的冲击让我开始清醒。同语活跃的氛围,手里因为翻译而细细琢磨的文章和论文,让我重新开始思索,学习正视自己的内心,去“挖掘”那些还不曾见光就被掩埋的梦想,去质疑周围所谓“合理”的主流。

无国界医生是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机构,它的前线工作与我的渴望冒险和刺激一拍而和,我想再找不到比这更吸引我的工作了。我决定跟着感觉往前走。

妈妈以命要挟,使出了中国母亲的绝招:“要么你去,要么我死!”

于是我做出“瞒天过海”的计划,对父母说去留学。没想到留学的话说出去了,可任务却一直没来。我只好从家里搬出来,在外面租了房子和朋友住,假装自己已经出国留学。

直到一年后接到任务去南苏丹,我告诉妈妈,要去南苏丹难民营的项目实习,这才真正来到非洲,结束这分裂的生活。    

我的第一个无国界医生前线任务,就是在南苏丹的多罗难民营。很热,很累,很苦,是我经历过的最艰难的工作。

到达的第一个星期,水土不服发烧生病;第一个月,做项目上半年度财务支出分析;第二个月,做下一年度的项目预算;第三个月,队友到邻国培训,负责两个部门;第四个月,助理休假,身兼两职,项目主管因病撤离;第五个月,南苏丹内战爆发,很多当地人离开家园,难民营内的国际机构陆续撤离;第六个月,办公室筑起防弹墙,首都的协调办公室迁移到邻国肯尼亚继续工作,机场关闭,休假的队友无法赶回,助理辞职,每天充满突发事件与变故,之前几个月的艰难与此时种种相比都显得那么微不足道。

更没想到,就算来了这“火星”一般的南苏丹边境,我还是没有逃出做“支出分析”的命运。无国界医生的多罗难民营项目支出包含大量的药品、净化水工程、建筑花费甚至飞机和船只的费用,所需物资更是包罗万象,有些在当地采购,有些在首都采购,有些通过无国界医生的供应中心提供,有些是下国际订单,这些林林总总的支出,看得我眼花缭乱也没有理出个头绪。

那时我还是只“前线菜鸟”。我是项目里最新的成员,却要向大家展示经费支出的比较分析,并指出哪里有问题,这根本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连着几天下来,我愈看愈不知道该怎么下手。

这时,朱巴的财务协调员打来电话:“到项目两个星期了,怎么都没有给我打电话?”

“什么电话?”我不知道她在说什么。

“求助电话呀。你以为我的职位是虚设的么?才不是呢,快存下我的电话号码,存到紧急求助电话下边!”财务协调员是个快乐的印尼姑娘,她在电话里哈哈笑起来。

“别着急,明天我就到多罗,我们一起来做!”她快乐的声音有让人瞬间放松的魔力。

第二天,她果然来到前线,几百项支出一条条地向我解释,把她做过的支出分析演示模板给我,手把手地教我怎样做修改。 

在我完成支出分析报告的最后时刻,办公室因为需要整体除虫,所有东西要在规定时间段搬出。在我终于做完报告,长吁一口气后,环顾四周才发现办公室里除了我的桌子和椅子,周围所有的东西都不见了,墙上地上都铺上了一层塑料布。原来队友们在我做报告的时候,从狭窄的办公室里把我周围的柜子文件打印机一件件小心翼翼地搬出,居然没让房间正中坐在电脑前的我挪动一点点。

作者在埃塞俄比亚。

回到北京后,我做的第一件事,是辞去了以前的工作。我想我已经回不去从前了。

无国界医生前线任务有各种性格的人,不是千篇一律的“办公室”腔调。在这里个性可以得到最大程度的保留和张扬。我得以看到一个逐渐清晰生动的自己:不再逼着自己往“成熟”处事方式靠拢,开始直抒胸臆不再遮掩;工作中受了委屈就哭,开心了就笑;做错时坦然承认及时改正,做对了就洋洋得意手舞足蹈。

以前,我只是一个坐在办公室里擅长在Excel里做各种报表的财务人员,而在这里,从最初的战战兢兢,到后来的游刃有余,我有了一种脱胎换骨的感觉。

在首都朱巴的协调办公室,我遇到了曾和我一起在斯德哥尔摩参加培训的意大利女孩儿,那时的她腼腆、不爱说话,平时总是低着头,而现在的她是紧急协调团队的医疗负责人,眼神坚定有力,和以前判若两人。无国界医生的经历,让身处其中的我们都以不可思议的速度迅速成长了起来。

现在,每天早晨醒来,我总要反应一会儿才能想起自己正身处何时何地。

我曾在亚的斯亚贝巴的郊区醒来,一个架着铁丝网的院子里,窗外一片漆黑。这里的年月日和北京不一样,居然连钟点也不一样,2014年是这里的2007年,人们管早晨八点的上班时间叫做上午两点,我不知道自己的具体地点,不知道到底几时几刻,没有网络,没有手机信号,仿佛穿越到了一个未知的世界。

沿着东非大裂谷一路往南行进两天,来到埃塞俄比亚南部深山里的小村子,我在那里的房间很狭小,小到关上窗户半夜会憋气到头疼醒来,开了窗户便会有各种虫子跑进来,看着它们在窗户上蹦蹦跳跳。

埃属索马里沙漠腹地的夜晚,月光透过窗户照进我的房间,熟睡中的我被明亮的月光晃醒,惊喜地跑进院子,深蓝的夜空中,那是我见过的最耀眼的月亮。月光下静悄悄的村庄一览无余,一房一瓦都都被照得清清楚楚,呈现出一种惊心动魄的美。

在尼泊尔乘坐直升机去往灾区运送物资的途中,在空中一抬头,看到高耸的雪山那样近,悬在我的眼前,仿佛伸手就可触碰到。直升机降落在那个叫做拉普的尼泊尔山村,学校因地震倒塌,仅剩下半堵露出黑板的墙面,绕过断壁,孩子们穿着整齐干净的校服,在废墟隔壁的棚子里唱着欢快的歌。

也门西北部的戈壁中,我伴着时近时远的轰炸声入眠,门时常会被爆炸后的余波震开。每次大规模空袭后,我们需要赶去医院,因为会有空袭中受伤的人们不断送来等待救治。完成任务时在首都萨那,我被突然出现在眼前的壮观清真寺震撼,也为夜半从窗口看到炸弹引起的火光而痛惜。

现在的我没有了看电影的兴趣,因为生活每天如同电影一般引人入胜。

作者在埃属索马里。

——END——

题图:2015年1月19日,南苏丹兰基安,无国界医生医院中,家人帮助一名黑热病患者。图片来自视觉中国。

本文其他图片,来自作者。

怪怪柴:2001年到北京读大学,专业会计,先后在欧盟、使馆及联合国等国际机构工作。2013年夏天在南苏丹开始了无国界医生的第一个前线任务,在多罗难民营项目担任财务人事经理。之后多次参加无国界医生在埃塞俄比亚、埃属索马里、尼泊尔、也门、缅甸等国家和地区的紧急救援项目。可前往怪怪柴微信公众号(guaiguaichai)关注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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