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一座妈祖庙

陈晓舒 · 04/05

回到故乡时,陈进国觉得又熟悉又陌生。

要想进入外碧村,并不容易,需要坐大巴车到福建永春县城,再包上一辆车沿着山道盘旋而上,山道一边是山,一边是溪。陈进国的老家就在半山腰。

六年前,外碧村几乎没有人认识陈进国。他两三年才露一次面,戴着一副深度眼镜——对于村里人来说,戴眼镜约等于有文化。村民们和陈进国交谈,感觉他说起话来文绉绉,好像更习惯说普通话而不是方言。再进一步,他们发现陈进国的手很小,“干农活的都是粗糙的大手掌”,外碧村人说着,伸出黝黑的大手。

陈进国是外碧村学历最高的人——博士后,他中学就离家在县城读书,如今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方向是民间宗教。

2010年春节前,陈进国第一次带着太太儿子回到外碧村,他想带他们看看自己出生的老家。老家有呼吸不完的新鲜空气,每到下雨天,山里就笼罩着一层薄纱般的雾气。山上种有芦柑树,但自从村民们纷纷进城务工后,大片的果树就荒废了。村子里到处都是山涧水涓涓而流,过去老人们称外碧村为“外八坑”,因为八条山涧汇入溪流,顺流而下一直漂出外碧村。村民们称这条溪流为“碧溪”。

碧溪的下游有座宫庙,正对着陈进国的家宅,村里人唤做“水尾宫”。陈进国依稀记得小时候,宫庙里每年都会举行“赛佛”,村民们组队抬菩萨,谁抢先抬进宫门谁就获胜。从老人们的口中,陈进国得知,这是一个“求子”的习俗,是一个人能不能“发”的兆象,所以村里适龄的年轻人都很热衷。

腊月27日傍晚,陈进国来到“水尾宫”。他曾走过国内外许多庙宇,家门前的这座宫庙却没有认真了解过。陈进国拿着数码相机边走边拍,宫庙看起来不大,闽南传统的红砖厝,庙正中的横匾上写着“陈坂宫”,再往里走,主殿供奉正乙天师、司马圣侯(张巡)、圣祖金仙、张圣真君等神明。而陈坂宫的对岸,就是最早可能从厦门丙洲迁来外碧村开基的陈氏宗族。

陈坂宫看起来香火并不旺盛,临近过年也没有人来人往,陈进国看到墙上张贴着2009年度的收支明细,陈坂宫这一年收入三万多元,支出两万多元。而2008年度的香火钱也差不多如此。

看到有人参观,庙首李文峰、刘金吉迎了出来。李文峰、刘金吉是村子里的热心人,原来陈坂宫是不是现在的格局,而是顺山势而建,因水电站的兴建,彻底改变了陈坂宫周边的地形地貌,2004年,李文峰、刘金吉等带领庙里的人重建,成为今天的格局,坐西朝东,面对碧溪。

李文峰、刘金吉等带陈进国到庙外左侧参观观音石像。他们颇为自豪地介绍说,这一石像是庙首们主导修建的,修建圣像的那一年,外碧村的新生儿几乎都是男丁。他们说,这是送子观音的神佑。陈进国又跟随他们参观了宫庙的后面,过去那里曾经是一条很深的山沟,龙门滩四级水电站的兴建,改变了这里的地形地貌,山沟被填平,成了一大片空地。

天色渐暗,陈进国留下一张带有“世界宗教研究所”字样的名片,匆匆告别。正是这张名片,让陈进国与陈坂宫从此结下了不解之缘。

外碧村。

外碧村有两千多人,村里有李、陈、刘、王四大宗族,他们在这个村子里生活了几百年,互相之间早已沾亲带故。李文峰和陈进国也算得上是远亲 

但现在,村子里的常住人口只有三分之一,大多是老人和妇女小孩。在这个封闭的小山村,年轻人都想闯出去。早年间,下南洋是一条出路,村里光华侨就有上万人。现在,外地打工是条出路,像陈进国一样求学,也是一条出路。

出走的村民像陈进国一样,也成了熟悉的陌生人。村民们称他们为“乡贤”。对于大多“乡贤”而言,外碧村只是表格上的祖籍。

村里人和散落各地的乡贤保持联络的方式非常具有闽南特色——重建宗祠或家庙、重修族谱、共同祭祖等。这种“祖先崇拜”是闽南乡村从未间断的信仰。每年清明节、七月普度、除夕过年,外碧村家家户户都会到本姓氏的祠堂祭祖。

在村子的历史上,有过不少小庙,有道教也有佛教,甚至也有基督教。每当村子里有红白事,都会请来道士主持,村民们也会主动上门帮助。现在,这些庙观随着信仰变迁或时间推移,都已被毁或废弃了,只有为数不多重建的,如后厝刘氏祖厝边上有公坛供奉盘古公。 

自从陈坂宫重建后,它就肩负着延续村子里每年进香请火的传统习俗,村里大部分人都会参与,目的是保佑本村的“合境”平安。除此之外,宫庙还成立了奖、助学基金,奖励考上大学或重点中学的村里学子,每人两、三百元不等。

庙里的主事者们,称庙首。就像李文峰、刘金吉、陈天生一样,他们都是村里的热心人,愿意“做善事结善缘”的人。

65岁的陈金寨就是其中之一。他的儿女都在外地成家立业,他们总担心陈金寨在村子里生活不便,想把他接到城市居住,但陈金寨更喜欢住在山上。从家里的门厅望出去,是漫山遍野的树木。春天他会去采摘茶叶,研究茶叶的发酵比例和口感的区别。闲暇时,陈金寨还自己制蜜饯,将芦柑皮晒干,制成点心。永春盛产佛手茶和芦柑,但很少会有人像他一样不为贩卖,自给自足。

60岁后,陈金寨找到了新事业。他骑着一台摩托车,无比热情地投入到陈坂宫的工作中,他也是庙首之一,他用新学的时髦词称呼自己的工作——义工。

但是义工并不好做。庙首们在陈坂宫不仅没有一分钱收入,还常常往里贴钱。陈坂宫重建后,每年的香火收入并不多。需要捐款时,庙首们自然排在前列。挨家挨户化缘,又会遭受个别村民的冷嘲热讽。逢年过节举办活动,庙首偶尔还要请人吃盒饭。

尽管在乡村做功德、做善事不容易,但陈金寨还是沉浸在陈坂宫的工作中。每当儿子打电话回家找父亲,母亲总会说:“他干他的事业去了。”

古书中的外碧村

夜访陈坂宫的数日后,陈进国正准备返回北京,几位庙首突然来拜访了。

庙首们看到陈进国“世界宗教研究所”的名片后,想着他应该能够帮上陈坂宫。李文峰希望能够做大陈坂宫,但现实情况是,陈坂宫香火不旺、化缘困难,维持自身运作尚且不易,更别提为村民多做善事。

陈进国想了一想,提出一个建议:在庙右侧兴建一个户外的关帝圣像。关帝圣君既是武财神,也是忠义的象征。在泉州地区,关帝圣像的香火非常之旺,也许这样能够吸引人们的香火钱。庙首们觉得这个建议很好,但是,修建圣像毕竟需要费用,该如何筹集?

面对这一实际的困难,陈进国想到,自己的弟弟、妹妹都在深圳做生意,也是外地“乡贤”,能不能让弟弟妹妹出钱,考虑用父母的名义,共同认捐这座户外的关帝圣像?这样不但可以给父母积“功德”,也算给父母和庙首们留个“好脸面”。家人们都表示认同,母亲和小妹还提出,陈坂宫里,观音菩萨应该为大为先,关帝圣像不能超过观音圣像的高度。

就这样,在陈坂宫庙方的参与下,最终决定建造一尊4.8米高的立姿拿刀关帝圣像。李文峰特意询问了几名风水先生,该如何摆放圣像的方位。得到的答复是:“如果圣像偏朝本村的水尾(风水的水口)的方向,将会更有助于吸引外来的香火。”

但是,这个建议在村里受到了质疑。一些村落耆老说,这个方向对对岸的加莲埔角落更有利,只有改变朝向,才会有利整个外碧村。议论声越来越多,陈坂宫的庙首们拉上反对者,一起到宫庙里解决问题。办法是“神判”,拿两片竹板,每片有一正一反两面,在陈坂宫“天师伯”面前祷告,询问是否支持现有的朝向安排,然后将竹板摔在地上。掉落在地上的竹板显示一正一反,表示神明支持这个朝向。

即便如此,陈坂宫的庙首们还是选用了一个更为中性的方式,圣像最后的方位大约与碧溪河道同向,希望让全村人满意。

但是,没过多久,村里人又议论说,关帝圣像风格偏于粗旷,不够秀美。经历了这些事,陈进国的母亲十分难过,她想不通为什么会有这些议论,也觉得自己完全是没事找事。

幸好关帝像落成祭典时,出完太阳又下起了大雨,被视为“有钱水”的吉兆,于是村落耆老发话,平息了这一议论:“圣像讲究灵不灵,不是讲究美不美。”

陈进国虽然已经回到北京,但他一直关注整个过程,他第一次感受到乡村公共事务的复杂性和多变性。他觉得,村落是一个命运共同体,村民们无非是希望藉助寺庙这个公共的平台来发表个人看法,“假设捐赠者抱持着施恩者的心态行事,必然事与愿违。”

身为民间宗教的研究者,陈进国对这一切都非常的感兴趣,他开始旁观起陈坂宫信仰对家乡变化的影响,以及村民们在庙宇建设中的态度。

陈坂宫的年度庆典。

2010年5月,关帝像还在建造中,陈进国前往台湾,参加新港奉天宫举办的“妈祖与华人民间信仰”研讨会。

在入台之前,他曾向陈坂宫的庙首们建议,引入一尊妈祖圣像。陈坂宫的庙首们对此将信将疑——永春是个内陆地区,似乎不太需要拜妈祖,祈求水上平安。年长的陈金寨想起,在他小时候,陆路未通,每到快下雨时,村民就从山上挑着陶瓷、山货和茶叶下山,装满一整船,等到大雨一来,就沿着碧溪开船到泉州的港口,将商品卖往海外。碧溪也曾经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之一,也曾需要祈求水上平安。只不过随着时间推移、交通方式的变化,这些都被渐渐忘却了。

但是,陈进国在历史资料中发现,永春一带在两宋时期就存在海神通远王的信仰,就在外碧村东岸的祖脉——五台乐山上,有一条连结泉州与莆田、福州的千年古官道,经过外碧村。元代以后,妈祖信仰在闽南兴起,也渐渐传播到永春。民国后,永春尚有几座信仰妈祖的天后庙,包括碧溪的上游。1949年之后,这些天后庙多被拆除,拜妈祖的习俗,已经融合到村庙的祭祀传统中,以至于当代永春人多误认本地没有妈祖信仰传统。

陈进国向庙首们说:“妈祖是世界文化遗产,引入一尊妈祖圣像,既能复苏永春的妈祖信仰传统,也可以增添陈坂宫的名气和地位。”

庙首们认可了这一建议,但是再建造一尊妈祖圣像,又会是一笔开支,这笔钱从哪里来?陈进国说,近些年福建的莆田和泉州,都与台湾妈祖庙有各种交流,台湾一方通常都十分乐意赠送圣像给大陆。

陈坂宫的庙首们一听,如果能从台湾分灵,自然再好不过。陈进国许诺说,他会找机会向台湾奉天宫的庙董提议。但他并没有十足的把握,毕竟陈坂宫只是一个村级宫庙。

台湾新港奉天宫的妈祖圣像是源于福建莆田湄洲岛妈祖祖庙,明朝天启年间就供奉于台湾,清朝嘉庆年新港重建妈祖庙,嘉庆帝赐名奉天宫。相比陈坂宫,奉天宫修建得极其华丽,存留了台湾各个历史时期的风格,共四进三院,主殿供奉各种妈祖圣像,香火之旺,导致供桌上的粉面妈祖都已成“黑面妈祖”。

在陈进国与奉天宫庙董的约见中,对方爽快地答应了他的提议。

2011年1月,陈进国再次前往台湾,奉天宫庙方提供了几种尺寸型号的妈祖圣像。陈进国转告李文峰定夺,最终决定恭请一尊67公分的圣像,并拟定圣号为“开永妈祖”。

奉天宫专门为“开永妈祖”预定了一个专机座位,派总干事等人陪同前往,直飞厦门。让陈进国没想到的是,陈坂宫的庙首们不但提前到厦门接机,还发动了永春县城和外地的乡贤们,组成了数十部车队,浩浩荡荡开到了永春高速公路路口,迎接“开永妈祖”。迎神队伍经过各个乡镇,一路燃放鞭炮。直到晚上六点,车队才到达外碧村。村民们早就等候已久,这时各家门口都点起了鞭炮。

迎神之后,必须在择日举行一次妈祖的安座醮典,新迎请的神明才算正式入驻陈坂宫,陈进国建议村里不如在那天搞一个开永妈祖庙的奠基仪式,地点就在陈坂宫庙后的空地上,能否建庙,日后再议。

陈进国在外碧村收集了各种关于归国华侨的物件,将来它们会展出在乡土记忆馆中。

五 

陈进国盖一座开永妈祖庙的提议,让不少陈坂宫人深表疑虑。理由仍然是钱。兴建一个宫庙需要太多的经费,陈坂宫一年不到四万的香火钱,完全不可能承担。

村子里有人预言,新请来的妈祖圣像将给外碧村造成巨大的经济负担,宫庙又要到每家每户征收丁口钱了。不久预言变谣言,声称村民们被收走的钱,会让庙首们拿去乱吃乱喝。这些谣言不但给庙首们造成压力,还传到了在北京的陈进国耳朵里。

有村民找陈进国的母亲闲聊,转述了类似的声音——一种冷嘲的口吻,批评不在场的他搞封建迷信,要等待他日后如何“收场”。

钱的问题,成为盖庙最大的阻碍。

2011年3月23日,开永妈祖安座醮典。台湾新港奉天宫的董事长何达煌带队来到大陆,他此行又分灵了奉天宫的虎爷和妈祖的随驾千里眼、顺风耳等圣像。

当日永春下着大雨,陈坂宫的大型锣鼓队伍,在外碧村东西大桥桥头静候何达煌一行,然后再沿着刘京大道,慢慢迎请他们到陈坂宫,进入宫门。

在当晚的宴请活动中,何达煌与泉州一名企业家各自提出,捐款10万元人民币,用于兴建开永妈祖庙。气氛热烈,本村两名在深圳的乡贤,借势分别追捐各1万元人民币,以示“挺礼”和“接礼”。庙首们激动坏了,有人立刻给在北京的陈进国打电话,形容这22万元捐赠,就像一块“大酵母”,一下子在整个外碧村扩散了。

就连在外地经商的外碧村各姓乡贤,也纷纷委托长辈们“随礼”。一个月后,陈坂宫财务公布的收支榜单显示,不算专门捐赠建庙的资金,这场开永妈祖安座立醮庆典光是捐资香火就达近13万元。

钱的问题一下子有了眉目,那些原本担忧经费不足的村民们,非常朴实地改变了态度,他们也都“随礼”了。

2012年夏天,总建筑面积约600多平方米的开永妈祖庙完成基础性的框架。根据2012年5月15日公布的数字,开永妈祖庙的建设大概支出了60多万元人民币。这些资金都来自捐款。

陈进国远在北京旁观这一切。在此之前,他没想过开永妈祖庙真的盖成了。但是,他觉得,盖庙只是一个引子。比盖庙更难的是,地方信仰传统的唤醒和复苏。村落有丰富的乡贤和华侨资源,原有的社会网络如何得到有机的联结呢?台湾以民俗文化的创意带动乡村社区营造的经验,能移植创新吗?

妈祖庙里,供奉着从台湾请回来的开永妈祖。

开永妈祖入主陈坂宫后,庙首李文峰、刘金吉、陈金寨、陈天生等人,变得繁忙起来。 

庙首们的第一要务是盖庙,他们请来建筑工人,夜以继日地修建。从陈坂宫主殿侧面可以直接进入妈祖庙的一层,沿着简易楼梯上楼,就是妈祖的正殿。陈金寨告诉每个来访者,楼梯、不锈钢栏杆、殿里供放妈祖的长案、八仙桌、香炉都是乡贤捐赠的,从二层妈祖庙的石雕栏杆处,可以望见陈坂宫主殿的屋檐——这一栏杆也是乡贤捐赠的。

有了妈祖神像,庙首们决定每年正月初五抬着开永妈祖,巡游永春各乡镇,祈祷平安。这就是“巡安绕境”。之所以选在正月初五,是因为绝大部分村民都在外地务工经商,只有春节才返乡过年。

2012年正月初五,开永妈祖在陈坂宫庙首和村民们的守护下,敲锣打鼓出动,沿途放着大喇叭,经过了永春六个乡镇和县城。开永妈祖走出了外碧村。随后几年,外碧村及邻村36个妇女组成的“天心圣乐团”哨角队,也成立起来了。巡境的声势愈发浩大,陈坂宫的名气在永春开始打响了,香火钱也渐渐多了起来。

2012年12月30日,在台湾五福宫的邀请下,陈坂宫组织了21名村民前往台湾参观,并顺道去奉天宫谒祖进香。这是庙首们第一次去台湾,他们在五福宫偶遇了马英九,刘金吉、陈金寨等人和马英九在一起的图片新闻,在互联网传开来,村民们说,陈坂宫火了。

回到外碧村后,陈金寨常常讲起自己的台湾见闻:“台湾人见面就会问:你们是哪里来的?我们说是福建来的。他们就说:‘我们也是福建来的!’”

2015年秋天,陈坂宫决定前往台湾奉天宫参加百年大醮,村里有40多个人。礼尚往来,他们首次“回礼”了44万新台币给奉天宫。这40多个人定制了统一的蓝马甲,仿造台湾人在袖口上写着自己的名字和职务,红帽子上绣黄字:“福建陈坂宫开永妈祖庙”。他们还带去了一个横幅标语:“台湾乡亲,您好!”

“那真是热闹啊,三万多人参与,交通都瘫痪了。”陈金寨赞叹,让他觉得更有面子的是,几十个前来参加庆典的队伍,奉天宫唯独把福建陈坂宫开永妈祖庙的队伍拉到了头一个,和奉天宫排在一起。

陈坂宫果然越来越火,陈进国还找朋友帮忙,请了连战、吴伯雄、宋楚瑜、王金平等国民党大佬的题词,挂在陈坂宫对面的山坡上,村里的人再远也能看见。

也有不少外地乡贤看到了和台湾的合作机会,“台湾的各种技术都非常好,应该和台湾人有事业的交流。”陈卓(化名)是外碧村拼出去的年轻人,他聊起过去,没日没夜的工作只想离开那个偏远的老家,但这一两年,因为陈坂宫的妈祖文化交流,联合了不少乡贤和台湾人,陈卓开始想,是时候拼回去了。“我这一两年回碧村的次数,比过去十年加起来都多得多。”他说。

陈进国很少参加开永妈祖庙的巡境和交流活动,他希望与陈坂宫保持可以远观的距离,“我不想成为一个主导者,村民们有自己的智慧,明白如何按乡村的文化逻辑去行事。我希望能结一个善缘,做一个外碧人应该做的事。”陈进国在北京的家中,常常泡上一壶永春老茶,观看陈坂宫的庙董们发给他的活动视频。中国人的故乡情结,在陈进国心中也在慢慢地变深了。

在闽南,外出的乡贤,无论走到多远,有能力的时候回馈乡里,是千年不变的传统。陈进国把开永妈祖庙当成一个种子,种在自己的家乡,让它发芽和自我培育。陈进国说,在乡村营造的过程当中,更重要的是培养这个社区人的共同体观念,留下可记忆的文化乡愁,塑造出对家乡的认同感,在这个基础之上,使得乡村的文化传统,得以可持续性的发展,并有自身造血的功能。

村民兴建开永妈祖庙时,陈进国联系了福建颇有影响力的慈善组织“厦门同心慈善会”,会长广普法师捐助了5000元。陈进国想,不妨以村委会和陈坂宫董事会的名义,用这笔钱共同成立一个村级慈善会。这个想法得到了村委会和陈坂宫庙首的认同,毕竟陈坂宫过去就承担着慈善的功能。

2013年2月,外碧村成立“天心慈善会”,得到外地乡贤的捐助两万多元。但是,陈进国在观看庙首发来的视频时发现,成立大会上,台上和台下像两个分割开的空间,“乡贤们有关资助和推动本村文教事业的举措,似乎远没有像修庙一样,引发足够的热情。”

2013年春节,陈进国返乡,陈坂宫庙首们招待他吃了一顿饭。饭桌上,几位庙首展开了一场充满火药味的争论,主题是陈坂宫参与做慈善是否符合时机?是不是该一心一意修庙?

对于这场激烈的争议,陈进国的建议首先是,改变陈坂宫的组织方式。他倡议:“如果陈坂宫想要有后续的发展潜力,应当继续完善并制定相应的民主管理制度和财务制度。”也就是说,所有争论由磋商后民主投票解决。

陈进国参考台湾的宫庙体制,帮忙草拟了管理制度,由庙首们统一修订后,悬挂在陈坂宫的墙上。原本希望按照选举,从村里选举出9名庙董,但选举方案在村落各处争执不下,最后庙首们决定,每个角落(相当于过去的各个生产队)派出一名代表共同管理陈坂宫,这样,陈坂宫一共有13名庙董。李文峰是董事长,陈金寨成为了总干事。

根据新制定的财务规定,陈坂宫还配备财务和出纳,把陈坂宫每年的收支明细公示给村民和外地乡贤,每笔支出都要三人签字。

至于那场关于慈善的争论,庙董们最后决定,每年抽取部分香火钱,用以“天心慈善会”(永春慈善总会天心基金)的运作,管理陈坂宫的资金和做慈善的资金分开。

2013年,妈姐诞辰1053周年之时,“天心慈善会”和陈坂宫共同举办了一次活动,表彰“孝慈楷模家庭”。他们选出了30户孝慈家庭,除了外碧村的三户,其余都来自周边乡镇。但是,陈坂宫的义工们发出邀请函之后,不少“孝慈家庭”没有来参加活动,“他们以为是要钱的,不敢来。”陈金寨说。直到参加的人回去后,告诉他们,这不是要钱,是送钱的,送了800块钱。

除了评选孝慈家庭外,庙首还集体特意跑到泉州去观摩“乞龟”。这是妈祖庙的一种公益民俗活动,用捐款买来大米,分装成5斤的袋子,再叠成福龟的形象,进行开光仪式后,人们都相信乞回福米,可以保家平安。陈坂宫买来了5000斤大米,分装成1000袋,在活动结束后,便分发给周边五六个村子的老人们。

乡村慈善结合信仰,就这么慢慢地被带动了起来。

陈进国说,这只是“刚开始”,希望也是一种蝴蝶效应。他总结道,第一步建庙只是唤醒和发明传统,弘扬良善的民俗文化,凝聚社区民众和乡贤的文化认同感,第二步,通过公益慈善唤醒乡贤爱故乡的自觉能动性,也让儒家朴素的慈孝文化固本培元。现在,陈进国号召大家做第三步,在村落的华侨名居——福安堂,建一个乡土记忆馆,让这个乡土记忆馆将成为一个文化记忆的载体,乡村旅游文化的展示平台。

从乡村社区的文化构建入手,让社区人如何动起来,这也是陈进国从台湾、日本的社区总体营造中看到的成功经验。他和乡贤们都期盼,外碧村不再变空,还会有更多的人回来。

2016年3月25日,陈进国参加了一场在北京《十月》文学杂志的研讨会,名为“回馈乡村,何以可能”。研讨会的由头是网上疯传的一篇文章《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对于这篇文章,陈进国哈哈一笑:“文章写得很感人。但这是悲情主义的,个体家庭的命运不能移情为乡村的问题。”

“那您更认同哪种回馈乡村的方式?”我问。

“建设的。”陈进国言简意赅地回复。

所有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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