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天空下着雨，夹着米粒雪。高楼在雨中有些朦胧，望不见顶。
我正要放下照片，一个年轻的保安走了过来。
“你这是在干什么？”严肃的语气与他年轻的脸有点不相称。我停下来，试着跟他解释：我是一名摄影师，正在做一个摄影计划。
2015年12月，上海的冬天格外冷，尤其是雨天，从雨中穿过的风吹到脸上像锋利的小刀。年轻的保安戴着雷锋帽，耳朵紧紧地包在了里面。他说他叫曾海，今年20岁，老家是湖南的。现在在徐家汇做大商圈保安。
“我喜欢人物照片，但是你的人物照片里，人的表情都不好。”曾海说，“我想要一张风景照片。”
我选了一张家乡的风景照给他。照片里有冬天干涸的稻田和燃放烟花的烟雾。他说他很喜欢，因为看着它会让他想起老家的样子。
过道廊下，有很多人在躲雨，雨中的街道比平时显得空旷，徐家汇也显得安静了很多。
留下联系方式后，我继续往前走。铺满磁砖的街道有点湿滑，我和匆忙的路人擦肩而过，我不知道前路怎样，也不知道雨什么时候会停下来。
大概一个月以后，年轻的保安给我发微信，问我是否可以借他一百块钱。我问他为什么。他说他被骗了，工作也丢了，身上一分钱也没有。我给他微信上转了一百块钱。但我不知道，那一百块钱在上海是否真的有用。
2
我今年32岁，出生于江西省宁都县对坊乡寺背村，那是江西最南边的村庄之一。20岁时，我到上海念大学，从此一直在那里生活。在上海，我成了一名摄影师。我的第一批照片拍摄的大部分是我的家人、故乡。
2015年12月5日，我决定从上海人民广场出发，沿着国道往西南方向，行走1000公里，最后回到我出生的那个村庄。我把这个计划称为“走回故乡”。整个过程将耗时55天。同时，我也发起了网络众筹，希望能筹集到一部分资金，用来改善我老家村庄里的小学。
在徒步过程中，每隔一公里，我将放下一张照片。最终，这将是一个长达1000公里的摄影展览。
所有这些放在路上的照片，都是关于我的生活，有胶片的，有数码的，也有是手机拍摄的。我把我生活中最私密的、与我关系最密切的人和事的照片，放置在我回家的路上。在展出照片的过程中，我记录每一张照片的精确座标。展览完成时，这些座标将在中国的地图上连成一条线，那便是我的回家之路。
我想，应该不会有人去看这个漫长的展览，实际上也很难看到。很多的照片，我放置得很隐蔽，也有很多照片在我放下的那一瞬间就被风吹走了。
3
还没有出上海的时候，我遇见了几天好天气。那时，整个中国北方都笼罩在浓重的雾霾之中。在好天气走路是一件很舒服的事情，虽然汗水会把衣服湿透。但天气好，我拍的照片就最多。下雨时，我总是得把手动对焦的中画幅相机放到包里，一是必须撑伞，没有空余的手对焦，二是担心相机淋湿发生故障。如果是阴天，走路也是不错的，衣服不会湿透，也能拍照，虽然光线不够。除了拍照，我常常把挂在身上的Gopro打开，记录一些路上情况。
出发六天后，我进入了浙江境内，下着雨。我在界牌下面留影纪念，我放下了一张照片，但大风很快把照片吹到了马路中间。马路对面，有一卡车的猪在等待安检，目的地可能是上海的某个屠宰场。
进了浙江之后，北方的雾霾被吹到南方。我行走在混合了汽车尾气的雾霾之中，朝着杭州方向前行。国道边的工厂一座连一座，烟囱高耸入云，排出深白色的浓烟。
“我能不能拍一下你店里的皮草？”我那时正路过海宁，中国的皮草之都。沿路都是皮草店铺，我冒充观光游客的身份，小心翼翼地问一家店铺的老板。
“可以，随便拍吧，我们这是合法的。”老板大方地答应了。
“这里动物的皮毛是从哪里来的啊？”我问老板，并问了一些价钱。
“都是人工养的，现在已经没多少野生的了。”老板说。我拍了几张照片，道谢后便出来了。
店铺的外面有一个空旷的广场，广场上也铺满了整片狐狸皮毛，我胆子大了一些，上前搭讪。老板模样的男人主动邀请我拍照，问我是不是可以做点宣传，说生意没有以前好做了。我拍了几张，说我没法宣传，只是路过。老板显然有点失望。
我背着包，继续往前走。
临平已经属于杭州，我在路过的街上配了一副眼镜。出门的时候我就有预感眼镜要坏，因为已经坏过一次了。
中午时，一个人给我打电话，说跟我是同一个村的老乡。他说他正好在临平，希望陪我走一段。那时我正在一家快餐店里吃40块钱一份的牛排。为了保持体力，每天中午，我都尽可能多吃肉。虽然九成熟的牛排嚼起来像坚硬的塑料，但总比旁边的麻辣烫扛饿。
我们约好在眼镜店碰面。然后他带我往杭州市区方向前进。临平正在大兴土木，我们在巨大的工地里穿行，呼吸着带着灰尘颗粒的空气。每走一段，老乡便给我发一支“和天下”香烟，他说自己做工程质量检测，偶尔有人送烟。
六七公里之后，老乡的脚底就起了泡，回家开车去了。
320国道向前延伸，几乎看不见尽头，它像一条长龙，卧在中国的南方。路一直在脚下，我迈开脚步的时候它便往后退。我一步一步往前走，中午休息一到两个小时，傍晚时分再找住处歇息。每天一到中午十二点半，肚子就会开始提醒我。我总是在出门前先查好地图，如果沿路没有村庄或镇子，我会在早餐时多买一点食物，加上包里的巧克力，可以简单应付。到了傍晚，有镇子或城市的地方，能找到条件稍好的酒店，我便可以洗澡，顺便换洗衣服。
12月23日，我走向浙江的下涯镇，距离建德市区十公里的一个小镇。
国道两旁的山开始多了起来，村庄隐藏在迷雾之中，雨后的空气也清新了许多。就连汽车压马路的声音都变得好听起来，尤其是压到减速带的声音。有时候，路边的树上站满麻雀。我很喜欢麻雀，它们成群结队，像极了年轻的流窜在世间的失落青年。
十二点半的时候，肚子开始提醒我了。那天，我的包里还有早上打包的饼，不必费劲找餐馆了。国道旁边的房子大多都没有人。上山村的礼堂锁着，不能进去。旁边一户人家有个大院子，一对老人正在门口，门口正好有几张破旧的椅子。
“我能不能到你院子去避下风，休息一会儿？”我站在路边朝老人喊，风太大，他们没有听清。我走进院子，问是否可以在院子里休息一会儿。
“好的好的，你坐吧。”老人答应了。
我放下包，取出饼。风有点大，我躲在门外背风的地方。
刚进门的爷爷很快出来了，手上拿着一个蛇皮袋，用烟头烫了几个洞，一只鸭子的头露在外面。我跟他点头，他没有回应，径直到路边等公交车，一会儿便走了。
我在椅子上坐下，继续吃饼。老奶奶出来，问我是否要水。手里的饼早已冷了，我要了开水。
“我老伴刚出门的时候，让我出来叫你进去吃饭，家里还有中午的饭。”老奶奶端来了开水。我说不用，她又进门拿了苹果、橘子和点心给我。我推迟不了，拿了一个苹果，她把另一个也塞给了我。
我喝了两碗开水，老奶奶一直陪着说话，得知我要走回江西，她一直劝我坐车回家：“走路很辛苦的，你是不是没钱了，坐车回去吧，不要很多钱，两三百就可以了。你这么久才能走回家，老婆肯定要担心死的。”
喝完水，我们穿过厨房，进到里屋烤火。老奶奶的厨房有土灶，有厚厚的切菜板、大水缸和红色的碗柜，有点像我家乡的厨房。
“我有三个女儿，没有儿子，我的外孙比你小一点。”老奶奶七十多岁，她去年还在外面工作，还能挑东西。“今年没有出门，脚、肩膀的神经都疼。老了，不中用了。”她家里没有其他人，烧炭的火盆旁边是破旧的沙发。她说，常常有附近的老人来一起聊天。
屋子里的墙上布满厚厚的灰尘，我坐在沙发上的旧毛毯上，很暖和。电视机里的京剧CD放完一盘，她便上去换碟。奶奶吸烟，给我发烟，是湖南的大“白沙”。
我有点累，问是不是可以靠着休息一刻钟再走。她说可以，起身要关掉电视机里的京戏。我说这样挺好，我也喜欢听。
我闭上眼睛靠在墙上，前面是火盆，安心极了。老奶奶安静地看戏，不再说话，有那么一刻，我像回到了自己的奶奶家里。我并没有真正睡着，只是闭着眼睛。我想老奶奶也想有个孙子吧。屋子里除了京戏的唱腔，很安静，偶尔能听见老奶奶轻轻拨炭火的声音。
可能我真的睡着了，当我睁开眼睛，时间已经过了一刻钟。我起身，跟老奶奶说我得走了。她跟着出来，我给她点烟，她很拘谨：“我怎么能抽你发的烟呢。”
“下次带老婆孩子一起来吃饭，就在村里的礼堂旁边。”我背起包，老奶奶说。我应着。其实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还有机会再来。
出了院子，我走到马路上，想为她的房子拍张照片，以便记住这个地方。透过取景器，我发现她还站在门口，笑得像一朵花。我招手，她也招手。
我转身走上320国道，口袋里放着临走时她塞给我的两把瓜子。瓜子很香，我没有再回头。
4
出了浙江便是江西。有一天，我突然接到了一个电话，说是赣州晚报的记者，希望采访我。从那时开始，我发现事情慢慢有了变化。
首先，我变成了记者眼里的报道对象，成了他们眼中社会需要的正能量。曾在县城工作数十年的一位同村记者，从深圳发来信息，说“已经为我联系好了县乡村各级政府，希望我能够积极配合，把项目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最大化。”
“你到哪里了？很多人说你没钱了，要大家捐钱给你走路回家，我这边很多人都在说你。”我的岳父打电话来，单刀直入。我解释了很久，并不是因为没有钱，我才走路回家。
偶尔，我会在路边的小店吃午饭休息。冬天的太阳晒着很舒服，屋外的阳光透过厨房的玻璃，晒到饭桌后大大的毛主席像上，电视机里重复放着声音巨大的广告：“如果脑白金有效，请为我点赞。”
每天我打开微信，总是有很多网友加我，希望认识我，地点显示来自江西赣州。有的是从未联系的同村人和远房亲戚，也有人自称同为宁都人的老乡和赣州人。每天有不认识的网友给我私信，问我到了什么地方，累不累。我有点惊恐，也无法处理那么多重复的信息。到最后，我只能把网络关了，安心走路。
在我刚从上海出发时，就有鹰潭一位热心的摄影师与我联系，说如果到了鹰潭，要提前告知他。但当我抵达金溪县的时候，他便已安排了当地一位老总开车来半路迎接我，并安排了一家酒店。在鹰潭地区的那三天，我两天住在当地最贵的五星级饭店，一天住在龙虎山的度假客栈里。那时，我白天走路，晚上被接回到城区，跟摄影师们一起晚餐。热心的摄影师总是把我安排在十几个人的大桌，坐在主位上——甚至六七十岁的摄影师都叫我老师，我忐忑不安。在大家酒杯交错的时候，我埋头吃饭。
五星级的酒店房间极好，除了宽大舒适的大床和卫生间，还有干净的浴缸。我躺在浴缸里，享受着热水，消化着胃里的美食。早上起来，我坐在巨大的落地窗前，看着鹰潭的风景，有种错觉。
离开鹰潭后，我继续往前走。南丰蜜橘堆满了国道的两边和路过村庄的小河，路上飘荡着蜜橘腐烂的橘子香，树上也有许多未采摘的蜜橘，任麻雀啄食。当地人说，今年的蜜橘销售很差，收购价在每斤五毛以内，果农卖的钱还不够支付采摘的劳力成本。
“你是网上说的那个从上海走回家的人吗？”在加油站，一个带着细毛线帽的年轻人问我。他正在给车加油，大概是看到我正在放照片。
我给他拍照，然后继续上路。没走几公里，那个年轻人竟然在前面等着，说已经把车开到前面，希望能够陪我走一段路。
“我是做培训的，平时不忙，有空的时候也希望走走路，锻炼身体。偶尔为百度地图踩点，赚点外快。”年轻人是南丰本地人，33岁，妻子是大学同学，现在已经有了孩子。他陪我走了六七公里，然后站在路边等公交车，坐到他放车的地方，再开车回家。
临近宁都县城，有更多的人打电话来，希望陪我走，迎我回家。我的小叔叔打电话，说他有几十个朋友想去买国旗和横幅，到县城北门来欢迎我。我回绝了。但他的朋友们仍然开着车过来了。他们穿着整齐，男人西装领带，女人高跟鞋，不停地催促带来的孩子与我握手合影。
我心无余力，只想走路。
5
快到宁都的那个中午，阴沉的天空飘了几粒米雪。
那个记者联系好的县政府各部门负责人，开始不断地给我来电或信息，希望在县城有一个仪式。我推迟来推迟去，最后只好答应了一顿简单晚饭。县委宣传部、文明办、教育局等均有人到场，还送了鲜花。酒桌上大家都很客气，隔壁房间的上级领导也前来敬酒。桌上的都是领导，我小叔坐在旁边有点坐立不安，频频起身为大家加酒倒茶。我听着大家的夸奖，吃了很多肉丸，喝了两小杯米酒。
“我们尊重你的意思，县城就不搞欢迎仪式了，但是乡里和村里还是要搞的。也是领导和村民的一片心意。”吃饭的时候，领导们劝我，小叔也在旁边附和。
晚饭后，小学校长也打来电话，希望还是要有简单的欢迎仪式，不然不好跟上级领导交代。
“不要鞭炮，不要锣鼓，不要结队欢迎，其他就按你的意思办吧。”我最后答应了老师。
按照原计划，我将在1月28号回到村里。但由于害怕迎接仪式，我故意推迟了一天，以为那样大家便会散去。29号，到镇上的时候，小学校长早早便在那里等着了，陪同的还有邻村小学的校长。我们吃过早饭，便往村里走。
镇上到村里只有13公里，路程很短。但我之前提的要求，全都失效了。
锣鼓队早已等在了邻村的马路两旁，刚看见我，就敲了起来。许多上了年纪的同村人也来了，乡长也来了。我们浩浩荡荡地往村里走，路边的村民都站在门口望着。
锣鼓队在前面开路，乡长和村长走在我的两边。我停下来拍照，乡长拍着我的肩旁说，“漂亮的风景应该多拍一些。”教育局长和小学校长已提前回去，他们要指挥学生开始迎接了。
村子中央马路两边的墙上贴满了：“欢迎拉黑回家”、“为拉黑点赞”、“千里回乡，情系教育”等横幅。小学的门口也已经站好了两队学生，教育局长指挥大家齐喊“欢迎欢迎，热烈欢迎”。在众人的簇拥下，我走进了学校。
放假后的学校操场显得空荡荡的，国旗下摆放了几张桌子，墙上拉着欢迎横幅。在大家的推拥之下，我和教育局长、乡长、校长站到桌子后面，接受欢迎，发表感言。站在前面的村民们，个个拿着手机拍照录像。
那几分钟，我好像成了明星。
6
到春节前，通过微信众筹，我一共募集到6万余元。这些钱大部分来自我的朋友，也有不认识的网友，也有在外务工的同村村民。现在，其中两万元已经计划用于为老师们购置床铺和太阳能热水器。剩下的4万多元，还不知如何使用。
在这1000公里的路上，我随处放下了近千张照片。但最后的两张照片，我却一直没有放下——虽然我已经确定了照片和安放的地点。在我的内心里面，回乡之路似乎还未完成。我不知道何时才能真正放下那最后的两张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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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黑，独立摄影师，现生活在上海，1984年出生于江西，2008年毕业于復旦大学中文系。拉黑的作品涉及环境问题、年轻人生存状态、身体与身份、记忆与时间等。2010年，他开始在上海进行街头露天展览，2014年与独立摄影师高山完成全国露天巡回展项目。
本文节选整理自拉黑的徒步日记。他说，徒步时，每天早上他基本在七点半到八点之间起床，然后喝水，整理行李，出门吃早饭。吃完早饭回到住处，开始写日记，同时确定当天的目的地。
所有图片都由拉黑拍摄。
这趟旅途的其他照片，请关注明天的正午·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