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 | 中缅边境的罪恶小城

Brendon Hong · 01/02

 

在中国云南打洛镇的汽车站,聚集了不少脸庞晒成褐色、骑摩托车的人。他们正在招徕生意——二十分钟边境游。中国人和缅甸人可以经由官方通道,从打洛到勐拉,穿越中缅边境。但很多中国人不去办理证件,他们雇当地人骑摩托带他们从山路穿越边境,很刺激,也省钱。

在一片“偷渡!偷渡!”的喊声中,康很安静。他不大张扬,强迫别人注意自己。他身穿棕色帆布夹克和紧身蓝色牛仔裤,几乎是时尚的,但是廉价的灰绿色人字拖打破了整体的协调。

我问康,车费多少。100块人民币,大约16美元。我没有讨价还价,跳上车。

康的摩托是重庆力帆生产的轰轰烈,价格便宜,也很危险。这是一款通用车型,不是运动款,并不适用如此崎岖的山路。但是整个打洛镇都骑这一款,或者类似的车型。在中国,无论条件多有限,都得抓住,然后尽可能利用它们。

旅程并不轻松。有时候,我们沿着悬崖颠簸。上坡路很陡,我好几次从座位上滑了下来。下坡时常常被颠起来,坐稳的时候不多。有时候路还算平坦,但几秒钟过后就是一段坑坑洼洼。康开得娴熟又小心,一路奔向缅甸。

“你怎么知道这附近没有边境警察?”我问道。

“在你来之前我已经翻过这边的山路了,”他回答说,“我们现在很安全。”

这些山是康的家。他是打洛当地人,从他记事起,他就在中缅边境不断穿梭。边境并没有那么泾渭分明,部分原因是云南和缅甸掸邦人有相同的血缘,家族经常会跨越两个国家的边界。

我不知道具体是哪个时刻,我们离开了中国的疆界,但是没过多久,我们就遇到了穿着东掸邦军队制服的人。他们在检查站朝我们挥手,但他们没有检查护照。一般的过境规则似乎并不适用这里。

坐在康的摩托车上,从中国前往缅甸。

 

我第一次对勐拉产生兴趣是在去年。当时,我和一些中国人待过一段时间,他们买卖、收藏虎骨酒,自己也喝。其中几个甚至曾经去过越南吃穿山甲。通常他们认为吃珍稀动物会有惊人的医疗保健作用,而有的人只是为了炫耀财富和地位。曾经有新闻报道说,勐拉是濒危动物的交易中心,主要是为了迎合中国人对于珍奇食物的爱好。

在过去,这也许是真的——这里曾经有过至少一个熊胆汁养殖场,餐馆菜单上也有熊肉——但是我发现现在不是这么回事了。因为引起了很多关注,这些产业被关闭,或者转移到了别处。几个妇女在菜市场仍在出售一些像是虎皮和穿山甲的东西,但是大多数都是假的。干的“虎爪”实际上是大狗的爪子,“虎皮”是染色的狗皮,“虎鞭”则来自鹿。偶尔有几个中国人呆呆地看着,但没有打算购买。当我向这些妇女打听这些动物制品的时候,她们笑着承认这些都不是真的。不过,如果是一个笨蛋,她们也会很乐意把他的口袋掏空。

菜市场外,有一个小商店出售虎骨酒。根据我在云南遇到的几个中医的说法,这酒是真的,是当地掸邦妇女制作的。每斤卖800块人民币,大约130美元1品脱。酒很烈,虎骨、草药、根须都浸泡在像伏特加一样烈的酒里。对我来说,这酒太贵了。

“等等,”她说,“我让你尝一杯。”

她从商店后门出去,回来的时候拿着一个茶杯,这是她自己用的杯子。她用瓶装水冲洗了一下,然后用衬衣衣角擦干——衬衣看起来最近没洗过。然后,她从柜台后的黄色塑料袋中拿出一把生锈的长勺,伸进一个5英尺的容器里,搅拌了几秒钟,盛出一杯酒递给我,看上去又少又珍贵。琥珀色的液体散发出草药的味道,像中药店里的气味。我喝了下去,没有很糟。有点野味,有点咸,有点灼热,尝起来像是我在香港喝过的蛇酒,但更烈。

这名掸邦妇女亲身经历了勐拉从无到有、从茅草屋到一个小镇的变化。1994年,联合国在这里安装了自来水,中国人带来了电和通信。但是随着基础设施而来的还有金钱和堕落,勐拉被中国商人开发成了一个罪恶小城。在这里,中国人(大部分是男人)沉湎于各种禁忌:濒危动物食品、随意的性交易,高风险赌博。对这些大型赌场和成排的妓院,勐拉政府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很显然,勐拉的大部分地方都属于中国人。我们常常感觉不到自己身处缅甸。这个掸邦妇女是很少的例外:她是当地人,却没有为中国人工作。她的虎骨来自中国的养殖场,那里养殖老虎,以获得虎骨,规模化生产虎骨酒。“这是一项传统,”她说,“虎骨酒会让你身体更强壮,血液流通更畅快。”

实际上,虎骨酒只是乍现。在勐拉,人们会选择喝啤酒,青岛啤酒或者缅甸啤酒。小镇的中心是一圈大排档和啤酒摊,一个半醉的男人掌管着几个摊位,旁边就是“红灯区”,一打以上的妓院没有任何掩饰地在营业。

我管这个醉酒的男人叫“老板”,他来自南京,曾经常去澳门。

“我输了这么多,”他说着,竖起大拇指和食指,在中国,这是“八”的意思。

800万人民币?将近130万美元,不是个小数目。

他大笑,眼睛泛红。“800万!那就太好了!”他低声说,“8亿。”

他的儿子在加拿大读商科。老板和家里人比较疏远。他来勐拉,是相信澳门放高利贷的不会穿越中国、又跨越边境来找他追债。也许他想错了,但是至少这时他很满意,尤其是喝得大醉之后。

他在我桌上留下了一瓶白酒,让我想喝多少就喝多少。“这是我的私藏,”他说,“在我喝完之前喝掉它!不收钱!”我拿起瓶子看了看,没剩多少了。

市场上的假冒虎爪,来自一些大狗的爪子。
勐拉镇上一个售卖虎骨酒的商店。
赌场雇佣居住的宿舍,和中国内地很多工厂宿舍一样。
盗版喜来登酒店。
一个僧人照看着中缅友谊塔,这座塔也成为了旅游景点。

 

我在勐拉这个平行世界里度过了四天。我见过将近二十年没有回家的中国人。我在赌场里闲逛,看到男男女女拿着大把的人民币,眼睛通红,玩着一样的游戏。很多人看上去都几天没睡觉了,至少没有睡好。在最大的一个赌博大厅里,我被误认为中国的便衣警察,热情的管理人员试图让一个姑娘在我的房间里好好“招待”我。回到城中心,我看到了生平所见最大的盗版建筑——一整座喜来登酒店。

最后,该回到打洛去了。我给康打电话,让他来接我。回去的路上,山里人警告我们说,中国边境警察在巡逻。我们猛地刹车。我从橡胶树丛缝隙看到一个穿着迷彩服、有红色肩章的人,他蹲在土路边,正盯着我看。康说我们可以选择另外一条路,但需要20美元来行贿。我说好吧。那名边境警察发现了我们,他追了过来。我们离开土路,进入树林。这很不安全,摩托车在落叶上打滑。但是幸运的是,警察不想追进树丛,我们就这样甩掉了他们。康比他们更熟悉山里。他们的检查站只有几星期的历史,可康对这山路的了解已经有几十年了。我们很快就到了中国,在柏油路上一路开回了汽车站。

离开打洛的时候,我遇到了一个来自北京的赌徒,三个星期前他来到勐拉。手气最旺的时候,他有30万人民币,最后只剩1万。对他来说,这不是太大的损失,但他也很不高兴。他问我住在哪里。我说我住在香港。他问我关于政治、关于最近一些新闻的看法。说完之后,他想了一会儿,说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提起这些,他并不是真的在乎。他问我在赌场里玩得怎么样。我根本没赌,但我编了一个谎。我说我是学数学的,赌博有一些模式可循。这都是胡说八道,但是他表现得非常理解。

他一直看着车窗外,从未移开目光。对他来说,我的出现只不过是个插曲。我们沉默地坐了一会儿。司机爬进了驾驶座。维护不佳的引擎启动时发出咔咔的声响,把勐拉最后一点微粒从我们身上晃下去。仍是早晨,锐利的中国阳光照射着缅甸的浮尘,我们一路向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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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endon Hong是一位作家、摄影师,常驻香港。

翻译:马越  校订:郭玉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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